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
原创 卢克文 [ 卢克文工作室 ](javascript:void\(0\);)
__ _ _ _ _
** ** 1999 年国庆节那天，全长沙放了个大假。
那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全国都在欢庆，长沙所有的公共交通、公园、博物馆、旅游场所全部免费，上午我跟同学在教室看完阅兵直播，下午就乘中巴从泉塘到市区去玩，那时候泉塘还十分荒凉，学校周围尽是农田，我们从学校出来要走好远的路才能拦到中巴车，车招手即停，一停下来，车里的人都一脸不满瞪着你看，原来因为免费，上车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车里人多得能挤碎你的骨头，开不了几里地，有人晕车，吐了一尼龙袋，难闻的呕吐味夹杂着汽油味布满车内，我们都屏住呼吸，眼睛直愣愣盯着窗外，忍受着漫长的痛苦驶进了长沙市区。
原本同学们打算去新开的世界之窗，但听说人山人海，根本进不去，我们就转道去了烈士公园，公交车上有个同学还被扒手给扒了一百块钱，那时我们食堂两块多能吃一餐饱饭，一百块是我们当年半个月的生活费，同学都急哭了，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大家都穷，只能一路好言好语安慰他。
大家在烈士公园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半日，打听到湖边晚上会放烟花， 傍 晚时分我们 走 到湖边，但来得晚，占不到好位置，大家就蹲坐在草坪
上，凑点钱买了些饺子过来分食。
天黑后，果然放起了烟花，烟花倒映在湖水里，天上湖中一片炸开，引得我们这些湖南小城市过来的人，都觉得璀璨好看，我们或坐或卧，看着那烟花直冲云霄，心里头都有些激动，我们互相看了看大家，有人说：
“不知道二十年后，我们都好大了，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二十二年转瞬就过去了。
这二十多年来，不仅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变，我自己的思想也在波动起伏中不断变化，慢慢地，我从激烈变成了平缓，从易怒变成了沉思，看事情也不再只看局部，只盯着一件事、一个人，总是喜欢先将整体摊开一起来看。
我发现大多数事情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跟大系统有关，你了解到了大系统的运作方式，就能更深层次地了解一件事出现的前因后果，你会发现许多事情背后的规律，也知道如何抽丝剥茧去分析一件事，
每次我把空间与时间线放长一点，就发现自己能思索出一些不同的东西，也总能站在历史的河岸上，看到更多清晰的脉络与痕迹。
二十二年前，当我和同学看着长沙烈士公园的烟花向上升起时，我们对这个国家还充满了忐忑与不解，但现在我渐渐理解了她，理解了这七十二年的变迁。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十多年，我们通常会把这段历史切成两节，就是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 对于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我 平时能接触到
的人，大部分观点是认可的，而对于前三十年的历史，大部分观点是持不理解的态度。 因为在大家的回忆里，前三十年总是与林林总总的运动息息相关，从 1951
年的三反、 1952 年的五反、 1956 年的肃反、 1957 年的整风与反右（ 1980 年十万右派平反）、 1958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1959 年反右倾运动、 1964 年四清运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 1968 年上山下乡、 1972
年批林整风、 1974 年批林批孔，一直到 1978 年平反冤假错案才踩住了刹车。 这中间还发生过 1950 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
1979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三线建设，以及不堪回首的 1959-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
把这些事件累积在一起，看起来这三十年是极不平静且艰苦的，许多人的不满情绪，也集中在这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当中。 但如果将中国的历史拉长，我们会发现 **
每一次中国完成大统一时，都会发生大约三十年左右的一次内部动荡期， ** 为的是统一思想和集中权力，这个规律一直没有打破过。
同时，每一次统一完成时，也会伴随着强大的外部压力，新生国家会遇到巨大的生存危机。 第二点是少有人注意到的，所以我想重点讲一下这个地方。 **
我个人认为，其实从 1949-1979 年，中国一直处在战争或临战状态，而我们是在这种状态下推进工业化的 **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给国家内部施加了难以想像的压力，而国家必须想办法承受，在承受的过程中，间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运动。 在 1949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我们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全年粮食产量只有约 1.1 亿吨， 5.4 亿人人均只有 208 公斤粮食，全国只有 1000
