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letin#FFC7DA86111B919A01E672BD63A93BB8
orCmWKnKpoNGs5gJXA3tkxwWKv8j8KYxxp#1773
@2022-09-12 16:00:00
orCmWKnKpoNGs5gJXA3tkxwWKv8j8KYxxp#1773
@2022-09-12 16:00:00
# 读《虚构的犹太民族》——民族发明史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__ _ _ _ _
以下文章来源于邬言惠语 ，作者懒残僧
**邬言惠语** . 如是我闻
文 | 懒残僧
犹太作家施罗默写过三本书， 《虚构的犹太民族》、《虚构的以色列地》和《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
。听书名就知道，施罗默已经放弃了犹太人这个身份，只是犹太官方并没有给他除籍。对于施罗默来说，犹太人是他出生便有的印记。这仅仅是因为他的母亲有幸或者不幸被登记为犹太人，而母亲之所以被登记犹太人是因为外婆被登记为犹太人（犹太人是母系传承）。就施罗默本人而言，他受父亲影响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从小接受唯物史观的教育。
正是由于身份上的矛盾性，使得施罗默可以反思从小到大所接受的犹太教育。《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中提到，当施罗默因服义务兵役而上战场时，感受到以色列士兵的不可思议的种族主义狂热。施罗默的小队刚越过边界线之外的领地，便俘虏了一个身带巨款企图逃亡的巴勒斯坦老人。小队抢走了这位老人的钱财，将他殴打致死，理直气壮。对于以色列犹太人来说，占领边界之外的土地是理所应当，因为这是上帝所许诺的“应许之地”。这块土地上不应该有非犹太人的位置，尽管这些巴勒斯坦人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好多个世纪。
然而在《虚构的犹太民族》中，施罗默却历数以色列建国时，对“犹太族”划分的种种荒诞。比如随着犹太社区流亡到以色列的？？人，他被其他地方视为犹太人，但在以色列无法获取犹太人身份。又比如仰慕以色列基布兹（公社）而从西班牙跋涉过来想要加入的共产主义者，同样被拒绝了犹太人的身份。又比如为犹太复国运动流过血的某位女士，她可以算是一位犹太教的皈依者，但是由于以色列官方的母系血缘识别法，同样被拒绝了犹太人的身份。（是的，这里要注意，就算是二战前犹太教还有很多皈依者。）更别说土著的上百万巴勒斯坦人，他们被当做二等人，被犹太身份所排斥。
按照施罗默的看法，民族是近现代方才崛起的话语构建。学术界对于这种观点的阐述代表作是《想象的共同体》和《民族和民族主义》。在古代，其实并无所谓民族的观念。知识分子和暴力分子普遍为国王服务，比如“国王的祭祀”或者“国王的武士”。群众以农民为主体，大多都是文盲，只知国王，不知民族。到了近现代之后，识字率开始攀升，各地报纸使用的语言不同，因此天然划分了群体。再加上人民在与君权的斗争中逐渐赢得权力，此时统治需要人民的自发认同，所以知识分子便不得不把大众邀请进历史，构建同源叙事。
对此，具体的证据比如欧洲各族语言中的“民族”都来源于拉丁文的“出身”，而以色列所使用的“民族”来源于希伯来文的“人民’。早期欧洲语言中并没有“民族”这个词的概念，大家都是互不相识的小村落。到了19世纪，欧洲大陆民族化运动才如火如荼的展开。法国的教育体系中，重复的声称自己是高卢人的后代，并以此为骄傲。条顿骑士或是雅利安部落则被德国人当做理想化的祖先。盎格鲁-
撒克逊族也是因为英帝国的强盛和美国人的认祖心理得到强化。而东欧诸国西欧的民族主义攻势下，也不得不得强化自己的民族归属而进行对抗。
而本书所论述的“犹太民族”，正是从19世纪起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刻意的编纂下，凭空所构建出来的一种民族认同。正如上个月读书那本书的标题“以色列：一个民族的诞生”。被构建之后的“犹太民族”与之前的“犹太人”在习俗上做了诸多改变，比如欧洲“犹太人”长期讲意第绪语而新生的以色列“犹太民族”讲希伯来语。这都是为了将“犹太民族”的历史往前和古代犹太史接续起来，造成一种“自古以来”的宣称。凭借着这股宣称，犹太人才能理直气壮地在以色列侵占原住民的土地建国，因为他们的祖先从这块土地上流亡。
