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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7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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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7 16:00:00
# 地域优越感是从哪来的？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__ _ _ _ _
** ** 文 | 飞剑客
** **
最近一个月，沉思录围绕着上海以及上海疫情的话题，都显沉重。除了“共存”与“清零”的路线之争，网络上对于上海疫情的话语，从迪士尼的烟花始，我们能看到市民阶层对于上海“现代性”的赋魅，当然也不乏外地媒体的吹捧，再到如今全国的网友对于“上海性”的普遍祛魅到批评的过程。今天来聊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
就在年底，有一部全程上海言话的《爱情神话》上映，讲述了上海本地的有闲市民男女的日常，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虽然片名叫爱情神话，其实是塑造了上海神话。影片没有看出什么爱情的踪迹，能看出导演处处闪现着反讽，但仅仅是在自娱自乐地反讽，反过来构建了一个梧桐树下，咖啡馆外，小布尔乔亚的腔调呼之欲出的精致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自然是要排除掉外地人的，或者是仅仅充当黄蓝色一闪而过的背景，然而我们在上海疫情中清楚地看到，作为“市民阶层”的上海人——除了户籍310居民，也包括新上海人，
**
他们日用而不觉的物流和消费是由外地劳工支撑起来的，而当这些一旦遭遇断档的时候，他们心中的上海也立刻“变得陌生了”起来，甚至会惊讶“曾经热爱的上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 ，这就是赋魅的结果。事实是本地市民阶层的现代性生活是非常依赖那些穿上工服就隐形的人。
不过在媒介中，提到桑海宁，相比于其他一线，往往是“排外”“优越”的印象标签更浓（除了对欧美人），在疫情中除了前期防疫的不作为，这些“特征”被攻讦的尤其之多，很容易引起上海与非上海之间的地域大战，在不明朗的时下滋生戾气。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刻板化的，它可能只是少数市民的习性，
** 同时它需要更唯物主义的解释： **
这里聊上海人外，也对照聊聊广深。
** 上海人的神话 **
严格来说，上海人概念是建国后才终于形成的。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也有上海本地人，早已在元代上海建县时就逐步形成了，受江南传统乡土文化影响深，讲的是传统太湖片方言，比如松江话，但这些人后代也有很多并不是我们认知里有腔调的“上海人”，而是被称为“乡毋人”。后来，上海开埠，各地的移民随之涌入租界区。
近代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当然也有南区从事工商业的原住民），其主要移民是来自太湖片的吴语族群和江北片的淮官族群，要说民国时期的上海人存在歧视现象，与其说是歧视，不如说是自外于买办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存在的“菜鸡互啄”，
** 归根结底是不同方言族群间的斗争。 **
现代上海人的地域认同形成于共和国前期。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这个桑海宁首先是有“上海市区户口”的人。在解放后，市区的老克勒原住民闻风而逃，留在了上海的多是劳工阶级，郊外是农民（58年又从江苏划来了大片地方），随着前三十年户籍约束，所形成了高度不流通的本地城乡社会，在其中确立了市区人和乡下人的划分。