万人是产业工人，其他几乎全是农民，同时全国只有 12 万名工程师，合格的还只有 4
万名，因为没有石油、天然气等，我们主要靠砍伐森林找燃料，民国结束时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 12.5% （ 2018 年是 23%
），造成水土流失，引发洪灾和泥石流，生态环境恶劣。 建国那年时，全国 90% 国民是文盲或半文盲，只有 10% 不是文盲， 5.4
亿人每年只有 67 万小学生入学，不到 20% 适龄儿童读小学，初中入学率仅为 6% ，能读到高等教育的人只有 11.7 万，在农村，
95% 的人属于文盲，混到高小就是知识分子。 一直到 1990
年代末，我学校的老师上课跟我们说，他们当年一下到水电站，只要听说你读过大学，所有人就服气，觉得所有搞不懂的问题大学生都能解决，当神一样看他们。
而且他们对知识有敬畏之心，写有字的报纸断然舍不得拿来垫屁股坐地下。 这就是当年知识匮乏留下的后遗症。 按当时的国力，我们的土地无法承受 5.4
亿人的生存，只有向工业化要生存空间，我们才能活下来。
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有能力向外输出工业化，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而这两个大国是敌对的，我们必须从中二选一，因为美国在解放战争中支持国民党，也因为苏联跟我们在地理和意识上更接近，我们最终选择了靠近苏联。
通过英勇的抗美援朝，我们极大的震撼了苏联人，他们想不到竟还有国家能将美国最精锐的部队击退，苏联对中国肃然起敬， 1952 年苏联打算援建中国 50
个重大项目， 1953 年增加 91 个， 1954 年再增加 15 个，最后定为 156 个。 这些项目包括煤炭 25 项，电力
25 项，钢铁 7 项，炼油 2 项，化工 7 项，有色金属 11 项，机械 24 项，轻工 1 项，医药 2 项，其他还有
44 项军工项目等。 苏联还向我们提供了 31440 套设计文件， 12140 套机器草图和 2970
套技术文件等，这些资料只向我们收取了复印费。 我国根据国内矿产和交通的分布情况，将这 156 个项目中的 50
项放在了东北，其他大多数放在了中西部地区，国防企业为了安全，也尽量放在了中西部。
为什么尽量放在中西部？是因为当时世界各国都觉得可能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放在沿海地区不太安全。
苏联派来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搬来大量图纸和设备建成了这些项目，还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以我们老一辈子知识分子学的都是俄语，到我们八零后时，因为世界格局的变化，开始转学英文。
学什么语言，主要是看你在吸引那个国家的工业产业链。
民国时我们火柴都造不出来，叫洋火，到 1957 年一五完成时，我们就突然从一个纯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可以生产汽车和飞机，拥有大部分重工业的国家。 我们
1956 年沈飞开始产飞机， 1959 年产 59 坦克，包括核潜艇、火箭、原子弹、人造卫星等等，最早都是苏联人留下的底子。
那批苏联来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真正出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大公无私教我们完成工业基础。 但就算苏联科学家无私，苏联的政治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1957
年，一五还没有结束，赫鲁晓夫就说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其实就是想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
但是中国只想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国家，我们革命了这么多年，就是要将一切外国势力驱逐出去，一定要做纯粹的主权国家。 我们感谢苏联的援助，但拒绝了苏联的控制。
这件事惹恼了苏联，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在没有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到 9 月就撤回专家 1390
人，废除 257 个科学技术项目。 此后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劣， 1961 年越战爆发，我们支持北越对抗美国， 1965
年苏联援助北越，对我们提出武器过境之类的五点要求，我们只答应了一条，加剧了苏联的不满。 1969 年中苏累积的矛盾在珍宝岛爆发，苏联在远东边境线陈兵
110 万，号称 72 小时能打到北京，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还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全线备战，也加速了三线建设。