“犹太民族”的构建和一部承前启后的犹太史有着莫大的关联。而犹太史最初的编纂工作起源于19世纪，也就是欧洲各个国家开始构建自己的民族之时。格拉茨是当时的一位德国犹太裔学者，他以出色的写作技巧为犹太史塑造了民族主义的模型，通过超乎寻常的精湛技巧成功创造了一种统一的叙事，将存疑的多样性最小化并创造出一个未曾断裂、虽有分支但始终是单一的历史。在他的最终版犹太史中，把民族历史往前推进到了《圣经》时代。并且，以犹太史的伟大性替换了宗教史观。比如，尽管大卫完全是一个宗教上的罪人，但格拉茨坚称他的伟大业绩始终是为人民而做，是犹太人中的杰出典范。
格拉茨诸多后继者之一是杜布诺。杜布诺的观点是圣经故事确实充满了虚构的传说，但他的历史内核值得信赖。杜布诺坚持认为犹太人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20世纪，因为巴比伦神话与旧约圣经的主要成分之间相似，这表明了“雅各的后代”出现的早期年表。比如《出埃及记》就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因为1块以法老梅普尼塔命名的石碑铭文上提到了“打败犹太人”，这证明犹太人在公元前13世纪末已存在于迦南。然而威尼普塔石碑却清楚的表明当时的犹太人被埃及消灭，“没有了更多的后裔”。杜布诺对此的辩解是，“我们必须假定献给胜利法老的赞美诗是不准确的”。
杜布诺在此开创了犹太民族主义中一个持久传统，也就是用神学文本的真实，去替代考古发现的真实。之后，由于众多犹太历史学家的添砖加瓦。《圣经》变得民族化以及被转化成一部可靠的历史著作。第1批以现代希伯来语写作的史学家错误地相信，现在希伯来语是直接从《圣经》语言演化而来。而至于其中的漏洞，比如在法老的土地上流亡的430年间，希伯来人是如何保存了希伯来语。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答则千篇一律。“当我发现《圣经》和外来原始材料之间存在矛盾，我不会被迫去接受外在的材料，难道它们不会被弄错或者歪曲事实吗？”
考古学的兴起，给犹太史编纂学带来了麻烦。在1967年战争后，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得以去军事边界之外发掘并运走古遗物。这使得以色列历史学家的美梦被击碎，即一劳永逸的将古代民族以及历史背景融合在一起，并进而证明《圣经》文本真实性。由于族长们的故事中提到了非利士人和阿拉姆人以及大量骆驼。然而所有考古和碑文证据都表明，非利士人出现在该地区不会早于公元前12世纪。在《创世纪》中发挥主要作用的阿拉姆人第1次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的远东碑文。骆驼最初被驯养是在公元前10世纪。《创世纪》提到的许多名字都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
其他国家的考古也给犹太民族史带来麻烦。公元前13世纪，根据《圣经》的叙事，40年间摩西带领族群穿越旷野，包括60万勇士与妻儿老小总计大约300万人。如此漫长的时间，如此规模的人群，在沙漠里游荡，也总不至于没有留下任何碑文或者考古遗迹。古埃及人不折不扣的保存了每个事件的记录，并存放着大量有关国王政治和军事生活的文献资料，甚至存在着有关游牧群体侵入领土的文献，却没有一条提及生活在埃及、反抗埃及以及任何时候迁离埃及的任何“雅各的后裔”。种种考古发现都打击着圣经故事的真实性，连强大的所罗门王朝是否存在也缺乏证据。
对于《圣经》故事，哥本哈根谢菲尔德学派的理论更令人信服。《圣经》事实上不是一部著作，而是从公元前六世纪晚期到二世纪初期三个世纪的过程中创作修订和改编的一个巨型文库。为了给耶路撒冷的崇拜中心准备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未来，众多古代作者和编者力图创建一个话语上连贯清晰的宗教共同体，同时无节制地利用过去的辉煌政治。充斥于《圣经》中的一些人物可能真实存在，但《圣经》之中的具体故事，是后来想象的产物。同样，《圣经》全套知识和宗教上的消费者，也就是早期的犹太人信仰共同体，形成的时间也很晚。这是施罗默对于犹太史上“第一次流亡”说的否定。
除了《圣经》记载的“第一次流亡”，在公元70年，犹太史上还记录着“第二次流亡”，也就是反抗罗马统治后被罗马人放逐。第二次流亡的记载仅仅出现于公元一世纪晚期约瑟夫斯的著作《犹太人的战争》。书中记录了攻陷耶路撒冷时有110万人死于罗马人的大屠杀，近7万人被俘虏。然而根据当时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构成，耶路撒冷至多居住着6到7万人。根据罗马那巨大的提图斯拱门表明，是由罗马士兵运载着被劫掠的耶路撒冷圣殿华柱，而不是以色列教课书中的当地俘虏。在丰富的古罗马文献资料中，没有一处提及在朱迪亚的驱逐，人们也没有在朱迪亚周围发现大规模难民遗迹，如果发生逃亡，就会有遗迹存在。
