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三思同学的美国外交政策简史（二）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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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黄三思 **
今天是黄三思同学的美国外交政策简史第二期，同学们可以先复习一下 [ **第一期**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5NjE3MzI5NQ==&mid=2247488725&idx=1&sn=d0b4c93a649ff5450601f313e7186de5&chksm=c0044155f773c8430474be2138b7499f8528087b6edc0d0c841f0e2caadd7974b225762f49e5&scene=21#wechat_redirect)
。
** Pax Americana——门罗主义的结束与遏制主义的兴起 **
虽然美西战争宣告着美国开始正式将注意力从内部事务转向地区，但是这个转变的过程并不顺利：从一战结束到二战末期为止，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可以被视为门罗主义的修改版本：
**积极干涉美洲事物，有限干涉欧洲事务，同时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亲自下场。**
虽然在这个阶段里发生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很多大事，但是单从美国对于欧洲事务的参与程度而言，其在世界秩序中扮演的角色其实与之前并无明显差别，如果考虑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的贡献而言，这种差异难免使人费解；而美国在战略上止步不前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一战结束之后，威尔逊虽然亲自牵头搞起了国联，但是在战后凡尔赛条约谈判过程中却被英法联手排挤，威尔逊所提出的十四项原则化为空谈，失去了条约制定的主导地位以至于参议院直接拒绝接受和签字（当然，至少打开了银行业进入欧洲的渠道，但是相对于美国所起的作用来说并不算对等）；
其次，同时国联盟约第十条的集体安全原则使得美国国会中以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Henny Cabot
Lodge为代表的反对派担忧加入国联会让美国的行动受到国联的掣肘，并会给予欧洲地区再次干涉美洲事务的机会，所以联合不愿意将美国与欧洲捆绑在一起的议员们否决了加入国联的草案；
最后，虽然美国参与了一战，但是作为整体而言的美国政坛对于欧洲仍然保持着极强的疏离感与警惕，比起在利益复杂，强国林立的欧洲与精于密室政治的老欧洲们纠缠不清，他们更倾向于向市场潜力更大，对手更加弱小的亚太地区扩张，以老罗斯福为典型的共和党保守派们甚至将威尔逊参与巴黎和会都视作一种对门罗主义与孤立传统的反叛。
故此，直到二战结束，欧洲大陆被彻底打烂砸碎，英国失去了西半球所有关键航道补给点控制权（驱逐舰换岛屿计划），同时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急需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因此不得不给予美国重建国际秩序，可以任意施为的权力之前，美国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者若即若离的边缘角色——
**而这并非美国不具备参与其中的实力，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与欧洲扯上关系的绝对孤立主义，而是在这大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经过诸多政治家们根据实际情况数次重新诠释与修改补充的门罗主义方针指导下，始终坚持其自身定位，一以贯之的长期决策。**
总而言之，当二战结束，身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强权（苏联稍后再说），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统治世界的权杖——也意味着延续百年的门罗主义的寿终正寝——成为世界秩序的中心使得美国急需一个足以适应这种角色转变的全新外交政策。
那么，对于Pax
Americana，也即是“美国治下的和平”而言，如何才能创造并且维持全球的稳定和平呢？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二战的教训：第一，凡尔赛条约中对于战败国的惩罚过于严厉，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第二，29～33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削弱了国际秩序的稳定。第三，美国对于欧洲事务的参与度不足，错过了在一开始遏制德国的时机。基于二战的这三条教训，美国的政治制定者们准备通过两条途径来维持他们的全新秩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体系。