电影《你好，李焕英》里讲的就是一家从东北搬到湖北的工厂，这家工厂就属于三线建设的一部分，这个宏大的项目从 1964 年开始干到 1978 年，安排了
1100 个建设项目，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 2052 亿元。
为什么要搞三线？就是担心国家的工业被苏联一把打没了，赶紧搬到安全的地方去，要是有个万一，也给中国留下工业的火种。
我们来理一下这段时间线，就会发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当时有多艰险。
建国后，我们选择了苏联，为了保家卫国，在朝鲜打退美军，这时是与苏联亲近，与美国敌对，大约与苏联有七年左右的蜜月期，这是中国难得的和平建设时期。 从
1960 年开始，我们跟苏联开始有了裂痕，但没有正式决裂，这时是与苏联疏远、与美国敌对，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危险期。 1969
年珍宝岛冲突爆发时，我们同时跟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处于敌对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包围我们，以苏联为首的阵营要对我们进行核打击，中国此时可以说生死一线。
当时世界两个老大，发展中国家必须二选一，同时得罪两边，是一个国家最最艰难的状况。
据三线子弟回忆，那时候他们家里发各种手册，包括化学战民兵手册、防核打击手册、防范生物武器攻击手册，都是按末日战争的设定来的。
可见我们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环境十分危险。 幸运的是，眼见中国跟苏联闹僵，美国战略家们迅速决定与中国联手对抗苏联， 1971 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过来探路，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转和。 1978 年 12 月我们宣布改革开放， 1979 年 2
月即发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中间其实是有关联的。 我想在这里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并不是将自己以前三十年的努力全部否定掉，并不是说我们前面三十年就在过着愚昧的日子，然后突然醒悟过来，改革开放是指跟苏联整个工业体系过不下去了，已经跟苏联彻底闹翻了，没办法从苏联那学习到东西了，我们的国家还十分虚弱，我们还要继续学习，这时候只能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解开封锁，我们要对西方示好，融入新的工业体系中去。
刚好这也是美国想看到的，他希望拉拢我们一起干苏联。 跟打完抗美援朝之后苏联支援 156 个项目一样， 1979
年教训完苏联的小弟越南，中美关系也开始走向亲近。 但美国人可比苏联人精明多了，毕竟苏联早些年还是充满理想主义的，美国人贼精，给的东西远远没有苏联好。
1980 年代跟美国关系最好时，美国向中国卖了 24 架民用版黑鹰、转让了 TOW 导弹技术、帮歼 8 进行现代化改造（没成功）、转让了
MK-46 反潜鱼雷技术等等。
好在美国是西方阵营的头头，他一松口，各种日资、港资、新资、韩资、台资都涌进中国大陆，长三角珠三角开始接过中国工业的接力棒，热火朝天地开始建设。
亚洲四小龙从此躺平。 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从前三十年的一个发展系统，转换到了另一个发展系统，让国家能继续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这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不是否定，而是承接。
所以我们不能用后四十年的发展，去否定前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七十多年工业化的累积，并不是前面闭着眼睛摸黑了许多年，到改革开放就把眼睛睁开了。
但为什么总有人倾向于否定前三十年呢？ 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客观条件的存在，是部分人对前三十年否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中国在发展工业时，选择的道路，决定了前三十年的痛苦程度。 中国选择了前期难度最大，痛苦最深的一条路，就是先发展重工业。
因为重工业能解决工业链里两个基础问题：一是拥有了原材料生产能力，二是拥有工业机器生产能力。
日本和韩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朴正熙对不按他要求发展重工业的企业家，直接抓去坐牢，强逼国家发展重工业。 每一个从零开始发展重工业的国家，都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我们常听到一句源自西方语境的话，叫“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饿死人”，因为苏联、中国、朝鲜曾经发生过，所以推导是社会主义造成的。
他们说这句话时，好像忘记了爱尔兰、孟加拉、印度大饥荒。
