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军抗战游击史
原创 正义必胜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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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推完七七事变的文后，有读者说看不惯网上很多“果粉”胡说八道，想让我们谈谈共军在抗战中的作用，然后我们发现也有读者存在果粉的潜质……本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历
史问题，相信网上正经点的历史爱好者都有很清楚的认识，用不着我们献丑。不过现实就是这样，就像很多人都看过的这个标题套路一样，80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所以借着机会还是稍微谈下吧。不过换个思路，谈谈果粉嘴里经常讽刺的游而不击，积小胜为大胜等等，在国军那里是怎么做的。最后，粉丝们懂得的，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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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谈到游击战，大多数国人往往就像到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并将游击战当成中共的专利。实际上，游击战不仅被各国军队在特别条件下广泛的使用，在抗战时期就连国民党军队也派出了不少兵力进行游击战，与共产党军队一样进入日占区发展根据地，袭击日军的小规模部队并破坏日军设施，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其实国军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红军的作战中就认识到了游击战的威力，虽然国军每次对红军的“围剿”不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员数量都存在数倍优势，但是直到第四次围剿仍然遭遇了全面失败，这给蒋介石、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开始研究游击战的特点，最终将其概括为“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在军事训练中加入了反游击战的内容，还下发了《剿匪手本》让国军各部学习。
随着日寇的步步紧逼和国军第五次“围剿”的胜利，日军侵略的威胁逐渐增大，而红军的威胁缩小，因此国军内部开始研究如何抗击日寇的战略战术，结果国军高级将领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利用游击战这一方式。国军名将关麟征就认为：“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
随着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国共一致抗日，国军方面有了更多机会接触了解共军游击战的战法，进一步深化了对游击战的认识。在1937年3月由国军参谋部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便规定：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人，并扰乱其后方。共产党方面也积极建言献策，周恩来、叶剑英、朱德等中共重要人物都曾对如何在进行对日游击战上为国军出谋画策。
自1937年平津抗战开始，国军各部就开始尝试组织游击战来对抗日军，如宋哲元在1937年7月28日给二十九军的作战命令中就强调：“除主要地区京津两市外，要采用游击战打发，集中兵力，设法歼灭孤立之敌”。7月底，蒋介石电令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要在敌后破坏铁路，扰乱敌人，8月初又指示参谋本部“对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会”。
但此时以阵地战、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正规战”仍然占据主流，如蒋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的《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就明确写道：“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据守一天就要加强并扩充工事一天”透露出其明显的阵地战倾向，也就是说在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军仍然将在日军空军、炮火优势下死守防御阵地作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与日军拼消耗，宛如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对国民党军做的那样。
如此作战，自然只能收获失败，随着正面战场的不断失利，大片领土被日军攻占，国军虽然不乏作战英勇之人，但是“消极固守”的作战方式无异于坐以待毙，至1937年底，整个河北地区已经基本被日军侵占。蒋介石也开始认识到问题所在，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保存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
