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资眼中的黄金年代
原创 双瞳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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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80年代是个特殊的时期，其特殊之处有很多，但是依然持续到现在，并且在中国占据主要地位的特殊之处笔者也只是知道一个，那就是群众对政治的冷漠情绪。沉思录的大多数读者应当是不知道在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之间曾经出现过一场运动。与那些在陆续的翻案中获得利益，不再挑战权威的老知识份子不同，1978年，数百万知识青年以各种途径从农村返回城市，他们以一种不妥协的态度对国家进行反抗。
除了某些人士喜闻乐见的，诸如“XX主义假大空”之类的说法，还有相当一部分重拾了一种被划归为“左”的论调，这种论调认为，中国已经被一个“特权阶层”所掌握。当然，无论哪一种，都很快消失了。当时的决策层瞄准了经过十年运动造成的人民群众思想文化领域里巨大的真空与虚无，选择了一种双管齐下的策略去处理这种应当是被谁所暗中支持的浪潮。除了逮捕这些人士（无论哪一方），决策层主动放弃了宏大叙事，不再提出伟大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与此同时，承诺给予人民群众更好的物质生活。随着消费品广告代替宣传标语出现在橱窗里，这场颇为短暂的运动就在人民群众的冷漠（虚无）与“美丽新世界中的老大哥”式的手段给归于湮灭了，就这样，“黄金时代”来临了。
以“八十年代”为关键词搜索知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年后的现在对那个时代的评价有多么的两极分化。对“黄金时代”持褒义理解的人们认为，80年代是最有希望的时代，此前从未见过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如潮水一般涌来，极大的填补了苦了几十年的中国老百姓的需求，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终于第一次实现了“文化自由”。对“黄金时代”持贬义理解的人则认为，这种浪潮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牺牲长远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以发展基础建设的钱购买消费品安抚群众。更有人指出，这种手段甚至是整个八十年代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罪魁祸首。
这种泾渭分明的“屁股大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不过是彼时众多的“屁股大战”的再现。从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的那场围绕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的大辩论便是这一情景的体现。
白桦在《苦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旅美画家凌晨光历经波折苦恋祖国的一生。晨光生于云南，自幼酷爱绘画，母亲照顾病重的父亲。晨光结识了邻家女孩陈娟娟，两人情窦初开。此时，晨光的父亲病故，下葬后随母逃难，晨光便在寺庙中继续作画。抗战末期，晨光遇到了即将赴美的娟娟一家，后者邀他一同离开这没有希望的祖国，被他断然拒绝。此后，晨光遭国军追杀，幸好遇到船工周氏父女才化险为夷，他与周绿娘一见钟情。但是，他继续着毅然加入了版画宣传队伍，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战游行。有一次虎口脱险，再次遭绿娘搭救，此时其父刚刚亡故百日，两人百感交集。晨光后来在一次逃亡中险些葬身汪洋，后辗转到了美国，作画为生，小有名气，开了画展。此时，绿娘也被接到美国，两人结为夫妻。听到中国解放的消息，晨光毫不犹豫带着身怀六甲的绿娘踏上了返回祖国的邮轮。在船上，绿娘临盆，产下一女，晨光为她取名星星。
50年代，画家度过了他时有苦恼但却幸福欢乐的时光，但随后到来的WG摧毁了一切，一家三口被迫住进一间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到处是蜘蛛网的破屋。在他生日时，甚至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女儿也跟着男友去了国外。女儿离开时遭到了凌晨光的反对，但女儿反问：“您苦苦留恋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爱您吗？”画家无言以对。1976年为悼念总理（笔者语：这个事件也是个有意思的事件），他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屈原问天》的画，人们寻找这位作者，却被他认为是便衣跟踪。他逃出首都，在荒原上，在芦苇荡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最终冻死在荒原之上。死时，他用最后的力量在洁白的雪地上画了一个问号，问号的那一点就是凌晨光自己已经冷却的身体（这种情节，这种论调，是不是让读者觉得及其眼熟呢？这部“伤痕文学”式的作品又名《太阳和人》，作者想表达什么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与一般的文艺工作者不同，作者白桦曾是宣传干事，因此这个剧本一出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这篇社论以大概三分之一的内容专门批评了文艺界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有意思的是，笔者所看资料将这种正常的发声行为视作对《苦恋》的上纲上线。随后，《北京日报》，《文学报》，《红旗》，《长江日报》,《湖北日报》也都发表了对《苦恋》的批判。然而，正如我在本文一开头所说，过往十年已经让人民群众对政治参与变得冷漠，乃至于恐慌。因此，以《解放军报》为首的批判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less arrest or death penalty and more leniency”
（此处自行百度）的始作俑者在彼时与文联及各协会以及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强调：发表文章一定要用个人名义；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不要混在一起；要充分说理；批评文章不要全国报纸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根据这些精神，人日刊载了一篇名为《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的文章，文章认为对《苦恋》的批判是“左倾”。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可以视作是“主要是防左”的先行，从这里开始，中国舆论场上“防左”与“不争论”便成了金科玉律，这种不许“左”说话的文化自由时期开始了，
