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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8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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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灰姑娘”在台湾的悲惨境遇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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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邬言惠语 ，作者懒残僧
**邬言惠语** . 如是我闻
文 | 懒残僧
之前看到 沉思录
一篇文章，是一位今年的本科应届生所作。这位朋友虽然年轻，但是已经在“新潮沉思录”撰文三年，写出许多思想深刻的文章。我实在是自愧不如。他在文章中提到：“可以看到，在农民生活境况困难的8、90年代（废除农业税之前），大学生没有发声；在国企工人生活境况困难的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1997年大下岗），大学生没有发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面对着极差的劳动环境时，大学生没有发声；但在精准扶贫逐渐取得成功，普通劳动者境遇逐渐好转，不过资产价格逐渐趋稳甚至阴跌而影响到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效费比的2019年，小资产阶级迅速转向，开始“认同自己的劳动者身份”并抢夺工农大众的话语权。这只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表现而不是真正认同自己的潜在无产阶级身份。”
看到这段话，我不由得击节赞叹。我一直主张，网上的各种言论，基本上都是小布尔乔亚的声音，特别是键政爱好者们，更是不折不扣的小布尔乔亚。我自我定位也是小布尔乔亚，不然就不会写《
[ 小布尔乔亚读《毛泽东选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A1ODY4Mw==&mid=2247485063&idx=1&sn=44078264871e61901a1c0d563ff47045&chksm=fcf47453cb83fd45cae6c68bab0a3bc3631250f572df488359491c9ae632f92e2f8dae2498a7&scene=21#wechat_redirect)
》了。很多学生都在跟我扯，说自己是无产阶级。然而毛选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主席就写道，“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也是小资产阶级。
在《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中，毛主席对自己的侄子毛远新就有过一段棒喝式的谈话，“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毛泽民）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
没有吃过苦，不愿意吃苦，又怎么能当“左”派。然而如今网上，有趣的现象，正是一群小布尔乔亚哭着喊着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很多人完全没有接触过无产阶级，却不妨碍以想象中无产阶级的政治正确四处碰瓷。然而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声音，却缺少渠道发声。国家轰轰烈烈的精准扶贫工程，在网上是少有人讨论的。
就好像最近大火的歌曲《孤勇者》，那些MV的配图，没几个算得上“孤”的，全是站在光里的主流人。然而这些和《跨国灰姑娘》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本书的序中，讲了一个故事：“曾经，在某个美国女性主义者的聚会中，与会者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他们激动的讨论着家事的性别分工对女人造成的不平等与压迫。基于少数的一名黑人女性举起手不疾不徐地说，我想在座的各位能够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你们家里都有女佣帮你们做家务带小孩吧。一桌女人沉默以对。”
如今网上正火热的女权的声音，同样不少属于小布尔乔亚的声音。真正底层女性所受的压迫，上层女性可能难以了解，或者不屑于了解。甚至于有不少打着女权名义支持嫖娼合法化和代孕合法化。本书以家务雇佣这个主题暴露了女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90年代起的女性主义，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女学者，开始质疑“女性”的同质经验，正视女人之间的差异，强调性别的压迫不是绝对优先，而是与其他社会不平等（阶级、种族、国籍、性倾向等）相纠结。在家务雇佣中，雇主与雇工都是女性。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连带，而非姐妹情谊。在全球化链条下，市场分工出了女性专职子宫的国家，也分工出了女性专职女佣的国家。
** 第一章 合法的奴工 **
长期以来，亚洲的劳动力一直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来源。自60年代起，亚洲移民潮的目的地是北美及西欧。70年代中期爆发石油危机后，快速致富的中东国家成为新目的地。到了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移民开始从净移出转为净移入，逐步成为东南亚及南亚移民劳动力的主要目的地。
迁徙不是单纯的个人决定，而是受到既有政治——经济力量模塑的过程与结果。可以从输出国、中介和地主国单方面来分析这个体系。
从输出国来讲，政府直接介入促进国际迁移，是亚洲迁移体系和北美、西欧等地的最大不同特征。劳务输出国如菲律宾、印尼，都已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来对这项重要“外销产品”进行管理征募和训练等工作，并积极与地主国政府协商，签订双边协议来保障本国移工受到青睐。并且，为了方便吸纳移工的海外汇款，输出国的银行在地主国提供一条龙服务。
商业化是亚洲迁移体系的第2个特征。在美国和加拿大，移工有机会取得永久留居权。因此，移工介绍采取人带人模式—— [ 读《全球“猎身”》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A1ODY4Mw==&mid=2247484903&idx=1&sn=d3ad09cdea471b4d8076fd01b485d415&chksm=fcf47733cb83fe250bca9ac15589e2062a516ed7a9343539a769c986aa927f3d175f4fc70097&scene=21#wechat_redirect)
。但亚洲的移工是契约模式，期满后就要回国。因此，移工和雇主之间只能仰赖中介媒合。因此，中介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包括安排交通或偷渡、与雇主配对签约、提供翻译与训练、办理或伪造文件签证，甚至与当地人假结婚、短期借宿、高利赊贷等。
亚洲迁移模式最后一个特征是地主国的严苛规范。大部分的亚洲移工为暂时性的契约所雇佣，只能在地主国短期居留，不享有长期居留与入籍的权利；只能以个人身份来打工，不得接家人来地主国共同生活。地主国雇用的是精心挑选的、身体勇健的成年移工，只负担在契约期限内移工劳动力的日常维护。地主国得以把劳动力更新的成本外包给原生国，无论是移工本人的教养过程，还是移工家庭的下一代再生产。
台湾对于外籍劳动力的正式开放，始于1989年10月。根据2008年劳委会的统计，合法登记的外籍家务移工总和为16.8万人，大约是国家整体劳动力的1.66%。
台湾社会引进家务移工，究其原因，是因为近几十年来妇女对劳动参与的提高。双薪家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许多双薪家庭选择与长辈分开居住，这使得小孩没人帮忙照顾。而许多家庭，由于长辈年迈，本身就需要人照顾。
台湾地区政府认为向外寻求家务劳动力，可促进妇女在劳动市场的参与。所以，家庭帮佣的雇佣资格被严格限定于双薪家庭，也就是当女性“天职”与受薪雇用有所冲突之际。这使得女性主义团体质疑这个政策会强化女佣制度作为奴隶制度的残余。
事实上，韩国、日本及台湾在接受移工同时都考虑过族群同质性问题。韩国政府一开始仅允许雇佣朝鲜族中国人。日本政府对海外移工的雇佣，长期内限定为巴西日侨。而台湾地区政府的纠结，在于是否要从中国大陆引入移工，最终还是决定对大陆紧闭门户。
基于台湾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中的暧昧地位，对台湾地区执政者来讲，引入哪个国家的人作为移工属于外交考量，经济实力成为其追求全球立足的少数资源之一。1994年李登辉曾宣布推进“南进”政策，不仅意图解决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外移问题，同时也具有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政治连带目的。
台湾地区政府最终选择和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东南亚国协“ASEAN”——签订了外劳协议。这被台湾媒体称为“外劳外交”，他们自认为这是间接确认“国格”的一种方式。台湾地区政府把这当成控制这些国家的方式，一旦产生龃龉，便以停止雇佣外劳作为惩罚。出于这个目的，台湾还引入越南外劳作为竞争。
当然，对专业白领外国人的聘用，不受以上限制。“客工”模式仅针对低级外劳，是要避免移工成为永久留居者。所以移工的留居期限不得超过三年；期间禁止怀孕，否则遣返；不得轻易更换雇主，而雇主则可以随意解雇移工。这些规定剥夺了劳动者最后的王牌——“用脚投票”，无产化的劳动者可拥有的最低限自由就是通过市场流动选择自己要的工作。
在台湾，主要家务外劳输入国便是菲律宾和印尼。今天的菲律宾是亚洲最大的移工输出国，排世界第二。根据2003年12月统计，海外菲律宾移工数将近770万人（总人口8000万人），其中43%是契约移工，68%在亚洲工作。海外移工的汇款是菲律宾最大的外汇来源，在2003年给国家经济贡献了70亿美金。
原先菲律宾是美军投入越战的军事经济后备基地，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在越战结束后，菲律宾的经济发生了大幅衰退，每况愈下。到了80年代初期，菲律宾物价平均涨幅32%，人口中2/3位于贫困线之下。
1974年，马可仕政府启动“劳工出口政策”，声称这是个可以舒缓失业问题并带来外汇的权宜性政策。1986年，阿基诺夫人掌权后，她的政府持续肯定并掠夺海外菲律宾移工的经济贡献。菲律宾政府以“国家英雄”之名来提升海外移工的地位，并且转而利用更细微的措施来压榨移工，例如提高移工携带回国物品的进口税。
由于美军曾经殖民过，菲律宾移工有着流利的英语和较高的教育水平。一半以上的菲律宾移工具有大专学历，2/3的人都完成过中等教育。在2000年后，菲律宾的海外移工大多数为女性，一般是20到30岁。她们大多从事女佣、看护、娱乐员等服务性质的工作，其中大部分具有相当教育程度与技术。
印尼身为人口总数世界第四的国家，比菲律宾晚了许久，才踏进了全球劳动市场。虽然印尼接受了海外移工的汇款并不如菲律宾那么金额庞大，但印尼政府认识到劳力输出是解决人口过剩的便宜之计。
印尼政府在1978年颁布的国家政策纲领中，将女性定义为“下一代劳动力的生育者”。一直到1993年国家政策纲领，才把女性定义为一种“人力资源”，具有裨利国家发展的经济潜力。为此，印尼政府也开始承认海外移工的汇款对国内经济的重要帮助，因而将其宣扬为“外汇英雄”。
如今，印尼已经成为亚洲各国雇佣外籍女佣的主要来源国。在过去20年来，印尼循合法管道外流的移工大多为女性，而且多数从事家务服务。她们的年纪大多在20多或30，教育程度并不高，大部分是单身或离婚。
