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化时代的街头政治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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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双瞳 **
今天我们来聊聊全球化时代的街头政治。
街头政治这种玩法好理解，往古早一点的时间去想，在鱼肚子里藏书搞“大楚兴、陈胜王”的秦汉时期革命家们就已经在玩了。虽然古早时期的街头政治远不能和当代的街头政治划等号，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陈胜吴广假托扶苏，项燕这些“有大义的境内反秦势力”的名号聚集起了第一波反秦义军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详。
但很显然，提着脑袋聚众起义并不是一句口号和一些迷信活动就能闹出那么大声势的。就算笔者在这里说，陈胜吴广打着旧贵族的旗号来起义先天性的就会吸引还活着的六国旧贵族资助，这个观点可能会被人指责搞阴谋论，但二人打下陈县后与地方三老、豪杰有来往总还是在史书记载和逻辑推演上成立的。
目光回到现在，同样的，反对服贸、搞“太阳花”的假托“反黑箱政治”的大义；反对苏联非法化私有制的假托“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大义；反对中央政府管理原中心地区、现边缘地带的假托“保卫民主自由”的大义，还有举起殖民时从没给过他们民主的“港英旗”大义。只不过，只靠大义不能够动员和组织起队伍，因此本地与外地的“三老”与“豪杰”自然会将拉大旗的当做投资对象去培养。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现在那些依托于收保护费、放劣质广告为生的社交媒体平台里，那些背后一家又一家的文化传播公司KOL们天然的向街头政治家靠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印刷术尚未普及，搞革命需要编童谣、埋铜雀的时代，街头政治家拉队伍还是有些麻烦的，多多少少还要会一些诸如捕鱼、石刻之类的生产技能。到了去中心化的新媒体时代，搞革命就方便多了。现代的街头革命家只需脸书推特WhatsApp上群组一拉，转几个不知真假的“新闻”就能迅速拉帮结派，至于新闻的真假与否一向不是考虑范围内的。
举一个前不久的亲身经历，笔者一位旅居海外的朋友向笔者发信息求证一则据传是来自于BBC的新闻——“微信内置政府罚款和人脸识别功能，BBC记者亲历惊出一身冷汗”。你看，代表着大义的BBC和想象中被欺压的企业家的旗舰产品，这两者一下子就能满足很多人对“大海怪”的反抗想象。对于街头政治家们而言，全球化时代下街头政治所具有的低风险高回报特点使得他们热衷于参与以“大义”和来路不明的资金所掀起的街头狂潮。
**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温尧在总结美国制度收缩逻辑时提出了“时机窗口、合理化借口以及机会成本、变更成本与变化选项”的分析框架。 **
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气息浓厚的框架也同样可以拿来分析全球化时代的街头政治。以乌克兰为例，不管是之前的尤先科、波罗申科还是现在的泽连斯基，他们当选背后的街头政治背景是无法忽视的。
很显然，对于这三者来说，他们的时机窗口（俗称历史进程）都和北约东扩以及俄美关系、俄欧关系直接相关；他们的合理化借口也耳熟能详“反俄/共，支持民主自由”；至于机会成本和变更成本，我是看不出尤先科和波罗申科在乌克兰政权更迭中有什么“成本”可言，或者说，他们的“成本”是乌克兰普通民众罢了，在过去人民可以通过武装起义重新洗牌，但显然可以将资产全球化的现在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毕竟那些真正的“世界公民”们，完全可以得到世界最强武装力量的保护；最后的“变化选项”在俄罗斯衰弱、北约东扩的“时机窗口”的先决条件下也变得不可选择。
即便如此，不管是尤先科还是波罗申科，多多少少还是在街头政治中抛头露面过一番，到了泽连斯基这一代，乌克兰的街头政治干脆进化（或者说退化）到“云街头政治”——泽连斯基在媒体上扮演“成为总统的街头政治家”后真的成为了乌克兰总统。你看，在“我们不用很麻烦很累还不容易掉脑袋就可以当总统”的情况下，怎么不会有人对此越来越趋之若鹜呢？
我们把这个模式替换到北洋、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也是一样的。
当年地方街头政治家的时机窗口（历史进程）是中国被列强用枪炮打开国门后，原本作为东方世界中心的华夏文明逐渐失去了优势地位，逐步感受到工业化碾压的乡贤三老子弟们便忙不迭的剪了辫子，穿上了西装，一觉醒来变民国绅士+街头政治家了。
他们的合理化借口和现在的很多人也一样，什么反封建啦，启蒙啦，开启民智啦，自由民主啦。
可赵老太爷们在公堂上嘲讽阿Q奴隶性的时候，可曾给自己家的佃户减过一分租、给阿Q涨过一文钱工钱？