在共和国初期的工业积累历史中，上海无疑是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说是“长女”形容恰当。彼时拥有当时最多的工人阶级数量，上海工业通过其他方式支援各个地区的建设，并向全国大小三线输送了大批人才，与此同时，上海的住房分配机制赶不上工业人口增长的速度。上海彼时的人均居住面积却是全国垫底的，很多家庭一家几口挤在亭子间大小的房子里，而当出去建设和上山下乡的人在改开后陆续回来，住宅的逼仄情况没有改变，还有相当多人就业也没法解决。凑在一起的大家庭间、妯娌间经常爆发争吵，所以在外地人刻板印象里本地人那些斤斤计较的小市民习气，很可能是这个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即便那会居住条件不好，上海市区在中国仍是拥有着独一档的便利和现代化的地域。常看到上海老一辈喜欢吃雪糕和软糖，因为对从小生活于此的他们来说，就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市区人对于乡毋人，毫无疑问是有优越感的。而在此以后，转移到对外地人的优越。
唯物上看，优越主要来源于两点：
第一部分是来自于前几十年城乡二元制下，直接与政治国家规定的“工资级”相关的地域歧视。这些本不是一线独有的现象，小城市和县城不是没有通过这个机制对农村的歧视。常见于老一辈上海人。
由这部分优越是如何演变为部分人的排外情绪的呢？很大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使得上海本地市民阶层群体发生了分化，相当多的本地人也是蜗居在父辈留下来的，旧城区的破老公房或者弄堂老民房里。相对那些发财的，是被边缘化了。他们有时候会觉得都是外地人过来把机会抢走。还有就是改开后的大量流动人口，带来的90年代的较高犯罪率，无疑加剧了本地人对外地人（安徽人——白完人）的敌意。
第二种优越类似“中心资本主义”路线代表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对边缘的压制。在后者眼中，上海并不是作为我国曾经最大的工业城市而伟大，而是上海愈发地作为类“西方”的异质于“本土”的现代性的代表而伟大。就比如上海人喝咖啡，一些人也要进行赋魅，称为“上海传统市民咖啡文化”，甚至把上海人上升到具有“咖啡基因”的层次。
但凡对历史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上海提前全国大部分地区接触咖啡是因为殖民，以及当时老克拉们对于“先进西方生活总体”的模仿，为了接入现代景观而沿袭下来的，这里和夏目漱石《我是猫》里面的“高级日本人”对于牛肉和咖喱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说前者的优越感像是有些上海老太太的不搭理，白眼说上海言话的态度，令人不悦；后者则像一个举止得体的精英人士，告诉侬“并不是上海人歧视外地，而是这些层次低的人歧视外地”，“因为他们自己一辈子过的不行，永远是繁华城市里的井底之蛙”。
** 你能感觉到客气周到，直到疫情来到，他说“上海都这样更别说全国其他地方了”。 **
** 妖都和先行示范区 **
相比魔都，现在城中村遍布的妖都，原住民的先祖是秦军南征百越，留驻两广的秦军和百越土著融合而来，但一般追溯宗祠则大多是南宋从北方来的（如陈家祠）。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和上海那种时髦的风格不同，有自己的一套。数以千计的东南亚、南亚、非洲和阿拉伯人就像千百年他们的先辈来到这里，和塞里斯人进行着商品的交易。
80年代，广东处于对外开放的最前线，对于村集体的土地转用和开发模式，珠三角各级政府是乐于放权的。典型的模式是村民提供土地，建造厂房出租给外资企业，然后村集体分享租值；工人从内陆省份和非珠地区风尘仆仆而来，为当地提供剩余价值；于是广府人的自建房加高，十几层遍地开花，亦可横向连绵，楼间距无限趋近，形成握手楼。
外来人多，本地人可凭借出租房屋就获利，另外村集体厂房，村户宅基地的底层还可以改造商铺继续出租给商家；而长三角地区的厂房和住宅则大量集中在城镇的土地上，拥有者一般是企业主或政府本身，导致普通人很难分享租值。以上也导致珠三角本地人进厂务工比例远低于长三角，其享乐生活的氛围也浓于其他地区，不过据我观察广州人只是在吃上面比较讲究，在住和行上，就没啥多余的讲究。
长远看，这种收租不干事的文化也很可怕的，就像土生土长的人所焦虑的那样，慢慢城里就全是“煲冬瓜”。他们既要维系这种开放的经济基础，也担心既有的生活方式会改变：譬如热爱的粤语文化断层了，大排档关门了。事实上本地年轻人聚会的时候，他们都会下意识先使用普通话，直到发现都是说粤语的，相视一笑才切换到粤语频道。
很多老广称外省人为“捞”，但真和老广接触后，会发现捞仔捞妹调侃成分居多，“捞”源于“老兄”，是老广年轻时说国语不流利的产物，碰到外省人称“老兄”的时候就变成“捞兄”，当然后面这个词在外省人那解码可能有分歧，但原初并非贬义，问一问老东山、老西关的广州人就知道了。相比捞字，北佬北妹就显得不太客气了，九十年代那会珠三角这边叫北佬北妹很多，原因多出于治安，这几年地域黑渐少，外地人也普遍认为老广相对性情温和，朴素务实，有人情味。