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印尼移工以惊人的速度抢占市场。1991年，台湾印尼移工只有1万人，但到了2001年，数目超过9万人。在香港，印尼家务移工的比例从1995年到2000年激增了三倍。新加坡1995年时，印尼移工占所有外籍家务工的20%，但是到2003年，七成以上来自印尼。
全球化的家务分工，养活了相当数量的跨国中介。移工来台湾所缴纳的中介费用比亚洲其他地主国都高。根据作者在2005年的调查，菲籍移工的中介费约在台币9万到11万之间；印尼移工的中介费在台币14万到16万之间，通常经由来台工作后的薪水中扣减。她们一共支付的中介费，相当于在台湾5~14个月的薪水。
尽管地主国和输出国对中介收取费用都规定了上限。但中介公司通常以“服务费”、“入境费”的名义来掩饰实收的中介费。一些中介要求劳工在离境来台湾前签下伪装的借据，而后就化中介费为借款。一些中介通过强制贩卖提供购买的商品来抽取利润。
台湾的中介费之所以高额，是因为台湾规定了最低工资。这使得移工在台湾的平均薪酬高于其他亚洲输入国。在配额制管理下，到台湾工作的机会变得相当珍贵。台湾地区政府管价又管量，创造了招募过程中的寻租空间。
再加上限制居留年限、禁止转换雇主等规定，进一步提高了“工作位置作为商品”的价值。虽然政策上允许移工在三年期满后可以再度来台工作，但除非是雇主自行办理程序，移工多半还是要通过中介机制再缴一次中介费。这样一个配额循环使用、劳动力替换高的系统增强了对中介机制的依赖。
另外，本地有600多家有执照中介机构，还有许多没执照的黑中介。在恶性竞争下，就出现一个十分诡异的情况，也就是中介公司反而要给有配额的雇主回扣，大概在1万到3万新台币之间。中介的回扣负担，也包括与雇主的酒食社交、免费招待雇主去国外面试应聘者，甚至包括雇主在东南亚行程中招妓的费用。
中介公司在母国招募劳工时通常模糊地告知他们契约是三年。没有充分告知的事实是他们的合约其实只有两年，第3年要办理展延。能否办理展延就好看雇主对他们的态度。一般来讲，第1年是偿债，第2年是还本，第3年才可能净赚。所以为了展延，移工们愿意放弃休息日等福利讨好雇主或者忍受雇主的无理要求乃至虐待。
家务移工通常在契约无可避免终止时才会反抗，有些劳工也会逃跑。“查缉逃逸外劳”一直是台湾地区政府的重要关切课题。“外劳逃跑”不仅挑战了台湾地区政府的治理能力，也撼动了外劳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通常政府会对雇主罚款并且冻结其配额。这样的处分对雇主的效果甚巨，因此雇主会严密监视移工，并采取各种措施严防移工逃跑。
** 第二章 谁是“外劳”？ **
每天傍晚的台北街头都会响起少女的祈祷的音乐声，这标志着“垃圾不落地”政策的倒垃圾时间。此时家务移工就会出现在台北街头，丢垃圾是他们得以离开雇主家的少数机会之一。而当地等着丢垃圾的其他居民对他们存在的不同反应，有些人冷漠，有些人好奇，也有些人面露嫌恶。
这幅景象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家务移工在台湾的双重地位，他们负责做的是多数台湾人回避的肮脏工作，其地位也被贬为卑贱的外族。如今我们提到“外劳”，脑中浮现的是来自中南亚“低度发展”国家、从事3D公司的劳工，而不是德国工程师、日本经理或者美语教师，仿佛某些族群天生就适合做这些肮脏危险。
媒体将外籍工作者报道成危险的野蛮人，即贫穷又落后。同时，它们也投射出一个对纯净社会的想象，这个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与道德秩序，由于外来者的出现而处于危险中。
卫生方面，台湾报纸、杂志常用耸动的标题来报道移工的传染病个案，例如：《寄生虫，菲佣感染居多》、《艾滋外劳，首传病逝》、《泰劳有招妓习惯，应慎防艾滋传播》。一家报社刊出一位患有肺结核的家庭主妇的投书，她抱怨道，她的“作息正常”，会得这样的病，应该是外劳大量引进有关。
安全方面，台湾曾经出现因为外籍监护工心智不稳定而造成病人死亡的案例。而这些个案则被媒体渲染成整个外劳群体的危险。实际上，根据2003年的统计，外劳的犯罪人口率远低于台湾当地人。
道德秩序方面，女性移工经常被污名为“假打工，真卖淫”。为了逃脱贫穷，不惜出卖肉体，在周日贩卖性服务给男性移工。女性移工也被塑造成勾引男雇主的潜在对象，其热带女人的丰满身体与高涨性欲可能破坏雇主家庭的幸福。
生活习惯的些微差异也被诠释为落后或者反常的象征，因此也应该遵循雇主所定义的“正常”习惯形式。例如台湾人通常在晚上洗澡，大部分菲律宾移工在早上淋浴，有些雇主会觉得这样很怪、反常或者不干净，因此要求移工改在晚上淋浴。
外籍劳工开放的前几年，菲籍移工占据了台湾大部分家庭的劳动市场，但近年来已因其他国家的竞争，人数逐年下降。主要是雇主、中介与大众，对外籍移工刻板印象的竞争，菲佣聪明但刁钻，印佣单纯温顺。
菲籍和印尼的移工在平均教育程度上有明显的差距。前面也提到，由于过去美国的殖民教育。菲籍女佣一般以上拥有大专学历，并且英语口语流利。许多菲籍女佣在出国前都从事着白领工作。在作者的调查里，这些菲佣在菲律宾就职政府职员、银行领导、书店经理的比比皆是。
当年的台北和如今的大陆一样，上层阶层的家庭雇用私人家教来教小孩英文，中产阶级的家庭积极送孩子去上双语幼儿园或参加海外游学团。雇佣会说英语的大学生菲佣也成为培养小孩语言能力的新方式之一。
然而这样的安排像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彰显雇主新近的阶级流动，这也可能削弱了雇主支配佣人的权威。许多雇主想要和菲佣沟通，必须借助中介、孩子或者电子词典。有的菲佣会因为雇主的英语不标准，假装听不懂雇主的命令。
而不少菲佣会因为英语流利被指派许多家务之外的工作，意味她们的地位高于一位“女佣”。药学系毕业的Claudia骄傲地告诉作者，由于她的英语说得比老板好，所以她被要求在一家上层阶级的私人俱乐部接电话。
菲籍移工的英语能力与白领背景解构了台湾民众赋予移工落后他者、从属佣人的控制形象，有少数菲劳甚至会指正雇主说英文的发音或文法上的错误，让雇主觉得颜面尽失。所以有些雇主转而改向雇佣被认为温顺的印尼佣和越南佣。
台湾的中介者会按国籍将移工划成不同产品线。首先，通过塑造对于劳动力来源有专业了解的形象，借此说服雇主媒合安排的重要性。其次，提供类型化的聘雇选择，满足不同雇主的需要（家务、看护、护理）。第三，说服某些雇主从雇佣菲劳改为雇佣印尼劳，后者的招募提供给中介较高的利润和自主性。
菲律宾人被视为“西化的他者”，描绘的形象是“乐观、罗曼蒂克、独立自主”，和“外向、自我中心、意见多、聪明，以及难管理”。印尼人的典型则化身为伊斯兰习俗中的温顺女人形象，是一种“传统的他者”：“服从、忠心、动作慢，以及生活简单”，因此自然适合辛苦的工作以及“不放假”的劳动条件。
菲律宾的移工经常被指派照顾小孩。而印尼的移工经常被指派为照顾老人与病患。许多印尼移工白天会在雇主经营的家庭工厂、餐厅、面包店、杂货店、夜摊之类的地方帮忙，多数没有领到额外的薪水，只有小额的补贴。印尼女性被塑造为驽钝与恭顺的形象使她们成为“双重剥削”的适当人选。
印尼女佣在台湾中介论述的服从形象，近来已经被她们日渐增高的逃跑的数字所解构。当考虑到统计数字的消长变化时，我们会发现印尼劳工的逃跑率逐年升高2.9%，近年来远超菲佣1.3%。当用越南佣替换印尼佣后，越南佣的逃跑率达到了10%。可见，“理想女佣”带来的剥削，反而促成女佣的逃跑。
为了定制女佣，中介从业者从源头进行筛选。菲律宾的中介经常在报纸刊登招聘广告，而接触报纸的大多是白领。印尼的中介则在乡村通过当地头人，比如村长、本地商人，甚至伊斯兰教长牵头，然后在该村大量招聘。这样如果逃跑，一同打工的亲友就会把你的丑事传回村庄，让家庭蒙羞。
被招募的印尼移工会挤在鸽子笼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在这期间学习家务、看护、烧菜和中国话。会烧中国菜和能进行基本的中文沟通，是印尼佣能和菲佣竞争的基础。中介告诉作者，培训所教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礼义廉耻。雇主最看重的是印尼佣是否符合台湾社会的文明程度，比如用餐和穿衣礼仪。
中介业与雇主所构建的种族化界限，经常造成不同国籍的移工之间的敌对状态。菲律宾女佣宣称那些印尼人教育程度低，不会讲英文、和男雇主调情、偷雇主的财物、生活习惯落后，无法负担现代家庭的劳动工作。印尼女佣则批评菲律宾女佣爱喝酒、抽烟、有外遇、道德沦丧。
许多菲律宾女佣对挺身争取权利感到迟疑，因为雇主会威胁要以印尼女佣替换她们。一些印尼女佣的羡慕菲律宾女佣的挺身而出，但大多数印尼女佣认为避免冲突，比较符合印尼社会的宗教信念和道德观。
而对于雇主来讲，“外劳”不是一般的、中立的外国人，而是被视为低劣一等的族群他者。他们用英语能力和皮肤颜色给外劳做进一步次等族群划分。
** 第三章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
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发现，中产双薪家庭为了实践婚姻中的平等伴侣关系，往往必须请人来打扫或做家事，这样的工作者多半是低薪的少数族裔或移民，透过这样的折中方式，女主人方能够回避当她们要求丈夫更平等参与家务时，所引发的紧张与冲突。这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很多台湾的中产阶级双薪家庭里。
台湾女雇主为何会雇佣家务移工。作者归纳出主要的三类目的：寻找在家的托儿照顾、协助“家事”的全天候帮手，以及外包服侍公婆的孝媳责任。这些中产阶级女性雇用女佣来外包家务劳动时，不仅希望购买到顺从、廉价、便利的服务，也在寻求她们身为母亲、妻子和媳妇的女性角色与责任的代理人。
当女主人选择女佣来外包妇职时，她们的主要考量就在于劳动力的服从与可控制性。许多女佣都吐槽，和男雇主相比，女主人较为“吹毛求疵”和“严厉”。当然许多女主人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的确是家里主要的劳动管理者，对女佣的工作表现有较多的要求。因为她们必须对女佣所做的工作成果负起责任。
然而，女主人与女佣、母亲与保姆之间的区别却是颇为隐晦微幽。一个提供的是无条件的“爱的劳动”，一个从事契约规范下的薪资工作，但是他们同样在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秩序、照料其中成员的心身健康。对此，“划界工作”就至关重要。
“划界工作”牵涉到的不只是女佣与女雇主之间两个女人的关系，还包括经由女主人的丈夫、孩子与婆婆为中心的三组三角关系。家务移工的涉入导致了既有家庭关系的变化、断裂、重组，让我们从中检视台湾的婚姻、母职、孝道的社会基础与文化价值的意义运作。
女性雇主通常将例行的清理工作交给佣人，但是联系家庭成员情感的工作留给自己负责，最明显的就是三餐的准备和烹调。社会学研究已经指出，这项家务工作涉及的不只是买菜和烹煮，也包括构建家庭的平时工作，奠基于对于家庭成员的口味偏好和营养需求的重视与了解。
在缺乏安全感的驱动下，这些女雇主不知不觉地将她们与女佣的关系转变为一场在烹调技巧、美貌和其他“好太太”必备条件上的竞争，而丈夫则成为这场竞争的裁判。““
Lucy（女佣）， make coffee for
me.”老板娘听到了，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她的头发还是乱七八糟，她的眼睛还是肿肿的，可是你知道吗？她立刻冲进厨房煮咖啡、切蛋糕放在桌子上。”
“妻子的嫉妒”，在家务移工闲谈之间，是常常听到的八卦情结，同乡朋友们也经常断定有些移工被中途解雇遣返，是肇因于女性雇主的妒忌。“热带女人”的种族化形象就在女主人的脑海中徘徊不去，她们丰满的身躯会让男主人抵挡不了诱惑。在媒体报道里，菲律宾女佣尤其会被贴上与性有关的标签。
另外一组类似的三角关系发生在女性雇主、家庭移工与雇主小孩之间。男性雇主可以主动减少和女性移工的接触，但孩子无可避免的会和外籍保姆之间发展出情感上的连带，因为后者本身就是扮演着代理母亲的角色，因而女性雇主面临更强的焦虑，并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来维持母亲与保姆之间的界限。
照顾小孩不仅是一种体力劳动，也是一种“爱的劳动”。雇主除了希望家务移工可以看护孩子，帮忙沐浴、喂食、托育等，也希望他们能够将爱、感情和承诺投注在孩子身上。然而若家务移工真的投注了过多的爱，那么女雇主很可能陷入嫉妒、被剥夺等的情绪中。
有些母亲借由区辨母职中的“卑微”和“精神”面向来进行育儿的分工，借由创造出阶层化的象征秩序，来凸显家中母亲的重要以及保姆的次要性。同时无损她们身为女主人的规范和家的社会意义。
比如换尿布、整理混乱的玩具房等与肮脏及失序画上等号的工作，时常是母亲避之唯恐不及因而会指派女佣的任务。教育及帮助孩子社会化的家务工作，像是念故事书和孩子听，帮助孩子做学校功课等，则多属母亲的责任。
帮小孩洗澡以及和孩子同睡也经常是台湾妈妈经常保留给自己的母职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涉及与孩子的亲密身体接触，被认为是建立亲子纽带的重要情形。接送小孩上下学也是一种可以彰显其情感价值和象征意义的日常仪式。