在1937年冬于武汉召开的军事会议中，白崇禧就提出：“应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其中“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最终被定为中国抗战的核心思想，也因为简洁易懂而广为流传。（然而后半句经常被我国果粉拿来给国军作战无能丢失大量国土洗地，与最初的含义完全不同，国军崩溃也并非因为执行了该思想）
所谓积小胜为大胜就是指利用游击战正规战相结合的办法争取不断的获得歼灭小股日军的胜利，以空间换时间则是利用广大的国土与日军进行反复的拉锯，最终撑到日军难以为继为止。要做到上述两点，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发展民兵部队。如梁漱溟就认为“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取的”。蒋百里也认为“中国唯有长期抵抗，利用农村基地，以民兵为主力，打广大的游击战，才能把日本拖垮。”可以说，用持久战、游击战坚持抗日，几乎成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共识。
早在1937年9月，国军就曾命河北保安旅改编为第181师在冀南进行游击战，10月又命万福林、孙殿英部在冀西游击。1937年11月10日太原失守，蒋介石急令第二战区所有部队共30多个师转至山区实施游击战，并令第一战区卫立煌率领的第14集团军约4个师留驻晋南参加游击战。最终，不少地方都建立了国军游击队。
第一战区在抗战初期分别建立了豫东、豫北两块游击区。其中豫东游击区为冯玉祥命人建立，1937年底，冯玉祥命宋克宾等人到豫东建立抗日武装，因为冯玉祥的威望和全民同仇敌忾的抗战热情，一时之间从者如云，半年多的时间便形成了一支八千多人的队伍。1938年10月，新四军彭雪枫部到达豫东，和宋克宾部共同抗日，两军携手抗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不仅互相协力，甚至不分彼此。如1938年时在第二战区，第3军、第14军、第17军、第44军、第47军、17师等部队就曾在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进行游击战，并与八路军合作粉碎了日军于1938年4月发动的集结三万兵力意图攻占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共歼敌4000余人。
1937年底，第三战区为了牵制日军在华中、华北的行动，任命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进行游击战争，黄上任后在华中地区频繁出击，或者打击日军小股部队，或者破坏公路、铁路，在长江水域布雷，在徐州会战期间四面出击，极大的牵制了日军。在1940年还奇袭了马当要塞，全歼守军，并焚毁了要塞内的大量物资。
国、共游击队的频繁活动成功的牵制了大量日军，尤其在中、日两军进行会战时更是如此，游击队的活动让大量日军动弹不得，难以出兵支援会战中的日军，在徐州会战中表现的十分明显，陈诚就认为：“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计共有五十五万余人，而参加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不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少部，袭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浦路沿线，不敢离铁道一步，其他平汉路以及江北江西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边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游击区中，对日军来说尤以华北为祸最大，因为华北不仅是国、共游击队密集活动的地方，更是侵华战争的重要基地，因此，1938年11月，日军第10、15、27师团相继调回华北，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治安肃正”，即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控制。
而也是在这一时期，日军开始了对国军方面“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认为可以“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间的摩擦，破坏两者合作”。国军方面也顺势而为，开始了疏于对日作战，勤与中共“摩擦”的反动路线，并将主要精力从打击日寇转移到了削弱共产党军队上。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共双方不再是精诚合作，而是互相掣肘，但是这种内耗反而导致了国军在游击战方面形势的急转直下。
国民党游击队在1940年全盛时期，曾拥有一百多万的武装力量并控制了大片敌后地区，从规模、数量上看已经大大多于共产党的游击队。但是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八字方针后，不仅对共产党的游击队各种刁难甚至制造“摩擦”，连国民党的游击队也进行各种限制。
国民党如此转变的原因，究其本质，是始终以蒋家王朝的存续为第一重要，国家民族大义均为次要，而中共因为积极抗日获得的大量威望和声誉以及迅速扩大的军队和根据地使蒋介石产生了害怕中共取而代之的恐惧，于是便用尽各种方法削弱中共，为此不惜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合作。
在山西，情况自1938年底也开始走向了恶化。1938年12月至次年1月，1939年3月至月底，日军发动了两次对山西南部的扫荡，这两次扫荡大大的打击了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绥军的实力，抗日意志也产生了严重的动摇。在日军两次扫荡后的1939年12月，阎便在“八字方针”的影响和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将枪口转向了中共，制造了“十二月事变”，开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路线。这种态度的结果换来的便是1941年中条山战役的惨败。之后日军为了拉拢阎，停止了对其的进攻，“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下，阎于1941年9月与日军秘密签订了停战协议，相当于停止了抗日。