其实并不是这样，古巴就没有发生过饥荒，这句话是强行定义，本质是发生过饥荒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发展过程中，侧重于重工业，是过度发展重工业付出了代价。
我们以斯大林举例。
在列宁时期，农民允许拥有一块私有土地，交完粮食后剩下的自己支配，大家一看可行，就热火朝天地开干，到了斯大林时期，他预判世界大战即将开始，因此不惜代价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在农村搞余粮征集制，农民只能留一点点口粮，为了更好地控制收粮食，还强推集体农庄，禁止拥有私人土地，谁要是不听，就处死或流放，政府再把收上来的粮食分配给工人，或者出口换外汇，赚来的钱，再购买工业相关产品。
乌克兰大饥荒来源于此。
如果再查查刚起步时，同样侧重重工业的日本和韩国，会发现他们的农民也出现过极困难的局面，像日本早期为了对抗大清，农民的负担是大清农民的五倍，韩国在人均
GDP 追上朝鲜时，老百姓的生活也明显不如朝鲜，一直到达工业进步后再开始改善人民生活。
如果中国一起步就重点搞轻工，大家的生活质量会好一些，但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我们无法获得重工业的话，就没有实力实现完整主权，也会降低国家发展的天花板。
中国重视改善生活是 1973 年的四三方案，到 1982 年才全部投产，这时候已经距建国已经过去 33 年了。
一个大国，要获得发展的上限，开局就要点重工业，但人民会过得十分艰苦。 要让人民过得轻松，开局可以只点轻工业，人民会过得相对轻松，但国家的上限会被人锁死。
我经常看到许多人在争论，政治制度到底是“集权”好一些，还是“自由”好一些，其实我觉得要换一种思路，就是任何国家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主要是两大功能，一个是创造财富，另一个是分配财富。
这两步必须先完成第一项，才能去做第二项，是前后关系。 创造财富就是工业化，国家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
在前三十年，我们承接的是苏联的工业系统，所以也学习苏联的集体主义，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私人空间没有集体氛围重要，在后四十年，我们承接的是西方的工业系统，所以也学习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出现了一大波财富英雄，私人空间比集体氛围重要。
前三十年中国社会气氛相对紧张，各种运动不断，人们生活的气氛十分严肃，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是国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是重集体主义的苏联模式；
二是每一次中国完成大一统，都会发生三十年左右的政治与思想动荡期； 三是中国一直处在战争状态或者战争的边缘，外部高压挤压了内部生存空间。
但这不是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理由，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是一脉相承的，换了个门派修习心法，但目标还是要做武林第一。
我们可以对前三十年提出质疑，但不能全盘否定，没有那一代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出核武器、卫星、坦克、飞机，我们就是今天的越南和印度，命运被别人握在手里。
1999 年国庆节的晚上，我和同学在焰火下相互提问，“不知道二十年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 22
年过去了，我也可以回答那时的自己，中国基本完成了创造财富的第一步，现在正在转向分配财富的第二步。
只是创造财富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与血泪，许多人都不敢回想面对。 甚至我自己，只要想想那些年发生过的事情，读一读那时的文字，都难过得心如刀绞。
那些为了中国工业化而努力过的每一个人，或者被历史的车轮不小心伤害到的人，都是应当被缅怀的。 文章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分析事物的方法。
大家在思考一件事情对与不对时，通常会意识形态优先，比如有人会说“美国模式比较好”，也有人说“苏联模式比较好”，说着说着两边就开始动手了。
我建议放下意识形态之争，转而用经济链来分析问题，当你这样思考“我们通过向苏联学习，完成了基础的重工业奠基，现在我们要发展轻工业，改善老百姓生活了，现在我们学习谁更好？”
只要能达成目的，学谁其实并不重要。 让人民富裕，并且分配好财富，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不是执着于意识形态，颠倒了过程与目的的关系。
执着的认定某种方法一定是对的，是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不知道灵活变动的处理问题。