有的台湾母亲因为教育理念对孩子表现得十分严厉，然而菲律宾女佣则被视为“有爱心的”，会宠着小孩。以至于，许多小孩坦言自己更喜欢女佣，有的还管女佣叫妈妈。不过，受访大多数母亲都表达了“血浓于水”的观念，毕竟女佣在孩子的生命里只有三年时光。
雇佣女性移工的压力，不仅仅在发生女性雇主身上，婆婆的心理也会起微妙的变化。大多数老一辈的台湾女人在她们媳妇这个年纪的时候，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与母亲，所以并不认同雇佣女佣。
如今这些在外工作的现代媳妇们必须向婆婆保证，她们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母亲，或者是懒惰的妻子。尽管雇佣了一个家务移工，有些女性雇主仍然尽量多少做一些杂事，为的是确保自己贤妻良母的形象，以避免婆婆的负面批评。
一位家务移工很同情地对作者描述：我的雇主白天的时候工作很辛苦，但她晚上回家以后还要做很多工作，我实在不明白，如果我是她一定不会这样的，如果你已经工作了一天了，你回家以后就该好好休息啊。然而雇主告诉她，她嫁到别人家里，她要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得到阿妈的允许。
另外一些反对雇佣家务移工的婆婆心里隐藏着害怕被外人“取代”的恐惧。她们终其一生都是全职的家务主妇，家务劳动是她的主要专长与技能，也是她认同自己的基础。她们将媳妇雇佣家务移工的举动，理解为是对她家管技巧的怀疑，以及磨灭了她对这个家的贡献。
再者，老一辈的台湾人都说不太能讲英文。语言的屏障也加深了婆婆无法控制菲籍移工的感觉。所以媳妇请了家务移工后，虽然避免了家务上的体力劳动，但是要额外付出情绪劳动来缓和她婆婆的紧张与焦虑。
女性雇主所采取的一种常见策略就是通过象征动作来确保婆婆的权威，例如，她们刻意让婆婆把薪水拿给外籍监护工，其实钱实际上是年轻夫妇付的。此外，许多媳妇会借由操弄翻译来消解婆婆和菲籍移工之间的紧张。
婆婆害怕家庭地位的丧失，并不是一件小事。如今的台湾许多年老女性自杀率提高，相当部分源于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安全的下降，台湾社会中的性别关系与代间关系的转变，不再为能带给她们解放父权，反而是威胁到她们的老年福祉。
在面对职场寻求自我实践以及拥有经济独立的现在媳妇，婆婆反而必须付出她们的“婆职”的劳力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借此交换经济上的无虞与社会支持。在这样的文化与社会脉络中，婆婆认为家务移工的聘雇不只是可能取代了她们在家务工作上的角色，也可能威胁到她们的生存。
台湾女人借由雇佣另一个女人作为代理人得以和父权讨价还价，避免柴米油盐的家务上与丈夫天天开打两性战争，缓和她们在职场和育儿之间蜡烛两头烧的困境，或是减轻身为媳妇必须侍奉婆婆的孝亲劳动。在某种程度上，家务雇佣的确把性别不平等转为阶级不平等。然而性别不平等从未因阶级不平等的取代而消失。女性雇主仍然面临好太太、好妈妈与好媳妇的性别规范和社会压力。
** 第四章 跨越国界与性别藩篱 **
大部分菲律宾与印尼移工都是自己决定出国，甚至有些不顾丈夫和父母的反对。她们的迁徙并不是推力（国内的贫穷）和拉力的（国外的财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促使她们决心到海外工作有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包括经济压力、家庭失和、在家乡没有生活目标以及选择权利的。
当然经济诱因无疑是大部分劳工跨国移动的主要驱力。印尼和菲律宾当地皆面临工作机会短缺及失业率高的问题。菲律宾的失业排名自80年代始不断窜升，2004年4月的失业率更高达13.7%。印尼的失业率在1994年的金融风暴以前是4.7%，但在2001年急速爬升到8.1%，女性失业率更偏高。
在菲律宾失业的情形不止发生在蓝领。有一个大学毕业的菲律宾女佣告诉作者，她以前干了十二年银行白领，但是七年前银行倒了，为了孩子她必须出国赚钱。很多印尼移工也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身为渔民或者农民想为孩子上大学存一笔钱。
当然出国打工也不只为了钱，许多女性移工将海外旅程视为一场到先进国家与现代社会的探险，可以享受物质的丰裕与性的解放。在跨国中介所打的广告里，海外工作机会被染上浪漫的玫瑰色，称之为“梦想假期”。
一位拥有药学系大学学位的菲籍移工告诉作者。如果在菲律宾，自己只是一个母亲，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每周跳disco、吃麦当劳、有自己的手机，这些事在菲律宾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在台湾戴珠宝、穿短裙，你在菲律宾不可能这样穿的。在我们家乡，人们很保守，如果我穿这样大家都会盯着我看。
由于曾经被美国殖民，菲律宾的教材隐含了脱离本土脉络的文化偏见。如此培育出的学生多倾向离开地方村落、向往都市，乃至于国外的富裕生活。离开故土的人，有些人的故事结局美好，有些人残酷，但这种出国寻求更好的生活的梦想证明深植于菲律宾的文化及历史脉络。
具体就台湾来讲。台湾的流行音乐工业在亚洲市场的影响力尤其强大。2003年F4在马尼拉举办演唱会，最贵票价高达200美金，甚至连菲律宾总统艾若育都亲自接见这个男孩团体。作者到印尼爪哇时，从雅加达的百货公司到小村落的市场满目所及皆是F4的海报、T恤，以及由他们主演的偶像剧盗版DVD。
作者在台湾遇到的印尼移工也开玩笑说自己是来看偶像的。她们从台湾回去后，朋友和邻居也会问：你在台湾有看到F4吗？“全球化的媒体地景”影响印尼观众对特定的容貌和生活风格的渴望，以及关于美与舒适等标准的文化建构。迁移不止意味收入提高，更成为一种对全球现代性的朝圣旅程。
在菲律宾大多数家庭有着相似的迁移模式，在80年代丈夫离开家中的妻儿到中东工作，在90年代则变成了妻子的国外工作，而丈夫和小孩留在菲律宾。如今女性比丈夫有更多的机会到海外工作。
吊诡的现实是，规范家务劳动之性别分工的父权逻辑，一方面限制女性参与当地劳动市场的机会，但一方面却保留了菲律宾女人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位。
女性从家庭领域中的无酬劳动转变为国际空间里的有酬劳动，这些女性从家庭主妇变成家务劳工，她们其实是在不同场景里担负相似的责任。她们的家务劳动在以往私领域只能得到情感、道德层面上的补偿，但到了海外市场却可以获得金钱上的报酬。
与雇主同住的家务移工中，许多确实承受雇主无尽的要求以及冗长的工时，但是对那些在菲律宾有着全职工作的女性来说，有薪的家务工作可能比她们之前在家中的双班制（又要上班又要家务）生活来得轻松。
对许多女性来说，出国工作不只是一种维持家庭经济的策略，也是一种帮助女性在家庭重担中解脱的隐微策略。已婚女性移工出国帮佣不仅可以逃避故乡无酬的家务重担，也能借由市场薪资达到经济独立。
有些印尼移工到海外工作是为了逃避不幸福的包办婚姻，国外生活的解放与自由让他们得以脱离家乡与父母的限制。在她们跨越疆界出国工作的同时，也跨越了传统的性别界限。
留在家乡的男性在妻子出走后，被迫待在家料理家务，他们常因做一些被认定是女人家该做的事而成为揶揄的目标。女性移工经常抱怨丈夫很少做家事，而且做的很糟，尤其不会处理家计，有些不用再养家的丈夫甚至开始酗酒和沉溺赌博。更令人担心的是，丈夫在女性移工出国后有不小的可能另觅新欢。
并且，前面也提到，不少女性移工出国打工的原因本就是为了逃避失败的婚姻。菲律宾的法律不容许离婚，即使丈夫另觅新欢也不允许再婚。而在印尼，离婚并不少见，许多女性都是单亲妈妈。她们经历了不如意的婚姻，只能独自抚养孩子。
所以当女性移工照顾别人的孩子时谁来照顾她们的，许多人请祖母、阿姨、姐妹或者其他女性亲戚来当保姆，也有些是丈夫辞掉工作，成为全职的家管。有不少女性移工寻找非家庭成员来当孩子的保姆。相对于欠亲戚的人情来讲，雇乡下来的女佣更便宜。
母亲移工是社会定义下的主要照顾者，所以容易因未陪伴在孩子身边遭受社会批评，类似批评可能来自亲戚、丈夫甚至自己的小孩。一位移工伤心地诉说，“我的儿子不想和我说话。我前夫告诉他，我在台湾有男朋友做坏事。我的儿子对我很生气，我怎么可能在台湾做坏事，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都在为了他存钱！”
为了巩固和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她们经常寄信、打电话或传短信给小孩，并寄大笔汇款和昂贵礼物。移工母亲经常寄一大箱礼物回家，箱子里通常装了来自工作国度的纪念品，雇主不要的旧衣服、旧玩具，以及肥皂、乳液，零食等物品。
事实上很多移工寄回去的杂货在故乡也买得到。从海外寄包裹回家所需的花费比寄钱回去在当地市场买同样的物品还贵。但对移工母亲来讲，这却是一种家务劳动的象征展演。虽然她们人不在故乡家人身边，仍可借此行为履行她们作为妻子、母亲的身份。
除了跨国杂货采购外，移工母亲也透过其他方式来扮演跨国持家者的角色。例如，有些移工母亲为家人安排设计每周菜单，每天用短信叫小孩起床，或者是每天晚上睡前用短信寄给孩子一则圣经的话语。她们也可以越洋监控丈夫和孩子的生活和支出。
前面已经说到女雇主的结构位置使她们必须和市场代理人一起竞争妻子和母亲等地位。女性家务移工也经常把自己跟女主人拿来相比较。由于她们近身观察雇主的家庭生活，得以取得不少内线知识，她们借由这些资讯来评估女雇主的表现，同时也投射自己所向往的女性特质。
她们模糊女佣与女主人的界限，以缓和自己因为地位向下流动而产生的个人焦虑。一位菲律宾女佣如此定义她跟女主人之间的相似性，“我老板以前是个空中小姐，空中小姐就像女佣，这是为什么她能了解我的工作。”她拒绝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低贱的，并认为她的地位和担任空服员的女主人相去不远。
有些移工认为自己和台湾女主人的地位相近，因为她们在母国也会雇佣女佣，可说是“远方遥控的雇主”。一些菲律宾移工会以骄傲和不好意思口吻说，“你知道吗？我在菲律宾有一个女佣！”
她们这种不上不下的地位，是多层的“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工”的中心界面：当她们替富裕国家的中上阶级女性照顾小孩以赚取高薪时，同时也把自己的家务劳动和照顾责任转移给母国的贫穷妇女。
母国的家务帮佣可能因为教育程度有限或存款不足而无法出国工作，其劳动条件与薪资所得也与海外帮佣有明显的差距。多数的母国家务劳工来自外省的农村地区，都市里的家务工作是提供他们逃离家乡的贫困并参与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的一条途径。就像城里的妇女向往台湾，农村妇女也想看看马尼拉的生活。
随着移工母亲与故乡孩子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她们往往在替代母职的工作中寻找感情上的补偿。因此帮佣移工也会私下批评雇主在养育孩子上的疏忽以及不合格。在她们眼里，许多雇主懒惰、挑剔，是自己的坏榜样。
另外，家务移工并非都是母亲。在作者的采访中，40%的菲律宾移工是单身，而60%的印尼移工是单身。已婚女性移工认为出国可以帮助他们挣脱家庭束缚，而单身女性移工也有类似想法，她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让她们逃离父权社会对未婚女儿控制的机会。由此，可以掌握自己的婚姻。
而对菲律宾男性来讲，这些在国外大城市住了几年的女性“太解放”，受到污染，不可能适应乡村生活方式以及传统的女性气质规范。而且在日本当娱乐员的女性被烙上了性工作者的污名。这个形象由于太过深植人心，导致所有女性菲律宾移工被怀疑是在性产业中工作。
而菲律宾女性移工在台湾男人和其他外国新郎眼里则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相较于已从传统性别角色解放的台湾和西方女性，虔信天主教且保有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菲律宾女性是最佳的妻子候选人。
菲律宾移工由于出色的英语，经常通过国际笔友服务来寻找未来外籍丈夫。Luisa便借此方法结识了来自美国与欧洲的8名男性笔友，其中一位是住在德州的非裔美籍人。Luisa这样描述他：“他长得丑，但他是唯一一个认真想结婚的人。我不介意他是黑人，我只在乎他绿不绿（绿卡）。”
不管是菲律宾还是印尼女性移工，碰到台湾男性雇主的求婚并不是少见的事。这些雇主通常是中年离婚或者丧偶。有些雇主的求婚的确有浪漫爱情的成分。但在其他例子里，特别是那些被雇来照顾虚弱生病的父母的女性移工。台湾男性雇主的求婚其实是在延续他们的照顾工作。
大部分移工心知肚明，她们如果接受雇主的求婚，将会继续家庭责任之名，而非先前的雇佣关系，来从事类似的家务劳动或照顾工作。女性移工成为外籍配偶后，先前受合约规范的薪资、权利和福利也将失去保障。所以每当听到有移工提到老板的亲戚要约她出去时，其他移工多半提醒她要小心点。
