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鞅那一套，才是真正的辟邪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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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看《史记》，非常感慨，写一篇历史吧。很早之前就一直有小伙伴让我讲讲商鞅，一直拖到现在。不下笔的原因，也是因为担心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大家想看的。
其实他的观点全在那本《商君书》里，大家有兴趣翻看看一下就知道了，非常浅显易懂，会骑自行车就能看得懂，不过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被气得够呛，感觉啥地方不对。
因为我们的观念里，商鞅变法导致秦国国力暴涨，统一六国，那商鞅的东西一定是进步的，牛逼的，甚至应该是什么绝学。
但是打开那本书，大家却发现暗黑不堪。
因为在商鞅的眼里，想让国家强大，核心并不是什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毕竟在他那个时代，全世界都靠天吃饭，每年产量有多少，人其实没法控制，技术改进也极其缓慢，大家自然不往这个方向想问题。
既然生产力没法发展，科技也没啥进步，那就想想怎么让现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那商鞅是怎么做的呢？
他的核心思想主要是：
以善民治奸民，国削至乱；以奸民治善民，国治至强。
还有著名的驭民五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
为了阅读通顺，不想多放古文原文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他一生的核心思想就这些。
说得很清楚了，对老百姓狠一些，让坏蛋酷吏去管理他们，国家就会强大。而且要让老百姓贫穷而愚蠢，疲于奔命。
这么做的好处非常明显，老百姓又穷又蠢，自然没工夫去乱想乱动，节省下来精力去种地不好吗？而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劳动果实全部顺理成章变成国家的战略资源。
这事稍微得往前追溯一些，在战国之前的春秋，那也是个种姓社会，当时金属冶炼还不成熟，国家的全部金属凑起来，也武装不了多少人，加上地广人稀，训练农民兵相对不太划算，有限的资源主要是给贵族用。你拿着金属武器打拎着棍子的人，效率自然高得多，这种情况下，战争的整体形势是贵族竞技，贵族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互相通婚，为了避免伤了和气今后不好相处，大家很讲究“礼”，比如不会趁着别人过河去打他，大家都彬彬有礼，一般打完仗甚至都不追击。
咱们看《三国演义》，那种两军阵前武将冲杀，士兵们在后边围观，这就是典型的“春秋模式”，真实的历史里，到三国早就不那么打了。
进入战国时代后，形势有了一些变化。由于铜铁之类的东西不再稀缺，国家可以大规模低成本武装农民，一个贵族骑士可以单挑两个农民兵，但肯定打不过三道五个拿着铁制尖头的长枪兵。而且那时候还大规模引入了弩机，训练几天的农民就可以一发入魂，还没等对面的贵族骑士开口问“来将可留姓名”，就把他给射下来，如果一发不行，那就二十发，看你还嚣张，还贵族，打的就是贵族。
这种情况下，鲜衣怒马的贵族骑士不再充当“前三排”，双方都把农民兵摆在最前边，农民兵举着两层楼那么高的长枪顶着箭矢往前推（古代真实作战长枪都非常非常长，不是电视里看到的那样），将军们根据爵位高低在后边喊着口号组织进攻。这也成为中国整个漫长封建社会的主流，一直到清朝，依旧是这种模式。
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战国七雄，谁能动员更多的农民兵，谁可以收集很多的粮食和铁器用于战争，谁就可以在残酷的斗争中胜出。