** 布雷顿森林体系，简单的来说，其实可以理解为肢解基于直接统治的旧殖民体系，同时建立基于美国主导的共同市场与贸易联系的新秩序。 **
它包含了三个分工不同的分支机构：IMF，也即国际基金货币组织；世界银行与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即是现在的WTO（世界贸易组织）；在功能上，这三个分支为同一个目的服务：稳定世界经济秩序，扩大全球市场；其中IMF负责在出现经济危机时向相关国家提供贷款，注入流动性并稳定币值；世界银行负责为欠发达国家提供贷款，提升其经济实力（至于怎么个‘提升’法，可以参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本文不作过多阐述）；而GATT的任务则是最出名的那部分：建立基于黄金美元的国际结算体系，提升全球贸易与经济联系。
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则是基于小罗斯福的“伟大设计（Great
Design）”，试图建立起多级的联合国体系，由'四警察'(英美苏中)担任“世界权力的托管人”，共同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但是在这个设想成真之前，小罗斯福在二战结束的前夕不幸病逝；而他的继任者杜鲁门并不具备小罗斯福那样的声望与意愿来将这个规划推行到现实之中，同时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国内的政策制定者们也不愿意与苏联分享统治世界的权力。
所以，如果继续联合苏联维持国际秩序的道路障碍重重，此时的美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苏联？如丘吉尔、巴顿以及杜鲁门的特别助理Clark
Clifford所鼓吹的那样动员英法，重新武装德国对苏联进行‘预防性’的军事打击显然是不现实的：不提战争的伤口还在流血欧洲诸国，再次开战的话，杜鲁门如何压制美国国内人民结束战争，让孩子们回家的呼声？
于是，在46年底这个美国高层对于苏战略举棋不定的短暂迷茫期，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任职的George
Kennan恰逢其会地在46年底向美国国内发送的那篇著名的长电报（更细致，更全面的版本则以笔名X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提出了对苏联进行‘遏制’的战略，由于切合了美国战略的需求，他的意见迅速被美国高层的政策制定者们所重视，并且组建了由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Paul
Nitze牵头的委员会进行全面评估，并且最终得出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过于谨慎。
基于这个结论，Paul
Nitze最终总结出了编号为NSC-68的方针性的对苏策略报告，列出了五个要点：第一，单纯的外交手段不足以应对苏联；第二，必须同时扩张常规军力与核军力，创造压倒性的对苏优势；第三，在美国国内群众中制造对于苏联的恐惧，以确保他们能够接受实现第二条所需长期军费支出增长；第四，强化盟友国家的实力，以阻止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扩张野心；第五，‘团结’苏联人民，让他们在苏联内部为苏联政府制造阻碍。
总的来说，从遏制战略的提出，到NSC-68的最终形成，以及其五个要点的现实实践，贯穿了杜鲁门的八年任期，最终形成了在经济与军事上对盟友进行援助，同时对苏联进行全方面主动围堵的
**杜鲁门主义**
；以“外月牙形地带”（英伦三岛，北美，日本）为立足点，来阻止苏联控制“内月牙形地带”（欧亚大陆外缘地区），其最终成果包括马歇尔计划、巴黎统筹委员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中东条约组织（CENTO）、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太平洋安全条约（ANZUS）、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虽然苏联在冷战中扮演了美国的主要对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与美国对等的力量（至少在苏联的远程弹道导弹与核武器储备达到一定数量之前没有）；前文中之所以认定美国是二战后唯一的超级强权，其逻辑不难理解：经历了二战的苏联，不管是从经济上、人口上还是生产能力上，都不足以在至少一代人的短期时间内在欧洲进行军事扩张（当然，扶持亲苏政权的努力一直没有停过）：也许苏联红军还有发动进攻的能力，但是苏联的战争潜力还能支撑他们多久？尤其是面对战争潜力巨大的美国？
退一步说，哪怕苏联真的控制了欧洲大陆，不说万里之外的美国本土，红海军能奈近在咫尺的英国本土何？更何况，对于苏联来说，愈合二战造成的创伤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否则斯大林也不可能放弃对意共与希共的支持。
进一步的说，美国对于苏联的敌意，其来源也不是真的因为受到了苏联的直接威胁——如前文所言，美国的地理位置，人口数量，资源储备与技术优势决定了，苏联哪怕是在鼎盛时期也缺乏直接威胁其本土的力量（如果我们不算阿拉斯加的话），更遑论二战刚刚结束之时的苏联——美国选择与苏联为敌，其根源需求来源于苏联理念上的威胁：防止共产主义扩散；须知二战结束之后的头几年里，虽然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援助提供了大量的商品需求与就业岗位，但是美国消减军费开支仍然无法避免的导致了大量军事工业转产或者关闭，带来了近百万人的失业人口，同时通货膨胀也严重到了杜鲁门在他的国情咨文之中将其描述为”灾难性“的程度。