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完美的过程。 最后引导我们走向复兴之路的，必定布满了坎坷与机遇，拉长历史来看问题，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其实是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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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全国都在欢庆，长沙所有的公共交通、公园、博物馆、旅游场所全部免费，上午我跟同学在教室看完阅兵直播，下午就乘中巴从泉塘到市区去玩，那时候泉塘还十分荒凉，学校周围尽是农田，我们从学校出来要走好远的路才能拦到中巴车，车招手即停，一停下来，车里的人都一脸不满瞪着你看，原来因为免费，上车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车里人多得能挤碎你的骨头，开不了几里地，有人晕车，吐了一尼龙袋，难闻的呕吐味夹杂着汽油味布满车内，我们都屏住呼吸，眼睛直愣愣盯着窗外，忍受着漫长的痛苦驶进了长沙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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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烈士公园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半日，打听到湖边晚上会放烟花， 傍 晚时分我们 走 到湖边，但来得晚，占不到好位置，大家就蹲坐在草坪
上，凑点钱买了些饺子过来分食。
天黑后，果然放起了烟花，烟花倒映在湖水里，天上湖中一片炸开，引得我们这些湖南小城市过来的人，都觉得璀璨好看，我们或坐或卧，看着那烟花直冲云霄，心里头都有些激动，我们互相看了看大家，有人说：
“不知道二十年后，我们都好大了，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二十二年转瞬就过去了。
这二十多年来，不仅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变，我自己的思想也在波动起伏中不断变化，慢慢地，我从激烈变成了平缓，从易怒变成了沉思，看事情也不再只看局部，只盯着一件事、一个人，总是喜欢先将整体摊开一起来看。
我发现大多数事情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跟大系统有关，你了解到了大系统的运作方式，就能更深层次地了解一件事出现的前因后果，你会发现许多事情背后的规律，也知道如何抽丝剥茧去分析一件事，
每次我把空间与时间线放长一点，就发现自己能思索出一些不同的东西，也总能站在历史的河岸上，看到更多清晰的脉络与痕迹。
二十二年前，当我和同学看着长沙烈士公园的烟花向上升起时，我们对这个国家还充满了忐忑与不解，但现在我渐渐理解了她，理解了这七十二年的变迁。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十多年，我们通常会把这段历史切成两节，就是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 对于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我 平时能接触到
的人，大部分观点是认可的，而对于前三十年的历史，大部分观点是持不理解的态度。 因为在大家的回忆里，前三十年总是与林林总总的运动息息相关，从 1951
年的三反、 1952 年的五反、 1956 年的肃反、 1957 年的整风与反右（ 1980 年十万右派平反）、 1958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1959 年反右倾运动、 1964 年四清运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 1968 年上山下乡、 1972
年批林整风、 1974 年批林批孔，一直到 1978 年平反冤假错案才踩住了刹车。 这中间还发生过 1950 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
1979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三线建设，以及不堪回首的 1959-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
把这些事件累积在一起，看起来这三十年是极不平静且艰苦的，许多人的不满情绪，也集中在这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当中。 但如果将中国的历史拉长，我们会发现 **
每一次中国完成大统一时，都会发生大约三十年左右的一次内部动荡期， ** 为的是统一思想和集中权力，这个规律一直没有打破过。
同时，每一次统一完成时，也会伴随着强大的外部压力，新生国家会遇到巨大的生存危机。 第二点是少有人注意到的，所以我想重点讲一下这个地方。 **
我个人认为，其实从 1949-1979 年，中国一直处在战争或临战状态，而我们是在这种状态下推进工业化的 **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给国家内部施加了难以想像的压力，而国家必须想办法承受，在承受的过程中，间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运动。 在 1949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我们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全年粮食产量只有约 1.1 亿吨， 5.4 亿人人均只有 208 公斤粮食，全国只有 1000
