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思新冠疫情，不必牵强联系春节假期

原创 郑渝川hiecy [ 底线思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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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提出建议称，国内应该对春节假期进行弹性安排，给地方和企业更多自主权，实现最大限度的春节前后错峰出行。朱鼎健认为，今年春节前后发生了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通过此次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也需要反思过度聚集带来的风险，大量的人员集中流动扩大了传染范围，其后的人员隔离又导致了企业复工困难。（澎湃新闻网5月20日报道）

朱鼎健委员的建议，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赋予地方和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推动员工错峰休假、错峰出行；但也有没有事实和逻辑支撑的内容，比如所谓的调整春节假期，弹性出行。

为什么这么说？朱鼎健委员认为，春节“一刀切”集中放假可能还会增大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造成大众“节后综合症”。这是只看到了春节假期的所谓问题所在。他没有意识到，今年的新冠疫情爆发后，正是因为春节期间，绝大部分国内内地居民都放假在家，也没有孩子上学在校，其实降低了新冠传染的概率。

他也没有意识到，不仅如此，春节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寒冷，所以有条件储备较多的粮食、蔬菜，一些地区的居民家庭还会制作和存放腌制食品，这些“存货”使得中国家庭可以更安心的“宅家战疫”，而不必像国外一些出现新冠疫情的国家的平民那样，每天或几天“冒死”去超市抢购价格飞涨的食品。

这位委员更没有意识到，虽然所谓的“春节大迁徙”，问题多多，却是中国居民（不仅包括内地居民，也包括港澳台居民，甚至已经非中国籍的华裔居民）愿意为了家庭团聚，为了年年经历代表着民族文化传承的过年仪式，所愿意付出的代价。

其实，平心静气来看，朱鼎健委员在建议中所表达的观点，更多强调的是过度聚集的弊病，而这不应归结为春节导致了聚集。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比如伊朗，比如意大利，比如英国和美国，在疫情爆发以来都没有经历诸如中国春节这样的集中聚集的节日，仅仅是城市正常运行产生的人员聚集，就已经造成了疫情快速传播。

过度聚集确实存在风险——任何事物、任何组织形式或方式，都有收益（用处）、风险，不存在只抓取好的一面、拒绝坏的一面的可能性。享受收益或者收益的可能性，就必须承担风险，这是个常识问题，却被许许多多买股票、基金、期货的人们拒绝接受。

过度聚集，不仅包括人与人过多的、过紧密的聚集在一起，还包括建筑、街道、城市功能过度集中的聚集在一起。本次新冠疫情就让人们意识到，上述两种过度聚集，有积极作用，也有以前我们认识不到位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造成新冠病毒的传播。

但过度聚集或者说密切聚集，积极作用其实是占压倒性优势的。城市本身就是人，以及城市功能和建筑双重过度、密切聚集的产物。没有这样的过度、密切聚集，就不可能产生城市化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正如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城市通过聚集不同来源的人们，触发创新、创造就业、鼓励文化交流和融合。社会、人类学家也强调过，在城市中，人们更可能找到意气相投的朋友。此外，城市通常的能源消耗、环境成本，要低于同等数量规模的人口分散居住在农村或者草原的总消耗值。

正是因为包括人的过度、密切聚集，作用如此明显、影响如此巨大，所以中国之外的其他一些国家，其实在没有很好的控制疫情之前就推动复工，甚至还有国家和地区连群体聚集的禁令都取消了。我国在疫情传播得到有力控制后，也加快推动复工。一些地方的领导带头取下口罩去光顾街边的小吃店。今年的“五一”假期，国内许多城市的旅游业、酒店业、零售业虽然还未“满血复活”，但重现的人员密切聚集，其实代表着商机和希望。

所以，讨论人员的过度聚集、密切聚集的收益和风险，不能偏狭化，不能仅仅聚焦于一个时期出现的疫病的风险，无视其他因素，就得出匆忙而错误的应对建议。新冠疫情结束后，包括我国在内，各国国内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活节奏都会恢复正常，绝无可能长期维持全民戴口罩、测体温的应急方式。因为应急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在平时被用来应对传播率和危害度微乎其微的非重大疫病，可谓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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