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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2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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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精英挽救国家的努力，为什么在1949年以后才发挥了作用？
郑渝川 [ 底线思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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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列强在全世界展开了殖民地瓜分狂潮。据统计，1914年，全球84.4%的土地都在欧洲人统治之下，剩余部分中的最大国家就是中国。在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六个非西方的独立国家之一，虽然陆续损失了部分边疆地区，但总体上保持了领土完整，而且在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袭下，中国仍然尽可能的维持本国的主权（部分）完整。
一直以来，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历史学家，还是欧美学者，都倾向于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一个世纪，认为是中国衰败并受到蚕食的时期；这期间中国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采取的政策，通常也会被认为是失败的，不能挽救半殖民地化及外敌侵略的命运。
美国汉学家、迈阿密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芝加哥大学博士斯蒂芬·哈尔西对上述主流观点提出了强烈挑战。哈尔西反对1850-1949年间中国执政当局甚至整个官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无所作为的观点，指出在欧洲殖民的狂风暴雨之中，在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日本的渗透下，中国能够持续屹立，保有了最基本的独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提高国家地位、获得发展成就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中国或将变成又一个印度（解除殖民地命运后分裂成两个国家）甚至又一个奥斯曼帝国（一战结束后彻底解体）。
两次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国清政府的执政者发现整个国家与欧洲发展水平被拉得很大，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因而启动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历史学界获得的评价素来不高，哈尔西在其所著的《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一书中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在他看来，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维新改革、民国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都遵循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效仿欧洲国家，促成财富、官僚体制和枪炮的结合，让中国变成具有自我保卫能力的军事-
财政国家。
某种意义上讲，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之所以陷入治理失败的困境，并不是因为经济政策的方向存在问题，而是日本入侵打乱了建设节奏，以及无法控制裙带式腐败，从而不能建成一个成熟的军事-
财政国家。而在清王朝的末期，上述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也意味着，即便清末和民国时期所采用的政策，在技术上都是可行的，如果稳定推行，至少可以帮助当时的中国变成又一个日本，起码又一个沙皇俄国。但从1850-1949年，因为统治体制本身已经暴露出巨大缺陷，统治阶层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进行一番彻底的自我革命，所以无论这一世纪培养出了多少公共管理、经济研究、工业经济以及各具体学科的专家，无论这期间出现多少有竞争力的工矿业企业以及优质的军事工业项目，都不能拯救国家的命运。
按照哈尔西的观点，1949年以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提高了国际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强化了国家权力并将之纳入了新的政治框架。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可以去做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曾经想做但做不到的事，而且把事情做成了——建设公共财政，让有限的建设资金被调用起来建设重工业体系，并通过土地改革剪除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书中的结语部分指出，中国共产党20世纪50-70年代在西部广泛的建设了工业体系，这也是国民党政权曾经努力推进却收效甚微的项目。
《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这本书开篇追溯了欧洲列强在近代对全球的征服殖民之路，寻找中国能免于印度式命运的原因。全书第二章梳理指出，尽管近代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的商业往来限制了经济侵略的渗透深度。而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虽然被迫履行不平等条约，却会通过征收额外税收的方式，并强迫外商、进口商品在华交由特定的贸易机构、贸易商委托经营的方式，限制中国市场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有意思的是，洋务运动期间成长期间的官办贸易机构，如招商局，不仅在后来的民国时期继续发挥其作用，而且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后，即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第三章介绍了19世纪后期清政府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进行的财政改革。财政改革是近代中国朝着军事-
财政国家方向转型的核心路径。太平天国战争之所以会持续10多年时间，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当时的清政府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迫于无奈之下，清政府不仅允许汉族官僚在地方募兵，发展团练武装，而且还打破了传统的税收体系，即突破有限的农业税限制，将财政基石转而建立在海关关税和国内商业税以上。必须指出的是，这项转变也意味着清代晚期的中国，开始从长期延续的农业国家，真正转型为依赖工业和商业的近代国家。在欧洲，这一转变同样是因为战争，国王、贵族、教廷为了募资不得已与金融家建立合作。