然而，广州人现在相对不排外是比较现实的，大家都知道老广低调，不显山露水，就算心里有意见，但他们的文化里信奉和气生财，这也是千百年来做外贸做出来的一点人生经验，即无论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人家不高看你也不低看你——因为没什么用。顺着这条思路我们能想到经济上的，到08年以来，通过四万亿大基建这波内陆的造富机器，除了以前输出的打工仔，又有了一大批内地有钱人来到了珠三角消费，明眼望见那些来自内陆的靓仔“有素质”且能花钱，过去的成见又少了，
** 从以上几点来看，绝大部分地域歧视植根于经济利益。 **
相对来说，深圳这座粤东城市就剔除了粤语区与普通话的磨合过程。深圳可能是所有城市中最不可名状的，你要如何形容它呢？湖广省的省会？还是北京的飞地？这短短四十年，从三十万人到两千万人，文化背景千差万别的汇聚在一起，就是一台各自独立、穿插的先锋戏剧。到现在，深圳土著是一个很难找的群体：围头人，还有一些客家人，早期本地人和外地尿不到一壶，想各玩各的，没过多久就被庞大的外来基数给湮没了，构成了一句：来了都是深（hui）圳（zhou）人。
之所以拿深圳作为本文结尾，是因为深圳脱离了本地人/外地人的范式，不会像市区人要带“老”字的那些城市有很多复杂性，会从语言上歧视你，比如当地人会用侬晓得伐/您知道吗来嘲讽之，哪怕在当地买了房子，获得了市民权，仍然可能需要摆出归化的态度，而深圳是一个很纯粹的地方，不会歧视你的出身，你的学历，你的腔调，他纯粹到只看你的资产和房产。深圳二代的优越感也不是来自深圳校服或者深圳户口，因为外地人可以轻松获得，
** 而是来自父母的房产证。 **
你看着深圳一个产业园连着一个产业园，看着打工人像一排排干电池，安入撤出。一方面，深圳把多数土地给了写字楼和全国最多的公园，用它的房屋供给量和常住人口的不成比例的事实告诉年轻人，深圳就没想过让你能待到35岁以上，但它相信自己会一直有魔力，能让年轻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另一方面，定居也是80%年轻人不敢想的，来深圳的年轻人，多少想着混工作经验，随时准备提桶跑路，这份简历回二线换个工作也会相对容易点。城与人这般的默契。
深圳不是广州，后者本土文化的平民化已经连绵上百年，通常来说，上海（香港）的路径是可循的：先发红利的人往往三代就能形成通过占有房产，继而和外来者产生矛盾，矛盾中觉醒出你和我不同的地域认同与区隔。深圳仍处于一个过渡的时期，也需要我们去见证：究竟是改革前沿的中国深圳，或只是想稳固为南国的一座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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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年底，有一部全程上海言话的《爱情神话》上映，讲述了上海本地的有闲市民男女的日常，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虽然片名叫爱情神话，其实是塑造了上海神话。影片没有看出什么爱情的踪迹，能看出导演处处闪现着反讽，但仅仅是在自娱自乐地反讽，反过来构建了一个梧桐树下，咖啡馆外，小布尔乔亚的腔调呼之欲出的精致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自然是要排除掉外地人的，或者是仅仅充当黄蓝色一闪而过的背景，然而我们在上海疫情中清楚地看到，作为“市民阶层”的上海人——除了户籍310居民，也包括新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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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日用而不觉的物流和消费是由外地劳工支撑起来的，而当这些一旦遭遇断档的时候，他们心中的上海也立刻“变得陌生了”起来，甚至会惊讶“曾经热爱的上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 ，这就是赋魅的结果。事实是本地市民阶层的现代性生活是非常依赖那些穿上工服就隐形的人。
不过在媒介中，提到桑海宁，相比于其他一线，往往是“排外”“优越”的印象标签更浓（除了对欧美人），在疫情中除了前期防疫的不作为，这些“特征”被攻讦的尤其之多，很容易引起上海与非上海之间的地域大战，在不明朗的时下滋生戾气。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刻板化的，它可能只是少数市民的习性，