不仅中共的发展让蒋坐立不安，国军游击队中大量非嫡系部队的崛起也让其无法接受，而且这些非嫡系的部队往往都和中共有着不一般的关系。前文提到的宋克宾，本来在豫东与新四军合作抗日，结果因为其与中共的良好关系，于1939年被免职，副手魏凤楼在卫立煌的保荐下继任，在豫东继续与日寇周旋，并多次袭击日寇据点、炸毁桥梁、收割电线，将部队发展到一万人左右，也多次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但最终也因为其“通共”的嫌疑，将其调离，没有了优秀的领导，余部于1944年最终失败。
而这些活动的最高潮，便是于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早在事变前，国民党军就制造了博山惨案、平江惨案等一系列针对中共的暴行，甚至喊出了“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以不扫”的反动口号。“皖南事变”之前，更是频频与新四军摩擦，在新四军获得了反击作战“黄桥战役”的大胜后，恼羞成怒的国军一方最终集结八万人对正在向长江以北行进的新四军发动了突然袭击，九千多新四军只有两千多人突围，其余的大部遇害，小部被俘。
皖南事变的发声，顿时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推到了风口浪尖，因为虽然自1939年以来国府多次攻讦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捣乱后方、破坏政府军令政令统一等等，但是国府自1939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来，其公信力早已大幅下降，所以国内声讨浪潮仍旧十分高涨。并且，蒋的行为也触怒了美、苏，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明确强调：“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苏联方面甚至质问：“是否在于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我们提供的武器？”并威胁要停止对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援助。面对强大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敛，只能在日记中愤愤不平道：“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
国军的倒行逆施，不仅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伤害了中共和支援中国抗日的友邦，还伤害了他自身。放弃抗日这一崇高目标转而专注反共，导致了国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和迅速的堕落。曾经抗击日寇的国军游击队，也迅速堕落为“游吃队”，即“游安全之区、击无辜之民，抗敌不足，殃民有余”如大别山地区的国军游击队将领李品仙就在大别山地区搜刮民脂民膏，并对心腹说：“抗战胜利后，就不能乱搞钱了”，全然把抗日救国抛诸脑后。
如果说身处大别山区的李品仙仗着地利和自身的地位可以为所欲为，其他国军游击队就不容易这么安泰了。国军一方在游击战政策上与共产党极大不同的一点是，国军经常将非嫡系部队派遣去敌后进行游击，并且始终在重要的补给和兵源补充上极为吝啬，为了限制国军游击队的活动，1939年5月国府出台了“游击队调整办法”，虽然表面上的理由是“设法整理”，但是具体细则中的要求如“严禁征发扰民”“禁止收编土匪民枪”“禁止擅自扩充”无一不是在限制游击队的发展。
众所周知，中共游击队之所以能成功，和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是一大重要原因，中共游击队在日寇的威胁下与当地民众建立了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有八路军活动的地方，日军小股部队便不敢随意活动惊扰民众（相反，在抗日武装不活跃的地方，日军的行为可以说是无法无天），而如果有大股日军的活动，当地居民便会为中共游击队通风报信，游击队也会帮助居民尽量撤离或者躲藏起来（俗称“跑反”），当然为了投桃报李，当地民众也会为中共游击队提供一些补给和帮助甚至兵员，最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那么所谓的“严禁征发扰民”，无异于掐断了这种可能，虽然国军游击队有军纪不佳的问题，但是如此规定，纵然有军纪良好的国军游击队，活动也大大受限了这也与蒋百里提出的“寓兵于农，使民有农之实，而民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的主张背道而驰。按照国府的规定，国军游击队只能有国府一个补给来源，军费、补给全由其所出，也就是说，如果国府方面断绝补给军费，国军游击队的正当选项只有坐以待毙一条而已。
而“禁止收编土匪民枪”和“禁止擅自扩充”则明显有着赤裸裸的限制意味，这无异于宣告禁止国军游击队在敌后发展，只能维持现状，而1940年又进一步严格规定“严禁任意收缴落伍官兵和地方团队枪支自由扩充”，可以说，对国军游击队的限制已经到了“防微杜渐”的程度。这导致各支国军游击队如果仅靠中央拨款度日，无异于坐以待毙，但是若是自谋生路，便往往会迅速堕落，苦于无法筹集补给的国军游击队往往会走向“偷运敌货、毒品企图厚利,或就地征粮不付价款,或因燃料困难烧毁人民器物门窗,甚或三五成群黑夜化装扰民,行同土匪”的堕落道路。
