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说田中义一才是中国抗战最危险的敌人？
郑渝川 [ 底线思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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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田中义一（1864-1929），中日两国很多人都会想起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经过历史学家多番考证，该奏折并非田中义一所上，但不容否认的是，他本人确实是日本全面侵华乃至向整个亚太地区扩张的总规划师。田中义一在1929年失意死去，而14年抗日战争的走向偏离了他的预设。
田中义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出启发，决意集中日本全国力量，构建举国为战的体制；在他的计划中，“九一八”之前控制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完全可以由日本通过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力量拉拢，逐渐将之整合到己方的战争机器中，然后再聚集力量，精心谋夺，待举国体制完备，发起必胜之战——由日本军方少壮派好战势力策划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日本官方在华的最好代理人张作霖，让继任者张学良及整个奉系军阀集团都不再可能成为日本侵华的助力。这种情况下，日本军方狂热的少壮派继续铤而走险，发起“九一八”事件，让日本侵略鲸吞中华的野心，更为迅速的暴露在世界面前。事实证明，田中义一所构建的举国为战体制，成了半成品，完全无法在日后发起太平洋战事后与美国匹敌。
可以认为，相比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战时日本的高级将帅和政客，田中义一才是当时中国最为危险的敌人。田中义一是从日本军队中不断累积战功而获提升的，具有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扎实精密的战术执行水平。早在19世纪末期，在被派到俄国担任基层情报官之时，田中义一就很有针对性的积累了俄国情报，入了俄国的国教东正教，到处结交俄国政界和军方的朋友，俄语水平娴熟，甚至掌握了战时俄军的运输计划。也正是在此时，田中义一就已经开始自行编制日本的大陆政策，谋划如何击败俄国以谋取在中国东北、东南等地区的控制优势，甚至构建一个从中国到印度，囊括整个东亚和南亚的大陆国家的远期规划。而他本人之后在日本军界和政界的履职，也紧紧围绕他所确立的目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日本近代政治史、军事史学家、山口大学名誉教授、东亚历史文化学会会长纐纈厚所著的《田中义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这本书着眼于揭示田中义一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的日本政治精英，是如何确立举国为战国家体制的构想，一步步将之转化为现实，并分别向军界、政界、官僚阶层、企业界及日本大众渗透，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从而将日本推上了全面侵略战争道路。
全书开篇首先简要介绍了田中义一的个人成长，然后引出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十年间，日本大陆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当时在日本军界拥有绝对支配影响力的山县有朋就开始编制大陆政策，而在20世纪初，英日联盟针对俄国而建立。在日俄战争以日方的惨胜而告终后，田中义一就在山县有朋的授意下反复强调“北守南进”，其核心在于加快侵略中国，帮助日本成为大陆强国。尽管这之后俄国并没有为日俄战争掀起复仇战争，但日本军方却成功的以此为借口，加快军备扩张。田中义一更是扮演了军部扩权的急先锋，有意将军方的地位和重要性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
田中义一在日本军队现代化建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他先是致力于改编军队内务，让日本军队改编成能够适应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有效力量（而非防卫国土）；而后提出要通过有效的国防教育，让国民教育加入相应的内容；接下来，田中义一还推动建立了预备役军人、退伍军人组成的后备社团，此举使得日本在当时可以从平时到战时快速动员装备大批量的部队。《田中义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深入介绍了田中义一随后卷入军部和政府、企业界、新闻界之前的舆论战，为日本扩军鼓呼，经过反复曲折的努力，终于在日本企业界和民众高呼税负沉重的情况下，成功扩充了兵力。而在此过程中，田中义一纵横捭阖，不断利用计谋分化军部内部、内阁内部及新闻界等方面的反对力量，还意识到了日本不可避免进入政党政治时代，开始思考如何利用政党力量为提升军力服务。
书中第五章介绍了田中义一推动下，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民国初年完善对华扩张政策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金融、实体经济、农业垦殖等方面的强力渗透，推动中国东北殖民地化，并逐渐弱化包括俄国在内其他列强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力，将中国东北和之前已被日本完全占领的朝鲜发展为日本全面侵略扩张的基地。受此政策导向的影响，田中义一等人在民国政局变动中，热衷于赞助可能会导致中国局面变得更糟的势力（这样一来，中国北洋军阀和南方革命政府都不得不增强对日本的依赖）。书中第六章则叙述了，田中义一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主导日本政府和军方入侵西伯利亚，意图抢占部分地区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当然，这番图谋最终也不可避免的迎来了破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田中义一等日本好战政客意识到，未来的大战将规模更大，需要集中国家的军事、工业、人力资源尽力一搏，这也是他提出总体战体制的初衷。为了达成这项目的，田中义一本人向政界的政党势力渗透，推动日本文官政府逐渐向军国主义的扩张路线靠拢，以此对抗当时日本国内出现的民主主义潮流——这项选择是相当愚蠢的，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事实上只起到了助推日本侵略扩张的野蛮性的作用，却不能帮助这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可以通过高效的、市场化的民营工业体系，提高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消化转化能力。而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迫不及待所发起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如前所述，完全打破了田中义一的危险构想，让日本“提前”鲁莽的向这个世界亮出了它的獠牙，并最终被正义的力量痛击。
《田中义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
