# 国家的权重
原创 卢克文 [ 卢克文工作室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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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很喜欢看《读者》这本杂志，那时候小，没见过什么世面，出国又是极少数人才有的机会，普通平民没有接触到国外的可能，了解世界全靠《读者》、《意林》这种几块钱的平价杂志。
《读者》里讲述了大量关于国外生活的故事，杂志里满是一个充满了美好细节的富裕社会，人人知书达理、遵纪守法、热爱读书，每个人都充满了善意，大家都摸着良心过日子，老外们个个谦逊、良善、低调、坚毅，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每天都活得白莲花一样，文章里也总是有意无意借此批评一下国人，素质太低啦、欲望太浮躁啦等等，许多人读了，便不由得捶胸顿足，升起一股民族危急的悲怆感。
2006年时《读者》发行量突破了一千万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期刊发行的最高峰，影响到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2006年，中国出境人数为3200万人，这个出境是包含港澳台的，扣掉这部分区域，出过国的实际只有约1000万左右，中国出国的又以新马泰这些东南亚国家为主力，一年去欧美国家的估计只有两三百万，跟现在每年光春节就有近600万华人在海外旅游过年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时候怎么吹国外都没有人怀疑。
中国人大量外出旅游见世面是2010年以后的事情，见得多了，国人开始清醒过来，好像欧美也就那么回事，百姓也不是谦谦君子，欲望跟我们其实差不多，道德标准也没强多少。
我在巴黎圣母院门口见到随地丢弃的一堆垃圾时愣了一下，这跟我过去听到的巴黎不一样啊，还怀疑这是偶然现象，到了卢浮宫，一堆人挤在那个小小的蒙娜丽莎画像前拍照，我嫌挤就在远处观望，只一会就听到有个中国大妈焦急地大喊“钱包被偷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蒙娜丽莎画像前都快成据点了，专偷中国游客的钱包，但卢浮宫的法国保安根本不当一回事，从来不管，大妈去找他们求救时，那几个保安两只手扶着腰间的皮带，转过头不看大妈，一脸不耐烦的表情。
就是在巴黎市中心购物区，华人的脚步都要走快几步，这里的小偷见到中国人，就兴奋异常地围过来准备顺点东西。
不只是巴黎，俄罗斯圣彼得堡火车站门口也有专抢华人的团队，亲眼见到独行的中国老人，被一堆人围过来抢手机和钱包，抢完就一溜烟跑得飞快。
我还在泰国见过赤贫的儿童，在东京见过什么都不想做的流浪汉，全世界其实都一个操性，该辛苦的还是得辛苦，该剥削的还是会剥削，谁都要老老实实被生活摁着头工作上班交税，我就从来没见过《读者》里所说的那种桃花源式的国外生活。
那时候中国不仅会有大量传播“国外生活十分美好”的文章，还会有人将美好方式跟政治制度强行绑定，认为有这种美好生活的原因，是在于他们有优秀的制度，我们只有全面向他们学习，国家才有光明的未来，才能过上跟他们一样的好日子。
这一整套制度包括时常能听到的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议会制等等。
如果不执行这一套制度的国家，那一定是愚昧落后的国家，只有执行了上面的制度，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现代国家，那是通往现代文明唯一的方向。
但是到了2020年，中国在并没有实行这些制度的情况下，突然也超了车，一是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二是新冠疫情下全世界大国就剩中国独善其身，其它国家陷入瘟疫里反反复复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与中国这边各个城市可怕的动员组织能力形成巨大反差，全球大国也只有中国经济出现了正增长，其它国家一脸懵逼四处灭火，给全球人民的价值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在中国疫情刚刚发生时，推特上一堆人说如果这发生在西式民主国家，一定会及时扑灭，不可能爆发疫情，只有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才会瞒报疫情。
现在西方国家反而搞成这个样子，实在叫全球普及西式民主的人陷入了极大的尴尬。
由于世界的发展跟我们从小受到的价值观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也很懵。
因为西式民主的价值观，是中国的民间媒体、部分知识分子花了好几十年向我们这一代传授的认知，我们也基本认同了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这些东西，一个国家一定会走向腐化和贫穷，并且将其奉为金科玉律，