而这种“防微杜渐”迎来的“硕果”之一就是1941年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部的投敌。皖南事变后，中共军队在苏皖地区元气大伤，间接导致当地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国民党军的矛盾激化了起来。当地的韩德勤部和李明扬部矛盾渐深，而因为韩德勤的较高地位，韩便利用职务之便，克扣李明扬部的军费，虽然因为李明扬部对日作战勇敢，军令部命军政部对其发放经费，但是在韩德勤的作梗下，李明扬部“弹药数年毫无补充，军需给养，除中央补助十四万元外，省府未能充分供给。”而根据1941年中国173%的通胀率，这十四万元的价值也很值得商榷。
于是在1941年2月，日军发动“苏北战役”期间，李明扬的副手李长江叛变投敌，而李长江在投敌后，也并不热衷为日军卖命，于是很快便被日军毒害，并解除了兵权。可以说李长江的叛变投敌，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军对于游击队的限制政策。这种限制束缚住了国军游击队的发展，最终导致自1941年开始的国军敌后战场的“大崩溃”，大量国民党游击队的将领和士兵投降日本，其中不乏庞炳勋这样的抗日名将（下图左），一时之间“降官如毛,降将如潮”，中国战场的伪军数量暴涨至八十万，而至1944年，国民党游击队则只剩下了27万人，曾经遍布全国的抗战根据地，也只剩零星几块。这导致的一个极为严重的结果就是，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军需要美军的飞机才能迅速接管重要城市，因为他们的成建制力量大多龟缩进了中国的边远地区。
从国军游击队前期的战国和发展规模来看，国军方面并不是没有人才，也并非不谙游击战。实是蒋始终认为大部分游击队是游离于中央权威之外的武装势力，极难控制，并且容易受中共影响（从资料看，战绩较好的国民党游击队，大多数与中共有联系），而恰恰这点，是国军领袖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早年一直强调要将中国建成一个“法西斯蒂”（法西斯的早期称呼）国家，虽然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自1933年以后再未明确宣扬，但是其本质并没有变化，而法西斯与共产党，始终是水火不容的。
不仅蒋的主张与共产党的理念不合，蒋所代表的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也不可能接受在他们看来“均贫富”的共产主义。那么结果不言而喻，蒋与共产主义者绝无调和的可能，共产主义者也深知蒋的本质，故始终对其抱有戒心。纵观整个抗战，国共合作的桌面下，双方暗中角力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文中只是对军事上的“摩擦”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正如白崇禧回忆所说的那样：“于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支持达五年之久，牵制敌人，防止中共政权组织，对抗战贡献殊大”。
而具体到政策上，便如前文所阐述的，蒋对任何一点可能的共产主义的扩张都始终保持着全力压制的态势，即使这可能导致对日作战的失利。对任何不完全服从于自己的非嫡系军队，也始终使用着古老的“一箭双雕”的把戏逼迫他们去与日军作战，以达到“打死日军除外患，打死国军除内乱”的目的，事实上，大多数由地方军阀所组成的非嫡系军队确实在蒋的这种计策下被严重削弱甚至消灭。
但是被蒋所忽视的一点就是，中共的与国民建立亲密关系的政治政策即“密切联系群众”与“上下平等，官兵一致”的军事政策以及“坚决抗日”的最高纲领让中共始终能够获得从内到外的巨大支持。相比在军纪上与日军区别有限的国民党军队（如前文提到的“游吃队”），军纪严明、作战勇敢、并且待国民如亲人一般的中共军队无疑更加能获得国民的拥戴，而中共军队的这一外在表现则来源于中共军队内部“上下平等，官兵一致”的内部环境，反之国民党军队内部“高低分明”的等级和长官随时能以个人好恶操控士兵生死的绝对权力，更容易让士兵将来自上级的压力转移到国民身上。遗憾的是，蒋介石从来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再多的“整训”也没有在这方面进行任何的改变，而这也就是对非嫡系军阀部队屡试不爽的招数到了中共军队这里便不起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虽然在抗战时期为了维持个人对整个中国的控制煞费苦心，甚至不惜自废武功，将一度风生水起的国民党游击队整训、削弱、解散，但从最终的结果看，他的种种努力都不如美国的幡然醒悟，决定支持国民党坚守台湾，成为遏制红色中国的桥头堡。
回顾国民党军队进行游击战的历史，可以明显的发现，国民党在游击战上的最终失败，与其在1939年开始的脱离群众、违背广大民意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路线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游击战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才能持久，如1939年汤恩伯在和共产党员进行交流后便恍然大悟道：“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打你们为什么老打不过呢？一个原因是你们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阎锡山为了在山西推行游击战，也曾颁布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法令和对抗战士兵的家眷给予补贴。由国民党军政府下发的《游击战纲要》更是明确要求敌后游击队“爱护民众并组织而训练之，使由亲近而信仰合作”。但是为了能防止这些游击队尾大不掉，还是对其进行了种种限制政策，使他们只能依靠中央的拨款来维持，因为如果国军游击队真的去“亲近民众”，最后的结果在蒋看来便是“通共赤化”，正如斯诺所说的“（国军游击队）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基础,所以多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但是“远离民众”的结果，自然就是游击战争的失败，国军游击队在战争后期的极度萎缩，便是这一准则的明证。