**如此看来，这确实是某种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因为在“防左”的基调下，文艺界产生了大量的尺度夸张的作品。
最为典型的就是梁丽版的《封神榜》了。虽然如今很多人将其中的色情恐怖元素用“前卫”二字稀释淡化，然而把人烤焦（炮烙），露点，吃人，挖眼睛这些剧情即便是放到现在，放到最鼓吹“自由”的西方，也很难看到梁丽版《封神版》中那些夸张的镜头，即便有，也大多如《索多玛120天》，《两女一杯》之类一样被列为禁片。
实际上，整个八十年代，不仅是中国文艺界尺度夸张，日本的漫画界也充斥着暴力色情内容（还是那种硬核口味的），例如银河铁道999男主的妈妈被做成标本……当然，
**这一风气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来看，依然是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力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 （希望读者不要讨厌笔者总是把锅扔给他们）。
当然，笔者并不是否认这一时期的各种政策没有正面结果，比如这一时期的舆论监督的确得到了加强。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媒体报道某部长吃饭不交钱（后来澄清只是误会）；某电台报道黑龙江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及毁坏装卸品；某报纸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深度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悲哀》，《绿色的咏叹》。然而，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惕性不足最终使得中国的文艺界与舆论界在帝国主义干涉下，于80年代末期，发生了舆论导向错误，最终导致了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新闻传播界与学术界展开清查运动。人日撤换大部分领导，学术界开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各大今日饱受人民群众讨厌的审查机构诞生。（实在是讽刺）
** 最后是两学一做时间： **
“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国内各种矛盾和热点问题叠加出现，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一刻也没放松，这些都对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综合看，当代青年面对深刻变化的社会、丰富多样的生活、形形色色的思潮、更需要在理想信念上进行有力引导”。
作者简介
** 双瞳 ** / **** 传媒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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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传媒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希望和沉思录读者一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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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80年代是个特殊的时期，其特殊之处有很多，但是依然持续到现在，并且在中国占据主要地位的特殊之处笔者也只是知道一个，那就是群众对政治的冷漠情绪。沉思录的大多数读者应当是不知道在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之间曾经出现过一场运动。与那些在陆续的翻案中获得利益，不再挑战权威的老知识份子不同，1978年，数百万知识青年以各种途径从农村返回城市，他们以一种不妥协的态度对国家进行反抗。
除了某些人士喜闻乐见的，诸如“XX主义假大空”之类的说法，还有相当一部分重拾了一种被划归为“左”的论调，这种论调认为，中国已经被一个“特权阶层”所掌握。当然，无论哪一种，都很快消失了。当时的决策层瞄准了经过十年运动造成的人民群众思想文化领域里巨大的真空与虚无，选择了一种双管齐下的策略去处理这种应当是被谁所暗中支持的浪潮。除了逮捕这些人士（无论哪一方），决策层主动放弃了宏大叙事，不再提出伟大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与此同时，承诺给予人民群众更好的物质生活。随着消费品广告代替宣传标语出现在橱窗里，这场颇为短暂的运动就在人民群众的冷漠（虚无）与“美丽新世界中的老大哥”式的手段给归于湮灭了，就这样，“黄金时代”来临了。
以“八十年代”为关键词搜索知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年后的现在对那个时代的评价有多么的两极分化。对“黄金时代”持褒义理解的人们认为，80年代是最有希望的时代，此前从未见过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如潮水一般涌来，极大的填补了苦了几十年的中国老百姓的需求，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终于第一次实现了“文化自由”。对“黄金时代”持贬义理解的人则认为，这种浪潮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牺牲长远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以发展基础建设的钱购买消费品安抚群众。更有人指出，这种手段甚至是整个八十年代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罪魁祸首。
这种泾渭分明的“屁股大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不过是彼时众多的“屁股大战”的再现。从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的那场围绕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的大辩论便是这一情景的体现。