** 这是一套十分庞杂完整的话语体系，是西方最顶尖的学者花了上百年建立起来的理论， **
又有欧美强国事实作证，因此能深深影响到年轻人的思想，按照人类文明过去强国的发展历程、富国的治理路线，这条路看起来好像没错，为什么现在搞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西式民主给我们的价值观并不正确，那到底什么样的价值观才是正确的？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见到有人提供给一个完整的新版本给我们。
我们以前对这套理论连怀疑的勇气都没有，现在它突然在现实中倒下了，我们也手足无措。
我们只好在黑暗的知识空间里自己摸索前行。
我时常深夜一个人在小区的香樟树下一边踱步一边思考，作为一个出身底层工人阶层、中国几十年工业化的亲历者，我亲身体验过广东省过去的黑暗岁月，1990-2010这20年的工业大省广东，有四大锢疾，分别是飞车党、暂住证、治安队和色情业泛滥，其中色情业和飞车党是被行政手段一刀解决的，通过大面积禁摩，飞车党2009年逐渐消失，也通过严厉打禁，色情业在2014年消失，暂住证和治安队则是《南方都市报》曝光孙志刚案后才解决的，我们当时从各省来广东打工的人，对查暂住证和治安队恨之入骨，治安队往往开着几辆铁笼车，堵住马路两头，手里拿着铁棍，然后一个一个盘查行人的暂住证，有人反抗就要被痛打一顿，没有暂住证的就要被关进铁笼车里拉走，所有外省人走在广东街头都心惊肉跳。
我当时的同宿舍工友一年被抓进去四次，每次都要三百块钱才放人，如果没有人来赎身，就要被拉去免费修几个月铁路，治安队还经常打死人，孙志刚绝不是孤立事件，我在工厂时，常听到工友们聊起谁的亲友不明不白死了，或者进了治安队就从此消失了，大家都觉得自己活得如同蝼蚁一般，谈话时空气里总是充满了悲凉的氛围。
我在2010年时还采访过几位曾经被治安队抓进过看守所的人，这些人都将这段记忆当成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言谈时充满了无尽的愤怒。
我将这些人的经历曾经写在一篇小说《公元二零零三》里，后来这篇小说丢失了，很多人的生活细节也找不到了。
如果没有媒体的言论自由，广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治安队和暂住证两大让民间无比痛恨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一直是支持言论自由的，至少政府是要有一定包容性的，能容忍媒体指出施政中的错误。
但是言论自由似乎又该有一定边界，比如台湾省的电视节目，经常说一些跟弱智一样的聊天内容，总是把事情搞得一惊一乍的，显然又走向了事情的反面。
我个人是从言论自由这一条开始，慢慢接受了整个西方民主体系的价值观，2010年左右我还在网上跟人辩论哪种制度更好，我当时一直站在西方民主这边的。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的思想渐渐有了改观。
一是自己肉眼可见的，身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开始得到了改善，中国并没有腐化堕落下去，二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内部反腐，反腐之后，现在的政府跟十八大之前的政府公信力焕然一新。
2012年中国共产党说要反腐时，民众起先还有些不信，因为这个词以前都说了二十年了，丝毫不见改观，没想到这回来真的。
我们在2010年代前，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著名的话，叫“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这句话也同样被当成金科玉律，我们当时都认为，共产党肯定没办法完成内部反腐，他是一个“腐败而不腐朽的党”，不可能自己割自己的肉，按这个逻辑，那宁肯党亡掉也要保国家，因此都对政府十分不满。
那时中国的拆迁、城管、暴力执法等问题也在激化社会矛盾，贪腐又一直解决不了，大约在这时，网络上的公知开始成为主流，向大家普及公民教育、传播西式民主，那时候大众是欣然接受的，很少有人抨击他们，后来明白，其实公知受欢迎，根源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出了问题，如果政府做得相对较好，比如2020年，那公知就会没有市场，大家也不吃西方民主那一套。
其实当年很多公知自己也没有在欧美生活过，只是抱着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幻想描绘欧美，一时描绘得过于美好，好话说得上了头，才会在今天被大众嫌弃。
真正舍弃一切奔赴欧美的人，像乔木这样，就会清醒过来，也不是走向反面说欧美就惨绝人寰，而是得到一个正常的认知：就是世界都差不多，谁家日子都不好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从此知道这个世界本质是丛林社会，从来没有乌托邦。
201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反腐后，这个党没有亡掉，反而焕发了生机，我个人现在因为工作也经常跟公务员们打交道，深深感觉他们办事效率、服务态度比以前也进步了不少，可以说破除了2000-2010年网上流传的“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逻辑，再次击溃了我的一些认知。