** 同时它需要更唯物主义的解释： **
这里聊上海人外，也对照聊聊广深。
** 上海人的神话 **
严格来说，上海人概念是建国后才终于形成的。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也有上海本地人，早已在元代上海建县时就逐步形成了，受江南传统乡土文化影响深，讲的是传统太湖片方言，比如松江话，但这些人后代也有很多并不是我们认知里有腔调的“上海人”，而是被称为“乡毋人”。后来，上海开埠，各地的移民随之涌入租界区。
近代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当然也有南区从事工商业的原住民），其主要移民是来自太湖片的吴语族群和江北片的淮官族群，要说民国时期的上海人存在歧视现象，与其说是歧视，不如说是自外于买办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存在的“菜鸡互啄”，
** 归根结底是不同方言族群间的斗争。 **
现代上海人的地域认同形成于共和国前期。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这个桑海宁首先是有“上海市区户口”的人。在解放后，市区的老克勒原住民闻风而逃，留在了上海的多是劳工阶级，郊外是农民（58年又从江苏划来了大片地方），随着前三十年户籍约束，所形成了高度不流通的本地城乡社会，在其中确立了市区人和乡下人的划分。
在共和国初期的工业积累历史中，上海无疑是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说是“长女”形容恰当。彼时拥有当时最多的工人阶级数量，上海工业通过其他方式支援各个地区的建设，并向全国大小三线输送了大批人才，与此同时，上海的住房分配机制赶不上工业人口增长的速度。上海彼时的人均居住面积却是全国垫底的，很多家庭一家几口挤在亭子间大小的房子里，而当出去建设和上山下乡的人在改开后陆续回来，住宅的逼仄情况没有改变，还有相当多人就业也没法解决。凑在一起的大家庭间、妯娌间经常爆发争吵，所以在外地人刻板印象里本地人那些斤斤计较的小市民习气，很可能是这个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即便那会居住条件不好，上海市区在中国仍是拥有着独一档的便利和现代化的地域。常看到上海老一辈喜欢吃雪糕和软糖，因为对从小生活于此的他们来说，就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市区人对于乡毋人，毫无疑问是有优越感的。而在此以后，转移到对外地人的优越。
唯物上看，优越主要来源于两点：
第一部分是来自于前几十年城乡二元制下，直接与政治国家规定的“工资级”相关的地域歧视。这些本不是一线独有的现象，小城市和县城不是没有通过这个机制对农村的歧视。常见于老一辈上海人。
由这部分优越是如何演变为部分人的排外情绪的呢？很大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使得上海本地市民阶层群体发生了分化，相当多的本地人也是蜗居在父辈留下来的，旧城区的破老公房或者弄堂老民房里。相对那些发财的，是被边缘化了。他们有时候会觉得都是外地人过来把机会抢走。还有就是改开后的大量流动人口，带来的90年代的较高犯罪率，无疑加剧了本地人对外地人（安徽人——白完人）的敌意。
第二种优越类似“中心资本主义”路线代表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对边缘的压制。在后者眼中，上海并不是作为我国曾经最大的工业城市而伟大，而是上海愈发地作为类“西方”的异质于“本土”的现代性的代表而伟大。就比如上海人喝咖啡，一些人也要进行赋魅，称为“上海传统市民咖啡文化”，甚至把上海人上升到具有“咖啡基因”的层次。
但凡对历史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上海提前全国大部分地区接触咖啡是因为殖民，以及当时老克拉们对于“先进西方生活总体”的模仿，为了接入现代景观而沿袭下来的，这里和夏目漱石《我是猫》里面的“高级日本人”对于牛肉和咖喱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说前者的优越感像是有些上海老太太的不搭理，白眼说上海言话的态度，令人不悦；后者则像一个举止得体的精英人士，告诉侬“并不是上海人歧视外地，而是这些层次低的人歧视外地”，“因为他们自己一辈子过的不行，永远是繁华城市里的井底之蛙”。
