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的弯路与复杂的现代经济建设
原创 江津的梅菲斯特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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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沉思录发表过一篇文章 [ 《从新中国初期看现代工业化的复杂性》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U3MDI5Mw==&mid=2247485572&idx=1&sn=0a4e6697a854d9874f635b4e377c96b0&chksm=e8e45d9edf93d48867c8d5d1c5f2b36d021c6c2a288e0bb12318090ac58e49098af72f9b4924&scene=21#wechat_redirect)
，探讨了工业化的复杂过程以及新中国初期的尝试和弯路。今天我们再来讨论经济建设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建设上的弯路。在网上此类讨论中，经常会简单的把中国经济，尤其是初期的各种经济问题简单归结为因为实行了某种经济政策/没有实行某种经济政策而导致种种结果，并展开空对空的讨论。问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建设是系统而复杂的，首先需要有较高的规划执行能力去落实制定的政策，才能去谈其它。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基础太差，毫无经验，资源匮乏，人才紧缺，导致在经济建设的计划和执行上出现了很多问题。今天先讲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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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 数据统计、经济核算 **
计划经济，不言而喻，高度依赖数据统计和经济核算。而这需要大量的具有专业素养的经济专业人员。但是，全国培养经济专业人才的专科院校有限，既缺乏培育新生力量的教育，又无法对在职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充分发挥经济专业人员作用如何调动其积极性问题的材料》， 1963 年， A38-2-660 ，上海市档案馆藏，第
42-43 页。 ）。
虽然有苏联专家来华指导，但中央各部委在向苏联专家学习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不能很好地保证和监督相关干部和人员与苏联专家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对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处理，事先不与苏联专家充分研究，等到工作中发生错误才去请教，临时交谈，随学随忘。不少干部还对苏联专家提出的问题不以为意，认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要求过高过严，一些重要的会议也有意不邀请苏联专家参加（
《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与苏联顾问合作、向苏联顾问学习情况的检查报告》（1953年12月8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第881页；《中央财政部一九五三年一月至十月苏联专家工作检查报告》（1953年11月24日），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883—885页。
）。
早在1951年，中财委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作了各种统计报表，但凭借各级统计机关和基层企业统计人员现有的业务能力很难完成填报，即使勉强上报，精准度也无法达标。无奈，报表只好一再简化（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3 页。
）。尽管如此，随着大规模的经济计划的开展，为满足激增的业务需求，基层企业不得不从产业工人中大量抽调人员，甚至于一些炊事员都充斥到统计队伍中（
陈凤岐：《优秀统计员 —— 康积盛同志》，《统计工作通讯》 1955 年第 1
期；干无涉：《从一个炊事员到工作有成就的统计员》，《统计工作通讯》 1955 年第 3 期。 ）。
而原始记录水平的低下，更加剧了这一问题。1953年6月3日后一天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整顿原始记录工作》，批评现行企业制度对原始记录的忽视。随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检查和整顿。但是，直到60年代，企业中原始记录少记、漏记、错记、字迹潦草等等问题都一直没能得到根治（
《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上海工业企业开展经济核算工作的情况汇报》， 1963 年 3 月 15 日， A38-2-660
，上海市档案馆藏，第 146 页。 ）。当然，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没有微软office，也的确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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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 **** ** 鞍钢宪法与“繁琐制度” **
“鞍钢宪法”的主要思想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但其实践效果差强人意。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制度算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谁说了算？由于没有一定的判断标准，实践中就是“谁感到什么制度不顺眼，
谁就可以宣布它束缚了生产力而不加遵守，以致有些单位把规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烧掉地契那样烧毁”（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967 页。
）。