可以说，蒋介石集团的本质决定了国军游击队的最终衰落，因为他们从心底深处恐惧军队和民众的密切结合，进而威胁到他们的独裁统治。当然，如果从越南的例子看，蒋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作者简介
** 正义必胜 ** / **** 北朝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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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国军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红军的作战中就认识到了游击战的威力，虽然国军每次对红军的“围剿”不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员数量都存在数倍优势，但是直到第四次围剿仍然遭遇了全面失败，这给蒋介石、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开始研究游击战的特点，最终将其概括为“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在军事训练中加入了反游击战的内容，还下发了《剿匪手本》让国军各部学习。
随着日寇的步步紧逼和国军第五次“围剿”的胜利，日军侵略的威胁逐渐增大，而红军的威胁缩小，因此国军内部开始研究如何抗击日寇的战略战术，结果国军高级将领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利用游击战这一方式。国军名将关麟征就认为：“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
随着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国共一致抗日，国军方面有了更多机会接触了解共军游击战的战法，进一步深化了对游击战的认识。在1937年3月由国军参谋部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便规定：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人，并扰乱其后方。共产党方面也积极建言献策，周恩来、叶剑英、朱德等中共重要人物都曾对如何在进行对日游击战上为国军出谋画策。
自1937年平津抗战开始，国军各部就开始尝试组织游击战来对抗日军，如宋哲元在1937年7月28日给二十九军的作战命令中就强调：“除主要地区京津两市外，要采用游击战打发，集中兵力，设法歼灭孤立之敌”。7月底，蒋介石电令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要在敌后破坏铁路，扰乱敌人，8月初又指示参谋本部“对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会”。
但此时以阵地战、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正规战”仍然占据主流，如蒋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的《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就明确写道：“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据守一天就要加强并扩充工事一天”透露出其明显的阵地战倾向，也就是说在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军仍然将在日军空军、炮火优势下死守防御阵地作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与日军拼消耗，宛如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对国民党军做的那样。
如此作战，自然只能收获失败，随着正面战场的不断失利，大片领土被日军攻占，国军虽然不乏作战英勇之人，但是“消极固守”的作战方式无异于坐以待毙，至1937年底，整个河北地区已经基本被日军侵占。蒋介石也开始认识到问题所在，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保存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
在1937年冬于武汉召开的军事会议中，白崇禧就提出：“应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其中“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最终被定为中国抗战的核心思想，也因为简洁易懂而广为流传。（然而后半句经常被我国果粉拿来给国军作战无能丢失大量国土洗地，与最初的含义完全不同，国军崩溃也并非因为执行了该思想）
所谓积小胜为大胜就是指利用游击战正规战相结合的办法争取不断的获得歼灭小股日军的胜利，以空间换时间则是利用广大的国土与日军进行反复的拉锯，最终撑到日军难以为继为止。要做到上述两点，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发展民兵部队。如梁漱溟就认为“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取的”。蒋百里也认为“中国唯有长期抵抗，利用农村基地，以民兵为主力，打广大的游击战，才能把日本拖垮。”可以说，用持久战、游击战坚持抗日，几乎成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共识。