万人是产业工人，其他几乎全是农民，同时全国只有 12 万名工程师，合格的还只有 4
万名，因为没有石油、天然气等，我们主要靠砍伐森林找燃料，民国结束时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 12.5% （ 2018 年是 23%
），造成水土流失，引发洪灾和泥石流，生态环境恶劣。 建国那年时，全国 90% 国民是文盲或半文盲，只有 10% 不是文盲， 5.4
亿人每年只有 67 万小学生入学，不到 20% 适龄儿童读小学，初中入学率仅为 6% ，能读到高等教育的人只有 11.7 万，在农村，
95% 的人属于文盲，混到高小就是知识分子。 一直到 1990
年代末，我学校的老师上课跟我们说，他们当年一下到水电站，只要听说你读过大学，所有人就服气，觉得所有搞不懂的问题大学生都能解决，当神一样看他们。
而且他们对知识有敬畏之心，写有字的报纸断然舍不得拿来垫屁股坐地下。 这就是当年知识匮乏留下的后遗症。 按当时的国力，我们的土地无法承受 5.4
亿人的生存，只有向工业化要生存空间，我们才能活下来。
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有能力向外输出工业化，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而这两个大国是敌对的，我们必须从中二选一，因为美国在解放战争中支持国民党，也因为苏联跟我们在地理和意识上更接近，我们最终选择了靠近苏联。
通过英勇的抗美援朝，我们极大的震撼了苏联人，他们想不到竟还有国家能将美国最精锐的部队击退，苏联对中国肃然起敬， 1952 年苏联打算援建中国 50
个重大项目， 1953 年增加 91 个， 1954 年再增加 15 个，最后定为 156 个。 这些项目包括煤炭 25 项，电力
25 项，钢铁 7 项，炼油 2 项，化工 7 项，有色金属 11 项，机械 24 项，轻工 1 项，医药 2 项，其他还有
44 项军工项目等。 苏联还向我们提供了 31440 套设计文件， 12140 套机器草图和 2970
套技术文件等，这些资料只向我们收取了复印费。 我国根据国内矿产和交通的分布情况，将这 156 个项目中的 50
项放在了东北，其他大多数放在了中西部地区，国防企业为了安全，也尽量放在了中西部。
为什么尽量放在中西部？是因为当时世界各国都觉得可能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放在沿海地区不太安全。
苏联派来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搬来大量图纸和设备建成了这些项目，还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以我们老一辈子知识分子学的都是俄语，到我们八零后时，因为世界格局的变化，开始转学英文。
学什么语言，主要是看你在吸引那个国家的工业产业链。
民国时我们火柴都造不出来，叫洋火，到 1957 年一五完成时，我们就突然从一个纯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可以生产汽车和飞机，拥有大部分重工业的国家。 我们
1956 年沈飞开始产飞机， 1959 年产 59 坦克，包括核潜艇、火箭、原子弹、人造卫星等等，最早都是苏联人留下的底子。
那批苏联来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真正出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大公无私教我们完成工业基础。 但就算苏联科学家无私，苏联的政治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1957
年，一五还没有结束，赫鲁晓夫就说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其实就是想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
但是中国只想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国家，我们革命了这么多年，就是要将一切外国势力驱逐出去，一定要做纯粹的主权国家。 我们感谢苏联的援助，但拒绝了苏联的控制。
这件事惹恼了苏联，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在没有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到 9 月就撤回专家 1390
人，废除 257 个科学技术项目。 此后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劣， 1961 年越战爆发，我们支持北越对抗美国， 1965
年苏联援助北越，对我们提出武器过境之类的五点要求，我们只答应了一条，加剧了苏联的不满。 1969 年中苏累积的矛盾在珍宝岛爆发，苏联在远东边境线陈兵
110 万，号称 72 小时能打到北京，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还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全线备战，也加速了三线建设。
电影《你好，李焕英》里讲的就是一家从东北搬到湖北的工厂，这家工厂就属于三线建设的一部分，这个宏大的项目从 1964 年开始干到 1978 年，安排了