故此，美国国内开始频繁出现要求提高工资与待遇的工人运动，工会组织也日益活跃；另一方面，苏联在东欧地区扶持亲苏政权的行动（东德、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也使得美国在西欧地区的盟友们感受到了威胁；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便是这种对抗性情绪最终反映。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美国对于苏联的这种敌意并不是无条件和永久性的——在某些特定的时机与场合，例如苏伊士运河危机，美苏两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会存在微妙的重合，以至于双方会心照不宣地采取相呼应的配合；
**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也体现于此。**
** 第一块多米诺——艾森豪威尔与越南战略 **
按理来说，既然讲到了美国开始全面遏制苏联，文章接下来的内容便应该是美苏在全球各地互相对峙的部分——然而并不，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之前所言的“内月牙形地带”上的关键要点：越南。一方面冷战之所以叫冷战，就是因为美苏哪怕数次走到了热战边缘，但是始终没有发生高烈度的正面冲突，反而是如越南一般的真正发生了热战之处才能更好的观察美国的领袖以及他们政策的具体细节。
另一方面，二战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虽然在基本原则上是连贯的，但是由于总统对于外交政策的路线选择权力过大，以至于几乎每一任总统都会有一套自己的方案，所以虽然与苏联对抗的主题不变，但是具体的手段与方向上多有反复。
而越南问题，一开始其实并不是美国的问题——包括了如今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三个国家的印支地区在二战前一直都是法国的殖民地；在二战结束之后，还沉浸在殖民主义幻梦中的法国无视了越盟在河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宣告，在取得了杜鲁门“不反对法国重返印支”的表态后，戴高乐派遣军队重返印支（同时解决了不少无处可去的党卫队老兵的再就业问题），把他们在德国人占领法国期间学到的宝贵经验逐一付诸实践，准备依靠宵禁、机枪、监狱和扫荡来维系其之前的殖民统治，并且在西贡扶持起了保大政权作为傀儡。
但是经历了多年与日军的游击战争，受OSS（CIA前身）训练与武装的越盟却没有阿尔及利亚人那么好应付，虽然很快失去了对于全境主要城市的控制，但是他们在二战期间构筑成熟的基层组织与动员体系仍然可以在法军的镇压下保持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同时依靠新中国的支援，他们能够组织起持续性的游击战争，不断给法军放血，使得法国不仅不能从殖民地获得资源，反而需要不断投入人力与资金。
在最开始的时候，杜鲁门对法国人在印支地区的活动并不关心——他需要关心的地方太多了：欧洲要重建，日本要重建，美国国内也需要重新整合经济，把重心从军事生产转向到民事；所以法国与北越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互相摩擦的数年期间，美国仅仅在越南派驻了一个百人左右的小规模军事观察团。等到了1950年中苏开始大规模援助北越时，美国才与法国签署了法美共同防御条约，向法军提供军事装备。
到了1953年底，希望扭转法军在反游击战争中不断失血的局势，并且彻底稳定越南局势的法国新任驻印支地区总司令，陆军上将Henri
Navarr点起了他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根据法军在那商战役的成功经验，一支伞兵部队孤军深入，空降并占领了位于越南-
老挝交通线上的战略要点：奠边府地区，随后通过空投与陆路不断增兵，在这个四面环山的谷地构筑起了包括两个简易机场，八个筑垒区组成的防御区；按照Navarr的计划，法军将以此为前进基地，袭扰北越的交通线与后方，凭借奠边府重要的战略位置迫使越盟主力部队与其进行决战，然后凭借法军在空中与重武器优势，将奠边府变成一座消耗越盟有生力量的血肉磨坊。
Navarr的规划，从理论上来说成功概率很大：法军与越盟之前八年的战斗经验表明，越盟缺乏围攻坚固据点的重火力与经验，同时也缺乏长距离的后勤保障能力，不足以奠边府地区对拥有完整防御体系，空中支援与火力优势的法军造成威胁，最终只能依靠人力来填补两者之间的差距，将有限的正规军全部消耗在血腥的攻坚战中；哪怕法军最后必须撤离，越盟也将在长时间内无力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制造阻碍。
然而，无论是越盟部队在战争中学到的经验，还是中苏援助他他们决心与力度，都远远超出了法国人的预料：在53年12月底，完成了对奠边府地区的合围之后，越盟部队并没有急于发起进攻，而是在中方的直接支援下，在接下来的数个月中动员起了大量的民工在崎岖的群山中开辟道路，集结了超过法军数倍的火炮与防空炮，囤积了足够的补给，并且在前线构筑了大量的工事与堑壕，对法军形成了兵力、火力与补给上的绝对优势。
