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中国人真的不团结么？
原创 Valkyrie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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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知乎有一个热门问题，提问者问“是否在外国，中国人最爱欺负中国人？”。
不出所料，下面不少人在诉说自身的被坑经历。然而极少人去深究究竟是哪些中国人欺负了自己。仔细去观察海外中国人不团结的案例，会发现这些大部分或发生在不同中国人团体之间，或发生在新老移民之间。而正在变成海外中国人主力军的90后之间，正呈现着与他们前辈截然不同的面貌。
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幅员辽阔，极富多样性。同为中国的核心区，沈阳到广州的距离为2200公里，这基本与巴黎到伊斯坦布尔的距离相当。在前现代社会，由于技术能力的限制，中央政府的力量不能触及县级以下，中国事实上是一个由成百上千个县级规模的独立王国组成的联合体。在数千年的时间里，除了少部分中上层精英，大部分中国人一辈子都没有跨出过县境，这也造成了“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现实。因此在前现代社会，共同体是建立在血缘与地缘之上的小型与封闭的村庄之上的，人们的生活与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由于语言和风俗相同，不同的家庭可以聚在一起生活。然而由于每个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单位，彼此间缺乏依赖，很容易各行其是。反映到海外中国人之中，呈现出来的就是老移民以同乡会结合，他们是福建人、广东人、台湾人、香港人、浙江人、东北人，唯独缺乏作为中国人的共同体意识，不同的群体之间相互倾轧，群体内部亦并不团结。
1840年开启了近代史的序幕，西方和日本作为一个“他者”的存在促成了现代中国的诞生。尽管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在1949年基本完成，然而现代中国的“国族再造”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辽沈战事结束后，不少四野指战员不愿意远赴他乡入关。渡江战役开始时，山东大量的南下干部群体也需要动员。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在中国变成了县县都办“五小工业”的诸侯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力量开始触及占中国90%人口的农村。新中国通过妇女解放运动，打碎了父权夫权族权的传统农村社会。通过乡村教师和赤脚医生提供了基本的公共产品，扫除了文盲，提升了农村的医疗水平。一方面，乡村教师、杰出妇女、赤脚医生和退伍军人，他们根植于传统乡村社区，容易取得农民的信任，与传统乡绅社会的底层读书人相似。另一方面，他们是现代文明社会动员的结果，被充分的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成为中央向底层渗透思想意识的载体。我们父辈这一代人，正是在这些农村精英的规训下成长起来的。于是遍布大江南北的农民知道了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都是中国人，知道了国歌国旗，明白了妇女也是半边天。甚至于像喝热水与饭前洗手这样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都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此时，中国人这个概念才第一次有了实际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工业化狂飙。数亿中国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定居城市，在异乡与异乡人沟通交流，分工合作。上海人不再只吃甜，川菜成了上海最热门的菜系。苏南和苏北的矛盾成了年轻人之间开玩笑的梗。到了异国他乡，我们说着普通话，谈论着同样的话题，曾经坐过同样的高铁，逛过同样的商场，生活方式越来越相似，从此我们不再是福建人、广东人和山东人，而是成了一样的中国人，有了真正的跨地域的共同体意识。
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也让更多中国人摆脱了贫穷与匮乏。与农业社会相伴的是长期的匮乏与短视，生活朝不保夕，如果不争现在，怕是连明天都活不下去，无法维持长期博弈。这种生存逻辑的结果是极端的利己。而在新中国这七十年，工业化使社会分工愈趋复杂，每个人必须依靠他人才能生存。同时物质的丰裕和乐观的预期也使得团结和合作有了可能。新一代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的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身上的合作精神远超以往。
相较于老移民基于地域共同体内部的竞争性和支配-
依附关系，新一代海外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更高，能够直接与主流社会沟通，这种跨地域的共同体内部更倾向于合作共赢。今年正是笔者不少朋友跨入社会的第一年，他们来自于不同的省份，较之于老移民或者其他第三世界移民，他们的选择更多，可以留在国外，也可以回国发展，因此也更加自尊自信，从出国的第一天开始，一起租房，一起学习，相互介绍工作，定期聚会维持感情，极少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良性的共同体。90后海外中国人群体的面貌与以往截然不同，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摆脱了匮乏享受物质丰裕的人，也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人。
作者简介