白桦在《苦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旅美画家凌晨光历经波折苦恋祖国的一生。晨光生于云南，自幼酷爱绘画，母亲照顾病重的父亲。晨光结识了邻家女孩陈娟娟，两人情窦初开。此时，晨光的父亲病故，下葬后随母逃难，晨光便在寺庙中继续作画。抗战末期，晨光遇到了即将赴美的娟娟一家，后者邀他一同离开这没有希望的祖国，被他断然拒绝。此后，晨光遭国军追杀，幸好遇到船工周氏父女才化险为夷，他与周绿娘一见钟情。但是，他继续着毅然加入了版画宣传队伍，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战游行。有一次虎口脱险，再次遭绿娘搭救，此时其父刚刚亡故百日，两人百感交集。晨光后来在一次逃亡中险些葬身汪洋，后辗转到了美国，作画为生，小有名气，开了画展。此时，绿娘也被接到美国，两人结为夫妻。听到中国解放的消息，晨光毫不犹豫带着身怀六甲的绿娘踏上了返回祖国的邮轮。在船上，绿娘临盆，产下一女，晨光为她取名星星。
50年代，画家度过了他时有苦恼但却幸福欢乐的时光，但随后到来的WG摧毁了一切，一家三口被迫住进一间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到处是蜘蛛网的破屋。在他生日时，甚至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女儿也跟着男友去了国外。女儿离开时遭到了凌晨光的反对，但女儿反问：“您苦苦留恋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爱您吗？”画家无言以对。1976年为悼念总理（笔者语：这个事件也是个有意思的事件），他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屈原问天》的画，人们寻找这位作者，却被他认为是便衣跟踪。他逃出首都，在荒原上，在芦苇荡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最终冻死在荒原之上。死时，他用最后的力量在洁白的雪地上画了一个问号，问号的那一点就是凌晨光自己已经冷却的身体（这种情节，这种论调，是不是让读者觉得及其眼熟呢？这部“伤痕文学”式的作品又名《太阳和人》，作者想表达什么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与一般的文艺工作者不同，作者白桦曾是宣传干事，因此这个剧本一出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这篇社论以大概三分之一的内容专门批评了文艺界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有意思的是，笔者所看资料将这种正常的发声行为视作对《苦恋》的上纲上线。随后，《北京日报》，《文学报》，《红旗》，《长江日报》,《湖北日报》也都发表了对《苦恋》的批判。然而，正如我在本文一开头所说，过往十年已经让人民群众对政治参与变得冷漠，乃至于恐慌。因此，以《解放军报》为首的批判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less arrest or death penalty and more leniency”
（此处自行百度）的始作俑者在彼时与文联及各协会以及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强调：发表文章一定要用个人名义；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不要混在一起；要充分说理；批评文章不要全国报纸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根据这些精神，人日刊载了一篇名为《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的文章，文章认为对《苦恋》的批判是“左倾”。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可以视作是“主要是防左”的先行，从这里开始，中国舆论场上“防左”与“不争论”便成了金科玉律，这种不许“左”说话的文化自由时期开始了，
**如此看来，这确实是某种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因为在“防左”的基调下，文艺界产生了大量的尺度夸张的作品。
最为典型的就是梁丽版的《封神榜》了。虽然如今很多人将其中的色情恐怖元素用“前卫”二字稀释淡化，然而把人烤焦（炮烙），露点，吃人，挖眼睛这些剧情即便是放到现在，放到最鼓吹“自由”的西方，也很难看到梁丽版《封神版》中那些夸张的镜头，即便有，也大多如《索多玛120天》，《两女一杯》之类一样被列为禁片。
实际上，整个八十年代，不仅是中国文艺界尺度夸张，日本的漫画界也充斥着暴力色情内容（还是那种硬核口味的），例如银河铁道999男主的妈妈被做成标本……当然，
**这一风气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来看，依然是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力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 （希望读者不要讨厌笔者总是把锅扔给他们）。
当然，笔者并不是否认这一时期的各种政策没有正面结果，比如这一时期的舆论监督的确得到了加强。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媒体报道某部长吃饭不交钱（后来澄清只是误会）；某电台报道黑龙江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及毁坏装卸品；某报纸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深度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悲哀》，《绿色的咏叹》。然而，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惕性不足最终使得中国的文艺界与舆论界在帝国主义干涉下，于80年代末期，发生了舆论导向错误，最终导致了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新闻传播界与学术界展开清查运动。人日撤换大部分领导，学术界开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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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国内各种矛盾和热点问题叠加出现，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一刻也没放松，这些都对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综合看，当代青年面对深刻变化的社会、丰富多样的生活、形形色色的思潮、更需要在理想信念上进行有力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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