然而选择进入跨国婚姻的女性移工，不仅在寻找一个住在富裕国家中可以提供经济安全与永久居留权的伴侣，同时也在追求一种浪漫的想象，希望自己的社会地位可以从此提升为“女主人”。借此，她们可以脱离“女佣”和“保姆”的污名，成为更符合家庭与母职主流规范的“老婆”与“妈咪”。
** 第五章 灰姑娘的前后台 **
[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A1ODY4Mw==&mid=2247484211&idx=1&sn=a284c388d3126fa7c3fed6139b1935e4&chksm=fcf471e7cb83f8f1c866c2adce4cd0d761370496ca55fe8c3af9ad5d108b5d82aaacda055698&scene=21#wechat_redirect)
中，高夫曼用“前台”与“后台”的戏剧学比喻来理论化人们的日常互动模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如演员，会持续因应不同的观众与情景，来展现自我的形象。这样的形象表演是有时空限制的，“前台”指的是有观众在场、进行特定表演的区域（人前），在“前台”受到抑制的某些行为则出现在“后台”（人后）。
在西方传统中，主仆隔离最明显的空间就是安排楼上（前台）、楼下（后台）分住的模式。而因为台湾地少人稠，家庭空间多坪数不大，所以雇主的空间控制手法，必须比完全隔离的模式更细致，且时常对移工的隐私更具侵入性。
一般来讲客厅，与餐厅是家人社交之处，也是招待客人的前台区域。相对起来，厨房与阳台被归类为是家务帮佣活动的地方。每当家里来了客人，或者雇主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家务移工就会识趣地躲去厨房和阳台。
很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和她们照顾的小孩、病人住一个房间，又或者睡在客厅沙发，而雇主经常不打招呼就闯入移工的空间，有时她们可能还穿着内裤。一个睡客厅的移工会在晚上移动茶几挡在她睡觉的沙发床旁边，以此来打造私人空间。这样的居住安排严重侵犯了移工的隐私，并导致情绪与劳动的剥削。
如第一章所述，劳委会极度关切外籍劳工的逃跑问题，而雇主也会因为移工的行踪不明付上相当代价。有多雇主会把防止移工逃跑视为管理重点而衍生各种控制手段。包括不定时查岗；拜托邻居或保安盯着移工；在家安装摄影机。
雇主监控移工最极端的方式，是不给她们家中钥匙或不允许她们擅自离开住所。雇主会在移工休假时检查移工的空间和个人物品；向电话公司索取移工的电话账单明细；克扣周末假日，以防止与其他移工走得太近；更甚者扣留移工的护照。
雇主限制移工行动的首要目的是让他们与被认为是危险来源的移工社群保持距离。移工在周日聚会中会相互给建议、交换策略。雇主担心移工社群带来“污染”，其实怕的是移工会比较彼此的工作环境，逐渐察觉到自身的权利，懂得和雇主争权议价。移工交男朋友也是“被污染”的大忌，被视为逃跑的先兆。
可以视为，大多数移工在雇主家庭时，根本很难得到私域的“后台”保障。移工的“后台”领域，是时间性的，灰姑娘式的。每到周日，移工如同灰姑娘一般翻转自己的角色，从后母家的厨房角落，换装走进霓虹闪烁的舞池，远离雇主的监视。
休息日的打扮是她们穿梭于前后台转换身份的鲜明象征。台湾雇主通常会规定外籍女佣工作时不可以化妆、戴首饰、涂指甲油、擦香水。当她们星期天出门时，她们换上紧身T恤、迷你裙、名牌牛仔裤，戴上闪亮的金项链、摇曳的宝石耳环，踩高跟鞋，再刷上睫毛膏、擦上口红和指甲油。看起来好像老板娘。
除了装扮差异，工作时的谦卑表演也形成戏剧性落差。平时她们只能配合雇主的饮食偏好，没有烹煮自己喜欢食物的自主权。有些人会因为雇主吝啬而挨饿，有些人只能吃剩菜而屈辱。星期天她们可以成群自由购买家乡食物来满足思乡的肠胃，得以重建在工作中被抹杀的个人自主性以及集体性的族群认同。
许多雇主会把自己陈旧的二手物品送给自己眼中贫穷的外籍女佣，她们碍于雇主权威也不好拒绝。相对于此，星期天的消费活动则是让她们在后台自我培力的一种方法。虽然在台湾购物消费并不比菲律宾便宜，但购物逛街为她们带来一种自主的尊严、心理上的满足感，也变成一种女性经济独立的佐证。
跨国灰姑娘常进行的另一个后台活动是聊雇主的八卦。平常她们必须赞美雇主、假装愚笨。但一到周日，她们就会交换雇主的有趣丑事、揭露家庭秘密。例如，在男主人的衬衫口袋发现保险套。她们也会批评雇主糟糕的品味与生活习惯，借此建立我群在文化秉性上的优越性，翻转相对于雇主的阶级排序。
她们在嘲笑、批评中暂时翻转了阶级位置，宣称自己成为比雇主还优越的评鉴者。前面已提到菲律宾移工的英文非常流利，这让嘲笑雇主英文蹩脚成为菲佣之间一个常见的八卦主题。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她们有意识地避免纠正雇主的英文，以防被解约遣返。
对于寄宿于雇主家的家务移工而言，公领域和私领域的界定有着复杂交际的关系。她们所寄宿的私人家庭成为充满监控、窥视的前台，个人隐私经常受到侵犯的工作场域；然而很讽刺的是，在星期天，如火车站及公园，这种远离雇主家的公共空间，反而能够保证他们较多的隐私及个人自由。
由于穆斯林女性传统上不被允许进入寺内祈祷，清真寺并未成为以女性为大宗的印尼移工的活动中心，不若天主教堂一般成为菲律宾移工文化认同与政治动员的重要据点。相对起来，印尼移工休假时的活动较为分散。台北火车站遂成为印尼移工最主要的聚集地点，成为空间移动、人际网络和活动串联的节点。
印尼移工通常就坐在台北火车站一楼大厅席地而坐，聊天、打盹、共享零食和家乡食物，或阅读从楼上商店买来的印尼杂志。在火车上活动的印尼移工与台湾行人被一条不可见、但坚固的界限所阻隔。不时有路过的台湾人对她们投以嫌恶的眼神。
那些印尼外劳在星期天的野餐引起不少台湾民众的微词。调查显示，有70%的人对星期天外劳导致的噪音和混乱感到“恶心”或“感觉很坏”，90%的人看待这一现象为“不良的次文化”，会破坏火车站作为台北地标的现代形象。因此，如今印尼移工的聚集空间已经被排挤到火车站外的露天空间。
实际上跨国灰姑娘还有另一组前台和后台，那便是地主国和母国的空间区隔。她们在地主国的后台中面对雇主观众扮演女佣；在母国的前台面对亲人、朋友、村民等观众面前扮演的是凯旋归来的“海外英雄”。她们必须隔离前台和后台，不让前台的观众看到她们在后台的情形，也就是台湾工作的实际情况。
为了要在前台扮演成功致富的海外英雄，最重要的剧目是通过有形的物质消费来展现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的改变。改建水泥房子、购买现代家电、让孩子读私立小学、拥有进口玩具，这些象征现代性、全球性的物质实践，突显出移工同其他从未出国的菲律宾乡民的差别。
海外移工的财力展示，经常是面对家乡观众期待不得已的表演。除了返乡度假要送礼，在国外工作时也要面对母国各式各样的募款，例如亲戚小孩的学费母校的募捐，甚至邻居的生日宴会。面对这样的请托，移工很难拒绝，主要是怕丢脸的社会压力，如果不能满足这样财务需求，意味着“海外淘金梦”的失败。
移工在返乡后通常不会正式工作，或者至少在返乡前几个月会在家休息，以彰显出他们在地方上的相对优越地位。她们的抱负时常随着时间磨损，因为她们在海外工作存的钱逐渐会被出国过程中的负债、亲朋好友的借贷，以及维持家中生活及消费品消耗殆尽。最后，许多移工不得不再次踏上海外打工之路。
** 第六章 屋檐下的全球化 **
经常可以听到雇主说，他们对待雇佣的帮佣就“像家人一样”。然而家务帮佣关系的特色却是地理距离的亲近和社会距离的遥远的吊诡组合。劳雇双方同居一个屋檐下，日常饮食声息相闻，的确近似家庭成员的关系，然而，彼此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地位差距，以及权力关系的不对等。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特色之一。
劳雇双方之间，对于主要社会界线有着划界的需求。第一条线是社会类属界线，区分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区分,以及国籍/族群差异。第二条线是社会空间界限，构筑公/私领域的疆界，对雇主来说是划出“家”与“家庭”的范围，对移工来说则是“前台”与“后台”之间的界限。
雇主的划界工作有4种类型。家庭界限-纳入，阶级/国家差别-强调，属于“家母长制”。家庭界限-排除，阶级/国家差别-强调，属于“疏离权威”。家庭界限-
纳入，阶级/国家差别-淡化，属于“情感关系”。家庭界限-排除，阶级/国家差别-淡化，属于“生意关系”。
“疏离权威”对移工的态度是“你不是我的客人，你在这里工作。”此类雇主，属于“炫耀式消费”，认为移工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表演谦卑，包括语言、姿势、空间或工作内容等层面。佣人的很多工作是仪式性表演，意在彰显雇主的身份地位。例如，自己有钥匙也要佣人开门，自己人在家也会要佣人听电话。
这些人一般是上流阶层的雇主，在过去雇用的是本地中年欧巴桑。然而，同国同族的人很难让雇主做阶级上的区分，家庭访客总是把女佣误认为婆婆。这些本地欧巴桑对羞辱更不服气，比如很难接受分桌吃饭。而且欧巴桑在本地的网络可以破坏雇主的名声。所以最终被外籍女佣取代。
“家母长制”对移工的态度是“我是她在台湾的监护人”。此类雇主认为家务劳工是无助的、未成熟、没有能力处理自身生活的弱者，而雇主认为自己是慷慨、体贴、优越的监护者。她们认为自己有必要介入移工的私生活，以免她们受到其他移工的坏影响。
有些“家母长制”的雇主还会克扣移工的薪水作为强制储蓄，在移工离开台湾时一次性返还。然而这类风格的雇主平时会赠予移工不少礼品。雇主在侵犯劳工的隐私同时，偶尔也会在劳工面前刻意暴露私人生活。把外籍移工当成“家中姐妹”，以抚慰自身的孤立寂寞。移工是他们倾吐秘密最安全的对象。
上面两类划界工作类型，富裕人家——有着宽敞居住空间及长期雇佣历史——的家务雇佣是疏离权威的原型，家母长制则最常出现在中小企业老板和家庭主妇雇主身上。下面两类划界工作类型则较常发生在双薪家庭的中产阶级雇主上，情感关系一般出现在教育水平较高的雇主上，而生意关系一般出现纯家务需求比较多的雇主上。
“情感关系”对移工的态度是“我不想活在地位阶层里”。此类雇主一般是中产阶级，而且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她们标榜自己对于民主和用人唯才的信仰，不同于传统的权威主义和贵族制度，来呈现她们现代化的自我形象。她们试着淡化自己跟家务工之间的地位落差。
这些雇主使用基于需要的中性论述来描述他们的雇佣决定。避免使用“女佣”的贬义称呼而改以“保姆”、“看护”、“帮手”等中性词，甚至比拟为“姐姐”或“阿姨”等家庭成员身份。她们会邀请家务劳工同桌吃饭或一起外出用餐，也欢迎她们到客厅偕同看电视，并会主动聊天了解她们的背景和家庭生活。
“生意关系”对移工的态度是“我需要帮手，而不是朋友”。此类雇主将彼此的关系定位为基于生意契约而来，他们减少与劳工的互动以避免个人连带干扰劳工的表现。他们需要移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纾解工作和家庭之间两头烧的窘境。
因此她们将家描述成一个工作场所，只要雇主设定的制度规则被遵守，她们对移工便没有额外的要求，同时也尽量避免打扰到移工的私人生活。虽然工作场所和家的空间是重叠的，这些雇主在公领域和私领域之间划下象征性的界限。这种模式不只保护了移工的隐私，也确保雇主的家庭生活不受外人打扰。
移工的划界工作同样有4种类型。前台后台的界限-整合，阶级/国别的差别-接受，“寻求恩庇”。前台后台的界限-区隔，阶级/国别的差别-
接受，“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前台后台的界限-整合，阶级/国别的差别-质疑，“强调地位近似”。前台后台的界限-区隔，阶级/国别的差别-
质疑，“隐藏先前背景”。
“寻求恩庇”的移工和雇主发展一种“策略性的情感关系”，以从雇主那里得到以实质物品、零钱分红和借贷形式的形式出现的额外福利。类似于封建社会中的领主与奴仆之间的恩庇关系，在雇佣移工的台湾家庭中并不多见，因为雇佣关系囿于政策而年限短暂，难能发展长期终身的关系。
“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移工目标是“没有额外功课”。这是她们用来维持心理平衡与舒缓情绪压力的一种策略，在工作和私人之间划下界限，这种分割提供一种缓冲来帮助她们面对雇主对他们的个人需求和尊严的不尊重。她们偏好减少与雇主的互动，这样才不用增加额外的情绪工作负担。
“隐藏先前背景”的移工不希望雇主知道自己白领过去，完美地扮演“女佣”。这些移工认为自己和台湾雇主实属同一阶层，自己的地位下滑是因为个人不幸或是母国经济的衰退。她们将前后台区隔开来，不只出于谨慎与降低风险的考虑，也把这当成一种主动确保自尊与自我认同的策略。