1954年3月13日，完成了前期准备的越军发起了进攻，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周内逐个拔除了法军位于北方的三个筑垒区，将法军压缩至了围绕简易机场的筑垒群区间；随后越军不再进行强攻，转为掘进攻击，夺取制高点并凭借炮火压制了机场，使得法军难以获得空中补给——战局发展到这一步时，法军连打包跑路的可能性都失去了，到了5月，承受了约八千伤亡的法军无力再战，一万左右的剩余法军不得不向越军投降。
法军在奠边府的失败，不仅仅意味着人力上的损失，也意味着整体战略的崩盘：虽然法国在红河三角洲“德拉特防线”上还有至少十五万左右的守备部队，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南越军——换言之，无论是忠诚度还是战斗力上都并不可靠——最致命的问题是，在本土厌战情绪高涨，同时阿尔及利亚地区也不稳的54年，法国已经无力再向亚洲地区投入扭转局势所需的更多军队和资源了；而乐于见到法国国际地位下降的美国也不打算在这个关键时刻拉他们一把，艾森豪威尔甚至公开表示，比起奠边府来，美国反殖民主义的“道德地位”更加值得保护。
所以，无力维持统治的法国决定割肉止损，把有限的军力与资源集中到距离法国本土更近，也更加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最终在54年7月于日内瓦与越方达成协议，依照北纬十七度线将越南分割为南北越两个地区分治，同时协定两年后进行普选并依照选举结果合并。
法国人被迫撤出之后，美国开始入场收拾他们的烂摊子——但是并非通过大量驻军的方式：由于经济疲软，需要减少军事支出，继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杜鲁门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定义了‘遏制’的手段，发展出了所谓“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理论；也即是为了减少昂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要尽可能地利用苏联核武器较少，投送力量有限的优势，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对苏联进行打击（所以也被称之为“战争边缘”策略），以威慑苏联不要轻举妄动；同时，开支较低的CIA隐秘行动和军事顾问的方式开始取代正规部队——说到这里，必须补充一点无关主线的细节：通过CIA进行的隐秘行动之所以更便宜，其原因在于CIA有自己不需要通过国会审批的黑帐，其中政府拨款只占一部分，另一方面来源于他们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南美地区）扶持的反政府游击队/反游击队政府武装所控制的毒品种植与贸易，其中更是以后来苏联入侵时期的阿富汗地区鸦片种植产业为典型。
而美国必须干涉越南的理由，也是基于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共产主义的传播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旦第一块倒下，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为了防止亚洲地区被彻底赤化，必须要组建远东的反共战略包围网，并且阻止作为桥头堡存在的越南被赤化；虽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并不喜欢南越的领导层：艾森豪威尔认为支持保大皇帝的统治“愚蠢又不道德”，而吴庭艳虽然反共又反法（两者对于美国来说同样重要），但是他的独裁倾向（用更加符合美国价值观的话来说，过于“个人民主”）使得他与美方（即美国驻越顾问团负责人，前陆军参谋长Lawton
Collins）的矛盾非常尖锐。
而吴庭艳能够最终获得美国的支持，一方面如美国国务卿John Foster
Dulles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所言“在东方进行统治，独裁政府远比联合政府来得必要。”；另一方面他在55年4月份发动政变，驱逐了盘踞在西贡，仍受法国影响的平川派武装（保大皇帝把西贡的警察权卖给了他们，所以他们在西贡拥有数万合法的武装），在事实上控制了西贡之后，美国已经没有其他更好选择了。
总的来说，在艾森豪威尔的任期期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策略仍然是防御性的：相较于与苏联的直接摩擦仍然不时发生的欧洲（如58年柏林危机），东亚显得相对稳定，所以美国驻越军事顾问他的规模有所上升，但是仍保持在堪堪千人左右的程度；由于北越方面也需要时间巩固政权，所以双方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冲突。但是，随着北越的逐渐恢复与尼克松的上台，冲突的脚步开始逼近。
我们下周继续。