所以各国都走上了疯狂“挖掘国力”的路线，让每个农民都去种地，种更多的地，把地种到所有能种的地方，让他们尽早结婚，生更多的孩子，等到秋收完就去打仗。各国变法，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变，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极限地挖掘国力用于战争，最极限的操作，就是商鞅搞出来的，每年给老百姓留一点他们勉强能活下去的资源，剩下的全去打仗，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提高战争胜率。
后来长平之战，为啥赵国换下走稳健路线的廉颇，让倡导“进攻主义”的赵括执掌军队？因为赵国的战争潜力挖掘能力不行，前线再耗下去，资源层面已经不支持了。而秦国尽管是客场作战，但是能挖出来的资源多，赵国被迫正面迎战，随后秦国进一步动员，把16到60岁的男性全部投入了战争，赵国野战部队被一举打垮。不过秦国也伤筋动骨，以至于长平之战打完后，没有再组织攻势，收拾回去了。
那些变法的法家，一个比一个极端，而且互相吸收彼此的经验教训，比如秦国商鞅变法就吸收了大量魏国变法的精髓，他不叫“公孙鞅”嘛，暴露了他自己是贵族，以前在魏国混，后来不受待见，跑秦国去了。功成名就后，秦国把现在商洛那一带分封给他（那时候叫“商於”，那个字读“于”），就成了“商鞅”。
商鞅极限挖掘国力的操作都写在了他的书里，包括上文提到的，把老百姓改造得又穷又蠢，就是个打仗种地生孩子的机器。
当然了，变法的内容非常非常庞杂，从政治到经济，再到财政，还包括文化改进，属于配套体制改革。
比如商鞅认为，诗书礼乐这样的传统文化就是垃圾，对国家治理没啥用，反而会让大家不好好抓生产，要啥娱乐，要啥文艺，要啥自行车，所以干脆都废了。
不仅废了这些娱乐项目，还对一些传统观念下手，类似“修善”，“诚信”，“仁义”等等儒家奔走呼号几百年的项目，都是传统垃圾，都打成了“六虱”，也就是六种臭虫，应该坚决予以清理。人民就该是机器，要啥道德仁义？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其实原教旨法家是反儒家的，儒家的东西在商鞅那里全是垃圾，甚至禁了《诗》《书》等儒家教义。孔子是提倡“人性光辉”的，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说的就是人民群众有智慧，不然能做孔子老师的人密度不会那么高。但是在商鞅那里，人民群众竟然可以思考？看来我的工作不够努力啊。
而且商人跑来跑去不好管，增加了社会流动性，当时也没有国际贸易，属于零和博弈，禁了吧。重农抑商这种思维持续了接下来的两千年，后来从汉朝开始被吸收到了儒家观念里，那次著名的“盐铁会议”上，大佬们认为农民更有道德一些，毕竟商人到处跑，有了钱就胡吃海塞骄奢淫逸，不如农民，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还有很多人是这么理解的。那次会议后，重农抑商也被吸收入了儒家教义。
作为法家核心人物，商鞅很明显对人性有很深的理解，他还想了一个激励措施，也就是那个军功爵制。
我以前就有个纳闷，如果砍人就可以升级，那秦国打了那么多年仗，砍下的头颅堆成山了，那不得官员泛滥了？爵位不得通货膨胀？
后来请教了一个相关领域专家，人家哈哈大笑，说你这是完全不了解他们怎么操作的。
首先“爵”和“官”不是一码事。有了爵位并不能当官，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商鞅他们早就想明白了，军功制一直都在次要位置，说起“秦制”，主要的核心是“刑”，懂了“刑”，才能懂“赏”。
秦国的法制严苛到了极点，老百姓动辄得咎，这样就能保证老百姓平时一直处于“亏欠”状态，上战场砍人不是为了捞军工，而是为了还账。大家看史书，说秦国老百姓往地上扔一把灰，就会被拉去剁手，应该不一定真剁，不然按照这个执法力度，秦人都是残疾人，应该是记了账，打仗如果有首级就可以清账。此外就算有了战功，今后的日子里反正也可能随时会被清掉，避免了爵位的通货膨胀。
总之，商鞅的核心就是刑赏、农战、排儒、弱民，这么几项。