早在1937年9月，国军就曾命河北保安旅改编为第181师在冀南进行游击战，10月又命万福林、孙殿英部在冀西游击。1937年11月10日太原失守，蒋介石急令第二战区所有部队共30多个师转至山区实施游击战，并令第一战区卫立煌率领的第14集团军约4个师留驻晋南参加游击战。最终，不少地方都建立了国军游击队。
第一战区在抗战初期分别建立了豫东、豫北两块游击区。其中豫东游击区为冯玉祥命人建立，1937年底，冯玉祥命宋克宾等人到豫东建立抗日武装，因为冯玉祥的威望和全民同仇敌忾的抗战热情，一时之间从者如云，半年多的时间便形成了一支八千多人的队伍。1938年10月，新四军彭雪枫部到达豫东，和宋克宾部共同抗日，两军携手抗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不仅互相协力，甚至不分彼此。如1938年时在第二战区，第3军、第14军、第17军、第44军、第47军、17师等部队就曾在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进行游击战，并与八路军合作粉碎了日军于1938年4月发动的集结三万兵力意图攻占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共歼敌4000余人。
1937年底，第三战区为了牵制日军在华中、华北的行动，任命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进行游击战争，黄上任后在华中地区频繁出击，或者打击日军小股部队，或者破坏公路、铁路，在长江水域布雷，在徐州会战期间四面出击，极大的牵制了日军。在1940年还奇袭了马当要塞，全歼守军，并焚毁了要塞内的大量物资。
国、共游击队的频繁活动成功的牵制了大量日军，尤其在中、日两军进行会战时更是如此，游击队的活动让大量日军动弹不得，难以出兵支援会战中的日军，在徐州会战中表现的十分明显，陈诚就认为：“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计共有五十五万余人，而参加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不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少部，袭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浦路沿线，不敢离铁道一步，其他平汉路以及江北江西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边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游击区中，对日军来说尤以华北为祸最大，因为华北不仅是国、共游击队密集活动的地方，更是侵华战争的重要基地，因此，1938年11月，日军第10、15、27师团相继调回华北，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治安肃正”，即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控制。
而也是在这一时期，日军开始了对国军方面“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认为可以“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间的摩擦，破坏两者合作”。国军方面也顺势而为，开始了疏于对日作战，勤与中共“摩擦”的反动路线，并将主要精力从打击日寇转移到了削弱共产党军队上。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共双方不再是精诚合作，而是互相掣肘，但是这种内耗反而导致了国军在游击战方面形势的急转直下。
国民党游击队在1940年全盛时期，曾拥有一百多万的武装力量并控制了大片敌后地区，从规模、数量上看已经大大多于共产党的游击队。但是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八字方针后，不仅对共产党的游击队各种刁难甚至制造“摩擦”，连国民党的游击队也进行各种限制。
国民党如此转变的原因，究其本质，是始终以蒋家王朝的存续为第一重要，国家民族大义均为次要，而中共因为积极抗日获得的大量威望和声誉以及迅速扩大的军队和根据地使蒋介石产生了害怕中共取而代之的恐惧，于是便用尽各种方法削弱中共，为此不惜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合作。
在山西，情况自1938年底也开始走向了恶化。1938年12月至次年1月，1939年3月至月底，日军发动了两次对山西南部的扫荡，这两次扫荡大大的打击了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绥军的实力，抗日意志也产生了严重的动摇。在日军两次扫荡后的1939年12月，阎便在“八字方针”的影响和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将枪口转向了中共，制造了“十二月事变”，开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路线。这种态度的结果换来的便是1941年中条山战役的惨败。之后日军为了拉拢阎，停止了对其的进攻，“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下，阎于1941年9月与日军秘密签订了停战协议，相当于停止了抗日。
不仅中共的发展让蒋坐立不安，国军游击队中大量非嫡系部队的崛起也让其无法接受，而且这些非嫡系的部队往往都和中共有着不一般的关系。前文提到的宋克宾，本来在豫东与新四军合作抗日，结果因为其与中共的良好关系，于1939年被免职，副手魏凤楼在卫立煌的保荐下继任，在豫东继续与日寇周旋，并多次袭击日寇据点、炸毁桥梁、收割电线，将部队发展到一万人左右，也多次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但最终也因为其“通共”的嫌疑，将其调离，没有了优秀的领导，余部于1944年最终失败。