** Valkyrie ** / **** 搬砖民工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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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猪王，空调安装工，地铁修理维护，目前袋鼠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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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下面不少人在诉说自身的被坑经历。然而极少人去深究究竟是哪些中国人欺负了自己。仔细去观察海外中国人不团结的案例，会发现这些大部分或发生在不同中国人团体之间，或发生在新老移民之间。而正在变成海外中国人主力军的90后之间，正呈现着与他们前辈截然不同的面貌。
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幅员辽阔，极富多样性。同为中国的核心区，沈阳到广州的距离为2200公里，这基本与巴黎到伊斯坦布尔的距离相当。在前现代社会，由于技术能力的限制，中央政府的力量不能触及县级以下，中国事实上是一个由成百上千个县级规模的独立王国组成的联合体。在数千年的时间里，除了少部分中上层精英，大部分中国人一辈子都没有跨出过县境，这也造成了“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现实。因此在前现代社会，共同体是建立在血缘与地缘之上的小型与封闭的村庄之上的，人们的生活与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由于语言和风俗相同，不同的家庭可以聚在一起生活。然而由于每个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单位，彼此间缺乏依赖，很容易各行其是。反映到海外中国人之中，呈现出来的就是老移民以同乡会结合，他们是福建人、广东人、台湾人、香港人、浙江人、东北人，唯独缺乏作为中国人的共同体意识，不同的群体之间相互倾轧，群体内部亦并不团结。
1840年开启了近代史的序幕，西方和日本作为一个“他者”的存在促成了现代中国的诞生。尽管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在1949年基本完成，然而现代中国的“国族再造”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辽沈战事结束后，不少四野指战员不愿意远赴他乡入关。渡江战役开始时，山东大量的南下干部群体也需要动员。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在中国变成了县县都办“五小工业”的诸侯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力量开始触及占中国90%人口的农村。新中国通过妇女解放运动，打碎了父权夫权族权的传统农村社会。通过乡村教师和赤脚医生提供了基本的公共产品，扫除了文盲，提升了农村的医疗水平。一方面，乡村教师、杰出妇女、赤脚医生和退伍军人，他们根植于传统乡村社区，容易取得农民的信任，与传统乡绅社会的底层读书人相似。另一方面，他们是现代文明社会动员的结果，被充分的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成为中央向底层渗透思想意识的载体。我们父辈这一代人，正是在这些农村精英的规训下成长起来的。于是遍布大江南北的农民知道了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都是中国人，知道了国歌国旗，明白了妇女也是半边天。甚至于像喝热水与饭前洗手这样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都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此时，中国人这个概念才第一次有了实际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工业化狂飙。数亿中国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定居城市，在异乡与异乡人沟通交流，分工合作。上海人不再只吃甜，川菜成了上海最热门的菜系。苏南和苏北的矛盾成了年轻人之间开玩笑的梗。到了异国他乡，我们说着普通话，谈论着同样的话题，曾经坐过同样的高铁，逛过同样的商场，生活方式越来越相似，从此我们不再是福建人、广东人和山东人，而是成了一样的中国人，有了真正的跨地域的共同体意识。
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也让更多中国人摆脱了贫穷与匮乏。与农业社会相伴的是长期的匮乏与短视，生活朝不保夕，如果不争现在，怕是连明天都活不下去，无法维持长期博弈。这种生存逻辑的结果是极端的利己。而在新中国这七十年，工业化使社会分工愈趋复杂，每个人必须依靠他人才能生存。同时物质的丰裕和乐观的预期也使得团结和合作有了可能。新一代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的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身上的合作精神远超以往。
相较于老移民基于地域共同体内部的竞争性和支配-
依附关系，新一代海外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更高，能够直接与主流社会沟通，这种跨地域的共同体内部更倾向于合作共赢。今年正是笔者不少朋友跨入社会的第一年，他们来自于不同的省份，较之于老移民或者其他第三世界移民，他们的选择更多，可以留在国外，也可以回国发展，因此也更加自尊自信，从出国的第一天开始，一起租房，一起学习，相互介绍工作，定期聚会维持感情，极少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良性的共同体。90后海外中国人群体的面貌与以往截然不同，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摆脱了匮乏享受物质丰裕的人，也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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