再结合其他一系列操作，比如著名的“什伍制”，老百姓五家编入一个小组织，相互监督，有啥事也好管理。这个玩意我查了下，最早是墨家守城的时候，采用的一种“战时紧急管理机制”，因为城里可能混入间谍嘛，所以得相互监督，看到不认识的人必须上报，不然出事一起砍头。而且这样很好管理，可以编制值班日程表。
商鞅觉得这个也挺好啊，平时也应该这么搞，于是秦国天天处于围城状态，老百姓相互监督，互相锁死，谁也不能乱跑，谁有不当举动立刻就会被举报，慢慢的大家也就彻底放弃幻想了。
后来他被清算，想跑路，被尽职尽责的老百姓果断举报，于是他被拉回去车裂了（也有说法是被几头牛给撕了）。而且商鞅不是有个连坐法嘛，一个人犯事，全家跟着吃挂涝，他觉得非常有震慑力，大力推广。等他被裂了之后，全家跟着被屠了。
“作法自毙”，就是对法家头目们的最高礼遇，真正伟大的系统，一定连管理员都不放过。
后来的韩非，李斯，都是这样伟大的法家大佬，都不得好死，李斯也喜提了一个全家桶，面对屠刀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当初发迹之前和家里狗子一起玩飞盘的幸福场景。
这也让后人忍不住思考，觉得人不能完全屁股决定脑袋，自己处在高位的时候制定了一系列酷法，万一哪天不在那个位置了怎么办？自己的孩子竞争失败怎么办？有些朝代士大夫竞争一般不往死里搞，也是避免自己将来出事被全家被杀。某种程度上讲，现代法律的制定者们都思考过这类问题。
在商鞅的不懈努力下，整个秦国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大兵营，老百姓没有娱乐，没有思想，行为空间被极度压缩，除非出去打仗或者服徭役，否则几乎被拴在自己的土地上，动辄得咎，平时的日常就是种地生孩子，国家需要的时候带着粮食去打仗。
本来秦国是个西北非主流小国，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改造，战斗力爆棚，关键是对战争潜力的挖掘程度，堪称古代之最，以至于太史公描写秦赵之战的时候还是很激情的，洋洋洒洒，怎么点将怎么用兵，后来秦国以举国之力彻底打垮了赵国，赵国由于长期和北方游牧部落拉锯，战斗力惊人，赵国垮了之后，秦国吸收了赵地的战争潜力，基本无敌了，看其他几个大国，就好像满级大神重返新手村。
以至于太史公这么八卦的人，也觉得这种一边倒的战争没啥可写的，于是草草几句话就把灭其他几国的事给写完了。
也正是商鞅这事做得太好，以至于秦国二世而亡。
因为秦人通过百年改造，加上商鞅当年杀人如麻，已经接受了现实，但是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心态不行，不愿意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比如陈胜吴广，让他们去北京那一带服役，他们没能如期赶到，按理说应该乖乖去卫所报到，老老实实把头放在案板上接受被砍头的命运，可这两人竟然反了，可见他们对大秦的主体思想并不认同。他俩一反，忍了很久的老百姓都起来闹，原来的六国很快也都复辟了。
此外秦制在全国推广的时候明显水土不服，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彻底贯彻下去。比如张良这种韩国旧贵族竟然没被拉到北方修长城，要知道，他们家可是世代韩国国相，到处溜达，学了很多造反的小技巧，还对始皇的车队发动过恐怖袭击，竟然没抓到，匪夷所思，显然有人包庇。很明显大秦引以为傲的老百姓相互监督在其他地方没能铺开。
还有不少旧势力竟然大摇大摆当上了公差，比如著名的张耳，他以前跟着信陵君混，后来干到汉朝的异姓王。当初秦灭六国，他这种“六国余孽”竟然堂而皇之去做了秦朝的基础公务员，在监狱上班。项羽他们家也受冲击不大，依旧是地方豪强，北方起来闹事后，项羽叔侄振臂一呼，八千江东子弟立刻跟着他们去造反了。
此外秦国的基本盘关中平原上，也没谁真正对国家上心，老百姓甚至不需要思考这类问题。这也是为啥后来刘邦入关，打入了秦国的核心，统治阶层解体后，老百姓几乎没反抗，牛逼到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就这样瞬间崩了。
刘邦说要简化之前的严刑峻法，改为约法三章，老百姓立刻欢呼雀跃喜迎王师，有种被解放的快感。