而这些活动的最高潮，便是于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早在事变前，国民党军就制造了博山惨案、平江惨案等一系列针对中共的暴行，甚至喊出了“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以不扫”的反动口号。“皖南事变”之前，更是频频与新四军摩擦，在新四军获得了反击作战“黄桥战役”的大胜后，恼羞成怒的国军一方最终集结八万人对正在向长江以北行进的新四军发动了突然袭击，九千多新四军只有两千多人突围，其余的大部遇害，小部被俘。
皖南事变的发声，顿时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推到了风口浪尖，因为虽然自1939年以来国府多次攻讦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捣乱后方、破坏政府军令政令统一等等，但是国府自1939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来，其公信力早已大幅下降，所以国内声讨浪潮仍旧十分高涨。并且，蒋的行为也触怒了美、苏，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明确强调：“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苏联方面甚至质问：“是否在于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我们提供的武器？”并威胁要停止对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援助。面对强大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敛，只能在日记中愤愤不平道：“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
国军的倒行逆施，不仅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伤害了中共和支援中国抗日的友邦，还伤害了他自身。放弃抗日这一崇高目标转而专注反共，导致了国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和迅速的堕落。曾经抗击日寇的国军游击队，也迅速堕落为“游吃队”，即“游安全之区、击无辜之民，抗敌不足，殃民有余”如大别山地区的国军游击队将领李品仙就在大别山地区搜刮民脂民膏，并对心腹说：“抗战胜利后，就不能乱搞钱了”，全然把抗日救国抛诸脑后。
如果说身处大别山区的李品仙仗着地利和自身的地位可以为所欲为，其他国军游击队就不容易这么安泰了。国军一方在游击战政策上与共产党极大不同的一点是，国军经常将非嫡系部队派遣去敌后进行游击，并且始终在重要的补给和兵源补充上极为吝啬，为了限制国军游击队的活动，1939年5月国府出台了“游击队调整办法”，虽然表面上的理由是“设法整理”，但是具体细则中的要求如“严禁征发扰民”“禁止收编土匪民枪”“禁止擅自扩充”无一不是在限制游击队的发展。
众所周知，中共游击队之所以能成功，和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是一大重要原因，中共游击队在日寇的威胁下与当地民众建立了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有八路军活动的地方，日军小股部队便不敢随意活动惊扰民众（相反，在抗日武装不活跃的地方，日军的行为可以说是无法无天），而如果有大股日军的活动，当地居民便会为中共游击队通风报信，游击队也会帮助居民尽量撤离或者躲藏起来（俗称“跑反”），当然为了投桃报李，当地民众也会为中共游击队提供一些补给和帮助甚至兵员，最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那么所谓的“严禁征发扰民”，无异于掐断了这种可能，虽然国军游击队有军纪不佳的问题，但是如此规定，纵然有军纪良好的国军游击队，活动也大大受限了这也与蒋百里提出的“寓兵于农，使民有农之实，而民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的主张背道而驰。按照国府的规定，国军游击队只能有国府一个补给来源，军费、补给全由其所出，也就是说，如果国府方面断绝补给军费，国军游击队的正当选项只有坐以待毙一条而已。
而“禁止收编土匪民枪”和“禁止擅自扩充”则明显有着赤裸裸的限制意味，这无异于宣告禁止国军游击队在敌后发展，只能维持现状，而1940年又进一步严格规定“严禁任意收缴落伍官兵和地方团队枪支自由扩充”，可以说，对国军游击队的限制已经到了“防微杜渐”的程度。这导致各支国军游击队如果仅靠中央拨款度日，无异于坐以待毙，但是若是自谋生路，便往往会迅速堕落，苦于无法筹集补给的国军游击队往往会走向“偷运敌货、毒品企图厚利,或就地征粮不付价款,或因燃料困难烧毁人民器物门窗,甚或三五成群黑夜化装扰民,行同土匪”的堕落道路。
而这种“防微杜渐”迎来的“硕果”之一就是1941年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部的投敌。皖南事变后，中共军队在苏皖地区元气大伤，间接导致当地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国民党军的矛盾激化了起来。当地的韩德勤部和李明扬部矛盾渐深，而因为韩德勤的较高地位，韩便利用职务之便，克扣李明扬部的军费，虽然因为李明扬部对日作战勇敢，军令部命军政部对其发放经费，但是在韩德勤的作梗下，李明扬部“弹药数年毫无补充，军需给养，除中央补助十四万元外，省府未能充分供给。”而根据1941年中国173%的通胀率，这十四万元的价值也很值得商榷。
于是在1941年2月，日军发动“苏北战役”期间，李明扬的副手李长江叛变投敌，而李长江在投敌后，也并不热衷为日军卖命，于是很快便被日军毒害，并解除了兵权。可以说李长江的叛变投敌，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军对于游击队的限制政策。这种限制束缚住了国军游击队的发展，最终导致自1941年开始的国军敌后战场的“大崩溃”，大量国民党游击队的将领和士兵投降日本，其中不乏庞炳勋这样的抗日名将（下图左），一时之间“降官如毛,降将如潮”，中国战场的伪军数量暴涨至八十万，而至1944年，国民党游击队则只剩下了27万人，曾经遍布全国的抗战根据地，也只剩零星几块。这导致的一个极为严重的结果就是，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军需要美军的飞机才能迅速接管重要城市，因为他们的成建制力量大多龟缩进了中国的边远地区。