干部下一线劳动后，行政管理权也跟着下放，不少规章制度名存实亡。上钢三厂撤销了检查科，放钢和浇钢签证制度、违反规程考核制度、炼钢和浇钢监督规程等先后被废除，其他诸如炼钢和浇钢操作规程、平炉护炉制度、配料制度、成品检验制度等虽未“宣判死亡”，却也朝不保夕（
《三钢人的足迹 —— 上海第三钢铁厂发展史（ 1913——1989 ）》，第 50 页。 ）。
取消检查科、取消放钢、浇钢签证制度，各种监督规程先后废除，稍微了解点工业生产的朋友们应该都能明白这是多可怕的事情。
贯彻“鞍钢宪法”之后，相关企业由于管理制度弱化，导致成本激增、质量下降、安全事故频发。
这些后果显然是不遵守计划经济制度和既有的成功经验所造成的。所以在1961年，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业七十条》，规范经济和生产管理。
但后来，《工业七十条》被当作“妄图通过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等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破烂，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的“黑纲领”，企图用各种繁琐的制度、报表、账票来“管人”、“卡人”而被取消。（
《办社会主义企业，还是办资本主义企业？ —— 从上海开关厂看 < 工业七十条 > 的流毒》，《文汇报》 1967 年 6 月 15
日，第 3 版；《上海万人大会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在工业企业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文汇报》 1967 年 6 月 15 日，第 2
版；《奋起千钧棒，砸烂 < 工业七十条 > 》，《文汇报》 1967 年 6 月 15 日，第 3 版。 ）
到1967年上海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比上年普遍跌了1—2成。1968年初，情况继续恶化，1、2月份由于煤电供应不足，工业产值甚至比以往减少一半以上（
祝兆松主编：《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7-98 页。
）。此后，上海狠抓经济生产，发起增产节约运动，在工厂革委会中留任原厂长等等，终于1968年下半年，工农业生产好转。
▽
** **** **3** **｜** ** ** 计划多变 **
由于经验不足，人员不专业，指导思想冲突等因素，导致新中国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多变。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尤为明显。这里讲两点，“鞭打快牛”和“两本账”。
大跃进时期，除了对企业每年下达的国家指标之外，还会不定期下达“增产节约指标”，当时的说法叫做“鞭打快牛”，试图迫使企业不断优化生产与管理，挖掘生产潜力。但是，频繁临时变更计划，也就丧失了编制计划的意义。为了应对可能的计划突变，企业采购原材料尽量放宽、多买，招用工人也是尽量能多招就多招。在大跃进破产后，国家又反过来大量把人口退回农村（三年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实际上就是六十年代版的“大下岗”。
“两本账”，同样也是大跃进时期的事情。所谓“两本账”就是中央对地方的两个计划，第一个是低计划，对外公开，要求必须完成；高计划是努力的目标，不对外公开。问题在于地方上也有高低两个计划，低计划就是中央给地方的高计划，而自己的高计划更高于中央的高计划。这样，通过层层加码，导致计划混乱，任务不合理。
以上是新中国初期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后面再讲，请继续关注。可以看出由于历史基础太差，全党上下，从领导到工作人员
**都不太懂工业社会是怎么回事，由过往的半殖民地农业社会的旧中国而来的经验残留本能地排斥基于工业社会的经济、企业管理制度和科层制体系，本能地排斥所谓“繁琐制度”。**
在不喜欢、不善于采取常态化的管理的同时，又乐于使用群众性动员手段来赶指标、完成任务。导致走了不少弯路。名义上同为计划经济制度的苏联，在建设效果上明显就强很多。
可以看到，在25年的时间尺度上，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有20%的差距（ 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国家统计局投资统计司编：《 1989
年中国投资报告》，中国计划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25 页。
），也就是说这5000亿投在苏联的话，至少多产出1000亿固定资产，考虑到苏联纬度比中国高，寒冷天气对基建的破坏，这个差距就更大了。说明中苏之间的经济效率差距，不是某一特定时期的、三两年政策错误造成的差距，而是长期的、极大的差距。
**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从国家形态上已经进入现代，但在工业发展，经济建设，乃至社会组织等很多领域，都存在一个相当长期艰难的由农业社会过渡至工业社会的过程，不针对这一过程进行详细考察而单凭臆想的概念去争论，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建设的艰苦性认识肤浅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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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粉丝们继续支持，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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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阅读： **
[ 《从新中国初期看现代工业化的复杂性》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U3MDI5Mw==&mid=2247485572&idx=1&sn=0a4e6697a854d9874f635b4e377c96b0&chksm=e8e45d9edf93d48867c8d5d1c5f2b36d021c6c2a288e0bb12318090ac58e49098af72f9b4924&scene=21#wechat_redirect)