刘邦一开始没想杀秦国王室，可能也是担心激起老百姓的反感，毕竟老嬴家统治秦地几百年，多少应该有点感情，在人家地盘上杀皇族，多少有点想不开。也可能他一平头老百姓，加上那时候封建迷信，多少觉得王室有点神性，“弑神”这种操作太难以想象。可项羽不信邪，干脆利落全给杀了，根本不在乎老秦人怎么想，事实上大家也不关心这事，杀就杀了，跟谁混不是个混。
那地方的人一开始跟着项羽混，后来跟着刘邦混，楚汉争霸过程中刘邦的战绩巨烂无比，但是萧何一直从秦地给刘邦输送战略资源，确保刘邦不下赌桌，直到几个异姓王对项羽完成合围，项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后被围在了垓下，可见秦地这地方的人真的很好管。
随后“汉承秦制”，主要吸收的是郡县制，严刑酷法和那种近乎疯狂的挖掘民力措施基本被废止，上层开始搞“黄老之学”休养生息，汉初税赋也达到了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其少见的十五税一，“文景之治”的时候，一度达到了恐怖的三十税一，国力迅速恢复，也才有了后来的北伐匈奴。
后来的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朝代完全复制过秦国那套，尽管它威力巨大，但是承担的代价也太过恐怖，统治阶层敢想不敢做。太像辟邪剑谱了，杀伤力极大，但是反噬效果也很明显。
反而改为使用儒家那一套，儒家的思路其实是另一种变相的等级制度，让大家在家听老人的，出门听官老爷的，在朝听皇上的，只要大家都按照这个套路来，各安天命，本本分分，那国家可不就稳定了？
但是也吸收了很多法家观念，比如重农抑商、编户齐民等等，这也就是什么内法外儒。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清，中间除了元朝完全瞎胡闹，其他时候大同小异，只是财政模式有差别，我找时间再写写。
文章就写到这里吧，其实站在现代人的角度，评价一个古代制度“好”或者“坏”都没啥意义，而且面临生死问题的时候，人群很容易做出来各种匪夷所思的事，练个辟邪剑谱可能也正常。类似《三体》里面对外星人危机，人类一顿折腾，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准倒退了一百年。
当然了，秦帝国对我们后世影响也很大，这也算是商鞅他们一伙的贡献吧。
**全文完，既然看到这里了，如果觉得不错，随手点个赞和“在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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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的观念里，商鞅变法导致秦国国力暴涨，统一六国，那商鞅的东西一定是进步的，牛逼的，甚至应该是什么绝学。
但是打开那本书，大家却发现暗黑不堪。
因为在商鞅的眼里，想让国家强大，核心并不是什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毕竟在他那个时代，全世界都靠天吃饭，每年产量有多少，人其实没法控制，技术改进也极其缓慢，大家自然不往这个方向想问题。
既然生产力没法发展，科技也没啥进步，那就想想怎么让现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那商鞅是怎么做的呢？
他的核心思想主要是：
以善民治奸民，国削至乱；以奸民治善民，国治至强。
还有著名的驭民五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
为了阅读通顺，不想多放古文原文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他一生的核心思想就这些。
说得很清楚了，对老百姓狠一些，让坏蛋酷吏去管理他们，国家就会强大。而且要让老百姓贫穷而愚蠢，疲于奔命。
这么做的好处非常明显，老百姓又穷又蠢，自然没工夫去乱想乱动，节省下来精力去种地不好吗？而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劳动果实全部顺理成章变成国家的战略资源。