作者：（日）纐缬厚
译者：顾令仪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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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田中义一（1864-1929），中日两国很多人都会想起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经过历史学家多番考证，该奏折并非田中义一所上，但不容否认的是，他本人确实是日本全面侵华乃至向整个亚太地区扩张的总规划师。田中义一在1929年失意死去，而14年抗日战争的走向偏离了他的预设。
田中义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出启发，决意集中日本全国力量，构建举国为战的体制；在他的计划中，“九一八”之前控制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完全可以由日本通过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力量拉拢，逐渐将之整合到己方的战争机器中，然后再聚集力量，精心谋夺，待举国体制完备，发起必胜之战——由日本军方少壮派好战势力策划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日本官方在华的最好代理人张作霖，让继任者张学良及整个奉系军阀集团都不再可能成为日本侵华的助力。这种情况下，日本军方狂热的少壮派继续铤而走险，发起“九一八”事件，让日本侵略鲸吞中华的野心，更为迅速的暴露在世界面前。事实证明，田中义一所构建的举国为战体制，成了半成品，完全无法在日后发起太平洋战事后与美国匹敌。
可以认为，相比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战时日本的高级将帅和政客，田中义一才是当时中国最为危险的敌人。田中义一是从日本军队中不断累积战功而获提升的，具有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扎实精密的战术执行水平。早在19世纪末期，在被派到俄国担任基层情报官之时，田中义一就很有针对性的积累了俄国情报，入了俄国的国教东正教，到处结交俄国政界和军方的朋友，俄语水平娴熟，甚至掌握了战时俄军的运输计划。也正是在此时，田中义一就已经开始自行编制日本的大陆政策，谋划如何击败俄国以谋取在中国东北、东南等地区的控制优势，甚至构建一个从中国到印度，囊括整个东亚和南亚的大陆国家的远期规划。而他本人之后在日本军界和政界的履职，也紧紧围绕他所确立的目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日本近代政治史、军事史学家、山口大学名誉教授、东亚历史文化学会会长纐纈厚所著的《田中义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这本书着眼于揭示田中义一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的日本政治精英，是如何确立举国为战国家体制的构想，一步步将之转化为现实，并分别向军界、政界、官僚阶层、企业界及日本大众渗透，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从而将日本推上了全面侵略战争道路。
全书开篇首先简要介绍了田中义一的个人成长，然后引出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十年间，日本大陆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当时在日本军界拥有绝对支配影响力的山县有朋就开始编制大陆政策，而在20世纪初，英日联盟针对俄国而建立。在日俄战争以日方的惨胜而告终后，田中义一就在山县有朋的授意下反复强调“北守南进”，其核心在于加快侵略中国，帮助日本成为大陆强国。尽管这之后俄国并没有为日俄战争掀起复仇战争，但日本军方却成功的以此为借口，加快军备扩张。田中义一更是扮演了军部扩权的急先锋，有意将军方的地位和重要性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
田中义一在日本军队现代化建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他先是致力于改编军队内务，让日本军队改编成能够适应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有效力量（而非防卫国土）；而后提出要通过有效的国防教育，让国民教育加入相应的内容；接下来，田中义一还推动建立了预备役军人、退伍军人组成的后备社团，此举使得日本在当时可以从平时到战时快速动员装备大批量的部队。《田中义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深入介绍了田中义一随后卷入军部和政府、企业界、新闻界之前的舆论战，为日本扩军鼓呼，经过反复曲折的努力，终于在日本企业界和民众高呼税负沉重的情况下，成功扩充了兵力。而在此过程中，田中义一纵横捭阖，不断利用计谋分化军部内部、内阁内部及新闻界等方面的反对力量，还意识到了日本不可避免进入政党政治时代，开始思考如何利用政党力量为提升军力服务。
书中第五章介绍了田中义一推动下，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民国初年完善对华扩张政策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金融、实体经济、农业垦殖等方面的强力渗透，推动中国东北殖民地化，并逐渐弱化包括俄国在内其他列强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力，将中国东北和之前已被日本完全占领的朝鲜发展为日本全面侵略扩张的基地。受此政策导向的影响，田中义一等人在民国政局变动中，热衷于赞助可能会导致中国局面变得更糟的势力（这样一来，中国北洋军阀和南方革命政府都不得不增强对日本的依赖）。书中第六章则叙述了，田中义一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主导日本政府和军方入侵西伯利亚，意图抢占部分地区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当然，这番图谋最终也不可避免的迎来了破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田中义一等日本好战政客意识到，未来的大战将规模更大，需要集中国家的军事、工业、人力资源尽力一搏，这也是他提出总体战体制的初衷。为了达成这项目的，田中义一本人向政界的政党势力渗透，推动日本文官政府逐渐向军国主义的扩张路线靠拢，以此对抗当时日本国内出现的民主主义潮流——这项选择是相当愚蠢的，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事实上只起到了助推日本侵略扩张的野蛮性的作用，却不能帮助这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可以通过高效的、市场化的民营工业体系，提高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消化转化能力。而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迫不及待所发起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如前所述，完全打破了田中义一的危险构想，让日本“提前”鲁莽的向这个世界亮出了它的獠牙，并最终被正义的力量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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