“强调地位近似”的移工则不希望雇主看轻自己。许多菲律宾移工具有学士乃至硕士学位。台湾雇主一开始怀疑移工缺乏现代生活方式的知识，使她感到被冒犯。他们寻求和雇主平等与相互的叙述方式。采取这种方式的移工多从事照顾类工作（爱的劳动），这使得雇主也比较愿意和他们建立情感上的个人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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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灰姑娘”在台湾的悲惨境遇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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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邬言惠语 ，作者懒残僧
**邬言惠语** . 如是我闻
文 | 懒残僧
之前看到 沉思录
一篇文章，是一位今年的本科应届生所作。这位朋友虽然年轻，但是已经在“新潮沉思录”撰文三年，写出许多思想深刻的文章。我实在是自愧不如。他在文章中提到：“可以看到，在农民生活境况困难的8、90年代（废除农业税之前），大学生没有发声；在国企工人生活境况困难的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1997年大下岗），大学生没有发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面对着极差的劳动环境时，大学生没有发声；但在精准扶贫逐渐取得成功，普通劳动者境遇逐渐好转，不过资产价格逐渐趋稳甚至阴跌而影响到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效费比的2019年，小资产阶级迅速转向，开始“认同自己的劳动者身份”并抢夺工农大众的话语权。这只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表现而不是真正认同自己的潜在无产阶级身份。”
看到这段话，我不由得击节赞叹。我一直主张，网上的各种言论，基本上都是小布尔乔亚的声音，特别是键政爱好者们，更是不折不扣的小布尔乔亚。我自我定位也是小布尔乔亚，不然就不会写《
[ 小布尔乔亚读《毛泽东选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A1ODY4Mw==&mid=2247485063&idx=1&sn=44078264871e61901a1c0d563ff47045&chksm=fcf47453cb83fd45cae6c68bab0a3bc3631250f572df488359491c9ae632f92e2f8dae2498a7&scene=21#wechat_redirect)
》了。很多学生都在跟我扯，说自己是无产阶级。然而毛选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主席就写道，“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也是小资产阶级。
在《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中，毛主席对自己的侄子毛远新就有过一段棒喝式的谈话，“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毛泽民）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
没有吃过苦，不愿意吃苦，又怎么能当“左”派。然而如今网上，有趣的现象，正是一群小布尔乔亚哭着喊着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很多人完全没有接触过无产阶级，却不妨碍以想象中无产阶级的政治正确四处碰瓷。然而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声音，却缺少渠道发声。国家轰轰烈烈的精准扶贫工程，在网上是少有人讨论的。
就好像最近大火的歌曲《孤勇者》，那些MV的配图，没几个算得上“孤”的，全是站在光里的主流人。然而这些和《跨国灰姑娘》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本书的序中，讲了一个故事：“曾经，在某个美国女性主义者的聚会中，与会者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他们激动的讨论着家事的性别分工对女人造成的不平等与压迫。基于少数的一名黑人女性举起手不疾不徐地说，我想在座的各位能够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你们家里都有女佣帮你们做家务带小孩吧。一桌女人沉默以对。”
如今网上正火热的女权的声音，同样不少属于小布尔乔亚的声音。真正底层女性所受的压迫，上层女性可能难以了解，或者不屑于了解。甚至于有不少打着女权名义支持嫖娼合法化和代孕合法化。本书以家务雇佣这个主题暴露了女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90年代起的女性主义，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女学者，开始质疑“女性”的同质经验，正视女人之间的差异，强调性别的压迫不是绝对优先，而是与其他社会不平等（阶级、种族、国籍、性倾向等）相纠结。在家务雇佣中，雇主与雇工都是女性。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连带，而非姐妹情谊。在全球化链条下，市场分工出了女性专职子宫的国家，也分工出了女性专职女佣的国家。
** 第一章 合法的奴工 **
长期以来，亚洲的劳动力一直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来源。自60年代起，亚洲移民潮的目的地是北美及西欧。70年代中期爆发石油危机后，快速致富的中东国家成为新目的地。到了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移民开始从净移出转为净移入，逐步成为东南亚及南亚移民劳动力的主要目的地。
迁徙不是单纯的个人决定，而是受到既有政治——经济力量模塑的过程与结果。可以从输出国、中介和地主国单方面来分析这个体系。
从输出国来讲，政府直接介入促进国际迁移，是亚洲迁移体系和北美、西欧等地的最大不同特征。劳务输出国如菲律宾、印尼，都已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来对这项重要“外销产品”进行管理征募和训练等工作，并积极与地主国政府协商，签订双边协议来保障本国移工受到青睐。并且，为了方便吸纳移工的海外汇款，输出国的银行在地主国提供一条龙服务。
商业化是亚洲迁移体系的第2个特征。在美国和加拿大，移工有机会取得永久留居权。因此，移工介绍采取人带人模式—— [ 读《全球“猎身”》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A1ODY4Mw==&mid=2247484903&idx=1&sn=d3ad09cdea471b4d8076fd01b485d415&chksm=fcf47733cb83fe250bca9ac15589e2062a516ed7a9343539a769c986aa927f3d175f4fc70097&scene=21#wechat_redirect)
。但亚洲的移工是契约模式，期满后就要回国。因此，移工和雇主之间只能仰赖中介媒合。因此，中介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包括安排交通或偷渡、与雇主配对签约、提供翻译与训练、办理或伪造文件签证，甚至与当地人假结婚、短期借宿、高利赊贷等。
亚洲迁移模式最后一个特征是地主国的严苛规范。大部分的亚洲移工为暂时性的契约所雇佣，只能在地主国短期居留，不享有长期居留与入籍的权利；只能以个人身份来打工，不得接家人来地主国共同生活。地主国雇用的是精心挑选的、身体勇健的成年移工，只负担在契约期限内移工劳动力的日常维护。地主国得以把劳动力更新的成本外包给原生国，无论是移工本人的教养过程，还是移工家庭的下一代再生产。
台湾对于外籍劳动力的正式开放，始于1989年10月。根据2008年劳委会的统计，合法登记的外籍家务移工总和为16.8万人，大约是国家整体劳动力的1.66%。
台湾社会引进家务移工，究其原因，是因为近几十年来妇女对劳动参与的提高。双薪家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许多双薪家庭选择与长辈分开居住，这使得小孩没人帮忙照顾。而许多家庭，由于长辈年迈，本身就需要人照顾。
台湾地区政府认为向外寻求家务劳动力，可促进妇女在劳动市场的参与。所以，家庭帮佣的雇佣资格被严格限定于双薪家庭，也就是当女性“天职”与受薪雇用有所冲突之际。这使得女性主义团体质疑这个政策会强化女佣制度作为奴隶制度的残余。
事实上，韩国、日本及台湾在接受移工同时都考虑过族群同质性问题。韩国政府一开始仅允许雇佣朝鲜族中国人。日本政府对海外移工的雇佣，长期内限定为巴西日侨。而台湾地区政府的纠结，在于是否要从中国大陆引入移工，最终还是决定对大陆紧闭门户。
基于台湾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中的暧昧地位，对台湾地区执政者来讲，引入哪个国家的人作为移工属于外交考量，经济实力成为其追求全球立足的少数资源之一。1994年李登辉曾宣布推进“南进”政策，不仅意图解决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外移问题，同时也具有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政治连带目的。
台湾地区政府最终选择和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东南亚国协“ASEAN”——签订了外劳协议。这被台湾媒体称为“外劳外交”，他们自认为这是间接确认“国格”的一种方式。台湾地区政府把这当成控制这些国家的方式，一旦产生龃龉，便以停止雇佣外劳作为惩罚。出于这个目的，台湾还引入越南外劳作为竞争。
当然，对专业白领外国人的聘用，不受以上限制。“客工”模式仅针对低级外劳，是要避免移工成为永久留居者。所以移工的留居期限不得超过三年；期间禁止怀孕，否则遣返；不得轻易更换雇主，而雇主则可以随意解雇移工。这些规定剥夺了劳动者最后的王牌——“用脚投票”，无产化的劳动者可拥有的最低限自由就是通过市场流动选择自己要的工作。
在台湾，主要家务外劳输入国便是菲律宾和印尼。今天的菲律宾是亚洲最大的移工输出国，排世界第二。根据2003年12月统计，海外菲律宾移工数将近770万人（总人口8000万人），其中43%是契约移工，68%在亚洲工作。海外移工的汇款是菲律宾最大的外汇来源，在2003年给国家经济贡献了70亿美金。
原先菲律宾是美军投入越战的军事经济后备基地，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在越战结束后，菲律宾的经济发生了大幅衰退，每况愈下。到了80年代初期，菲律宾物价平均涨幅32%，人口中2/3位于贫困线之下。
1974年，马可仕政府启动“劳工出口政策”，声称这是个可以舒缓失业问题并带来外汇的权宜性政策。1986年，阿基诺夫人掌权后，她的政府持续肯定并掠夺海外菲律宾移工的经济贡献。菲律宾政府以“国家英雄”之名来提升海外移工的地位，并且转而利用更细微的措施来压榨移工，例如提高移工携带回国物品的进口税。
由于美军曾经殖民过，菲律宾移工有着流利的英语和较高的教育水平。一半以上的菲律宾移工具有大专学历，2/3的人都完成过中等教育。在2000年后，菲律宾的海外移工大多数为女性，一般是20到30岁。她们大多从事女佣、看护、娱乐员等服务性质的工作，其中大部分具有相当教育程度与技术。
印尼身为人口总数世界第四的国家，比菲律宾晚了许久，才踏进了全球劳动市场。虽然印尼接受了海外移工的汇款并不如菲律宾那么金额庞大，但印尼政府认识到劳力输出是解决人口过剩的便宜之计。
印尼政府在1978年颁布的国家政策纲领中，将女性定义为“下一代劳动力的生育者”。一直到1993年国家政策纲领，才把女性定义为一种“人力资源”，具有裨利国家发展的经济潜力。为此，印尼政府也开始承认海外移工的汇款对国内经济的重要帮助，因而将其宣扬为“外汇英雄”。
如今，印尼已经成为亚洲各国雇佣外籍女佣的主要来源国。在过去20年来，印尼循合法管道外流的移工大多为女性，而且多数从事家务服务。她们的年纪大多在20多或30，教育程度并不高，大部分是单身或离婚。
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印尼移工以惊人的速度抢占市场。1991年，台湾印尼移工只有1万人，但到了2001年，数目超过9万人。在香港，印尼家务移工的比例从1995年到2000年激增了三倍。新加坡1995年时，印尼移工占所有外籍家务工的20%，但是到2003年，七成以上来自印尼。