** 你能感觉到客气周到，直到疫情来到，他说“上海都这样更别说全国其他地方了”。 **
** 妖都和先行示范区 **
相比魔都，现在城中村遍布的妖都，原住民的先祖是秦军南征百越，留驻两广的秦军和百越土著融合而来，但一般追溯宗祠则大多是南宋从北方来的（如陈家祠）。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和上海那种时髦的风格不同，有自己的一套。数以千计的东南亚、南亚、非洲和阿拉伯人就像千百年他们的先辈来到这里，和塞里斯人进行着商品的交易。
80年代，广东处于对外开放的最前线，对于村集体的土地转用和开发模式，珠三角各级政府是乐于放权的。典型的模式是村民提供土地，建造厂房出租给外资企业，然后村集体分享租值；工人从内陆省份和非珠地区风尘仆仆而来，为当地提供剩余价值；于是广府人的自建房加高，十几层遍地开花，亦可横向连绵，楼间距无限趋近，形成握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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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看，这种收租不干事的文化也很可怕的，就像土生土长的人所焦虑的那样，慢慢城里就全是“煲冬瓜”。他们既要维系这种开放的经济基础，也担心既有的生活方式会改变：譬如热爱的粤语文化断层了，大排档关门了。事实上本地年轻人聚会的时候，他们都会下意识先使用普通话，直到发现都是说粤语的，相视一笑才切换到粤语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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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广州人现在相对不排外是比较现实的，大家都知道老广低调，不显山露水，就算心里有意见，但他们的文化里信奉和气生财，这也是千百年来做外贸做出来的一点人生经验，即无论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人家不高看你也不低看你——因为没什么用。顺着这条思路我们能想到经济上的，到08年以来，通过四万亿大基建这波内陆的造富机器，除了以前输出的打工仔，又有了一大批内地有钱人来到了珠三角消费，明眼望见那些来自内陆的靓仔“有素质”且能花钱，过去的成见又少了，
** 从以上几点来看，绝大部分地域歧视植根于经济利益。 **
相对来说，深圳这座粤东城市就剔除了粤语区与普通话的磨合过程。深圳可能是所有城市中最不可名状的，你要如何形容它呢？湖广省的省会？还是北京的飞地？这短短四十年，从三十万人到两千万人，文化背景千差万别的汇聚在一起，就是一台各自独立、穿插的先锋戏剧。到现在，深圳土著是一个很难找的群体：围头人，还有一些客家人，早期本地人和外地尿不到一壶，想各玩各的，没过多久就被庞大的外来基数给湮没了，构成了一句：来了都是深（hui）圳（zhou）人。
之所以拿深圳作为本文结尾，是因为深圳脱离了本地人/外地人的范式，不会像市区人要带“老”字的那些城市有很多复杂性，会从语言上歧视你，比如当地人会用侬晓得伐/您知道吗来嘲讽之，哪怕在当地买了房子，获得了市民权，仍然可能需要摆出归化的态度，而深圳是一个很纯粹的地方，不会歧视你的出身，你的学历，你的腔调，他纯粹到只看你的资产和房产。深圳二代的优越感也不是来自深圳校服或者深圳户口，因为外地人可以轻松获得，
** 而是来自父母的房产证。 **
你看着深圳一个产业园连着一个产业园，看着打工人像一排排干电池，安入撤出。一方面，深圳把多数土地给了写字楼和全国最多的公园，用它的房屋供给量和常住人口的不成比例的事实告诉年轻人，深圳就没想过让你能待到35岁以上，但它相信自己会一直有魔力，能让年轻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另一方面，定居也是80%年轻人不敢想的，来深圳的年轻人，多少想着混工作经验，随时准备提桶跑路，这份简历回二线换个工作也会相对容易点。城与人这般的默契。
深圳不是广州，后者本土文化的平民化已经连绵上百年，通常来说，上海（香港）的路径是可循的：先发红利的人往往三代就能形成通过占有房产，继而和外来者产生矛盾，矛盾中觉醒出你和我不同的地域认同与区隔。深圳仍处于一个过渡的时期，也需要我们去见证：究竟是改革前沿的中国深圳，或只是想稳固为南国的一座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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