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争论的年代
原创 双瞳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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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篇文章 [ 《小资眼中的黄金年代》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U3MDI5Mw==&mid=2247486048&idx=1&sn=19af777776314a64881d91e4fcd600d1&chksm=e8e45f7adf93d66c2493d2074a1d939c12d8c3dc12ade0ced9e0617ab5c4a4133900ae09206b&scene=21#wechat_redirect)
中，我们梳理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转变轨迹。接续昨天文章结尾，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虽然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引以为傲，但同时，在叫得上名字的那些国家之中，我国也可以说得上是对言论管制较为严厉的国家之一。
与今时今日一些人想象中的世纪前后某位领导者的“相对自由时代”不同，有不少所谓的“活动家”获罪的事例。笔者并不是要为涉及这些反例的人辩护，也不是想要对这一实际上的政策做任何意义上的批判，事实上：2003年到2007年，我们的GDP增长率达到了连续四年两位数的增长率。而如果要以主观印象来描述一下这个增长率的表现，笔者的印象里，03年之前的物质生活虽然已经不差，但是总有一种奇妙的灰暗感，而03年之后，仿佛一切都亮了起来。
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宣传不同（例如，所谓言论不受管制才会带来经济增长），我国被内外斥责的同时，其经济基础引来了可以称之为奇迹的增长，并最终在08年奥运会上展现了出来。正因为如此，稳定压倒一切，不争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色至上论等词汇也常常出现。时至今日，这些充满时代印记的词语，依然是不少上个时代的人常挂在嘴边的说辞。
然而，随着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欧洲难民危机，美国保守主义回归，新常态等一系列无法再不争论的事件（说明白点，总体经济增长不够了）出现，这一说辞的有效性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了。
汪晖有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原文我找不到了（其实是懒），大意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中国进入世界（以美国为主导）的门票。实际上，我们应当承认，起码这一场边境战争可以说的上是宣传基调的转折点。我们对比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前者的宣传基调是“国际主义人民战争”，后者则是“民族主义爱国战争”。但也正因为处于某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后者的宣传基调仍然保留着相当一部分的“革命史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沉思录读者与笔者的父母一辈耳熟能详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
部队某部宣传处干事、干部子弟赵蒙生，一心想调回城市；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他凭借母亲吴爽的关系，怀着曲线调动的目的，临时下放到某部九连任副指导员。九连连长梁三喜已获准回家探亲，他的妻子玉秀即将分娩；赵蒙生不安于位，整日为调动之事奔波；梁三喜放心不下连里的工作，一再推迟归期；排长靳开来对此忿忿不平，替连长买好车票，催他起程；可是，九连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梁三喜失去了探亲的机会，赵蒙生却接到回城的调令，全连战士哗然，梁三喜严厉斥责了赵蒙生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社会的压力迫使赵蒙生上了前线。
吴爽不顾军情紧急，动用前线专用电话，要求雷军长将赵蒙生调离前线，当即遭到雷军长的强烈谴责甚至责骂。九连担任穿插任务，在激烈的战斗中，一个个战友为国捐躯，雷军长唯一的儿子“小北京”因臭弹未发而身亡；靳开来英勇杀敌，为给饥渴的战友搞“战斗力”不慎踩响了地雷壮烈牺牲；战斗临近结束之时，梁三喜为掩护赵蒙生而牺牲……赵蒙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了考验；战后，在清理战友的遗物时，梁三喜留下的一张要家属归还620元的欠帐单，使赵蒙生震惊不已。烈士的家属纷纷来到驻地，梁三喜的母亲和玉秀用抚恤金及卖猪换来的钱，还清了三喜因家里困难向战友借的债，这一高尚的行动震撼了包括吴爽、雷军长、赵蒙生以及战士的心灵；临别之际，赵蒙生和战友们含着热泪，列队向烈士的家属，举手致以最崇高的敬礼。（我不是在凑字数，因为我相信大部分读者是没看过这个电影和电视剧的）
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宣传性质的电影是十分失败的且应当是难以过审的。难以过审的缘由很好理解，这种“领导给自己子女曲线迁升，临阵动用能量想把自己的子女调走”的情节在当前环境下十分，不，可以说得上是过于敏感了。而片中的战士为任务不顾家庭，战士英勇牺牲还要自己的家人卖猪还债的这类情节却仍然充斥着这几十年的宣传。
这一系列剧情的背后，实际上是自1976年之后整体宣传基调的变化所导致的，自某集团被粉碎之后，宣传基调在之后的几年逐步完成了转换：1978年-1979年，西单墙被禁止张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写进1975年宪法并于78年宪法80年修正案废除），著名的“魏京生案”（这类打着某些名义给帝国主义当马前卒的人应当被踏上一百万只脚）可以说是这一系列操作的余波，因为在法庭上他以此为自己辩护。