首先将“第二圣殿的陷落”和“流亡”联系在一起的是《巴比伦塔木德》。并且在《巴比伦塔木德》中有着三条著名的誓约：“犹太人不应（力图）起而翻越哭墙；当受颂赞的上帝命令犹太人不要反抗世俗的民族；当受颂赞的上帝命令偶像崇拜者不要过度奴役犹太人。”在这里的“流亡”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神学概念，与“流亡”对立的是“救赎”。由于基督教的兴起，犹太教的失败被当做上帝的惩罚。根据预言，在未来的某一时期，上帝会使犹太教得到终极救赎，这个时候，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流亡”就将终结。“起而翻越哭墙”的意思就是大规模迁居到圣地，所以十几个世纪以来，并没有一个犹太社团努力迁回耶路撒冷。
格拉茨在《犹太史》中描述第二圣殿陷落时，以它与第一圣殿毁灭的比较来开篇。历史故事就是这样根据《圣经》中圣殿被摧毁的模式改编而成，随后的放逐故事也是这样形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格拉茨没有一处谈及整个民族被流放，他只是强调了囚虏和许多人逃离朱迪亚地区。杜布诺也没有提到流亡，他效仿格拉茨以戏剧化令人震惊的措辞来描写耶路撒冷的陷落，以及数以千计的奴隶俘虏被运到帝国边缘地区。之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没有明确的提及驱逐。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只是暗示，犹太人曾遭到残酷的征服，世界各地都有犹太社区，所以中间必然有一段驱逐。否则，复国的正当性则荡然无存。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整个欧洲有着如此人数众多的犹太社区呢？就算是当初第二圣殿陷落，被驱逐出去7万俘虏，也不足以繁衍的整个地中海地区都遍布犹太社区，作为客居者，这得有多夸张的繁衍能力。答案的关键就在于改宗。文章的开头我曾提到，就算在二战前，仍然有不少自发改宗犹太教的人。如今犹太教变得如此封闭，是因为基督教在周围建造排斥之墙所致。作为世上第一个一神教，又手持《旧约圣经》这么厉害的传教圣典，排斥异教徒改宗才是一件反逻辑的事。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崛起之前，犹太教的传播呈野火燎原之势。《密西拿》、《塔木德》和许多评注中充满了劝说犹太公众接受改宗者和平等的对待改宗者的观点和争论。
为了证实此观点，施罗默翻出了不少刻意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忽视的考证，也就是古代存在过不少集体改宗犹太教的王国。还原这一切同样是考古。有大量考古和碑文证实，大约在公元四世纪末希米亚王国（也门地区）改宗一神教，但并不是基督教。从古代遗迹的碑文中发现了犹太术语和《塔木德》中的词句。并且，根据国王间的书信考证，一直到十世纪，还存在一个信仰犹太教的卡扎尔王国。北非也存在卡希姗女王所统治的犹太部落。只不过犹太教政权日后一一被基督教政权或是伊斯兰教政权所征服。原先的犹太信徒在当地就沦为了贱民。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建国后曾经用过多种方法试图确认犹太种族血统的纯洁性，无一以失败告终。根据基因溯源，居住在哪个地方的犹太人和当地人在基因上基本属于同一种族。而更残酷的真相是，施罗默在书中说道，根据基因溯源，现在居住于以色列土地上的巴勒斯坦农民正是当初最早期的那批犹太人的后裔。留在以色列的当地人在十几个世纪中被慢慢同化为了穆斯林。如今，正在被暴力驱离自古以来生存的土地，沦为没有身份的二等人。
书的结尾，施罗默坦言让现在的以色列犹太人离开这片土地并不现实。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希望以色列能包容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与中东的其他邻居进行和解。由于《虚构的犹太民族》被出版后，犹太人纷纷斥责施罗默为叛国者。施罗默又写了《虚构的以色列地》和《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阐明态度。在《虚构的以色列地》中，更为刻薄的指出，按照《旧约圣经》，亚伯拉罕最初生活在土耳其，雅各则生活在埃及，受到上帝感召才迁居到圣地。他们本就非以色列地的原住民。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