全球化的家务分工，养活了相当数量的跨国中介。移工来台湾所缴纳的中介费用比亚洲其他地主国都高。根据作者在2005年的调查，菲籍移工的中介费约在台币9万到11万之间；印尼移工的中介费在台币14万到16万之间，通常经由来台工作后的薪水中扣减。她们一共支付的中介费，相当于在台湾5~14个月的薪水。
尽管地主国和输出国对中介收取费用都规定了上限。但中介公司通常以“服务费”、“入境费”的名义来掩饰实收的中介费。一些中介要求劳工在离境来台湾前签下伪装的借据，而后就化中介费为借款。一些中介通过强制贩卖提供购买的商品来抽取利润。
台湾的中介费之所以高额，是因为台湾规定了最低工资。这使得移工在台湾的平均薪酬高于其他亚洲输入国。在配额制管理下，到台湾工作的机会变得相当珍贵。台湾地区政府管价又管量，创造了招募过程中的寻租空间。
再加上限制居留年限、禁止转换雇主等规定，进一步提高了“工作位置作为商品”的价值。虽然政策上允许移工在三年期满后可以再度来台工作，但除非是雇主自行办理程序，移工多半还是要通过中介机制再缴一次中介费。这样一个配额循环使用、劳动力替换高的系统增强了对中介机制的依赖。
另外，本地有600多家有执照中介机构，还有许多没执照的黑中介。在恶性竞争下，就出现一个十分诡异的情况，也就是中介公司反而要给有配额的雇主回扣，大概在1万到3万新台币之间。中介的回扣负担，也包括与雇主的酒食社交、免费招待雇主去国外面试应聘者，甚至包括雇主在东南亚行程中招妓的费用。
中介公司在母国招募劳工时通常模糊地告知他们契约是三年。没有充分告知的事实是他们的合约其实只有两年，第3年要办理展延。能否办理展延就好看雇主对他们的态度。一般来讲，第1年是偿债，第2年是还本，第3年才可能净赚。所以为了展延，移工们愿意放弃休息日等福利讨好雇主或者忍受雇主的无理要求乃至虐待。
家务移工通常在契约无可避免终止时才会反抗，有些劳工也会逃跑。“查缉逃逸外劳”一直是台湾地区政府的重要关切课题。“外劳逃跑”不仅挑战了台湾地区政府的治理能力，也撼动了外劳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通常政府会对雇主罚款并且冻结其配额。这样的处分对雇主的效果甚巨，因此雇主会严密监视移工，并采取各种措施严防移工逃跑。
** 第二章 谁是“外劳”？ **
每天傍晚的台北街头都会响起少女的祈祷的音乐声，这标志着“垃圾不落地”政策的倒垃圾时间。此时家务移工就会出现在台北街头，丢垃圾是他们得以离开雇主家的少数机会之一。而当地等着丢垃圾的其他居民对他们存在的不同反应，有些人冷漠，有些人好奇，也有些人面露嫌恶。
这幅景象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家务移工在台湾的双重地位，他们负责做的是多数台湾人回避的肮脏工作，其地位也被贬为卑贱的外族。如今我们提到“外劳”，脑中浮现的是来自中南亚“低度发展”国家、从事3D公司的劳工，而不是德国工程师、日本经理或者美语教师，仿佛某些族群天生就适合做这些肮脏危险。
媒体将外籍工作者报道成危险的野蛮人，即贫穷又落后。同时，它们也投射出一个对纯净社会的想象，这个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与道德秩序，由于外来者的出现而处于危险中。
卫生方面，台湾报纸、杂志常用耸动的标题来报道移工的传染病个案，例如：《寄生虫，菲佣感染居多》、《艾滋外劳，首传病逝》、《泰劳有招妓习惯，应慎防艾滋传播》。一家报社刊出一位患有肺结核的家庭主妇的投书，她抱怨道，她的“作息正常”，会得这样的病，应该是外劳大量引进有关。
安全方面，台湾曾经出现因为外籍监护工心智不稳定而造成病人死亡的案例。而这些个案则被媒体渲染成整个外劳群体的危险。实际上，根据2003年的统计，外劳的犯罪人口率远低于台湾当地人。
道德秩序方面，女性移工经常被污名为“假打工，真卖淫”。为了逃脱贫穷，不惜出卖肉体，在周日贩卖性服务给男性移工。女性移工也被塑造成勾引男雇主的潜在对象，其热带女人的丰满身体与高涨性欲可能破坏雇主家庭的幸福。
生活习惯的些微差异也被诠释为落后或者反常的象征，因此也应该遵循雇主所定义的“正常”习惯形式。例如台湾人通常在晚上洗澡，大部分菲律宾移工在早上淋浴，有些雇主会觉得这样很怪、反常或者不干净，因此要求移工改在晚上淋浴。
外籍劳工开放的前几年，菲籍移工占据了台湾大部分家庭的劳动市场，但近年来已因其他国家的竞争，人数逐年下降。主要是雇主、中介与大众，对外籍移工刻板印象的竞争，菲佣聪明但刁钻，印佣单纯温顺。
菲籍和印尼的移工在平均教育程度上有明显的差距。前面也提到，由于过去美国的殖民教育。菲籍女佣一般以上拥有大专学历，并且英语口语流利。许多菲籍女佣在出国前都从事着白领工作。在作者的调查里，这些菲佣在菲律宾就职政府职员、银行领导、书店经理的比比皆是。
当年的台北和如今的大陆一样，上层阶层的家庭雇用私人家教来教小孩英文，中产阶级的家庭积极送孩子去上双语幼儿园或参加海外游学团。雇佣会说英语的大学生菲佣也成为培养小孩语言能力的新方式之一。
然而这样的安排像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彰显雇主新近的阶级流动，这也可能削弱了雇主支配佣人的权威。许多雇主想要和菲佣沟通，必须借助中介、孩子或者电子词典。有的菲佣会因为雇主的英语不标准，假装听不懂雇主的命令。
而不少菲佣会因为英语流利被指派许多家务之外的工作，意味她们的地位高于一位“女佣”。药学系毕业的Claudia骄傲地告诉作者，由于她的英语说得比老板好，所以她被要求在一家上层阶级的私人俱乐部接电话。
菲籍移工的英语能力与白领背景解构了台湾民众赋予移工落后他者、从属佣人的控制形象，有少数菲劳甚至会指正雇主说英文的发音或文法上的错误，让雇主觉得颜面尽失。所以有些雇主转而改向雇佣被认为温顺的印尼佣和越南佣。
台湾的中介者会按国籍将移工划成不同产品线。首先，通过塑造对于劳动力来源有专业了解的形象，借此说服雇主媒合安排的重要性。其次，提供类型化的聘雇选择，满足不同雇主的需要（家务、看护、护理）。第三，说服某些雇主从雇佣菲劳改为雇佣印尼劳，后者的招募提供给中介较高的利润和自主性。
菲律宾人被视为“西化的他者”，描绘的形象是“乐观、罗曼蒂克、独立自主”，和“外向、自我中心、意见多、聪明，以及难管理”。印尼人的典型则化身为伊斯兰习俗中的温顺女人形象，是一种“传统的他者”：“服从、忠心、动作慢，以及生活简单”，因此自然适合辛苦的工作以及“不放假”的劳动条件。
菲律宾的移工经常被指派照顾小孩。而印尼的移工经常被指派为照顾老人与病患。许多印尼移工白天会在雇主经营的家庭工厂、餐厅、面包店、杂货店、夜摊之类的地方帮忙，多数没有领到额外的薪水，只有小额的补贴。印尼女性被塑造为驽钝与恭顺的形象使她们成为“双重剥削”的适当人选。
印尼女佣在台湾中介论述的服从形象，近来已经被她们日渐增高的逃跑的数字所解构。当考虑到统计数字的消长变化时，我们会发现印尼劳工的逃跑率逐年升高2.9%，近年来远超菲佣1.3%。当用越南佣替换印尼佣后，越南佣的逃跑率达到了10%。可见，“理想女佣”带来的剥削，反而促成女佣的逃跑。
为了定制女佣，中介从业者从源头进行筛选。菲律宾的中介经常在报纸刊登招聘广告，而接触报纸的大多是白领。印尼的中介则在乡村通过当地头人，比如村长、本地商人，甚至伊斯兰教长牵头，然后在该村大量招聘。这样如果逃跑，一同打工的亲友就会把你的丑事传回村庄，让家庭蒙羞。
被招募的印尼移工会挤在鸽子笼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在这期间学习家务、看护、烧菜和中国话。会烧中国菜和能进行基本的中文沟通，是印尼佣能和菲佣竞争的基础。中介告诉作者，培训所教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礼义廉耻。雇主最看重的是印尼佣是否符合台湾社会的文明程度，比如用餐和穿衣礼仪。
中介业与雇主所构建的种族化界限，经常造成不同国籍的移工之间的敌对状态。菲律宾女佣宣称那些印尼人教育程度低，不会讲英文、和男雇主调情、偷雇主的财物、生活习惯落后，无法负担现代家庭的劳动工作。印尼女佣则批评菲律宾女佣爱喝酒、抽烟、有外遇、道德沦丧。
许多菲律宾女佣对挺身争取权利感到迟疑，因为雇主会威胁要以印尼女佣替换她们。一些印尼女佣的羡慕菲律宾女佣的挺身而出，但大多数印尼女佣认为避免冲突，比较符合印尼社会的宗教信念和道德观。
而对于雇主来讲，“外劳”不是一般的、中立的外国人，而是被视为低劣一等的族群他者。他们用英语能力和皮肤颜色给外劳做进一步次等族群划分。
** 第三章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
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发现，中产双薪家庭为了实践婚姻中的平等伴侣关系，往往必须请人来打扫或做家事，这样的工作者多半是低薪的少数族裔或移民，透过这样的折中方式，女主人方能够回避当她们要求丈夫更平等参与家务时，所引发的紧张与冲突。这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很多台湾的中产阶级双薪家庭里。
台湾女雇主为何会雇佣家务移工。作者归纳出主要的三类目的：寻找在家的托儿照顾、协助“家事”的全天候帮手，以及外包服侍公婆的孝媳责任。这些中产阶级女性雇用女佣来外包家务劳动时，不仅希望购买到顺从、廉价、便利的服务，也在寻求她们身为母亲、妻子和媳妇的女性角色与责任的代理人。
当女主人选择女佣来外包妇职时，她们的主要考量就在于劳动力的服从与可控制性。许多女佣都吐槽，和男雇主相比，女主人较为“吹毛求疵”和“严厉”。当然许多女主人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的确是家里主要的劳动管理者，对女佣的工作表现有较多的要求。因为她们必须对女佣所做的工作成果负起责任。
然而，女主人与女佣、母亲与保姆之间的区别却是颇为隐晦微幽。一个提供的是无条件的“爱的劳动”，一个从事契约规范下的薪资工作，但是他们同样在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秩序、照料其中成员的心身健康。对此，“划界工作”就至关重要。
“划界工作”牵涉到的不只是女佣与女雇主之间两个女人的关系，还包括经由女主人的丈夫、孩子与婆婆为中心的三组三角关系。家务移工的涉入导致了既有家庭关系的变化、断裂、重组，让我们从中检视台湾的婚姻、母职、孝道的社会基础与文化价值的意义运作。
女性雇主通常将例行的清理工作交给佣人，但是联系家庭成员情感的工作留给自己负责，最明显的就是三餐的准备和烹调。社会学研究已经指出，这项家务工作涉及的不只是买菜和烹煮，也包括构建家庭的平时工作，奠基于对于家庭成员的口味偏好和营养需求的重视与了解。
在缺乏安全感的驱动下，这些女雇主不知不觉地将她们与女佣的关系转变为一场在烹调技巧、美貌和其他“好太太”必备条件上的竞争，而丈夫则成为这场竞争的裁判。““
Lucy（女佣）， make coffee for
me.”老板娘听到了，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她的头发还是乱七八糟，她的眼睛还是肿肿的，可是你知道吗？她立刻冲进厨房煮咖啡、切蛋糕放在桌子上。”
“妻子的嫉妒”，在家务移工闲谈之间，是常常听到的八卦情结，同乡朋友们也经常断定有些移工被中途解雇遣返，是肇因于女性雇主的妒忌。“热带女人”的种族化形象就在女主人的脑海中徘徊不去，她们丰满的身躯会让男主人抵挡不了诱惑。在媒体报道里，菲律宾女佣尤其会被贴上与性有关的标签。
另外一组类似的三角关系发生在女性雇主、家庭移工与雇主小孩之间。男性雇主可以主动减少和女性移工的接触，但孩子无可避免的会和外籍保姆之间发展出情感上的连带，因为后者本身就是扮演着代理母亲的角色，因而女性雇主面临更强的焦虑，并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来维持母亲与保姆之间的界限。
照顾小孩不仅是一种体力劳动，也是一种“爱的劳动”。雇主除了希望家务移工可以看护孩子，帮忙沐浴、喂食、托育等，也希望他们能够将爱、感情和承诺投注在孩子身上。然而若家务移工真的投注了过多的爱，那么女雇主很可能陷入嫉妒、被剥夺等的情绪中。
有些母亲借由区辨母职中的“卑微”和“精神”面向来进行育儿的分工，借由创造出阶层化的象征秩序，来凸显家中母亲的重要以及保姆的次要性。同时无损她们身为女主人的规范和家的社会意义。
比如换尿布、整理混乱的玩具房等与肮脏及失序画上等号的工作，时常是母亲避之唯恐不及因而会指派女佣的任务。教育及帮助孩子社会化的家务工作，像是念故事书和孩子听，帮助孩子做学校功课等，则多属母亲的责任。
帮小孩洗澡以及和孩子同睡也经常是台湾妈妈经常保留给自己的母职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涉及与孩子的亲密身体接触，被认为是建立亲子纽带的重要情形。接送小孩上下学也是一种可以彰显其情感价值和象征意义的日常仪式。
有的台湾母亲因为教育理念对孩子表现得十分严厉，然而菲律宾女佣则被视为“有爱心的”，会宠着小孩。以至于，许多小孩坦言自己更喜欢女佣，有的还管女佣叫妈妈。不过，受访大多数母亲都表达了“血浓于水”的观念，毕竟女佣在孩子的生命里只有三年时光。