[ 新中国早期的身份制度与群众运动的历史局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U3MDI5Mw==&mid=2247485562&idx=1&sn=2ce958768cfb827cb0d66ca8982f69c7&chksm=e8e45d60df93d47654916b7180d1b021a4baecd75634876a082dbe19ab9617e17cc2aeeb2d16&scene=21#wechat_redirect)
作者简介
** 江津的梅菲斯特 ** / **沪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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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组织人事干部，知乎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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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工业化的复杂过程以及新中国初期的尝试和弯路。今天我们再来讨论经济建设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建设上的弯路。在网上此类讨论中，经常会简单的把中国经济，尤其是初期的各种经济问题简单归结为因为实行了某种经济政策/没有实行某种经济政策而导致种种结果，并展开空对空的讨论。问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建设是系统而复杂的，首先需要有较高的规划执行能力去落实制定的政策，才能去谈其它。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基础太差，毫无经验，资源匮乏，人才紧缺，导致在经济建设的计划和执行上出现了很多问题。今天先讲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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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 数据统计、经济核算 **
计划经济，不言而喻，高度依赖数据统计和经济核算。而这需要大量的具有专业素养的经济专业人员。但是，全国培养经济专业人才的专科院校有限，既缺乏培育新生力量的教育，又无法对在职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充分发挥经济专业人员作用如何调动其积极性问题的材料》， 1963 年， A38-2-660 ，上海市档案馆藏，第
42-43 页。 ）。
虽然有苏联专家来华指导，但中央各部委在向苏联专家学习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不能很好地保证和监督相关干部和人员与苏联专家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对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处理，事先不与苏联专家充分研究，等到工作中发生错误才去请教，临时交谈，随学随忘。不少干部还对苏联专家提出的问题不以为意，认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要求过高过严，一些重要的会议也有意不邀请苏联专家参加（
《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与苏联顾问合作、向苏联顾问学习情况的检查报告》（1953年12月8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第881页；《中央财政部一九五三年一月至十月苏联专家工作检查报告》（1953年11月24日），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883—885页。
）。
早在1951年，中财委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作了各种统计报表，但凭借各级统计机关和基层企业统计人员现有的业务能力很难完成填报，即使勉强上报，精准度也无法达标。无奈，报表只好一再简化（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3 页。
）。尽管如此，随着大规模的经济计划的开展，为满足激增的业务需求，基层企业不得不从产业工人中大量抽调人员，甚至于一些炊事员都充斥到统计队伍中（
陈凤岐：《优秀统计员 —— 康积盛同志》，《统计工作通讯》 1955 年第 1
期；干无涉：《从一个炊事员到工作有成就的统计员》，《统计工作通讯》 1955 年第 3 期。 ）。
而原始记录水平的低下，更加剧了这一问题。1953年6月3日后一天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整顿原始记录工作》，批评现行企业制度对原始记录的忽视。随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检查和整顿。但是，直到60年代，企业中原始记录少记、漏记、错记、字迹潦草等等问题都一直没能得到根治（
《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上海工业企业开展经济核算工作的情况汇报》， 1963 年 3 月 15 日， A38-2-660
，上海市档案馆藏，第 146 页。 ）。当然，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没有微软office，也的确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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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宪法”的主要思想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但其实践效果差强人意。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制度算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谁说了算？由于没有一定的判断标准，实践中就是“谁感到什么制度不顺眼，
谁就可以宣布它束缚了生产力而不加遵守，以致有些单位把规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烧掉地契那样烧毁”（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967 页。
）。