**往期文章导读：**
[ 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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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志愿：文科专业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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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摧垮一个中年男人，从被逼相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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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黄三思 ** / **** 一个趣味低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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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黄三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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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x Americana——门罗主义的结束与遏制主义的兴起 **
虽然美西战争宣告着美国开始正式将注意力从内部事务转向地区，但是这个转变的过程并不顺利：从一战结束到二战末期为止，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可以被视为门罗主义的修改版本：
**积极干涉美洲事物，有限干涉欧洲事务，同时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亲自下场。**
虽然在这个阶段里发生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很多大事，但是单从美国对于欧洲事务的参与程度而言，其在世界秩序中扮演的角色其实与之前并无明显差别，如果考虑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的贡献而言，这种差异难免使人费解；而美国在战略上止步不前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一战结束之后，威尔逊虽然亲自牵头搞起了国联，但是在战后凡尔赛条约谈判过程中却被英法联手排挤，威尔逊所提出的十四项原则化为空谈，失去了条约制定的主导地位以至于参议院直接拒绝接受和签字（当然，至少打开了银行业进入欧洲的渠道，但是相对于美国所起的作用来说并不算对等）；
其次，同时国联盟约第十条的集体安全原则使得美国国会中以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Henny Cabot
Lodge为代表的反对派担忧加入国联会让美国的行动受到国联的掣肘，并会给予欧洲地区再次干涉美洲事务的机会，所以联合不愿意将美国与欧洲捆绑在一起的议员们否决了加入国联的草案；
最后，虽然美国参与了一战，但是作为整体而言的美国政坛对于欧洲仍然保持着极强的疏离感与警惕，比起在利益复杂，强国林立的欧洲与精于密室政治的老欧洲们纠缠不清，他们更倾向于向市场潜力更大，对手更加弱小的亚太地区扩张，以老罗斯福为典型的共和党保守派们甚至将威尔逊参与巴黎和会都视作一种对门罗主义与孤立传统的反叛。
故此，直到二战结束，欧洲大陆被彻底打烂砸碎，英国失去了西半球所有关键航道补给点控制权（驱逐舰换岛屿计划），同时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急需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因此不得不给予美国重建国际秩序，可以任意施为的权力之前，美国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者若即若离的边缘角色——
**而这并非美国不具备参与其中的实力，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与欧洲扯上关系的绝对孤立主义，而是在这大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经过诸多政治家们根据实际情况数次重新诠释与修改补充的门罗主义方针指导下，始终坚持其自身定位，一以贯之的长期决策。**
总而言之，当二战结束，身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强权（苏联稍后再说），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统治世界的权杖——也意味着延续百年的门罗主义的寿终正寝——成为世界秩序的中心使得美国急需一个足以适应这种角色转变的全新外交政策。
那么，对于Pax
Americana，也即是“美国治下的和平”而言，如何才能创造并且维持全球的稳定和平呢？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二战的教训：第一，凡尔赛条约中对于战败国的惩罚过于严厉，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第二，29～33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削弱了国际秩序的稳定。第三，美国对于欧洲事务的参与度不足，错过了在一开始遏制德国的时机。基于二战的这三条教训，美国的政治制定者们准备通过两条途径来维持他们的全新秩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体系。