那段时间我的价值就有点混乱了，以 “言论自由、多党监督”为主的西式民主观似乎没错，而中国现在走的路线似乎也没错， ** 中纪委担任了香港
ICAC（廉政公署）的角色，一脚踩住了历史的刹车。 **
我为此想破了头，直到有一天，我在淘宝后台查看产品权重时，看到“权重”这两个字，突然醒悟过来，后来写到各个国家的发展史，看到各个国家的痛苦，脑子就越来越清醒，心中慢慢生成了一种认知。
我需要解释下这种认知。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这个世界是丛林社会，掌握顶尖科技和生产力的国家，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会不由自主地控制比他弱的国家，这是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你连这个世界是丛林社会都不愿承认就不要看下去了，去你美好的人间享受小清新人生吧，活在这种美好幻想中过完一生其实也是一种福份。
但我们还得咬着牙战斗呢。
所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权重，是“独立自主的生存下来”，这个权重高于一切。
新中国建国后打的抗美援朝，于中国的意义，就是独立自主的生存空间，在这之前，清政府看到洋人就得跪，民国政府看见洋人也得跪，新中国先将洋人打出国境，使洋人不能任意驱使我们的人民，夺取我们的资源，向我们倾销产品，使民族有了独立的基础生存空间。
在志愿军之前，中国近代每一次同强国的交战都可以用血崩来形容，志愿军面对当世第一工业强国，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从此世界各国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一眼，才开始懂得以尊重中国为前提跟我们打交道。
为了完成民族的独立，其它权重必须让步，特殊时段用特殊办法，这时候一切其它权重都可以缓一缓。
一个国家第二重要的权重，是“争取发展空间”。
这个事情特别特别漫长，直到现在才完成基础框架。
世界各国一直在争夺的，其实就是先进的生产力，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生产最先进的飞机、最强大的核潜艇、最快最稳定的高铁、最聪明的机器人，如果夺取不到先进生产力，国家就会在下游吃糠咽菜，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是工业化从无到有，再从低到高的过程，中国走完这个过程花了整整七十年，才建成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在几十年的工业积累下，才精进了基础工业中的钣金、模具、电子元器件等基础分类，使中国制造质量越来越好，比如中国现在的手机产业，现在全世界能造好手机的就美国、中国、韩国三家，美国有苹果，韩国有三星，中国却同时拥有华为、小米、OPPO、VIVO四大品牌，这就是工业产业链到达一定高度后才会出现的现象。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把产业链全部吃下来，是不可能让十几亿人过上好日子的，中国不可能像马尔代夫那样以旅游业立国，也不可能像新加坡那样靠地理位置吃饭，想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只有去抢产业链。
争取发展空间排在第二重要的权重，是避免掉入西式民主价值观的重要一步，简单点说，就是 ** 夺取生产力，比关注生产关系更加重要。 **
其实一个国家政权主要就两件事：一，为人民获取财富。二，为人民分配财富。
我们把西式民主常常提到的“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这些拿出来一看，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跟分配资源和财富有关，却没有一条是关于获取财富的，其实在丛林社会，要先有财富再谈分配，没有财富，分配方式再先进，国民也吃不饱、穿不暖，那就只是空谈。
而且 ** 获取财富的过程比分配财富的过程要痛苦得多， ** 分配财富人人都会做，但要去获取财富，却是极困难的工作。
就好比一家公司里，人人都想成为发工资的那个人，但怎么给公司挣钱，全公司也就那么几个核心人员懂，其他人根本没这个本事挣到钱。
这世上很多国家，最终都会落入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菲律宾、印度、泰国一样的痛苦境地，就是国家争夺世界财富失败了，民众没有生存空间，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如果把这些国家比作公司，就是这些公司挣钱的人太少，挣钱的活路太少，人人又学了一身分钱的本事，每个人的理论都一套一套的，当然天天吵得不可开交。
民众是一定要工作的，不工作就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人是经济动物，一天都离不开钱， **