哈尔西较为清楚的谈到，到了19世纪末，清政府已经比较明确的推行新型的公共财政体系，不再延续过去的低税率（农业税）、投资水利基础设施、跨省分配资源以稳定土地秩序的税收-
统治体系——当然，这一转变也使得清末和民初，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哪怕是割据一省的军阀，也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力量渗透到县乡以下，更不要说为民众提供安全保障及其他方面的公共服务。书中第四章谈到了清代末期及民国时期的中国，官僚体制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引入警政，配置警察来管理城市、维持秩序。
这本书的第五章探讨了近代中国的军事工业的发展水平，指出清末已基本能够实现军事装备的自给，而军队训练与作战能力在当时也获得了中外评论者的好评。当然，因为中国清政府当时已经很大程度上损失了统治权威，而军事-
财政国家的进程还远未完成，因此军事工业与军队力量就难以真正高效、持续的发挥作用，不仅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而且在民国初年还成为了军阀割据的基石。
《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这本书的一大看点，是第六章对李鸿章、盛宣怀主持下的中国招商局，在19世纪70-90年代通过运作竞争，成功压制外商轮船公司，获得中国干流、沿海主要客货运输线路主导地位的过程的叙述。中国招商局在当时获得的极大运作成功，对于后来的中国经济结构特别是军事-
财政国家的产业基础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不遗余力的扶持类似于招商局模式的垄断企业发展，在金融领域更是形成了对民营资本的巨大压制，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让官僚资本主义阶层牟利，更多的考虑是招商局模式在前，为这一模式的效力提供了背书。这本书的第七章还对清末民初中国通信行业的起步发展进行了叙述，指出在这一领域，当时的中国并未落后太多，但因为新兴的电报电话具有显著的政治和军事价值，因而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竭力控制这一领域的发展，使之为军事-
财政国家的发展服务。
《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是一本精彩的历史评注作品。这本书解释了近代中国在极其不利的历史背景下，付出巨大的摸索代价所实现的国家转型，或者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建构。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过程中，近代中国不同时代的领导者们引进西方的特征，努力使得中国趋向于具有经济发展能力和军事保卫能力的军事-
财政国家。我们必须承认这方面努力产生了相应的作用，避免了中国步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后尘走向彻底的殖民地化，避免了中国的分散解体，为1949年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打下了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能够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下去，没有被凶险的侵略者打垮，与清代晚期之后在多个方面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近代中国建设军事-
财政国家的探索，对于后来中国的发展也形成了路径指引。
书名：《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
作者：（美）斯蒂芬·哈尔西
译者：赵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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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列强在全世界展开了殖民地瓜分狂潮。据统计，1914年，全球84.4%的土地都在欧洲人统治之下，剩余部分中的最大国家就是中国。在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六个非西方的独立国家之一，虽然陆续损失了部分边疆地区，但总体上保持了领土完整，而且在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袭下，中国仍然尽可能的维持本国的主权（部分）完整。
一直以来，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历史学家，还是欧美学者，都倾向于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一个世纪，认为是中国衰败并受到蚕食的时期；这期间中国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采取的政策，通常也会被认为是失败的，不能挽救半殖民地化及外敌侵略的命运。
美国汉学家、迈阿密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芝加哥大学博士斯蒂芬·哈尔西对上述主流观点提出了强烈挑战。哈尔西反对1850-1949年间中国执政当局甚至整个官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无所作为的观点，指出在欧洲殖民的狂风暴雨之中，在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日本的渗透下，中国能够持续屹立，保有了最基本的独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提高国家地位、获得发展成就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中国或将变成又一个印度（解除殖民地命运后分裂成两个国家）甚至又一个奥斯曼帝国（一战结束后彻底解体）。
两次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国清政府的执政者发现整个国家与欧洲发展水平被拉得很大，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因而启动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历史学界获得的评价素来不高，哈尔西在其所著的《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一书中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在他看来，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维新改革、民国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都遵循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效仿欧洲国家，促成财富、官僚体制和枪炮的结合，让中国变成具有自我保卫能力的军事-
财政国家。
某种意义上讲，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之所以陷入治理失败的困境，并不是因为经济政策的方向存在问题，而是日本入侵打乱了建设节奏，以及无法控制裙带式腐败，从而不能建成一个成熟的军事-