****
× 分析
收藏
# 读《虚构的犹太民族》——民族发明史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__ _ _ _ _
以下文章来源于邬言惠语 ，作者懒残僧
**邬言惠语** . 如是我闻
文 | 懒残僧
犹太作家施罗默写过三本书， 《虚构的犹太民族》、《虚构的以色列地》和《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
。听书名就知道，施罗默已经放弃了犹太人这个身份，只是犹太官方并没有给他除籍。对于施罗默来说，犹太人是他出生便有的印记。这仅仅是因为他的母亲有幸或者不幸被登记为犹太人，而母亲之所以被登记犹太人是因为外婆被登记为犹太人（犹太人是母系传承）。就施罗默本人而言，他受父亲影响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从小接受唯物史观的教育。
正是由于身份上的矛盾性，使得施罗默可以反思从小到大所接受的犹太教育。《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中提到，当施罗默因服义务兵役而上战场时，感受到以色列士兵的不可思议的种族主义狂热。施罗默的小队刚越过边界线之外的领地，便俘虏了一个身带巨款企图逃亡的巴勒斯坦老人。小队抢走了这位老人的钱财，将他殴打致死，理直气壮。对于以色列犹太人来说，占领边界之外的土地是理所应当，因为这是上帝所许诺的“应许之地”。这块土地上不应该有非犹太人的位置，尽管这些巴勒斯坦人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好多个世纪。
然而在《虚构的犹太民族》中，施罗默却历数以色列建国时，对“犹太族”划分的种种荒诞。比如随着犹太社区流亡到以色列的？？人，他被其他地方视为犹太人，但在以色列无法获取犹太人身份。又比如仰慕以色列基布兹（公社）而从西班牙跋涉过来想要加入的共产主义者，同样被拒绝了犹太人的身份。又比如为犹太复国运动流过血的某位女士，她可以算是一位犹太教的皈依者，但是由于以色列官方的母系血缘识别法，同样被拒绝了犹太人的身份。（是的，这里要注意，就算是二战前犹太教还有很多皈依者。）更别说土著的上百万巴勒斯坦人，他们被当做二等人，被犹太身份所排斥。
按照施罗默的看法，民族是近现代方才崛起的话语构建。学术界对于这种观点的阐述代表作是《想象的共同体》和《民族和民族主义》。在古代，其实并无所谓民族的观念。知识分子和暴力分子普遍为国王服务，比如“国王的祭祀”或者“国王的武士”。群众以农民为主体，大多都是文盲，只知国王，不知民族。到了近现代之后，识字率开始攀升，各地报纸使用的语言不同，因此天然划分了群体。再加上人民在与君权的斗争中逐渐赢得权力，此时统治需要人民的自发认同，所以知识分子便不得不把大众邀请进历史，构建同源叙事。
对此，具体的证据比如欧洲各族语言中的“民族”都来源于拉丁文的“出身”，而以色列所使用的“民族”来源于希伯来文的“人民’。早期欧洲语言中并没有“民族”这个词的概念，大家都是互不相识的小村落。到了19世纪，欧洲大陆民族化运动才如火如荼的展开。法国的教育体系中，重复的声称自己是高卢人的后代，并以此为骄傲。条顿骑士或是雅利安部落则被德国人当做理想化的祖先。盎格鲁-
撒克逊族也是因为英帝国的强盛和美国人的认祖心理得到强化。而东欧诸国西欧的民族主义攻势下，也不得不得强化自己的民族归属而进行对抗。
而本书所论述的“犹太民族”，正是从19世纪起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刻意的编纂下，凭空所构建出来的一种民族认同。正如上个月读书那本书的标题“以色列：一个民族的诞生”。被构建之后的“犹太民族”与之前的“犹太人”在习俗上做了诸多改变，比如欧洲“犹太人”长期讲意第绪语而新生的以色列“犹太民族”讲希伯来语。这都是为了将“犹太民族”的历史往前和古代犹太史接续起来，造成一种“自古以来”的宣称。凭借着这股宣称，犹太人才能理直气壮地在以色列侵占原住民的土地建国，因为他们的祖先从这块土地上流亡。
“犹太民族”的构建和一部承前启后的犹太史有着莫大的关联。而犹太史最初的编纂工作起源于19世纪，也就是欧洲各个国家开始构建自己的民族之时。格拉茨是当时的一位德国犹太裔学者，他以出色的写作技巧为犹太史塑造了民族主义的模型，通过超乎寻常的精湛技巧成功创造了一种统一的叙事，将存疑的多样性最小化并创造出一个未曾断裂、虽有分支但始终是单一的历史。在他的最终版犹太史中，把民族历史往前推进到了《圣经》时代。并且，以犹太史的伟大性替换了宗教史观。比如，尽管大卫完全是一个宗教上的罪人，但格拉茨坚称他的伟大业绩始终是为人民而做，是犹太人中的杰出典范。