这事稍微得往前追溯一些，在战国之前的春秋，那也是个种姓社会，当时金属冶炼还不成熟，国家的全部金属凑起来，也武装不了多少人，加上地广人稀，训练农民兵相对不太划算，有限的资源主要是给贵族用。你拿着金属武器打拎着棍子的人，效率自然高得多，这种情况下，战争的整体形势是贵族竞技，贵族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互相通婚，为了避免伤了和气今后不好相处，大家很讲究“礼”，比如不会趁着别人过河去打他，大家都彬彬有礼，一般打完仗甚至都不追击。
咱们看《三国演义》，那种两军阵前武将冲杀，士兵们在后边围观，这就是典型的“春秋模式”，真实的历史里，到三国早就不那么打了。
进入战国时代后，形势有了一些变化。由于铜铁之类的东西不再稀缺，国家可以大规模低成本武装农民，一个贵族骑士可以单挑两个农民兵，但肯定打不过三道五个拿着铁制尖头的长枪兵。而且那时候还大规模引入了弩机，训练几天的农民就可以一发入魂，还没等对面的贵族骑士开口问“来将可留姓名”，就把他给射下来，如果一发不行，那就二十发，看你还嚣张，还贵族，打的就是贵族。
这种情况下，鲜衣怒马的贵族骑士不再充当“前三排”，双方都把农民兵摆在最前边，农民兵举着两层楼那么高的长枪顶着箭矢往前推（古代真实作战长枪都非常非常长，不是电视里看到的那样），将军们根据爵位高低在后边喊着口号组织进攻。这也成为中国整个漫长封建社会的主流，一直到清朝，依旧是这种模式。
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战国七雄，谁能动员更多的农民兵，谁可以收集很多的粮食和铁器用于战争，谁就可以在残酷的斗争中胜出。
所以各国都走上了疯狂“挖掘国力”的路线，让每个农民都去种地，种更多的地，把地种到所有能种的地方，让他们尽早结婚，生更多的孩子，等到秋收完就去打仗。各国变法，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变，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极限地挖掘国力用于战争，最极限的操作，就是商鞅搞出来的，每年给老百姓留一点他们勉强能活下去的资源，剩下的全去打仗，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提高战争胜率。
后来长平之战，为啥赵国换下走稳健路线的廉颇，让倡导“进攻主义”的赵括执掌军队？因为赵国的战争潜力挖掘能力不行，前线再耗下去，资源层面已经不支持了。而秦国尽管是客场作战，但是能挖出来的资源多，赵国被迫正面迎战，随后秦国进一步动员，把16到60岁的男性全部投入了战争，赵国野战部队被一举打垮。不过秦国也伤筋动骨，以至于长平之战打完后，没有再组织攻势，收拾回去了。
那些变法的法家，一个比一个极端，而且互相吸收彼此的经验教训，比如秦国商鞅变法就吸收了大量魏国变法的精髓，他不叫“公孙鞅”嘛，暴露了他自己是贵族，以前在魏国混，后来不受待见，跑秦国去了。功成名就后，秦国把现在商洛那一带分封给他（那时候叫“商於”，那个字读“于”），就成了“商鞅”。
商鞅极限挖掘国力的操作都写在了他的书里，包括上文提到的，把老百姓改造得又穷又蠢，就是个打仗种地生孩子的机器。
当然了，变法的内容非常非常庞杂，从政治到经济，再到财政，还包括文化改进，属于配套体制改革。
比如商鞅认为，诗书礼乐这样的传统文化就是垃圾，对国家治理没啥用，反而会让大家不好好抓生产，要啥娱乐，要啥文艺，要啥自行车，所以干脆都废了。
不仅废了这些娱乐项目，还对一些传统观念下手，类似“修善”，“诚信”，“仁义”等等儒家奔走呼号几百年的项目，都是传统垃圾，都打成了“六虱”，也就是六种臭虫，应该坚决予以清理。人民就该是机器，要啥道德仁义？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其实原教旨法家是反儒家的，儒家的东西在商鞅那里全是垃圾，甚至禁了《诗》《书》等儒家教义。孔子是提倡“人性光辉”的，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说的就是人民群众有智慧，不然能做孔子老师的人密度不会那么高。但是在商鞅那里，人民群众竟然可以思考？看来我的工作不够努力啊。