如果国家不能给民众提供正常的工作岗位，那民众就一定会流向以黄赌毒为主的下水道领域。 **
所以贩毒、人口买卖、走私、色情业、器官交易、地下赌场、诈骗等行业就会不由自主地吸收大量待业人口，并给一个国家造成极大的内耗。
大家回忆下1980与1990年代的中国，那时候就是知识青年回城，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导致黑帮横行、偷盗不绝，我小时候坐公交车家长几乎时刻警惕有扒手，那时候坐火车男同志都会穿一种有拉链口袋的内裤，将钱放在内裤那个口袋里才放心，这种内裤现在已经见不到了，那是因为经济变好了，国家夺取到了财富，提供了体面的工作，扒手都可以去上班了。
大部分人只要有份正经工作，没人愿意小偷小摸。
一个国家的第一权重，要全力选“独立自主”，第二权重，全力选“发展经济”，这两样东西做好了，国家就会创造真正的有价值的财富，比光想着怎么分钱更重要。
中国现在的一党领导制、党指挥枪制、地方政府任命制、KPI考核制，都是为国家第一权重和第二权重服务的。
这些制度保证了中央集权、保障全国上下一盘棋、维护了现阶段可怕的动员能力，否则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
大基建和工业化，也不可能建立现在现在良好的治安和现代化水平。
当然事情都有阴阳两面，大政府大权在握的劣势是可能再发生广东四大害这种事情，所以也必须完擅党内党外的监督机制，中纪委必须长期对党内形成压力，党外媒体也要允许能说真话、说实话，能容忍他们批评政府，形成党内外两套监督机制，避免大政府犯错后大家敢怒不怒言。
我也是逐渐意识到，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这些西方民主的东西，有其可取之处---
真的完全是胡说八道，也不可能在全世界传播这么广，就像我亲身经历过的，媒体对底层民众苦难的呐喊，保证了每一个外省人可以安全地走在广东的街道上，这些是言论自由的功劳，但这些是辅助性的，能对国家有一定的改良，但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这些是一个国家的第三、第四权重，不是每个国家最着急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幸福，首先还是得先发展经济。
我现在明白，西式民主的论点，是刻意拔高了这些东西的作用，他们确实也挺重要的，但并没有那么那么重要，每个国家选择什么政体都是极复杂的，背后一定有自己生产力和历史文化的原因，我们不要单一地认为这世上只有一条路，只有一种发展路径，如果觉得所有国家都应该是一个样子，不一样的就要消灭掉，那跟极端教宗分子有什么分别？
以前我们常听说美国人有枪是为了捍卫自由，其实不是，哪个政府都不希望民间拥有大量枪支，这会给国家带来极不稳定的因素，现在美国种族矛盾日渐激烈，大量枪支很容易给国家带来灾难。
美国现在枪支泛滥并不是为了捍卫自由， **而是历史问题尾大不掉，**
我们不要轻易迷信西式民主的一些解释，像枪支问题，深入了解一下就知道其实对国家是一颗隐雷，只是隐雷排不掉，就找了个光鲜靓丽的理由。
我在印度时，问起他们一人一票最后会在当地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当地人告诉我，选出来的一定是当地有钱有势家里的人，而且家族世代一直坐庄统治这一块地方，我听了十分惊诧，后来发现美国、日本、菲律宾也差不多，一人一票其实巩固了当地本土豪族，这些人像土司一样统治一个地方，封建制时是这样，民主制时还是这样，只是现在显得更合法一些，这跟过去到底有什么区别？
而中国的地方治理实行的是流官制，一个官员治理一个地方数年，通过考核决定升不升迁，流官由中央领导，不会在当地扎根，如果我们也一人一票，会不会也变成各市由当地豪族四年一届轮流坐庄？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岂不是又变成了“改流归土”，地方上还未必听中央的号令，还怎么搞全国大基建？还怎么调配全国资源？
大家回过头看看历史的变迁，会发现每隔几十年，其实全人类的思想都会变的：过去每个国家都觉得王室是尊贵的，拿破仑打垮各国王室后，大家都觉得王室是罪恶的，列宁开搞社会主义时，不少人觉得是人类文明的曙光，苏联一倒台，忽然就被污名化了，苏联倒下后福山还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全世界以后只有西方民主这一条路，2020年新冠疫情一来，西方价值在中国却摧枯拉朽一样地倒下。
我不知道未来大家的价值观究竟会走向哪里，但可以肯定两点，一是我们评判事务，要尽量尊重事实，客观看清事实才不容易被蒙蔽。二是不要迷信任何事物，要敢于怀疑权威，万物一直在变化的，没有什么恒定不变的事物。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的未来会落在哪里，但在失去原有的价值体系后，我已经想得十分明白，至少知道，一个国家的权重应该放在哪里。