格拉茨诸多后继者之一是杜布诺。杜布诺的观点是圣经故事确实充满了虚构的传说，但他的历史内核值得信赖。杜布诺坚持认为犹太人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20世纪，因为巴比伦神话与旧约圣经的主要成分之间相似，这表明了“雅各的后代”出现的早期年表。比如《出埃及记》就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因为1块以法老梅普尼塔命名的石碑铭文上提到了“打败犹太人”，这证明犹太人在公元前13世纪末已存在于迦南。然而威尼普塔石碑却清楚的表明当时的犹太人被埃及消灭，“没有了更多的后裔”。杜布诺对此的辩解是，“我们必须假定献给胜利法老的赞美诗是不准确的”。
杜布诺在此开创了犹太民族主义中一个持久传统，也就是用神学文本的真实，去替代考古发现的真实。之后，由于众多犹太历史学家的添砖加瓦。《圣经》变得民族化以及被转化成一部可靠的历史著作。第1批以现代希伯来语写作的史学家错误地相信，现在希伯来语是直接从《圣经》语言演化而来。而至于其中的漏洞，比如在法老的土地上流亡的430年间，希伯来人是如何保存了希伯来语。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答则千篇一律。“当我发现《圣经》和外来原始材料之间存在矛盾，我不会被迫去接受外在的材料，难道它们不会被弄错或者歪曲事实吗？”
考古学的兴起，给犹太史编纂学带来了麻烦。在1967年战争后，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得以去军事边界之外发掘并运走古遗物。这使得以色列历史学家的美梦被击碎，即一劳永逸的将古代民族以及历史背景融合在一起，并进而证明《圣经》文本真实性。由于族长们的故事中提到了非利士人和阿拉姆人以及大量骆驼。然而所有考古和碑文证据都表明，非利士人出现在该地区不会早于公元前12世纪。在《创世纪》中发挥主要作用的阿拉姆人第1次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的远东碑文。骆驼最初被驯养是在公元前10世纪。《创世纪》提到的许多名字都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
其他国家的考古也给犹太民族史带来麻烦。公元前13世纪，根据《圣经》的叙事，40年间摩西带领族群穿越旷野，包括60万勇士与妻儿老小总计大约300万人。如此漫长的时间，如此规模的人群，在沙漠里游荡，也总不至于没有留下任何碑文或者考古遗迹。古埃及人不折不扣的保存了每个事件的记录，并存放着大量有关国王政治和军事生活的文献资料，甚至存在着有关游牧群体侵入领土的文献，却没有一条提及生活在埃及、反抗埃及以及任何时候迁离埃及的任何“雅各的后裔”。种种考古发现都打击着圣经故事的真实性，连强大的所罗门王朝是否存在也缺乏证据。
对于《圣经》故事，哥本哈根谢菲尔德学派的理论更令人信服。《圣经》事实上不是一部著作，而是从公元前六世纪晚期到二世纪初期三个世纪的过程中创作修订和改编的一个巨型文库。为了给耶路撒冷的崇拜中心准备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未来，众多古代作者和编者力图创建一个话语上连贯清晰的宗教共同体，同时无节制地利用过去的辉煌政治。充斥于《圣经》中的一些人物可能真实存在，但《圣经》之中的具体故事，是后来想象的产物。同样，《圣经》全套知识和宗教上的消费者，也就是早期的犹太人信仰共同体，形成的时间也很晚。这是施罗默对于犹太史上“第一次流亡”说的否定。
除了《圣经》记载的“第一次流亡”，在公元70年，犹太史上还记录着“第二次流亡”，也就是反抗罗马统治后被罗马人放逐。第二次流亡的记载仅仅出现于公元一世纪晚期约瑟夫斯的著作《犹太人的战争》。书中记录了攻陷耶路撒冷时有110万人死于罗马人的大屠杀，近7万人被俘虏。然而根据当时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构成，耶路撒冷至多居住着6到7万人。根据罗马那巨大的提图斯拱门表明，是由罗马士兵运载着被劫掠的耶路撒冷圣殿华柱，而不是以色列教课书中的当地俘虏。在丰富的古罗马文献资料中，没有一处提及在朱迪亚的驱逐，人们也没有在朱迪亚周围发现大规模难民遗迹，如果发生逃亡，就会有遗迹存在。