既然机会成本是这些生活条件差，又缺乏旨在“吊太平绅士路灯”组织的普通中国人，那这些攫取了政治资本的原乡贤三老子弟当然是努力的今天宣布X省独立，明天宣布Y省不听中央政府号令，后天宣布Z省和X、Y省组建联盟啦。赵老太爷们维系国家的前提是这个国家能提供给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只要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想统一政令，打击豪强、搞民族复兴，一下子就宣布独立了。
可北洋政府在这种事情里并不是无辜的。不管北洋政府怎么说，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各种“X省独立”事件后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实质上反应了北洋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外强中干。在笔者看来，与其放马后炮不如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境内外的军阀门阀和列强势力一插手，好好的一个省份就立刻“全民”高呼独立。是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有太多的、掌握了各种资源的祁同伟、高育良和赵瑞龙，而中央政府在之前行了些权宜之计导致没有办法“奉天子以讨不臣”呢？
当然了，笔者这么“污蔑”当年的盗跖陈王，有的人就要问了：当初毛教员他们不也是搞街头政治、拿共产国际钱的吗？怎么在你口中都变成了野心家了？问这个问题的人不如想想现在以某些组织为主导的“共产国际”是不是你们口中的那个援助了中国全套工业化基础的“共产国际”。说的再难听一点，当初那帮强调拿了共产国际的钱就得听共产国际的话在上海长沙闹革命的家伙们的结果可是差点被常凯申全部砍死。你看本朝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被各色人污蔑成本质农民起义，还不是因为教员带领大家去了“反动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去了基层扎根运营积蓄力量？
说到底，街头政治是民粹主义的具象化而不是有明确政治纲领和政治目的的政治行动。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街头政治愈演愈烈也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息息相关的——
** 资本主义要求回报，并且越快越好；
民粹主义要求回报，并且越快越好。这就导致了街头政治在执行层面上必然是以短期的、来路不明的经济利益作为直接驱动力而非通过有组织、有纪律、有靠得住的资金来源作为直接驱动力的。
**
一个事实是，在教员决定带领部队到大山里去之前，党的资金来源一直是握在别人手里的，所以不管是中山舰事件还是后来的四一二事件甚至是再后来的攻打长沙，党的很多态度和决策都不是独立自主的。这一情况直到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了属于党自己的经济系统之后（譬如说通过开辟出来的赤白贸易线对白区输送根据地的产品换得资金）才开始好转。
这就是街头政治家和革命家本质区别之一了。为什么“大海怪”出手之后随随便便就能找到街头政治家里头的地痞流氓和街头政治家们收来路不明资金的证据？那只能是因为街头政治家们并不具备“枪毙黄克功”的权力嘛。如果说那个愿意真金白银援助全套工业体系的共产国际都免不了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那么现在这个某组织的国际就更只是指挥流氓和炮灰破坏革命而已了。
** 当然了，人们因被统治而变蠢而不是因为蠢而被统治。 **
因此，如果想要让搞街头政治的人聪明起来，就必须要改变街头政治的存在土壤。我们以乌克兰为例，从苏联独立成独联体国家也好，西进向欧盟示好充当反俄急先锋也罢，都可以说是街头政治家们上台后的结果。
对于福山这样的人来说，历史的终结的实质是西式的发展模式才是人类唯一的发展模式，而苏联的努力不过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插曲，对于我们这种长期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
**什么是西方模式？** **新自由主义金融钱生钱嘛**
。这种模式下，实体经济不振，生产力也不进步，没有工作没有希望又过惯了好日子的人当然会觉得走街头政治的路线退能拿到钱买面包，进能靠“个人奋斗”一跃从一文不名到举世瞩目。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某个给逃学惯以“要求大国重视气候变化”大义的人是最近的一例。
最后，改变街头政治的存在土壤是从结构上去改变，这就不细说了。
**往期文章导读：**
从八佰到抗日神剧： 人民性不够，神性来凑