这段时期，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传统的报纸报社进入了所谓的“凋零期”：1968年底，报纸种类降低到了四十多种，发行量也到了历史最低点，各地的晚报，专业报基本停刊，其内容也大多转载人日和新华社的新闻。相反的是，北京出现了大约1000种，全国出现了大约6000种“小报”。以北京为例，北京地区的小报基本上分为以下几类：以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及跨院校红卫兵组织出版的小报；以各级机关群众组织办的报纸，三是厂矿企业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办的报纸；文化艺术界办的报纸；还有其他行业群众组织办的报纸。这些情况在现在的语境里是荒谬的，而在我的眼中恰恰是进步和超前的体现，无非是没有物质基础支持罢了。不明白？今日你我阅读的公众号，长微博，知乎答案和这些“小报”在传播意义上没有根本区别，可以说的上是“去中心化媒体”的先驱了。
而认为“新闻为政治服务”是错误的批判在今天看来也是滑稽可笑，说这些话的人或者群体无不在当时和之后的日子践行了这一观点（我们再对比看看如今的“通俄门”事件，新闻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国家这一系列的动作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密切的关系，八十年代，随着撒切尔夫人和罗纳德·里根的上台，新自由主义迎来了其全盛时期，与此同时，我国的文化传播界也引来被后世小清新自由派所称呼的“黄金时代”也来临，也就是我们昨天讨论的现象，其中的联系已经是不言而喻，当然，这种奇怪的宽松政策并不能持续太久。
在此所谓“黄金时代”之前，我国的思想界已经虚无主义了很久，也因此事件，后八十年代末期的时代，上层实际上一直在尝试重构思想意识认知，但这仅仅是政治上而不是经济上，典型的是例子是在二十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早期（注意时间跨度），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
，南方都市报等报纸的主编被替换（原因不难理解，很有些报纸在一些事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运动），在政治上收紧的同时，中国却也加紧了经济上的建设。这样的状况并非只是这一时期独有，实际上，出于对改革的需要，从“四项基本原则”开始，即便整体工作转向经济发展，名义上这一系列改革仍然被冠以所谓“特色”之类的描述。前文所述的“不争论”也正是来源于此，其后的一切相关行为也都可以被认为是以此为指导。
整体上来说，这一系列的改革本质上可以看做是某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世界范围来看，八十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全面胜利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迫使很多国家重构其政体，而其中又以本国的重构最为成功。仅以“肉食者”的角度来看，当前精心设计的政体维持了80年代末期到2012年之前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虽然代价颇为高昂，但谁又能说这个代价和成就不是相辅相成的呢？当然之后就已经是现在，在全球性经济减速，保守主义回潮，思潮动荡的当下，以后究竟会如何却不是处于这新时期的我们能评价的了。
** 相关阅读： **
** ** [ 小资眼中的黄金年代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U3MDI5Mw==&mid=2247486048&idx=1&sn=19af777776314a64881d91e4fcd600d1&chksm=e8e45f7adf93d66c2493d2074a1d939c12d8c3dc12ade0ced9e0617ab5c4a4133900ae09206b&scene=21#wechat_redirect)
[ 从自由到禁锢：现代传媒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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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私有化与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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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言论才需要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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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双瞳 ** / **** 传媒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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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传媒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希望和沉思录读者一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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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梳理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转变轨迹。接续昨天文章结尾，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虽然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引以为傲，但同时，在叫得上名字的那些国家之中，我国也可以说得上是对言论管制较为严厉的国家之一。
与今时今日一些人想象中的世纪前后某位领导者的“相对自由时代”不同，有不少所谓的“活动家”获罪的事例。笔者并不是要为涉及这些反例的人辩护，也不是想要对这一实际上的政策做任何意义上的批判，事实上：2003年到2007年，我们的GDP增长率达到了连续四年两位数的增长率。而如果要以主观印象来描述一下这个增长率的表现，笔者的印象里，03年之前的物质生活虽然已经不差，但是总有一种奇妙的灰暗感，而03年之后，仿佛一切都亮了起来。