雇佣女性移工的压力，不仅仅在发生女性雇主身上，婆婆的心理也会起微妙的变化。大多数老一辈的台湾女人在她们媳妇这个年纪的时候，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与母亲，所以并不认同雇佣女佣。
如今这些在外工作的现代媳妇们必须向婆婆保证，她们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母亲，或者是懒惰的妻子。尽管雇佣了一个家务移工，有些女性雇主仍然尽量多少做一些杂事，为的是确保自己贤妻良母的形象，以避免婆婆的负面批评。
一位家务移工很同情地对作者描述：我的雇主白天的时候工作很辛苦，但她晚上回家以后还要做很多工作，我实在不明白，如果我是她一定不会这样的，如果你已经工作了一天了，你回家以后就该好好休息啊。然而雇主告诉她，她嫁到别人家里，她要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得到阿妈的允许。
另外一些反对雇佣家务移工的婆婆心里隐藏着害怕被外人“取代”的恐惧。她们终其一生都是全职的家务主妇，家务劳动是她的主要专长与技能，也是她认同自己的基础。她们将媳妇雇佣家务移工的举动，理解为是对她家管技巧的怀疑，以及磨灭了她对这个家的贡献。
再者，老一辈的台湾人都说不太能讲英文。语言的屏障也加深了婆婆无法控制菲籍移工的感觉。所以媳妇请了家务移工后，虽然避免了家务上的体力劳动，但是要额外付出情绪劳动来缓和她婆婆的紧张与焦虑。
女性雇主所采取的一种常见策略就是通过象征动作来确保婆婆的权威，例如，她们刻意让婆婆把薪水拿给外籍监护工，其实钱实际上是年轻夫妇付的。此外，许多媳妇会借由操弄翻译来消解婆婆和菲籍移工之间的紧张。
婆婆害怕家庭地位的丧失，并不是一件小事。如今的台湾许多年老女性自杀率提高，相当部分源于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安全的下降，台湾社会中的性别关系与代间关系的转变，不再为能带给她们解放父权，反而是威胁到她们的老年福祉。
在面对职场寻求自我实践以及拥有经济独立的现在媳妇，婆婆反而必须付出她们的“婆职”的劳力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借此交换经济上的无虞与社会支持。在这样的文化与社会脉络中，婆婆认为家务移工的聘雇不只是可能取代了她们在家务工作上的角色，也可能威胁到她们的生存。
台湾女人借由雇佣另一个女人作为代理人得以和父权讨价还价，避免柴米油盐的家务上与丈夫天天开打两性战争，缓和她们在职场和育儿之间蜡烛两头烧的困境，或是减轻身为媳妇必须侍奉婆婆的孝亲劳动。在某种程度上，家务雇佣的确把性别不平等转为阶级不平等。然而性别不平等从未因阶级不平等的取代而消失。女性雇主仍然面临好太太、好妈妈与好媳妇的性别规范和社会压力。
** 第四章 跨越国界与性别藩篱 **
大部分菲律宾与印尼移工都是自己决定出国，甚至有些不顾丈夫和父母的反对。她们的迁徙并不是推力（国内的贫穷）和拉力的（国外的财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促使她们决心到海外工作有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包括经济压力、家庭失和、在家乡没有生活目标以及选择权利的。
当然经济诱因无疑是大部分劳工跨国移动的主要驱力。印尼和菲律宾当地皆面临工作机会短缺及失业率高的问题。菲律宾的失业排名自80年代始不断窜升，2004年4月的失业率更高达13.7%。印尼的失业率在1994年的金融风暴以前是4.7%，但在2001年急速爬升到8.1%，女性失业率更偏高。
在菲律宾失业的情形不止发生在蓝领。有一个大学毕业的菲律宾女佣告诉作者，她以前干了十二年银行白领，但是七年前银行倒了，为了孩子她必须出国赚钱。很多印尼移工也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身为渔民或者农民想为孩子上大学存一笔钱。
当然出国打工也不只为了钱，许多女性移工将海外旅程视为一场到先进国家与现代社会的探险，可以享受物质的丰裕与性的解放。在跨国中介所打的广告里，海外工作机会被染上浪漫的玫瑰色，称之为“梦想假期”。
一位拥有药学系大学学位的菲籍移工告诉作者。如果在菲律宾，自己只是一个母亲，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每周跳disco、吃麦当劳、有自己的手机，这些事在菲律宾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在台湾戴珠宝、穿短裙，你在菲律宾不可能这样穿的。在我们家乡，人们很保守，如果我穿这样大家都会盯着我看。
由于曾经被美国殖民，菲律宾的教材隐含了脱离本土脉络的文化偏见。如此培育出的学生多倾向离开地方村落、向往都市，乃至于国外的富裕生活。离开故土的人，有些人的故事结局美好，有些人残酷，但这种出国寻求更好的生活的梦想证明深植于菲律宾的文化及历史脉络。
具体就台湾来讲。台湾的流行音乐工业在亚洲市场的影响力尤其强大。2003年F4在马尼拉举办演唱会，最贵票价高达200美金，甚至连菲律宾总统艾若育都亲自接见这个男孩团体。作者到印尼爪哇时，从雅加达的百货公司到小村落的市场满目所及皆是F4的海报、T恤，以及由他们主演的偶像剧盗版DVD。
作者在台湾遇到的印尼移工也开玩笑说自己是来看偶像的。她们从台湾回去后，朋友和邻居也会问：你在台湾有看到F4吗？“全球化的媒体地景”影响印尼观众对特定的容貌和生活风格的渴望，以及关于美与舒适等标准的文化建构。迁移不止意味收入提高，更成为一种对全球现代性的朝圣旅程。
在菲律宾大多数家庭有着相似的迁移模式，在80年代丈夫离开家中的妻儿到中东工作，在90年代则变成了妻子的国外工作，而丈夫和小孩留在菲律宾。如今女性比丈夫有更多的机会到海外工作。
吊诡的现实是，规范家务劳动之性别分工的父权逻辑，一方面限制女性参与当地劳动市场的机会，但一方面却保留了菲律宾女人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位。
女性从家庭领域中的无酬劳动转变为国际空间里的有酬劳动，这些女性从家庭主妇变成家务劳工，她们其实是在不同场景里担负相似的责任。她们的家务劳动在以往私领域只能得到情感、道德层面上的补偿，但到了海外市场却可以获得金钱上的报酬。
与雇主同住的家务移工中，许多确实承受雇主无尽的要求以及冗长的工时，但是对那些在菲律宾有着全职工作的女性来说，有薪的家务工作可能比她们之前在家中的双班制（又要上班又要家务）生活来得轻松。
对许多女性来说，出国工作不只是一种维持家庭经济的策略，也是一种帮助女性在家庭重担中解脱的隐微策略。已婚女性移工出国帮佣不仅可以逃避故乡无酬的家务重担，也能借由市场薪资达到经济独立。
有些印尼移工到海外工作是为了逃避不幸福的包办婚姻，国外生活的解放与自由让他们得以脱离家乡与父母的限制。在她们跨越疆界出国工作的同时，也跨越了传统的性别界限。
留在家乡的男性在妻子出走后，被迫待在家料理家务，他们常因做一些被认定是女人家该做的事而成为揶揄的目标。女性移工经常抱怨丈夫很少做家事，而且做的很糟，尤其不会处理家计，有些不用再养家的丈夫甚至开始酗酒和沉溺赌博。更令人担心的是，丈夫在女性移工出国后有不小的可能另觅新欢。
并且，前面也提到，不少女性移工出国打工的原因本就是为了逃避失败的婚姻。菲律宾的法律不容许离婚，即使丈夫另觅新欢也不允许再婚。而在印尼，离婚并不少见，许多女性都是单亲妈妈。她们经历了不如意的婚姻，只能独自抚养孩子。
所以当女性移工照顾别人的孩子时谁来照顾她们的，许多人请祖母、阿姨、姐妹或者其他女性亲戚来当保姆，也有些是丈夫辞掉工作，成为全职的家管。有不少女性移工寻找非家庭成员来当孩子的保姆。相对于欠亲戚的人情来讲，雇乡下来的女佣更便宜。
母亲移工是社会定义下的主要照顾者，所以容易因未陪伴在孩子身边遭受社会批评，类似批评可能来自亲戚、丈夫甚至自己的小孩。一位移工伤心地诉说，“我的儿子不想和我说话。我前夫告诉他，我在台湾有男朋友做坏事。我的儿子对我很生气，我怎么可能在台湾做坏事，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都在为了他存钱！”
为了巩固和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她们经常寄信、打电话或传短信给小孩，并寄大笔汇款和昂贵礼物。移工母亲经常寄一大箱礼物回家，箱子里通常装了来自工作国度的纪念品，雇主不要的旧衣服、旧玩具，以及肥皂、乳液，零食等物品。
事实上很多移工寄回去的杂货在故乡也买得到。从海外寄包裹回家所需的花费比寄钱回去在当地市场买同样的物品还贵。但对移工母亲来讲，这却是一种家务劳动的象征展演。虽然她们人不在故乡家人身边，仍可借此行为履行她们作为妻子、母亲的身份。
除了跨国杂货采购外，移工母亲也透过其他方式来扮演跨国持家者的角色。例如，有些移工母亲为家人安排设计每周菜单，每天用短信叫小孩起床，或者是每天晚上睡前用短信寄给孩子一则圣经的话语。她们也可以越洋监控丈夫和孩子的生活和支出。
前面已经说到女雇主的结构位置使她们必须和市场代理人一起竞争妻子和母亲等地位。女性家务移工也经常把自己跟女主人拿来相比较。由于她们近身观察雇主的家庭生活，得以取得不少内线知识，她们借由这些资讯来评估女雇主的表现，同时也投射自己所向往的女性特质。
她们模糊女佣与女主人的界限，以缓和自己因为地位向下流动而产生的个人焦虑。一位菲律宾女佣如此定义她跟女主人之间的相似性，“我老板以前是个空中小姐，空中小姐就像女佣，这是为什么她能了解我的工作。”她拒绝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低贱的，并认为她的地位和担任空服员的女主人相去不远。
有些移工认为自己和台湾女主人的地位相近，因为她们在母国也会雇佣女佣，可说是“远方遥控的雇主”。一些菲律宾移工会以骄傲和不好意思口吻说，“你知道吗？我在菲律宾有一个女佣！”
她们这种不上不下的地位，是多层的“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工”的中心界面：当她们替富裕国家的中上阶级女性照顾小孩以赚取高薪时，同时也把自己的家务劳动和照顾责任转移给母国的贫穷妇女。
母国的家务帮佣可能因为教育程度有限或存款不足而无法出国工作，其劳动条件与薪资所得也与海外帮佣有明显的差距。多数的母国家务劳工来自外省的农村地区，都市里的家务工作是提供他们逃离家乡的贫困并参与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的一条途径。就像城里的妇女向往台湾，农村妇女也想看看马尼拉的生活。
随着移工母亲与故乡孩子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她们往往在替代母职的工作中寻找感情上的补偿。因此帮佣移工也会私下批评雇主在养育孩子上的疏忽以及不合格。在她们眼里，许多雇主懒惰、挑剔，是自己的坏榜样。
另外，家务移工并非都是母亲。在作者的采访中，40%的菲律宾移工是单身，而60%的印尼移工是单身。已婚女性移工认为出国可以帮助他们挣脱家庭束缚，而单身女性移工也有类似想法，她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让她们逃离父权社会对未婚女儿控制的机会。由此，可以掌握自己的婚姻。
而对菲律宾男性来讲，这些在国外大城市住了几年的女性“太解放”，受到污染，不可能适应乡村生活方式以及传统的女性气质规范。而且在日本当娱乐员的女性被烙上了性工作者的污名。这个形象由于太过深植人心，导致所有女性菲律宾移工被怀疑是在性产业中工作。
而菲律宾女性移工在台湾男人和其他外国新郎眼里则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相较于已从传统性别角色解放的台湾和西方女性，虔信天主教且保有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菲律宾女性是最佳的妻子候选人。
菲律宾移工由于出色的英语，经常通过国际笔友服务来寻找未来外籍丈夫。Luisa便借此方法结识了来自美国与欧洲的8名男性笔友，其中一位是住在德州的非裔美籍人。Luisa这样描述他：“他长得丑，但他是唯一一个认真想结婚的人。我不介意他是黑人，我只在乎他绿不绿（绿卡）。”
不管是菲律宾还是印尼女性移工，碰到台湾男性雇主的求婚并不是少见的事。这些雇主通常是中年离婚或者丧偶。有些雇主的求婚的确有浪漫爱情的成分。但在其他例子里，特别是那些被雇来照顾虚弱生病的父母的女性移工。台湾男性雇主的求婚其实是在延续他们的照顾工作。
大部分移工心知肚明，她们如果接受雇主的求婚，将会继续家庭责任之名，而非先前的雇佣关系，来从事类似的家务劳动或照顾工作。女性移工成为外籍配偶后，先前受合约规范的薪资、权利和福利也将失去保障。所以每当听到有移工提到老板的亲戚要约她出去时，其他移工多半提醒她要小心点。
然而选择进入跨国婚姻的女性移工，不仅在寻找一个住在富裕国家中可以提供经济安全与永久居留权的伴侣，同时也在追求一种浪漫的想象，希望自己的社会地位可以从此提升为“女主人”。借此，她们可以脱离“女佣”和“保姆”的污名，成为更符合家庭与母职主流规范的“老婆”与“妈咪”。