** 布雷顿森林体系，简单的来说，其实可以理解为肢解基于直接统治的旧殖民体系，同时建立基于美国主导的共同市场与贸易联系的新秩序。 **
它包含了三个分工不同的分支机构：IMF，也即国际基金货币组织；世界银行与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即是现在的WTO（世界贸易组织）；在功能上，这三个分支为同一个目的服务：稳定世界经济秩序，扩大全球市场；其中IMF负责在出现经济危机时向相关国家提供贷款，注入流动性并稳定币值；世界银行负责为欠发达国家提供贷款，提升其经济实力（至于怎么个‘提升’法，可以参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本文不作过多阐述）；而GATT的任务则是最出名的那部分：建立基于黄金美元的国际结算体系，提升全球贸易与经济联系。
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则是基于小罗斯福的“伟大设计（Great
Design）”，试图建立起多级的联合国体系，由'四警察'(英美苏中)担任“世界权力的托管人”，共同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但是在这个设想成真之前，小罗斯福在二战结束的前夕不幸病逝；而他的继任者杜鲁门并不具备小罗斯福那样的声望与意愿来将这个规划推行到现实之中，同时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国内的政策制定者们也不愿意与苏联分享统治世界的权力。
所以，如果继续联合苏联维持国际秩序的道路障碍重重，此时的美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苏联？如丘吉尔、巴顿以及杜鲁门的特别助理Clark
Clifford所鼓吹的那样动员英法，重新武装德国对苏联进行‘预防性’的军事打击显然是不现实的：不提战争的伤口还在流血欧洲诸国，再次开战的话，杜鲁门如何压制美国国内人民结束战争，让孩子们回家的呼声？
于是，在46年底这个美国高层对于苏战略举棋不定的短暂迷茫期，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任职的George
Kennan恰逢其会地在46年底向美国国内发送的那篇著名的长电报（更细致，更全面的版本则以笔名X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提出了对苏联进行‘遏制’的战略，由于切合了美国战略的需求，他的意见迅速被美国高层的政策制定者们所重视，并且组建了由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Paul
Nitze牵头的委员会进行全面评估，并且最终得出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过于谨慎。
基于这个结论，Paul
Nitze最终总结出了编号为NSC-68的方针性的对苏策略报告，列出了五个要点：第一，单纯的外交手段不足以应对苏联；第二，必须同时扩张常规军力与核军力，创造压倒性的对苏优势；第三，在美国国内群众中制造对于苏联的恐惧，以确保他们能够接受实现第二条所需长期军费支出增长；第四，强化盟友国家的实力，以阻止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扩张野心；第五，‘团结’苏联人民，让他们在苏联内部为苏联政府制造阻碍。
总的来说，从遏制战略的提出，到NSC-68的最终形成，以及其五个要点的现实实践，贯穿了杜鲁门的八年任期，最终形成了在经济与军事上对盟友进行援助，同时对苏联进行全方面主动围堵的
**杜鲁门主义**
；以“外月牙形地带”（英伦三岛，北美，日本）为立足点，来阻止苏联控制“内月牙形地带”（欧亚大陆外缘地区），其最终成果包括马歇尔计划、巴黎统筹委员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中东条约组织（CENTO）、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太平洋安全条约（ANZUS）、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虽然苏联在冷战中扮演了美国的主要对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与美国对等的力量（至少在苏联的远程弹道导弹与核武器储备达到一定数量之前没有）；前文中之所以认定美国是二战后唯一的超级强权，其逻辑不难理解：经历了二战的苏联，不管是从经济上、人口上还是生产能力上，都不足以在至少一代人的短期时间内在欧洲进行军事扩张（当然，扶持亲苏政权的努力一直没有停过）：也许苏联红军还有发动进攻的能力，但是苏联的战争潜力还能支撑他们多久？尤其是面对战争潜力巨大的美国？
退一步说，哪怕苏联真的控制了欧洲大陆，不说万里之外的美国本土，红海军能奈近在咫尺的英国本土何？更何况，对于苏联来说，愈合二战造成的创伤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否则斯大林也不可能放弃对意共与希共的支持。
进一步的说，美国对于苏联的敌意，其来源也不是真的因为受到了苏联的直接威胁——如前文所言，美国的地理位置，人口数量，资源储备与技术优势决定了，苏联哪怕是在鼎盛时期也缺乏直接威胁其本土的力量（如果我们不算阿拉斯加的话），更遑论二战刚刚结束之时的苏联——美国选择与苏联为敌，其根源需求来源于苏联理念上的威胁：防止共产主义扩散；须知二战结束之后的头几年里，虽然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援助提供了大量的商品需求与就业岗位，但是美国消减军费开支仍然无法避免的导致了大量军事工业转产或者关闭，带来了近百万人的失业人口，同时通货膨胀也严重到了杜鲁门在他的国情咨文之中将其描述为”灾难性“的程度。