我不知道别人的路是不是正确，我们也不想干涉别人的道路，但我们自己确实明了，这条七十年摸索出来的路，才是最适合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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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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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很喜欢看《读者》这本杂志，那时候小，没见过什么世面，出国又是极少数人才有的机会，普通平民没有接触到国外的可能，了解世界全靠《读者》、《意林》这种几块钱的平价杂志。
《读者》里讲述了大量关于国外生活的故事，杂志里满是一个充满了美好细节的富裕社会，人人知书达理、遵纪守法、热爱读书，每个人都充满了善意，大家都摸着良心过日子，老外们个个谦逊、良善、低调、坚毅，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每天都活得白莲花一样，文章里也总是有意无意借此批评一下国人，素质太低啦、欲望太浮躁啦等等，许多人读了，便不由得捶胸顿足，升起一股民族危急的悲怆感。
2006年时《读者》发行量突破了一千万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期刊发行的最高峰，影响到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2006年，中国出境人数为3200万人，这个出境是包含港澳台的，扣掉这部分区域，出过国的实际只有约1000万左右，中国出国的又以新马泰这些东南亚国家为主力，一年去欧美国家的估计只有两三百万，跟现在每年光春节就有近600万华人在海外旅游过年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时候怎么吹国外都没有人怀疑。
中国人大量外出旅游见世面是2010年以后的事情，见得多了，国人开始清醒过来，好像欧美也就那么回事，百姓也不是谦谦君子，欲望跟我们其实差不多，道德标准也没强多少。
我在巴黎圣母院门口见到随地丢弃的一堆垃圾时愣了一下，这跟我过去听到的巴黎不一样啊，还怀疑这是偶然现象，到了卢浮宫，一堆人挤在那个小小的蒙娜丽莎画像前拍照，我嫌挤就在远处观望，只一会就听到有个中国大妈焦急地大喊“钱包被偷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蒙娜丽莎画像前都快成据点了，专偷中国游客的钱包，但卢浮宫的法国保安根本不当一回事，从来不管，大妈去找他们求救时，那几个保安两只手扶着腰间的皮带，转过头不看大妈，一脸不耐烦的表情。
就是在巴黎市中心购物区，华人的脚步都要走快几步，这里的小偷见到中国人，就兴奋异常地围过来准备顺点东西。
不只是巴黎，俄罗斯圣彼得堡火车站门口也有专抢华人的团队，亲眼见到独行的中国老人，被一堆人围过来抢手机和钱包，抢完就一溜烟跑得飞快。
我还在泰国见过赤贫的儿童，在东京见过什么都不想做的流浪汉，全世界其实都一个操性，该辛苦的还是得辛苦，该剥削的还是会剥削，谁都要老老实实被生活摁着头工作上班交税，我就从来没见过《读者》里所说的那种桃花源式的国外生活。
那时候中国不仅会有大量传播“国外生活十分美好”的文章，还会有人将美好方式跟政治制度强行绑定，认为有这种美好生活的原因，是在于他们有优秀的制度，我们只有全面向他们学习，国家才有光明的未来，才能过上跟他们一样的好日子。
这一整套制度包括时常能听到的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议会制等等。
如果不执行这一套制度的国家，那一定是愚昧落后的国家，只有执行了上面的制度，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现代国家，那是通往现代文明唯一的方向。
但是到了2020年，中国在并没有实行这些制度的情况下，突然也超了车，一是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二是新冠疫情下全世界大国就剩中国独善其身，其它国家陷入瘟疫里反反复复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与中国这边各个城市可怕的动员组织能力形成巨大反差，全球大国也只有中国经济出现了正增长，其它国家一脸懵逼四处灭火，给全球人民的价值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在中国疫情刚刚发生时，推特上一堆人说如果这发生在西式民主国家，一定会及时扑灭，不可能爆发疫情，只有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才会瞒报疫情。
现在西方国家反而搞成这个样子，实在叫全球普及西式民主的人陷入了极大的尴尬。
由于世界的发展跟我们从小受到的价值观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也很懵。
因为西式民主的价值观，是中国的民间媒体、部分知识分子花了好几十年向我们这一代传授的认知，我们也基本认同了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这些东西，一个国家一定会走向腐化和贫穷，并且将其奉为金科玉律，