** 第五章 灰姑娘的前后台 **
[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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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夫曼用“前台”与“后台”的戏剧学比喻来理论化人们的日常互动模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如演员，会持续因应不同的观众与情景，来展现自我的形象。这样的形象表演是有时空限制的，“前台”指的是有观众在场、进行特定表演的区域（人前），在“前台”受到抑制的某些行为则出现在“后台”（人后）。
在西方传统中，主仆隔离最明显的空间就是安排楼上（前台）、楼下（后台）分住的模式。而因为台湾地少人稠，家庭空间多坪数不大，所以雇主的空间控制手法，必须比完全隔离的模式更细致，且时常对移工的隐私更具侵入性。
一般来讲客厅，与餐厅是家人社交之处，也是招待客人的前台区域。相对起来，厨房与阳台被归类为是家务帮佣活动的地方。每当家里来了客人，或者雇主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家务移工就会识趣地躲去厨房和阳台。
很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和她们照顾的小孩、病人住一个房间，又或者睡在客厅沙发，而雇主经常不打招呼就闯入移工的空间，有时她们可能还穿着内裤。一个睡客厅的移工会在晚上移动茶几挡在她睡觉的沙发床旁边，以此来打造私人空间。这样的居住安排严重侵犯了移工的隐私，并导致情绪与劳动的剥削。
如第一章所述，劳委会极度关切外籍劳工的逃跑问题，而雇主也会因为移工的行踪不明付上相当代价。有多雇主会把防止移工逃跑视为管理重点而衍生各种控制手段。包括不定时查岗；拜托邻居或保安盯着移工；在家安装摄影机。
雇主监控移工最极端的方式，是不给她们家中钥匙或不允许她们擅自离开住所。雇主会在移工休假时检查移工的空间和个人物品；向电话公司索取移工的电话账单明细；克扣周末假日，以防止与其他移工走得太近；更甚者扣留移工的护照。
雇主限制移工行动的首要目的是让他们与被认为是危险来源的移工社群保持距离。移工在周日聚会中会相互给建议、交换策略。雇主担心移工社群带来“污染”，其实怕的是移工会比较彼此的工作环境，逐渐察觉到自身的权利，懂得和雇主争权议价。移工交男朋友也是“被污染”的大忌，被视为逃跑的先兆。
可以视为，大多数移工在雇主家庭时，根本很难得到私域的“后台”保障。移工的“后台”领域，是时间性的，灰姑娘式的。每到周日，移工如同灰姑娘一般翻转自己的角色，从后母家的厨房角落，换装走进霓虹闪烁的舞池，远离雇主的监视。
休息日的打扮是她们穿梭于前后台转换身份的鲜明象征。台湾雇主通常会规定外籍女佣工作时不可以化妆、戴首饰、涂指甲油、擦香水。当她们星期天出门时，她们换上紧身T恤、迷你裙、名牌牛仔裤，戴上闪亮的金项链、摇曳的宝石耳环，踩高跟鞋，再刷上睫毛膏、擦上口红和指甲油。看起来好像老板娘。
除了装扮差异，工作时的谦卑表演也形成戏剧性落差。平时她们只能配合雇主的饮食偏好，没有烹煮自己喜欢食物的自主权。有些人会因为雇主吝啬而挨饿，有些人只能吃剩菜而屈辱。星期天她们可以成群自由购买家乡食物来满足思乡的肠胃，得以重建在工作中被抹杀的个人自主性以及集体性的族群认同。
许多雇主会把自己陈旧的二手物品送给自己眼中贫穷的外籍女佣，她们碍于雇主权威也不好拒绝。相对于此，星期天的消费活动则是让她们在后台自我培力的一种方法。虽然在台湾购物消费并不比菲律宾便宜，但购物逛街为她们带来一种自主的尊严、心理上的满足感，也变成一种女性经济独立的佐证。
跨国灰姑娘常进行的另一个后台活动是聊雇主的八卦。平常她们必须赞美雇主、假装愚笨。但一到周日，她们就会交换雇主的有趣丑事、揭露家庭秘密。例如，在男主人的衬衫口袋发现保险套。她们也会批评雇主糟糕的品味与生活习惯，借此建立我群在文化秉性上的优越性，翻转相对于雇主的阶级排序。
她们在嘲笑、批评中暂时翻转了阶级位置，宣称自己成为比雇主还优越的评鉴者。前面已提到菲律宾移工的英文非常流利，这让嘲笑雇主英文蹩脚成为菲佣之间一个常见的八卦主题。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她们有意识地避免纠正雇主的英文，以防被解约遣返。
对于寄宿于雇主家的家务移工而言，公领域和私领域的界定有着复杂交际的关系。她们所寄宿的私人家庭成为充满监控、窥视的前台，个人隐私经常受到侵犯的工作场域；然而很讽刺的是，在星期天，如火车站及公园，这种远离雇主家的公共空间，反而能够保证他们较多的隐私及个人自由。
由于穆斯林女性传统上不被允许进入寺内祈祷，清真寺并未成为以女性为大宗的印尼移工的活动中心，不若天主教堂一般成为菲律宾移工文化认同与政治动员的重要据点。相对起来，印尼移工休假时的活动较为分散。台北火车站遂成为印尼移工最主要的聚集地点，成为空间移动、人际网络和活动串联的节点。
印尼移工通常就坐在台北火车站一楼大厅席地而坐，聊天、打盹、共享零食和家乡食物，或阅读从楼上商店买来的印尼杂志。在火车上活动的印尼移工与台湾行人被一条不可见、但坚固的界限所阻隔。不时有路过的台湾人对她们投以嫌恶的眼神。
那些印尼外劳在星期天的野餐引起不少台湾民众的微词。调查显示，有70%的人对星期天外劳导致的噪音和混乱感到“恶心”或“感觉很坏”，90%的人看待这一现象为“不良的次文化”，会破坏火车站作为台北地标的现代形象。因此，如今印尼移工的聚集空间已经被排挤到火车站外的露天空间。
实际上跨国灰姑娘还有另一组前台和后台，那便是地主国和母国的空间区隔。她们在地主国的后台中面对雇主观众扮演女佣；在母国的前台面对亲人、朋友、村民等观众面前扮演的是凯旋归来的“海外英雄”。她们必须隔离前台和后台，不让前台的观众看到她们在后台的情形，也就是台湾工作的实际情况。
为了要在前台扮演成功致富的海外英雄，最重要的剧目是通过有形的物质消费来展现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的改变。改建水泥房子、购买现代家电、让孩子读私立小学、拥有进口玩具，这些象征现代性、全球性的物质实践，突显出移工同其他从未出国的菲律宾乡民的差别。
海外移工的财力展示，经常是面对家乡观众期待不得已的表演。除了返乡度假要送礼，在国外工作时也要面对母国各式各样的募款，例如亲戚小孩的学费母校的募捐，甚至邻居的生日宴会。面对这样的请托，移工很难拒绝，主要是怕丢脸的社会压力，如果不能满足这样财务需求，意味着“海外淘金梦”的失败。
移工在返乡后通常不会正式工作，或者至少在返乡前几个月会在家休息，以彰显出他们在地方上的相对优越地位。她们的抱负时常随着时间磨损，因为她们在海外工作存的钱逐渐会被出国过程中的负债、亲朋好友的借贷，以及维持家中生活及消费品消耗殆尽。最后，许多移工不得不再次踏上海外打工之路。
** 第六章 屋檐下的全球化 **
经常可以听到雇主说，他们对待雇佣的帮佣就“像家人一样”。然而家务帮佣关系的特色却是地理距离的亲近和社会距离的遥远的吊诡组合。劳雇双方同居一个屋檐下，日常饮食声息相闻，的确近似家庭成员的关系，然而，彼此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地位差距，以及权力关系的不对等。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特色之一。
劳雇双方之间，对于主要社会界线有着划界的需求。第一条线是社会类属界线，区分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区分,以及国籍/族群差异。第二条线是社会空间界限，构筑公/私领域的疆界，对雇主来说是划出“家”与“家庭”的范围，对移工来说则是“前台”与“后台”之间的界限。
雇主的划界工作有4种类型。家庭界限-纳入，阶级/国家差别-强调，属于“家母长制”。家庭界限-排除，阶级/国家差别-强调，属于“疏离权威”。家庭界限-
纳入，阶级/国家差别-淡化，属于“情感关系”。家庭界限-排除，阶级/国家差别-淡化，属于“生意关系”。
“疏离权威”对移工的态度是“你不是我的客人，你在这里工作。”此类雇主，属于“炫耀式消费”，认为移工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表演谦卑，包括语言、姿势、空间或工作内容等层面。佣人的很多工作是仪式性表演，意在彰显雇主的身份地位。例如，自己有钥匙也要佣人开门，自己人在家也会要佣人听电话。
这些人一般是上流阶层的雇主，在过去雇用的是本地中年欧巴桑。然而，同国同族的人很难让雇主做阶级上的区分，家庭访客总是把女佣误认为婆婆。这些本地欧巴桑对羞辱更不服气，比如很难接受分桌吃饭。而且欧巴桑在本地的网络可以破坏雇主的名声。所以最终被外籍女佣取代。
“家母长制”对移工的态度是“我是她在台湾的监护人”。此类雇主认为家务劳工是无助的、未成熟、没有能力处理自身生活的弱者，而雇主认为自己是慷慨、体贴、优越的监护者。她们认为自己有必要介入移工的私生活，以免她们受到其他移工的坏影响。
有些“家母长制”的雇主还会克扣移工的薪水作为强制储蓄，在移工离开台湾时一次性返还。然而这类风格的雇主平时会赠予移工不少礼品。雇主在侵犯劳工的隐私同时，偶尔也会在劳工面前刻意暴露私人生活。把外籍移工当成“家中姐妹”，以抚慰自身的孤立寂寞。移工是他们倾吐秘密最安全的对象。
上面两类划界工作类型，富裕人家——有着宽敞居住空间及长期雇佣历史——的家务雇佣是疏离权威的原型，家母长制则最常出现在中小企业老板和家庭主妇雇主身上。下面两类划界工作类型则较常发生在双薪家庭的中产阶级雇主上，情感关系一般出现在教育水平较高的雇主上，而生意关系一般出现纯家务需求比较多的雇主上。
“情感关系”对移工的态度是“我不想活在地位阶层里”。此类雇主一般是中产阶级，而且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她们标榜自己对于民主和用人唯才的信仰，不同于传统的权威主义和贵族制度，来呈现她们现代化的自我形象。她们试着淡化自己跟家务工之间的地位落差。
这些雇主使用基于需要的中性论述来描述他们的雇佣决定。避免使用“女佣”的贬义称呼而改以“保姆”、“看护”、“帮手”等中性词，甚至比拟为“姐姐”或“阿姨”等家庭成员身份。她们会邀请家务劳工同桌吃饭或一起外出用餐，也欢迎她们到客厅偕同看电视，并会主动聊天了解她们的背景和家庭生活。
“生意关系”对移工的态度是“我需要帮手，而不是朋友”。此类雇主将彼此的关系定位为基于生意契约而来，他们减少与劳工的互动以避免个人连带干扰劳工的表现。他们需要移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纾解工作和家庭之间两头烧的窘境。
因此她们将家描述成一个工作场所，只要雇主设定的制度规则被遵守，她们对移工便没有额外的要求，同时也尽量避免打扰到移工的私人生活。虽然工作场所和家的空间是重叠的，这些雇主在公领域和私领域之间划下象征性的界限。这种模式不只保护了移工的隐私，也确保雇主的家庭生活不受外人打扰。
移工的划界工作同样有4种类型。前台后台的界限-整合，阶级/国别的差别-接受，“寻求恩庇”。前台后台的界限-区隔，阶级/国别的差别-
接受，“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前台后台的界限-整合，阶级/国别的差别-质疑，“强调地位近似”。前台后台的界限-区隔，阶级/国别的差别-
质疑，“隐藏先前背景”。
“寻求恩庇”的移工和雇主发展一种“策略性的情感关系”，以从雇主那里得到以实质物品、零钱分红和借贷形式的形式出现的额外福利。类似于封建社会中的领主与奴仆之间的恩庇关系，在雇佣移工的台湾家庭中并不多见，因为雇佣关系囿于政策而年限短暂，难能发展长期终身的关系。
“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移工目标是“没有额外功课”。这是她们用来维持心理平衡与舒缓情绪压力的一种策略，在工作和私人之间划下界限，这种分割提供一种缓冲来帮助她们面对雇主对他们的个人需求和尊严的不尊重。她们偏好减少与雇主的互动，这样才不用增加额外的情绪工作负担。
“隐藏先前背景”的移工不希望雇主知道自己白领过去，完美地扮演“女佣”。这些移工认为自己和台湾雇主实属同一阶层，自己的地位下滑是因为个人不幸或是母国经济的衰退。她们将前后台区隔开来，不只出于谨慎与降低风险的考虑，也把这当成一种主动确保自尊与自我认同的策略。
“强调地位近似”的移工则不希望雇主看轻自己。许多菲律宾移工具有学士乃至硕士学位。台湾雇主一开始怀疑移工缺乏现代生活方式的知识，使她感到被冒犯。他们寻求和雇主平等与相互的叙述方式。采取这种方式的移工多从事照顾类工作（爱的劳动），这使得雇主也比较愿意和他们建立情感上的个人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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