故此，美国国内开始频繁出现要求提高工资与待遇的工人运动，工会组织也日益活跃；另一方面，苏联在东欧地区扶持亲苏政权的行动（东德、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也使得美国在西欧地区的盟友们感受到了威胁；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便是这种对抗性情绪最终反映。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美国对于苏联的这种敌意并不是无条件和永久性的——在某些特定的时机与场合，例如苏伊士运河危机，美苏两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会存在微妙的重合，以至于双方会心照不宣地采取相呼应的配合；
**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也体现于此。**
** 第一块多米诺——艾森豪威尔与越南战略 **
按理来说，既然讲到了美国开始全面遏制苏联，文章接下来的内容便应该是美苏在全球各地互相对峙的部分——然而并不，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之前所言的“内月牙形地带”上的关键要点：越南。一方面冷战之所以叫冷战，就是因为美苏哪怕数次走到了热战边缘，但是始终没有发生高烈度的正面冲突，反而是如越南一般的真正发生了热战之处才能更好的观察美国的领袖以及他们政策的具体细节。
另一方面，二战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虽然在基本原则上是连贯的，但是由于总统对于外交政策的路线选择权力过大，以至于几乎每一任总统都会有一套自己的方案，所以虽然与苏联对抗的主题不变，但是具体的手段与方向上多有反复。
而越南问题，一开始其实并不是美国的问题——包括了如今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三个国家的印支地区在二战前一直都是法国的殖民地；在二战结束之后，还沉浸在殖民主义幻梦中的法国无视了越盟在河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宣告，在取得了杜鲁门“不反对法国重返印支”的表态后，戴高乐派遣军队重返印支（同时解决了不少无处可去的党卫队老兵的再就业问题），把他们在德国人占领法国期间学到的宝贵经验逐一付诸实践，准备依靠宵禁、机枪、监狱和扫荡来维系其之前的殖民统治，并且在西贡扶持起了保大政权作为傀儡。
但是经历了多年与日军的游击战争，受OSS（CIA前身）训练与武装的越盟却没有阿尔及利亚人那么好应付，虽然很快失去了对于全境主要城市的控制，但是他们在二战期间构筑成熟的基层组织与动员体系仍然可以在法军的镇压下保持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同时依靠新中国的支援，他们能够组织起持续性的游击战争，不断给法军放血，使得法国不仅不能从殖民地获得资源，反而需要不断投入人力与资金。
在最开始的时候，杜鲁门对法国人在印支地区的活动并不关心——他需要关心的地方太多了：欧洲要重建，日本要重建，美国国内也需要重新整合经济，把重心从军事生产转向到民事；所以法国与北越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互相摩擦的数年期间，美国仅仅在越南派驻了一个百人左右的小规模军事观察团。等到了1950年中苏开始大规模援助北越时，美国才与法国签署了法美共同防御条约，向法军提供军事装备。
到了1953年底，希望扭转法军在反游击战争中不断失血的局势，并且彻底稳定越南局势的法国新任驻印支地区总司令，陆军上将Henri
Navarr点起了他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根据法军在那商战役的成功经验，一支伞兵部队孤军深入，空降并占领了位于越南-
老挝交通线上的战略要点：奠边府地区，随后通过空投与陆路不断增兵，在这个四面环山的谷地构筑起了包括两个简易机场，八个筑垒区组成的防御区；按照Navarr的计划，法军将以此为前进基地，袭扰北越的交通线与后方，凭借奠边府重要的战略位置迫使越盟主力部队与其进行决战，然后凭借法军在空中与重武器优势，将奠边府变成一座消耗越盟有生力量的血肉磨坊。
Navarr的规划，从理论上来说成功概率很大：法军与越盟之前八年的战斗经验表明，越盟缺乏围攻坚固据点的重火力与经验，同时也缺乏长距离的后勤保障能力，不足以奠边府地区对拥有完整防御体系，空中支援与火力优势的法军造成威胁，最终只能依靠人力来填补两者之间的差距，将有限的正规军全部消耗在血腥的攻坚战中；哪怕法军最后必须撤离，越盟也将在长时间内无力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制造阻碍。
然而，无论是越盟部队在战争中学到的经验，还是中苏援助他他们决心与力度，都远远超出了法国人的预料：在53年12月底，完成了对奠边府地区的合围之后，越盟部队并没有急于发起进攻，而是在中方的直接支援下，在接下来的数个月中动员起了大量的民工在崎岖的群山中开辟道路，集结了超过法军数倍的火炮与防空炮，囤积了足够的补给，并且在前线构筑了大量的工事与堑壕，对法军形成了兵力、火力与补给上的绝对优势。