** 这是一套十分庞杂完整的话语体系，是西方最顶尖的学者花了上百年建立起来的理论， **
又有欧美强国事实作证，因此能深深影响到年轻人的思想，按照人类文明过去强国的发展历程、富国的治理路线，这条路看起来好像没错，为什么现在搞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西式民主给我们的价值观并不正确，那到底什么样的价值观才是正确的？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见到有人提供给一个完整的新版本给我们。
我们以前对这套理论连怀疑的勇气都没有，现在它突然在现实中倒下了，我们也手足无措。
我们只好在黑暗的知识空间里自己摸索前行。
我时常深夜一个人在小区的香樟树下一边踱步一边思考，作为一个出身底层工人阶层、中国几十年工业化的亲历者，我亲身体验过广东省过去的黑暗岁月，1990-2010这20年的工业大省广东，有四大锢疾，分别是飞车党、暂住证、治安队和色情业泛滥，其中色情业和飞车党是被行政手段一刀解决的，通过大面积禁摩，飞车党2009年逐渐消失，也通过严厉打禁，色情业在2014年消失，暂住证和治安队则是《南方都市报》曝光孙志刚案后才解决的，我们当时从各省来广东打工的人，对查暂住证和治安队恨之入骨，治安队往往开着几辆铁笼车，堵住马路两头，手里拿着铁棍，然后一个一个盘查行人的暂住证，有人反抗就要被痛打一顿，没有暂住证的就要被关进铁笼车里拉走，所有外省人走在广东街头都心惊肉跳。
我当时的同宿舍工友一年被抓进去四次，每次都要三百块钱才放人，如果没有人来赎身，就要被拉去免费修几个月铁路，治安队还经常打死人，孙志刚绝不是孤立事件，我在工厂时，常听到工友们聊起谁的亲友不明不白死了，或者进了治安队就从此消失了，大家都觉得自己活得如同蝼蚁一般，谈话时空气里总是充满了悲凉的氛围。
我在2010年时还采访过几位曾经被治安队抓进过看守所的人，这些人都将这段记忆当成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言谈时充满了无尽的愤怒。
我将这些人的经历曾经写在一篇小说《公元二零零三》里，后来这篇小说丢失了，很多人的生活细节也找不到了。
如果没有媒体的言论自由，广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治安队和暂住证两大让民间无比痛恨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一直是支持言论自由的，至少政府是要有一定包容性的，能容忍媒体指出施政中的错误。
但是言论自由似乎又该有一定边界，比如台湾省的电视节目，经常说一些跟弱智一样的聊天内容，总是把事情搞得一惊一乍的，显然又走向了事情的反面。
我个人是从言论自由这一条开始，慢慢接受了整个西方民主体系的价值观，2010年左右我还在网上跟人辩论哪种制度更好，我当时一直站在西方民主这边的。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的思想渐渐有了改观。
一是自己肉眼可见的，身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开始得到了改善，中国并没有腐化堕落下去，二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内部反腐，反腐之后，现在的政府跟十八大之前的政府公信力焕然一新。
2012年中国共产党说要反腐时，民众起先还有些不信，因为这个词以前都说了二十年了，丝毫不见改观，没想到这回来真的。
我们在2010年代前，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著名的话，叫“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这句话也同样被当成金科玉律，我们当时都认为，共产党肯定没办法完成内部反腐，他是一个“腐败而不腐朽的党”，不可能自己割自己的肉，按这个逻辑，那宁肯党亡掉也要保国家，因此都对政府十分不满。
那时中国的拆迁、城管、暴力执法等问题也在激化社会矛盾，贪腐又一直解决不了，大约在这时，网络上的公知开始成为主流，向大家普及公民教育、传播西式民主，那时候大众是欣然接受的，很少有人抨击他们，后来明白，其实公知受欢迎，根源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出了问题，如果政府做得相对较好，比如2020年，那公知就会没有市场，大家也不吃西方民主那一套。
其实当年很多公知自己也没有在欧美生活过，只是抱着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幻想描绘欧美，一时描绘得过于美好，好话说得上了头，才会在今天被大众嫌弃。
真正舍弃一切奔赴欧美的人，像乔木这样，就会清醒过来，也不是走向反面说欧美就惨绝人寰，而是得到一个正常的认知：就是世界都差不多，谁家日子都不好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从此知道这个世界本质是丛林社会，从来没有乌托邦。
201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反腐后，这个党没有亡掉，反而焕发了生机，我个人现在因为工作也经常跟公务员们打交道，深深感觉他们办事效率、服务态度比以前也进步了不少，可以说破除了2000-2010年网上流传的“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逻辑，再次击溃了我的一些认知。