首先将“第二圣殿的陷落”和“流亡”联系在一起的是《巴比伦塔木德》。并且在《巴比伦塔木德》中有着三条著名的誓约：“犹太人不应（力图）起而翻越哭墙；当受颂赞的上帝命令犹太人不要反抗世俗的民族；当受颂赞的上帝命令偶像崇拜者不要过度奴役犹太人。”在这里的“流亡”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神学概念，与“流亡”对立的是“救赎”。由于基督教的兴起，犹太教的失败被当做上帝的惩罚。根据预言，在未来的某一时期，上帝会使犹太教得到终极救赎，这个时候，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流亡”就将终结。“起而翻越哭墙”的意思就是大规模迁居到圣地，所以十几个世纪以来，并没有一个犹太社团努力迁回耶路撒冷。
格拉茨在《犹太史》中描述第二圣殿陷落时，以它与第一圣殿毁灭的比较来开篇。历史故事就是这样根据《圣经》中圣殿被摧毁的模式改编而成，随后的放逐故事也是这样形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格拉茨没有一处谈及整个民族被流放，他只是强调了囚虏和许多人逃离朱迪亚地区。杜布诺也没有提到流亡，他效仿格拉茨以戏剧化令人震惊的措辞来描写耶路撒冷的陷落，以及数以千计的奴隶俘虏被运到帝国边缘地区。之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没有明确的提及驱逐。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只是暗示，犹太人曾遭到残酷的征服，世界各地都有犹太社区，所以中间必然有一段驱逐。否则，复国的正当性则荡然无存。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整个欧洲有着如此人数众多的犹太社区呢？就算是当初第二圣殿陷落，被驱逐出去7万俘虏，也不足以繁衍的整个地中海地区都遍布犹太社区，作为客居者，这得有多夸张的繁衍能力。答案的关键就在于改宗。文章的开头我曾提到，就算在二战前，仍然有不少自发改宗犹太教的人。如今犹太教变得如此封闭，是因为基督教在周围建造排斥之墙所致。作为世上第一个一神教，又手持《旧约圣经》这么厉害的传教圣典，排斥异教徒改宗才是一件反逻辑的事。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崛起之前，犹太教的传播呈野火燎原之势。《密西拿》、《塔木德》和许多评注中充满了劝说犹太公众接受改宗者和平等的对待改宗者的观点和争论。
为了证实此观点，施罗默翻出了不少刻意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忽视的考证，也就是古代存在过不少集体改宗犹太教的王国。还原这一切同样是考古。有大量考古和碑文证实，大约在公元四世纪末希米亚王国（也门地区）改宗一神教，但并不是基督教。从古代遗迹的碑文中发现了犹太术语和《塔木德》中的词句。并且，根据国王间的书信考证，一直到十世纪，还存在一个信仰犹太教的卡扎尔王国。北非也存在卡希姗女王所统治的犹太部落。只不过犹太教政权日后一一被基督教政权或是伊斯兰教政权所征服。原先的犹太信徒在当地就沦为了贱民。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建国后曾经用过多种方法试图确认犹太种族血统的纯洁性，无一以失败告终。根据基因溯源，居住在哪个地方的犹太人和当地人在基因上基本属于同一种族。而更残酷的真相是，施罗默在书中说道，根据基因溯源，现在居住于以色列土地上的巴勒斯坦农民正是当初最早期的那批犹太人的后裔。留在以色列的当地人在十几个世纪中被慢慢同化为了穆斯林。如今，正在被暴力驱离自古以来生存的土地，沦为没有身份的二等人。
书的结尾，施罗默坦言让现在的以色列犹太人离开这片土地并不现实。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希望以色列能包容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与中东的其他邻居进行和解。由于《虚构的犹太民族》被出版后，犹太人纷纷斥责施罗默为叛国者。施罗默又写了《虚构的以色列地》和《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阐明态度。在《虚构的以色列地》中，更为刻薄的指出，按照《旧约圣经》，亚伯拉罕最初生活在土耳其，雅各则生活在埃及，受到上帝感召才迁居到圣地。他们本就非以色列地的原住民。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
****
× 分析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