1100 个建设项目，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 2052 亿元。
为什么要搞三线？就是担心国家的工业被苏联一把打没了，赶紧搬到安全的地方去，要是有个万一，也给中国留下工业的火种。
我们来理一下这段时间线，就会发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当时有多艰险。
建国后，我们选择了苏联，为了保家卫国，在朝鲜打退美军，这时是与苏联亲近，与美国敌对，大约与苏联有七年左右的蜜月期，这是中国难得的和平建设时期。 从
1960 年开始，我们跟苏联开始有了裂痕，但没有正式决裂，这时是与苏联疏远、与美国敌对，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危险期。 1969
年珍宝岛冲突爆发时，我们同时跟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处于敌对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包围我们，以苏联为首的阵营要对我们进行核打击，中国此时可以说生死一线。
当时世界两个老大，发展中国家必须二选一，同时得罪两边，是一个国家最最艰难的状况。
据三线子弟回忆，那时候他们家里发各种手册，包括化学战民兵手册、防核打击手册、防范生物武器攻击手册，都是按末日战争的设定来的。
可见我们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环境十分危险。 幸运的是，眼见中国跟苏联闹僵，美国战略家们迅速决定与中国联手对抗苏联， 1971 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过来探路，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转和。 1978 年 12 月我们宣布改革开放， 1979 年 2
月即发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中间其实是有关联的。 我想在这里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并不是将自己以前三十年的努力全部否定掉，并不是说我们前面三十年就在过着愚昧的日子，然后突然醒悟过来，改革开放是指跟苏联整个工业体系过不下去了，已经跟苏联彻底闹翻了，没办法从苏联那学习到东西了，我们的国家还十分虚弱，我们还要继续学习，这时候只能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解开封锁，我们要对西方示好，融入新的工业体系中去。
刚好这也是美国想看到的，他希望拉拢我们一起干苏联。 跟打完抗美援朝之后苏联支援 156 个项目一样， 1979
年教训完苏联的小弟越南，中美关系也开始走向亲近。 但美国人可比苏联人精明多了，毕竟苏联早些年还是充满理想主义的，美国人贼精，给的东西远远没有苏联好。
1980 年代跟美国关系最好时，美国向中国卖了 24 架民用版黑鹰、转让了 TOW 导弹技术、帮歼 8 进行现代化改造（没成功）、转让了
MK-46 反潜鱼雷技术等等。
好在美国是西方阵营的头头，他一松口，各种日资、港资、新资、韩资、台资都涌进中国大陆，长三角珠三角开始接过中国工业的接力棒，热火朝天地开始建设。
亚洲四小龙从此躺平。 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从前三十年的一个发展系统，转换到了另一个发展系统，让国家能继续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这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不是否定，而是承接。
所以我们不能用后四十年的发展，去否定前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七十多年工业化的累积，并不是前面闭着眼睛摸黑了许多年，到改革开放就把眼睛睁开了。
但为什么总有人倾向于否定前三十年呢？ 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客观条件的存在，是部分人对前三十年否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中国在发展工业时，选择的道路，决定了前三十年的痛苦程度。 中国选择了前期难度最大，痛苦最深的一条路，就是先发展重工业。
因为重工业能解决工业链里两个基础问题：一是拥有了原材料生产能力，二是拥有工业机器生产能力。
日本和韩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朴正熙对不按他要求发展重工业的企业家，直接抓去坐牢，强逼国家发展重工业。 每一个从零开始发展重工业的国家，都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我们常听到一句源自西方语境的话，叫“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饿死人”，因为苏联、中国、朝鲜曾经发生过，所以推导是社会主义造成的。
他们说这句话时，好像忘记了爱尔兰、孟加拉、印度大饥荒。
其实并不是这样，古巴就没有发生过饥荒，这句话是强行定义，本质是发生过饥荒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发展过程中，侧重于重工业，是过度发展重工业付出了代价。