那段时间我的价值就有点混乱了，以 “言论自由、多党监督”为主的西式民主观似乎没错，而中国现在走的路线似乎也没错， ** 中纪委担任了香港
ICAC（廉政公署）的角色，一脚踩住了历史的刹车。 **
我为此想破了头，直到有一天，我在淘宝后台查看产品权重时，看到“权重”这两个字，突然醒悟过来，后来写到各个国家的发展史，看到各个国家的痛苦，脑子就越来越清醒，心中慢慢生成了一种认知。
我需要解释下这种认知。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这个世界是丛林社会，掌握顶尖科技和生产力的国家，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会不由自主地控制比他弱的国家，这是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你连这个世界是丛林社会都不愿承认就不要看下去了，去你美好的人间享受小清新人生吧，活在这种美好幻想中过完一生其实也是一种福份。
但我们还得咬着牙战斗呢。
所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权重，是“独立自主的生存下来”，这个权重高于一切。
新中国建国后打的抗美援朝，于中国的意义，就是独立自主的生存空间，在这之前，清政府看到洋人就得跪，民国政府看见洋人也得跪，新中国先将洋人打出国境，使洋人不能任意驱使我们的人民，夺取我们的资源，向我们倾销产品，使民族有了独立的基础生存空间。
在志愿军之前，中国近代每一次同强国的交战都可以用血崩来形容，志愿军面对当世第一工业强国，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从此世界各国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一眼，才开始懂得以尊重中国为前提跟我们打交道。
为了完成民族的独立，其它权重必须让步，特殊时段用特殊办法，这时候一切其它权重都可以缓一缓。
一个国家第二重要的权重，是“争取发展空间”。
这个事情特别特别漫长，直到现在才完成基础框架。
世界各国一直在争夺的，其实就是先进的生产力，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生产最先进的飞机、最强大的核潜艇、最快最稳定的高铁、最聪明的机器人，如果夺取不到先进生产力，国家就会在下游吃糠咽菜，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是工业化从无到有，再从低到高的过程，中国走完这个过程花了整整七十年，才建成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在几十年的工业积累下，才精进了基础工业中的钣金、模具、电子元器件等基础分类，使中国制造质量越来越好，比如中国现在的手机产业，现在全世界能造好手机的就美国、中国、韩国三家，美国有苹果，韩国有三星，中国却同时拥有华为、小米、OPPO、VIVO四大品牌，这就是工业产业链到达一定高度后才会出现的现象。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把产业链全部吃下来，是不可能让十几亿人过上好日子的，中国不可能像马尔代夫那样以旅游业立国，也不可能像新加坡那样靠地理位置吃饭，想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只有去抢产业链。
争取发展空间排在第二重要的权重，是避免掉入西式民主价值观的重要一步，简单点说，就是 ** 夺取生产力，比关注生产关系更加重要。 **
其实一个国家政权主要就两件事：一，为人民获取财富。二，为人民分配财富。
我们把西式民主常常提到的“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这些拿出来一看，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跟分配资源和财富有关，却没有一条是关于获取财富的，其实在丛林社会，要先有财富再谈分配，没有财富，分配方式再先进，国民也吃不饱、穿不暖，那就只是空谈。
而且 ** 获取财富的过程比分配财富的过程要痛苦得多， ** 分配财富人人都会做，但要去获取财富，却是极困难的工作。
就好比一家公司里，人人都想成为发工资的那个人，但怎么给公司挣钱，全公司也就那么几个核心人员懂，其他人根本没这个本事挣到钱。
这世上很多国家，最终都会落入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菲律宾、印度、泰国一样的痛苦境地，就是国家争夺世界财富失败了，民众没有生存空间，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如果把这些国家比作公司，就是这些公司挣钱的人太少，挣钱的活路太少，人人又学了一身分钱的本事，每个人的理论都一套一套的，当然天天吵得不可开交。
民众是一定要工作的，不工作就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人是经济动物，一天都离不开钱， **