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宣传不同（例如，所谓言论不受管制才会带来经济增长），我国被内外斥责的同时，其经济基础引来了可以称之为奇迹的增长，并最终在08年奥运会上展现了出来。正因为如此，稳定压倒一切，不争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色至上论等词汇也常常出现。时至今日，这些充满时代印记的词语，依然是不少上个时代的人常挂在嘴边的说辞。
然而，随着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欧洲难民危机，美国保守主义回归，新常态等一系列无法再不争论的事件（说明白点，总体经济增长不够了）出现，这一说辞的有效性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了。
汪晖有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原文我找不到了（其实是懒），大意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中国进入世界（以美国为主导）的门票。实际上，我们应当承认，起码这一场边境战争可以说的上是宣传基调的转折点。我们对比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前者的宣传基调是“国际主义人民战争”，后者则是“民族主义爱国战争”。但也正因为处于某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后者的宣传基调仍然保留着相当一部分的“革命史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沉思录读者与笔者的父母一辈耳熟能详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
部队某部宣传处干事、干部子弟赵蒙生，一心想调回城市；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他凭借母亲吴爽的关系，怀着曲线调动的目的，临时下放到某部九连任副指导员。九连连长梁三喜已获准回家探亲，他的妻子玉秀即将分娩；赵蒙生不安于位，整日为调动之事奔波；梁三喜放心不下连里的工作，一再推迟归期；排长靳开来对此忿忿不平，替连长买好车票，催他起程；可是，九连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梁三喜失去了探亲的机会，赵蒙生却接到回城的调令，全连战士哗然，梁三喜严厉斥责了赵蒙生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社会的压力迫使赵蒙生上了前线。
吴爽不顾军情紧急，动用前线专用电话，要求雷军长将赵蒙生调离前线，当即遭到雷军长的强烈谴责甚至责骂。九连担任穿插任务，在激烈的战斗中，一个个战友为国捐躯，雷军长唯一的儿子“小北京”因臭弹未发而身亡；靳开来英勇杀敌，为给饥渴的战友搞“战斗力”不慎踩响了地雷壮烈牺牲；战斗临近结束之时，梁三喜为掩护赵蒙生而牺牲……赵蒙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了考验；战后，在清理战友的遗物时，梁三喜留下的一张要家属归还620元的欠帐单，使赵蒙生震惊不已。烈士的家属纷纷来到驻地，梁三喜的母亲和玉秀用抚恤金及卖猪换来的钱，还清了三喜因家里困难向战友借的债，这一高尚的行动震撼了包括吴爽、雷军长、赵蒙生以及战士的心灵；临别之际，赵蒙生和战友们含着热泪，列队向烈士的家属，举手致以最崇高的敬礼。（我不是在凑字数，因为我相信大部分读者是没看过这个电影和电视剧的）
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宣传性质的电影是十分失败的且应当是难以过审的。难以过审的缘由很好理解，这种“领导给自己子女曲线迁升，临阵动用能量想把自己的子女调走”的情节在当前环境下十分，不，可以说得上是过于敏感了。而片中的战士为任务不顾家庭，战士英勇牺牲还要自己的家人卖猪还债的这类情节却仍然充斥着这几十年的宣传。
这一系列剧情的背后，实际上是自1976年之后整体宣传基调的变化所导致的，自某集团被粉碎之后，宣传基调在之后的几年逐步完成了转换：1978年-1979年，西单墙被禁止张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写进1975年宪法并于78年宪法80年修正案废除），著名的“魏京生案”（这类打着某些名义给帝国主义当马前卒的人应当被踏上一百万只脚）可以说是这一系列操作的余波，因为在法庭上他以此为自己辩护。
这段时期，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传统的报纸报社进入了所谓的“凋零期”：1968年底，报纸种类降低到了四十多种，发行量也到了历史最低点，各地的晚报，专业报基本停刊，其内容也大多转载人日和新华社的新闻。相反的是，北京出现了大约1000种，全国出现了大约6000种“小报”。以北京为例，北京地区的小报基本上分为以下几类：以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及跨院校红卫兵组织出版的小报；以各级机关群众组织办的报纸，三是厂矿企业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办的报纸；文化艺术界办的报纸；还有其他行业群众组织办的报纸。这些情况在现在的语境里是荒谬的，而在我的眼中恰恰是进步和超前的体现，无非是没有物质基础支持罢了。不明白？今日你我阅读的公众号，长微博，知乎答案和这些“小报”在传播意义上没有根本区别，可以说的上是“去中心化媒体”的先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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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来说，这一系列的改革本质上可以看做是某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世界范围来看，八十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全面胜利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迫使很多国家重构其政体，而其中又以本国的重构最为成功。仅以“肉食者”的角度来看，当前精心设计的政体维持了80年代末期到2012年之前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虽然代价颇为高昂，但谁又能说这个代价和成就不是相辅相成的呢？当然之后就已经是现在，在全球性经济减速，保守主义回潮，思潮动荡的当下，以后究竟会如何却不是处于这新时期的我们能评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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