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基层困境如何解决？

acel rovsion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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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月的电影市场上，《我不是潘金莲》可说是最具争议性的一部作品。评论普遍认为是一部反映基层某些问题的批判性电影。影片本身的水准好坏暂且不谈，这里说说基层工作面临的困境如何形成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






基层工作中民众与基层公务人员缺乏能够解决问题的政治规范，大部分还是通过人情劝慰和强调规章来进行，并且基层公务员能够调动的协调资源有限，要同时规避涉及到基层领导责任，也要同时解决民众的情绪性行动，很难真正解决问题。这是基层工作的主要难度，这也是信访等类似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但这个合理性是从权利观出发的。






因为这样导致另一个技术问题，由于官员考评制度中群众事件负面性太高，群众事件对于垂直管理的'政府系统是一个“政治风险”的问题。所以地方政府对于此类事件直觉上容易采用消极解决，简单的是强调规章细节来规避部分责任和主要以情绪劝慰冷处理此类事件。而上级政府由于公共舆论发酵，而往往上级政府面临更大的媒体压力，出于对于公共舆论的平息，往往通过逐级问责的处理方案来平息公共情绪。这种状况，造成恶性循环，下次类似事件出现，下级政府往往更大程度冷处理以期待不会被上报或者干脆大幅度退让。使得基层民众往往通过激进行动来获得媒体关注对基层政府施压，极端会造成依闹分配的诡异状况。而这种博弈策略又会继续使得地方政府继续重复以上消极策略。

这是个很诡异的局面。这样的循环不会是全部，但比例也不低。



然而以上状况的问题在于，今后互联网带来媒介更新使得公共政治会随着这个场域扩大而展开，未来面临的远远不是基层治理问题，还有城市小资阶级的关注的公共议题，包括性别平权，市政治理和公共参与，民生公共政策和公众反馈等越来越多的此类问题，你不可能保持这种状态去面临共和国未来必然会面对的类似挑战。

解决方案不知道。




原著和本电影都有点如《官场现形记》搬的嘲讽腔调，准备甩锅给官员本身上。但现实而言，这更多是当代公共政策的一个结构问题。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三部曲有提供分析思路，基本假设是政治系统分为输入，输出和反馈；分析基础是“政治就是对于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决策活动”这一概念。可解释为：


政治活动的基本对象是社会价值物，政治活动的内容和方式是分配社会价值物的决策活动 。这种分配是权威性的分配 ，也就是合法的强制性的分配。



另外，共同意向和共同偏好未必等同。





以上框架似乎也可以用主流经济学科的方法来量化，比如把政策影响分成处理组和控制组来寻求DID模型求解政策影响，用两类平行变量（传播学舆论效应量化做共同意向，基层此类事件偏好统计做共同偏好）满足稳定性检验，看两组趋势是否相似。当然这纯属不成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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