我们以斯大林举例。
在列宁时期，农民允许拥有一块私有土地，交完粮食后剩下的自己支配，大家一看可行，就热火朝天地开干，到了斯大林时期，他预判世界大战即将开始，因此不惜代价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在农村搞余粮征集制，农民只能留一点点口粮，为了更好地控制收粮食，还强推集体农庄，禁止拥有私人土地，谁要是不听，就处死或流放，政府再把收上来的粮食分配给工人，或者出口换外汇，赚来的钱，再购买工业相关产品。
乌克兰大饥荒来源于此。
如果再查查刚起步时，同样侧重重工业的日本和韩国，会发现他们的农民也出现过极困难的局面，像日本早期为了对抗大清，农民的负担是大清农民的五倍，韩国在人均
GDP 追上朝鲜时，老百姓的生活也明显不如朝鲜，一直到达工业进步后再开始改善人民生活。
如果中国一起步就重点搞轻工，大家的生活质量会好一些，但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我们无法获得重工业的话，就没有实力实现完整主权，也会降低国家发展的天花板。
中国重视改善生活是 1973 年的四三方案，到 1982 年才全部投产，这时候已经距建国已经过去 33 年了。
一个大国，要获得发展的上限，开局就要点重工业，但人民会过得十分艰苦。 要让人民过得轻松，开局可以只点轻工业，人民会过得相对轻松，但国家的上限会被人锁死。
我经常看到许多人在争论，政治制度到底是“集权”好一些，还是“自由”好一些，其实我觉得要换一种思路，就是任何国家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主要是两大功能，一个是创造财富，另一个是分配财富。
这两步必须先完成第一项，才能去做第二项，是前后关系。 创造财富就是工业化，国家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
在前三十年，我们承接的是苏联的工业系统，所以也学习苏联的集体主义，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私人空间没有集体氛围重要，在后四十年，我们承接的是西方的工业系统，所以也学习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出现了一大波财富英雄，私人空间比集体氛围重要。
前三十年中国社会气氛相对紧张，各种运动不断，人们生活的气氛十分严肃，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是国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是重集体主义的苏联模式；
二是每一次中国完成大一统，都会发生三十年左右的政治与思想动荡期； 三是中国一直处在战争状态或者战争的边缘，外部高压挤压了内部生存空间。
但这不是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理由，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是一脉相承的，换了个门派修习心法，但目标还是要做武林第一。
我们可以对前三十年提出质疑，但不能全盘否定，没有那一代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出核武器、卫星、坦克、飞机，我们就是今天的越南和印度，命运被别人握在手里。
1999 年国庆节的晚上，我和同学在焰火下相互提问，“不知道二十年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 22
年过去了，我也可以回答那时的自己，中国基本完成了创造财富的第一步，现在正在转向分配财富的第二步。
只是创造财富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与血泪，许多人都不敢回想面对。 甚至我自己，只要想想那些年发生过的事情，读一读那时的文字，都难过得心如刀绞。
那些为了中国工业化而努力过的每一个人，或者被历史的车轮不小心伤害到的人，都是应当被缅怀的。 文章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分析事物的方法。
大家在思考一件事情对与不对时，通常会意识形态优先，比如有人会说“美国模式比较好”，也有人说“苏联模式比较好”，说着说着两边就开始动手了。
我建议放下意识形态之争，转而用经济链来分析问题，当你这样思考“我们通过向苏联学习，完成了基础的重工业奠基，现在我们要发展轻工业，改善老百姓生活了，现在我们学习谁更好？”
只要能达成目的，学谁其实并不重要。 让人民富裕，并且分配好财富，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不是执着于意识形态，颠倒了过程与目的的关系。
执着的认定某种方法一定是对的，是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不知道灵活变动的处理问题。
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完美的过程。 最后引导我们走向复兴之路的，必定布满了坎坷与机遇，拉长历史来看问题，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其实是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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