干部下一线劳动后，行政管理权也跟着下放，不少规章制度名存实亡。上钢三厂撤销了检查科，放钢和浇钢签证制度、违反规程考核制度、炼钢和浇钢监督规程等先后被废除，其他诸如炼钢和浇钢操作规程、平炉护炉制度、配料制度、成品检验制度等虽未“宣判死亡”，却也朝不保夕（
《三钢人的足迹 —— 上海第三钢铁厂发展史（ 1913——1989 ）》，第 50 页。 ）。
取消检查科、取消放钢、浇钢签证制度，各种监督规程先后废除，稍微了解点工业生产的朋友们应该都能明白这是多可怕的事情。
贯彻“鞍钢宪法”之后，相关企业由于管理制度弱化，导致成本激增、质量下降、安全事故频发。
这些后果显然是不遵守计划经济制度和既有的成功经验所造成的。所以在1961年，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业七十条》，规范经济和生产管理。
但后来，《工业七十条》被当作“妄图通过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等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破烂，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的“黑纲领”，企图用各种繁琐的制度、报表、账票来“管人”、“卡人”而被取消。（
《办社会主义企业，还是办资本主义企业？ —— 从上海开关厂看 < 工业七十条 > 的流毒》，《文汇报》 1967 年 6 月 15
日，第 3 版；《上海万人大会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在工业企业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文汇报》 1967 年 6 月 15 日，第 2
版；《奋起千钧棒，砸烂 < 工业七十条 > 》，《文汇报》 1967 年 6 月 15 日，第 3 版。 ）
到1967年上海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比上年普遍跌了1—2成。1968年初，情况继续恶化，1、2月份由于煤电供应不足，工业产值甚至比以往减少一半以上（
祝兆松主编：《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7-98 页。
）。此后，上海狠抓经济生产，发起增产节约运动，在工厂革委会中留任原厂长等等，终于1968年下半年，工农业生产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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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验不足，人员不专业，指导思想冲突等因素，导致新中国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多变。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尤为明显。这里讲两点，“鞭打快牛”和“两本账”。
大跃进时期，除了对企业每年下达的国家指标之外，还会不定期下达“增产节约指标”，当时的说法叫做“鞭打快牛”，试图迫使企业不断优化生产与管理，挖掘生产潜力。但是，频繁临时变更计划，也就丧失了编制计划的意义。为了应对可能的计划突变，企业采购原材料尽量放宽、多买，招用工人也是尽量能多招就多招。在大跃进破产后，国家又反过来大量把人口退回农村（三年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实际上就是六十年代版的“大下岗”。
“两本账”，同样也是大跃进时期的事情。所谓“两本账”就是中央对地方的两个计划，第一个是低计划，对外公开，要求必须完成；高计划是努力的目标，不对外公开。问题在于地方上也有高低两个计划，低计划就是中央给地方的高计划，而自己的高计划更高于中央的高计划。这样，通过层层加码，导致计划混乱，任务不合理。
以上是新中国初期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后面再讲，请继续关注。可以看出由于历史基础太差，全党上下，从领导到工作人员
**都不太懂工业社会是怎么回事，由过往的半殖民地农业社会的旧中国而来的经验残留本能地排斥基于工业社会的经济、企业管理制度和科层制体系，本能地排斥所谓“繁琐制度”。**
在不喜欢、不善于采取常态化的管理的同时，又乐于使用群众性动员手段来赶指标、完成任务。导致走了不少弯路。名义上同为计划经济制度的苏联，在建设效果上明显就强很多。
可以看到，在25年的时间尺度上，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有20%的差距（ 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国家统计局投资统计司编：《 1989
年中国投资报告》，中国计划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25 页。
），也就是说这5000亿投在苏联的话，至少多产出1000亿固定资产，考虑到苏联纬度比中国高，寒冷天气对基建的破坏，这个差距就更大了。说明中苏之间的经济效率差距，不是某一特定时期的、三两年政策错误造成的差距，而是长期的、极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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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从国家形态上已经进入现代，但在工业发展，经济建设，乃至社会组织等很多领域，都存在一个相当长期艰难的由农业社会过渡至工业社会的过程，不针对这一过程进行详细考察而单凭臆想的概念去争论，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建设的艰苦性认识肤浅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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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阅读： **
[ 《从新中国初期看现代工业化的复杂性》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U3MDI5Mw==&mid=2247485572&idx=1&sn=0a4e6697a854d9874f635b4e377c96b0&chksm=e8e45d9edf93d48867c8d5d1c5f2b36d021c6c2a288e0bb12318090ac58e49098af72f9b4924&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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