如果国家不能给民众提供正常的工作岗位，那民众就一定会流向以黄赌毒为主的下水道领域。 **
所以贩毒、人口买卖、走私、色情业、器官交易、地下赌场、诈骗等行业就会不由自主地吸收大量待业人口，并给一个国家造成极大的内耗。
大家回忆下1980与1990年代的中国，那时候就是知识青年回城，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导致黑帮横行、偷盗不绝，我小时候坐公交车家长几乎时刻警惕有扒手，那时候坐火车男同志都会穿一种有拉链口袋的内裤，将钱放在内裤那个口袋里才放心，这种内裤现在已经见不到了，那是因为经济变好了，国家夺取到了财富，提供了体面的工作，扒手都可以去上班了。
大部分人只要有份正经工作，没人愿意小偷小摸。
一个国家的第一权重，要全力选“独立自主”，第二权重，全力选“发展经济”，这两样东西做好了，国家就会创造真正的有价值的财富，比光想着怎么分钱更重要。
中国现在的一党领导制、党指挥枪制、地方政府任命制、KPI考核制，都是为国家第一权重和第二权重服务的。
这些制度保证了中央集权、保障全国上下一盘棋、维护了现阶段可怕的动员能力，否则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
大基建和工业化，也不可能建立现在现在良好的治安和现代化水平。
当然事情都有阴阳两面，大政府大权在握的劣势是可能再发生广东四大害这种事情，所以也必须完擅党内党外的监督机制，中纪委必须长期对党内形成压力，党外媒体也要允许能说真话、说实话，能容忍他们批评政府，形成党内外两套监督机制，避免大政府犯错后大家敢怒不怒言。
我也是逐渐意识到，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这些西方民主的东西，有其可取之处---
真的完全是胡说八道，也不可能在全世界传播这么广，就像我亲身经历过的，媒体对底层民众苦难的呐喊，保证了每一个外省人可以安全地走在广东的街道上，这些是言论自由的功劳，但这些是辅助性的，能对国家有一定的改良，但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这些是一个国家的第三、第四权重，不是每个国家最着急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幸福，首先还是得先发展经济。
我现在明白，西式民主的论点，是刻意拔高了这些东西的作用，他们确实也挺重要的，但并没有那么那么重要，每个国家选择什么政体都是极复杂的，背后一定有自己生产力和历史文化的原因，我们不要单一地认为这世上只有一条路，只有一种发展路径，如果觉得所有国家都应该是一个样子，不一样的就要消灭掉，那跟极端教宗分子有什么分别？
以前我们常听说美国人有枪是为了捍卫自由，其实不是，哪个政府都不希望民间拥有大量枪支，这会给国家带来极不稳定的因素，现在美国种族矛盾日渐激烈，大量枪支很容易给国家带来灾难。
美国现在枪支泛滥并不是为了捍卫自由， **而是历史问题尾大不掉，**
我们不要轻易迷信西式民主的一些解释，像枪支问题，深入了解一下就知道其实对国家是一颗隐雷，只是隐雷排不掉，就找了个光鲜靓丽的理由。
我在印度时，问起他们一人一票最后会在当地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当地人告诉我，选出来的一定是当地有钱有势家里的人，而且家族世代一直坐庄统治这一块地方，我听了十分惊诧，后来发现美国、日本、菲律宾也差不多，一人一票其实巩固了当地本土豪族，这些人像土司一样统治一个地方，封建制时是这样，民主制时还是这样，只是现在显得更合法一些，这跟过去到底有什么区别？
而中国的地方治理实行的是流官制，一个官员治理一个地方数年，通过考核决定升不升迁，流官由中央领导，不会在当地扎根，如果我们也一人一票，会不会也变成各市由当地豪族四年一届轮流坐庄？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岂不是又变成了“改流归土”，地方上还未必听中央的号令，还怎么搞全国大基建？还怎么调配全国资源？
大家回过头看看历史的变迁，会发现每隔几十年，其实全人类的思想都会变的：过去每个国家都觉得王室是尊贵的，拿破仑打垮各国王室后，大家都觉得王室是罪恶的，列宁开搞社会主义时，不少人觉得是人类文明的曙光，苏联一倒台，忽然就被污名化了，苏联倒下后福山还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全世界以后只有西方民主这一条路，2020年新冠疫情一来，西方价值在中国却摧枯拉朽一样地倒下。
我不知道未来大家的价值观究竟会走向哪里，但可以肯定两点，一是我们评判事务，要尽量尊重事实，客观看清事实才不容易被蒙蔽。二是不要迷信任何事物，要敢于怀疑权威，万物一直在变化的，没有什么恒定不变的事物。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的未来会落在哪里，但在失去原有的价值体系后，我已经想得十分明白，至少知道，一个国家的权重应该放在哪里。
我不知道别人的路是不是正确，我们也不想干涉别人的道路，但我们自己确实明了，这条七十年摸索出来的路，才是最适合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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