财政国家。而在清王朝的末期，上述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也意味着，即便清末和民国时期所采用的政策，在技术上都是可行的，如果稳定推行，至少可以帮助当时的中国变成又一个日本，起码又一个沙皇俄国。但从1850-1949年，因为统治体制本身已经暴露出巨大缺陷，统治阶层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进行一番彻底的自我革命，所以无论这一世纪培养出了多少公共管理、经济研究、工业经济以及各具体学科的专家，无论这期间出现多少有竞争力的工矿业企业以及优质的军事工业项目，都不能拯救国家的命运。
按照哈尔西的观点，1949年以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提高了国际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强化了国家权力并将之纳入了新的政治框架。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可以去做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曾经想做但做不到的事，而且把事情做成了——建设公共财政，让有限的建设资金被调用起来建设重工业体系，并通过土地改革剪除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书中的结语部分指出，中国共产党20世纪50-70年代在西部广泛的建设了工业体系，这也是国民党政权曾经努力推进却收效甚微的项目。
《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这本书开篇追溯了欧洲列强在近代对全球的征服殖民之路，寻找中国能免于印度式命运的原因。全书第二章梳理指出，尽管近代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的商业往来限制了经济侵略的渗透深度。而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虽然被迫履行不平等条约，却会通过征收额外税收的方式，并强迫外商、进口商品在华交由特定的贸易机构、贸易商委托经营的方式，限制中国市场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有意思的是，洋务运动期间成长期间的官办贸易机构，如招商局，不仅在后来的民国时期继续发挥其作用，而且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后，即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第三章介绍了19世纪后期清政府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进行的财政改革。财政改革是近代中国朝着军事-
财政国家方向转型的核心路径。太平天国战争之所以会持续10多年时间，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当时的清政府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迫于无奈之下，清政府不仅允许汉族官僚在地方募兵，发展团练武装，而且还打破了传统的税收体系，即突破有限的农业税限制，将财政基石转而建立在海关关税和国内商业税以上。必须指出的是，这项转变也意味着清代晚期的中国，开始从长期延续的农业国家，真正转型为依赖工业和商业的近代国家。在欧洲，这一转变同样是因为战争，国王、贵族、教廷为了募资不得已与金融家建立合作。
哈尔西较为清楚的谈到，到了19世纪末，清政府已经比较明确的推行新型的公共财政体系，不再延续过去的低税率（农业税）、投资水利基础设施、跨省分配资源以稳定土地秩序的税收-
统治体系——当然，这一转变也使得清末和民初，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哪怕是割据一省的军阀，也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力量渗透到县乡以下，更不要说为民众提供安全保障及其他方面的公共服务。书中第四章谈到了清代末期及民国时期的中国，官僚体制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引入警政，配置警察来管理城市、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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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国家的进程还远未完成，因此军事工业与军队力量就难以真正高效、持续的发挥作用，不仅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而且在民国初年还成为了军阀割据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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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国家的产业基础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不遗余力的扶持类似于招商局模式的垄断企业发展，在金融领域更是形成了对民营资本的巨大压制，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让官僚资本主义阶层牟利，更多的考虑是招商局模式在前，为这一模式的效力提供了背书。这本书的第七章还对清末民初中国通信行业的起步发展进行了叙述，指出在这一领域，当时的中国并未落后太多，但因为新兴的电报电话具有显著的政治和军事价值，因而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竭力控制这一领域的发展，使之为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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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是一本精彩的历史评注作品。这本书解释了近代中国在极其不利的历史背景下，付出巨大的摸索代价所实现的国家转型，或者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建构。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过程中，近代中国不同时代的领导者们引进西方的特征，努力使得中国趋向于具有经济发展能力和军事保卫能力的军事-
财政国家。我们必须承认这方面努力产生了相应的作用，避免了中国步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后尘走向彻底的殖民地化，避免了中国的分散解体，为1949年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打下了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能够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下去，没有被凶险的侵略者打垮，与清代晚期之后在多个方面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近代中国建设军事-
财政国家的探索，对于后来中国的发展也形成了路径指引。
书名：《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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