[ 垃圾分类与贫下中产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5NjE3MzI5NQ==&mid=2247488919&idx=1&sn=f2a06e0b13b2b0b971042abfee91f02d&chksm=c0044017f773c901cc2e9f28753609baa9f86b5406f3f5cc9d748b291d464ebcd66f3471f642&scene=21#wechat_redirect)
[ 黄三思同学的美国外交政策简史（二）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5NjE3MzI5NQ==&mid=2247488911&idx=1&sn=2f9daa45c1c48b65785a2c0e971816a3&chksm=c004400ff773c9193261d6537e1756efe7c585710e236268634479a19f52b3c640f9b3f23bfc&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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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显然，提着脑袋聚众起义并不是一句口号和一些迷信活动就能闹出那么大声势的。就算笔者在这里说，陈胜吴广打着旧贵族的旗号来起义先天性的就会吸引还活着的六国旧贵族资助，这个观点可能会被人指责搞阴谋论，但二人打下陈县后与地方三老、豪杰有来往总还是在史书记载和逻辑推演上成立的。
目光回到现在，同样的，反对服贸、搞“太阳花”的假托“反黑箱政治”的大义；反对苏联非法化私有制的假托“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大义；反对中央政府管理原中心地区、现边缘地带的假托“保卫民主自由”的大义，还有举起殖民时从没给过他们民主的“港英旗”大义。只不过，只靠大义不能够动员和组织起队伍，因此本地与外地的“三老”与“豪杰”自然会将拉大旗的当做投资对象去培养。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现在那些依托于收保护费、放劣质广告为生的社交媒体平台里，那些背后一家又一家的文化传播公司KOL们天然的向街头政治家靠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印刷术尚未普及，搞革命需要编童谣、埋铜雀的时代，街头政治家拉队伍还是有些麻烦的，多多少少还要会一些诸如捕鱼、石刻之类的生产技能。到了去中心化的新媒体时代，搞革命就方便多了。现代的街头革命家只需脸书推特WhatsApp上群组一拉，转几个不知真假的“新闻”就能迅速拉帮结派，至于新闻的真假与否一向不是考虑范围内的。
举一个前不久的亲身经历，笔者一位旅居海外的朋友向笔者发信息求证一则据传是来自于BBC的新闻——“微信内置政府罚款和人脸识别功能，BBC记者亲历惊出一身冷汗”。你看，代表着大义的BBC和想象中被欺压的企业家的旗舰产品，这两者一下子就能满足很多人对“大海怪”的反抗想象。对于街头政治家们而言，全球化时代下街头政治所具有的低风险高回报特点使得他们热衷于参与以“大义”和来路不明的资金所掀起的街头狂潮。
**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温尧在总结美国制度收缩逻辑时提出了“时机窗口、合理化借口以及机会成本、变更成本与变化选项”的分析框架。 **
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气息浓厚的框架也同样可以拿来分析全球化时代的街头政治。以乌克兰为例，不管是之前的尤先科、波罗申科还是现在的泽连斯基，他们当选背后的街头政治背景是无法忽视的。
很显然，对于这三者来说，他们的时机窗口（俗称历史进程）都和北约东扩以及俄美关系、俄欧关系直接相关；他们的合理化借口也耳熟能详“反俄/共，支持民主自由”；至于机会成本和变更成本，我是看不出尤先科和波罗申科在乌克兰政权更迭中有什么“成本”可言，或者说，他们的“成本”是乌克兰普通民众罢了，在过去人民可以通过武装起义重新洗牌，但显然可以将资产全球化的现在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毕竟那些真正的“世界公民”们，完全可以得到世界最强武装力量的保护；最后的“变化选项”在俄罗斯衰弱、北约东扩的“时机窗口”的先决条件下也变得不可选择。
即便如此，不管是尤先科还是波罗申科，多多少少还是在街头政治中抛头露面过一番，到了泽连斯基这一代，乌克兰的街头政治干脆进化（或者说退化）到“云街头政治”——泽连斯基在媒体上扮演“成为总统的街头政治家”后真的成为了乌克兰总统。你看，在“我们不用很麻烦很累还不容易掉脑袋就可以当总统”的情况下，怎么不会有人对此越来越趋之若鹜呢？
我们把这个模式替换到北洋、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也是一样的。
当年地方街头政治家的时机窗口（历史进程）是中国被列强用枪炮打开国门后，原本作为东方世界中心的华夏文明逐渐失去了优势地位，逐步感受到工业化碾压的乡贤三老子弟们便忙不迭的剪了辫子，穿上了西装，一觉醒来变民国绅士+街头政治家了。
他们的合理化借口和现在的很多人也一样，什么反封建啦，启蒙啦，开启民智啦，自由民主啦。
可赵老太爷们在公堂上嘲讽阿Q奴隶性的时候，可曾给自己家的佃户减过一分租、给阿Q涨过一文钱工钱？