从国军游击队前期的战国和发展规模来看，国军方面并不是没有人才，也并非不谙游击战。实是蒋始终认为大部分游击队是游离于中央权威之外的武装势力，极难控制，并且容易受中共影响（从资料看，战绩较好的国民党游击队，大多数与中共有联系），而恰恰这点，是国军领袖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早年一直强调要将中国建成一个“法西斯蒂”（法西斯的早期称呼）国家，虽然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自1933年以后再未明确宣扬，但是其本质并没有变化，而法西斯与共产党，始终是水火不容的。
不仅蒋的主张与共产党的理念不合，蒋所代表的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也不可能接受在他们看来“均贫富”的共产主义。那么结果不言而喻，蒋与共产主义者绝无调和的可能，共产主义者也深知蒋的本质，故始终对其抱有戒心。纵观整个抗战，国共合作的桌面下，双方暗中角力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文中只是对军事上的“摩擦”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正如白崇禧回忆所说的那样：“于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支持达五年之久，牵制敌人，防止中共政权组织，对抗战贡献殊大”。
而具体到政策上，便如前文所阐述的，蒋对任何一点可能的共产主义的扩张都始终保持着全力压制的态势，即使这可能导致对日作战的失利。对任何不完全服从于自己的非嫡系军队，也始终使用着古老的“一箭双雕”的把戏逼迫他们去与日军作战，以达到“打死日军除外患，打死国军除内乱”的目的，事实上，大多数由地方军阀所组成的非嫡系军队确实在蒋的这种计策下被严重削弱甚至消灭。
但是被蒋所忽视的一点就是，中共的与国民建立亲密关系的政治政策即“密切联系群众”与“上下平等，官兵一致”的军事政策以及“坚决抗日”的最高纲领让中共始终能够获得从内到外的巨大支持。相比在军纪上与日军区别有限的国民党军队（如前文提到的“游吃队”），军纪严明、作战勇敢、并且待国民如亲人一般的中共军队无疑更加能获得国民的拥戴，而中共军队的这一外在表现则来源于中共军队内部“上下平等，官兵一致”的内部环境，反之国民党军队内部“高低分明”的等级和长官随时能以个人好恶操控士兵生死的绝对权力，更容易让士兵将来自上级的压力转移到国民身上。遗憾的是，蒋介石从来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再多的“整训”也没有在这方面进行任何的改变，而这也就是对非嫡系军阀部队屡试不爽的招数到了中共军队这里便不起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虽然在抗战时期为了维持个人对整个中国的控制煞费苦心，甚至不惜自废武功，将一度风生水起的国民党游击队整训、削弱、解散，但从最终的结果看，他的种种努力都不如美国的幡然醒悟，决定支持国民党坚守台湾，成为遏制红色中国的桥头堡。
回顾国民党军队进行游击战的历史，可以明显的发现，国民党在游击战上的最终失败，与其在1939年开始的脱离群众、违背广大民意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路线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游击战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才能持久，如1939年汤恩伯在和共产党员进行交流后便恍然大悟道：“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打你们为什么老打不过呢？一个原因是你们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阎锡山为了在山西推行游击战，也曾颁布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法令和对抗战士兵的家眷给予补贴。由国民党军政府下发的《游击战纲要》更是明确要求敌后游击队“爱护民众并组织而训练之，使由亲近而信仰合作”。但是为了能防止这些游击队尾大不掉，还是对其进行了种种限制政策，使他们只能依靠中央的拨款来维持，因为如果国军游击队真的去“亲近民众”，最后的结果在蒋看来便是“通共赤化”，正如斯诺所说的“（国军游击队）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基础,所以多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但是“远离民众”的结果，自然就是游击战争的失败，国军游击队在战争后期的极度萎缩，便是这一准则的明证。
可以说，蒋介石集团的本质决定了国军游击队的最终衰落，因为他们从心底深处恐惧军队和民众的密切结合，进而威胁到他们的独裁统治。当然，如果从越南的例子看，蒋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作者简介
** 正义必胜 ** / **** 北朝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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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历史，窥伺全域，草莽白丁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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