1954年3月13日，完成了前期准备的越军发起了进攻，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周内逐个拔除了法军位于北方的三个筑垒区，将法军压缩至了围绕简易机场的筑垒群区间；随后越军不再进行强攻，转为掘进攻击，夺取制高点并凭借炮火压制了机场，使得法军难以获得空中补给——战局发展到这一步时，法军连打包跑路的可能性都失去了，到了5月，承受了约八千伤亡的法军无力再战，一万左右的剩余法军不得不向越军投降。
法军在奠边府的失败，不仅仅意味着人力上的损失，也意味着整体战略的崩盘：虽然法国在红河三角洲“德拉特防线”上还有至少十五万左右的守备部队，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南越军——换言之，无论是忠诚度还是战斗力上都并不可靠——最致命的问题是，在本土厌战情绪高涨，同时阿尔及利亚地区也不稳的54年，法国已经无力再向亚洲地区投入扭转局势所需的更多军队和资源了；而乐于见到法国国际地位下降的美国也不打算在这个关键时刻拉他们一把，艾森豪威尔甚至公开表示，比起奠边府来，美国反殖民主义的“道德地位”更加值得保护。
所以，无力维持统治的法国决定割肉止损，把有限的军力与资源集中到距离法国本土更近，也更加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最终在54年7月于日内瓦与越方达成协议，依照北纬十七度线将越南分割为南北越两个地区分治，同时协定两年后进行普选并依照选举结果合并。
法国人被迫撤出之后，美国开始入场收拾他们的烂摊子——但是并非通过大量驻军的方式：由于经济疲软，需要减少军事支出，继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杜鲁门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定义了‘遏制’的手段，发展出了所谓“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理论；也即是为了减少昂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要尽可能地利用苏联核武器较少，投送力量有限的优势，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对苏联进行打击（所以也被称之为“战争边缘”策略），以威慑苏联不要轻举妄动；同时，开支较低的CIA隐秘行动和军事顾问的方式开始取代正规部队——说到这里，必须补充一点无关主线的细节：通过CIA进行的隐秘行动之所以更便宜，其原因在于CIA有自己不需要通过国会审批的黑帐，其中政府拨款只占一部分，另一方面来源于他们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南美地区）扶持的反政府游击队/反游击队政府武装所控制的毒品种植与贸易，其中更是以后来苏联入侵时期的阿富汗地区鸦片种植产业为典型。
而美国必须干涉越南的理由，也是基于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共产主义的传播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旦第一块倒下，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为了防止亚洲地区被彻底赤化，必须要组建远东的反共战略包围网，并且阻止作为桥头堡存在的越南被赤化；虽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并不喜欢南越的领导层：艾森豪威尔认为支持保大皇帝的统治“愚蠢又不道德”，而吴庭艳虽然反共又反法（两者对于美国来说同样重要），但是他的独裁倾向（用更加符合美国价值观的话来说，过于“个人民主”）使得他与美方（即美国驻越顾问团负责人，前陆军参谋长Lawton
Collins）的矛盾非常尖锐。
而吴庭艳能够最终获得美国的支持，一方面如美国国务卿John Foster
Dulles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所言“在东方进行统治，独裁政府远比联合政府来得必要。”；另一方面他在55年4月份发动政变，驱逐了盘踞在西贡，仍受法国影响的平川派武装（保大皇帝把西贡的警察权卖给了他们，所以他们在西贡拥有数万合法的武装），在事实上控制了西贡之后，美国已经没有其他更好选择了。
总的来说，在艾森豪威尔的任期期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策略仍然是防御性的：相较于与苏联的直接摩擦仍然不时发生的欧洲（如58年柏林危机），东亚显得相对稳定，所以美国驻越军事顾问他的规模有所上升，但是仍保持在堪堪千人左右的程度；由于北越方面也需要时间巩固政权，所以双方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冲突。但是，随着北越的逐渐恢复与尼克松的上台，冲突的脚步开始逼近。
我们下周继续。
**往期文章导读：**
[ 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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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志愿：文科专业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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