既然机会成本是这些生活条件差，又缺乏旨在“吊太平绅士路灯”组织的普通中国人，那这些攫取了政治资本的原乡贤三老子弟当然是努力的今天宣布X省独立，明天宣布Y省不听中央政府号令，后天宣布Z省和X、Y省组建联盟啦。赵老太爷们维系国家的前提是这个国家能提供给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只要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想统一政令，打击豪强、搞民族复兴，一下子就宣布独立了。
可北洋政府在这种事情里并不是无辜的。不管北洋政府怎么说，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各种“X省独立”事件后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实质上反应了北洋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外强中干。在笔者看来，与其放马后炮不如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境内外的军阀门阀和列强势力一插手，好好的一个省份就立刻“全民”高呼独立。是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有太多的、掌握了各种资源的祁同伟、高育良和赵瑞龙，而中央政府在之前行了些权宜之计导致没有办法“奉天子以讨不臣”呢？
当然了，笔者这么“污蔑”当年的盗跖陈王，有的人就要问了：当初毛教员他们不也是搞街头政治、拿共产国际钱的吗？怎么在你口中都变成了野心家了？问这个问题的人不如想想现在以某些组织为主导的“共产国际”是不是你们口中的那个援助了中国全套工业化基础的“共产国际”。说的再难听一点，当初那帮强调拿了共产国际的钱就得听共产国际的话在上海长沙闹革命的家伙们的结果可是差点被常凯申全部砍死。你看本朝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被各色人污蔑成本质农民起义，还不是因为教员带领大家去了“反动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去了基层扎根运营积蓄力量？
说到底，街头政治是民粹主义的具象化而不是有明确政治纲领和政治目的的政治行动。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街头政治愈演愈烈也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息息相关的——
** 资本主义要求回报，并且越快越好；
民粹主义要求回报，并且越快越好。这就导致了街头政治在执行层面上必然是以短期的、来路不明的经济利益作为直接驱动力而非通过有组织、有纪律、有靠得住的资金来源作为直接驱动力的。
**
一个事实是，在教员决定带领部队到大山里去之前，党的资金来源一直是握在别人手里的，所以不管是中山舰事件还是后来的四一二事件甚至是再后来的攻打长沙，党的很多态度和决策都不是独立自主的。这一情况直到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了属于党自己的经济系统之后（譬如说通过开辟出来的赤白贸易线对白区输送根据地的产品换得资金）才开始好转。
这就是街头政治家和革命家本质区别之一了。为什么“大海怪”出手之后随随便便就能找到街头政治家里头的地痞流氓和街头政治家们收来路不明资金的证据？那只能是因为街头政治家们并不具备“枪毙黄克功”的权力嘛。如果说那个愿意真金白银援助全套工业体系的共产国际都免不了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那么现在这个某组织的国际就更只是指挥流氓和炮灰破坏革命而已了。
** 当然了，人们因被统治而变蠢而不是因为蠢而被统治。 **
因此，如果想要让搞街头政治的人聪明起来，就必须要改变街头政治的存在土壤。我们以乌克兰为例，从苏联独立成独联体国家也好，西进向欧盟示好充当反俄急先锋也罢，都可以说是街头政治家们上台后的结果。
对于福山这样的人来说，历史的终结的实质是西式的发展模式才是人类唯一的发展模式，而苏联的努力不过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插曲，对于我们这种长期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
**什么是西方模式？** **新自由主义金融钱生钱嘛**
。这种模式下，实体经济不振，生产力也不进步，没有工作没有希望又过惯了好日子的人当然会觉得走街头政治的路线退能拿到钱买面包，进能靠“个人奋斗”一跃从一文不名到举世瞩目。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某个给逃学惯以“要求大国重视气候变化”大义的人是最近的一例。
最后，改变街头政治的存在土壤是从结构上去改变，这就不细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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