而且商人跑来跑去不好管，增加了社会流动性，当时也没有国际贸易，属于零和博弈，禁了吧。重农抑商这种思维持续了接下来的两千年，后来从汉朝开始被吸收到了儒家观念里，那次著名的“盐铁会议”上，大佬们认为农民更有道德一些，毕竟商人到处跑，有了钱就胡吃海塞骄奢淫逸，不如农民，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还有很多人是这么理解的。那次会议后，重农抑商也被吸收入了儒家教义。
作为法家核心人物，商鞅很明显对人性有很深的理解，他还想了一个激励措施，也就是那个军功爵制。
我以前就有个纳闷，如果砍人就可以升级，那秦国打了那么多年仗，砍下的头颅堆成山了，那不得官员泛滥了？爵位不得通货膨胀？
后来请教了一个相关领域专家，人家哈哈大笑，说你这是完全不了解他们怎么操作的。
首先“爵”和“官”不是一码事。有了爵位并不能当官，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商鞅他们早就想明白了，军功制一直都在次要位置，说起“秦制”，主要的核心是“刑”，懂了“刑”，才能懂“赏”。
秦国的法制严苛到了极点，老百姓动辄得咎，这样就能保证老百姓平时一直处于“亏欠”状态，上战场砍人不是为了捞军工，而是为了还账。大家看史书，说秦国老百姓往地上扔一把灰，就会被拉去剁手，应该不一定真剁，不然按照这个执法力度，秦人都是残疾人，应该是记了账，打仗如果有首级就可以清账。此外就算有了战功，今后的日子里反正也可能随时会被清掉，避免了爵位的通货膨胀。
总之，商鞅的核心就是刑赏、农战、排儒、弱民，这么几项。
再结合其他一系列操作，比如著名的“什伍制”，老百姓五家编入一个小组织，相互监督，有啥事也好管理。这个玩意我查了下，最早是墨家守城的时候，采用的一种“战时紧急管理机制”，因为城里可能混入间谍嘛，所以得相互监督，看到不认识的人必须上报，不然出事一起砍头。而且这样很好管理，可以编制值班日程表。
商鞅觉得这个也挺好啊，平时也应该这么搞，于是秦国天天处于围城状态，老百姓相互监督，互相锁死，谁也不能乱跑，谁有不当举动立刻就会被举报，慢慢的大家也就彻底放弃幻想了。
后来他被清算，想跑路，被尽职尽责的老百姓果断举报，于是他被拉回去车裂了（也有说法是被几头牛给撕了）。而且商鞅不是有个连坐法嘛，一个人犯事，全家跟着吃挂涝，他觉得非常有震慑力，大力推广。等他被裂了之后，全家跟着被屠了。
“作法自毙”，就是对法家头目们的最高礼遇，真正伟大的系统，一定连管理员都不放过。
后来的韩非，李斯，都是这样伟大的法家大佬，都不得好死，李斯也喜提了一个全家桶，面对屠刀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当初发迹之前和家里狗子一起玩飞盘的幸福场景。
这也让后人忍不住思考，觉得人不能完全屁股决定脑袋，自己处在高位的时候制定了一系列酷法，万一哪天不在那个位置了怎么办？自己的孩子竞争失败怎么办？有些朝代士大夫竞争一般不往死里搞，也是避免自己将来出事被全家被杀。某种程度上讲，现代法律的制定者们都思考过这类问题。
在商鞅的不懈努力下，整个秦国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大兵营，老百姓没有娱乐，没有思想，行为空间被极度压缩，除非出去打仗或者服徭役，否则几乎被拴在自己的土地上，动辄得咎，平时的日常就是种地生孩子，国家需要的时候带着粮食去打仗。
本来秦国是个西北非主流小国，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改造，战斗力爆棚，关键是对战争潜力的挖掘程度，堪称古代之最，以至于太史公描写秦赵之战的时候还是很激情的，洋洋洒洒，怎么点将怎么用兵，后来秦国以举国之力彻底打垮了赵国，赵国由于长期和北方游牧部落拉锯，战斗力惊人，赵国垮了之后，秦国吸收了赵地的战争潜力，基本无敌了，看其他几个大国，就好像满级大神重返新手村。
以至于太史公这么八卦的人，也觉得这种一边倒的战争没啥可写的，于是草草几句话就把灭其他几国的事给写完了。
也正是商鞅这事做得太好，以至于秦国二世而亡。
因为秦人通过百年改造，加上商鞅当年杀人如麻，已经接受了现实，但是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心态不行，不愿意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比如陈胜吴广，让他们去北京那一带服役，他们没能如期赶到，按理说应该乖乖去卫所报到，老老实实把头放在案板上接受被砍头的命运，可这两人竟然反了，可见他们对大秦的主体思想并不认同。他俩一反，忍了很久的老百姓都起来闹，原来的六国很快也都复辟了。
此外秦制在全国推广的时候明显水土不服，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彻底贯彻下去。比如张良这种韩国旧贵族竟然没被拉到北方修长城，要知道，他们家可是世代韩国国相，到处溜达，学了很多造反的小技巧，还对始皇的车队发动过恐怖袭击，竟然没抓到，匪夷所思，显然有人包庇。很明显大秦引以为傲的老百姓相互监督在其他地方没能铺开。
还有不少旧势力竟然大摇大摆当上了公差，比如著名的张耳，他以前跟着信陵君混，后来干到汉朝的异姓王。当初秦灭六国，他这种“六国余孽”竟然堂而皇之去做了秦朝的基础公务员，在监狱上班。项羽他们家也受冲击不大，依旧是地方豪强，北方起来闹事后，项羽叔侄振臂一呼，八千江东子弟立刻跟着他们去造反了。
此外秦国的基本盘关中平原上，也没谁真正对国家上心，老百姓甚至不需要思考这类问题。这也是为啥后来刘邦入关，打入了秦国的核心，统治阶层解体后，老百姓几乎没反抗，牛逼到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就这样瞬间崩了。
刘邦说要简化之前的严刑峻法，改为约法三章，老百姓立刻欢呼雀跃喜迎王师，有种被解放的快感。
刘邦一开始没想杀秦国王室，可能也是担心激起老百姓的反感，毕竟老嬴家统治秦地几百年，多少应该有点感情，在人家地盘上杀皇族，多少有点想不开。也可能他一平头老百姓，加上那时候封建迷信，多少觉得王室有点神性，“弑神”这种操作太难以想象。可项羽不信邪，干脆利落全给杀了，根本不在乎老秦人怎么想，事实上大家也不关心这事，杀就杀了，跟谁混不是个混。
那地方的人一开始跟着项羽混，后来跟着刘邦混，楚汉争霸过程中刘邦的战绩巨烂无比，但是萧何一直从秦地给刘邦输送战略资源，确保刘邦不下赌桌，直到几个异姓王对项羽完成合围，项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后被围在了垓下，可见秦地这地方的人真的很好管。
随后“汉承秦制”，主要吸收的是郡县制，严刑酷法和那种近乎疯狂的挖掘民力措施基本被废止，上层开始搞“黄老之学”休养生息，汉初税赋也达到了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其少见的十五税一，“文景之治”的时候，一度达到了恐怖的三十税一，国力迅速恢复，也才有了后来的北伐匈奴。
后来的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朝代完全复制过秦国那套，尽管它威力巨大，但是承担的代价也太过恐怖，统治阶层敢想不敢做。太像辟邪剑谱了，杀伤力极大，但是反噬效果也很明显。
反而改为使用儒家那一套，儒家的思路其实是另一种变相的等级制度，让大家在家听老人的，出门听官老爷的，在朝听皇上的，只要大家都按照这个套路来，各安天命，本本分分，那国家可不就稳定了？
但是也吸收了很多法家观念，比如重农抑商、编户齐民等等，这也就是什么内法外儒。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清，中间除了元朝完全瞎胡闹，其他时候大同小异，只是财政模式有差别，我找时间再写写。
文章就写到这里吧，其实站在现代人的角度，评价一个古代制度“好”或者“坏”都没啥意义，而且面临生死问题的时候，人群很容易做出来各种匪夷所思的事，练个辟邪剑谱可能也正常。类似《三体》里面对外星人危机，人类一顿折腾，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准倒退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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