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亡、启蒙到革命，五四的历史必然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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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陈露 **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比较正能量的话题，聊一聊百年五四。
我们先来设想一下西方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兜售的一套经典现代化理论。这套理论千条万绪，就其要旨而言，即是把世界列国的历史行程看作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阶梯式进阶轨迹，重点在于，坚持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对外开放这三项基本原则，就能从幼儿园逐渐向小学、中学、大学进阶，最终走向发达。
如果这套理论成立的话，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0多年过去了，世界各国应该都走向普遍繁荣，至少应该涌现出一批改头换面的优等生。然而，我们再看一看真实的世界。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无恶不作，这八个流氓国家是：英、美、法、德、俄、日、意、奥。100年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八大资本主义工业国搞了个八国集团，这八大工业国是：英、美、法、德、俄、日、意、加。
仅有的一点微小的变化，是奥匈帝国的解体与加拿大的独立，世界上的政治版图并没有质的变化。除了一点，那就是带着首都被列强占领的屈辱走进20世纪的东亚病夫，彻底改变了模样，崛起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很显然，中国崛起的秘密必然在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行程中有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同的特质，以后世的眼光回溯，这个分岔点，也就是历史转折关头，就在于100年前的五四运动。所以说，五四运动再怎么纪念都不为过。
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政府，倒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更加准确的说，不发达国家。我们审视一下，直至今日，在亚非拉地区的多数国家，基本上仍是这样一种状况：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只能控制首都及其周边非常有限的地区，至多再加上几座与外界通商的主要口岸城市。他们照着西方国家，往往就是过去殖民时期的宗主国，照方抓药，设置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以及各大部委，聘请了西方名牌大学学成归来的洋学生在其中办公，装出一副真的在治国理政的模样。
当车辆沿着离开首都的道路不用开出太远，当道路逐渐颠簸起来的时候，意味着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被地方实力派所真正掌控的世界。不同国家的实力派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依靠军权，有的依靠教权，有的依靠形式上的民主政治，有的兼而有之，总之，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地方政府基本不掌握在中央手里。这里加上“基本”，是因为中央政府往往是唯一一个能公开同列强交往的机构，他们从列强那里获得的一些援助使他们能够对地方施加极为有限的影响，同时也令列强能够对他们施加不那么有限的影响。
离开所谓的“省会”——多数时候并不会比我国的一个中心镇发达，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里物质匮乏、基础设施落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同时却有着一批横行乡里的恶霸。这里就是他们的基层了。
这三重压迫与三项基本原则倒是一种绝配。政治上的形式民主，成为基层乡贤抗衡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抗衡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经济上的市场经济，提供的是并非竞争的自由，而是剥削的自由；外交上的对外开放，使他们虽然获得名义独立，却仍然只是原宗主国各种意义上的附庸。
现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就是这样一种景象。100年前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中央在演政治戏，地方在争权夺利，基层在鱼肉乡里。而这三重压迫最终全部都要加诸于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身上。这是旧中国的基本结构。
无论是清末新政也好，辛亥革命也好，袁氏当国也好，当然也包括以后的蒋家王朝，旧中国的基本结构，是没有被触动的。即使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顶多就是把旧中国这张陈腐的桌子上陈列着的废物扫荡一番，桌子本身，是没有被掀掉的。
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对清末民初心心念，依靠堆砌历史的细枝末节，营造出一种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仿佛中国依靠满清贵族或者是袁世凯集团实干兴邦就很好，倒显得孙中山以来的仁人志士空谈误国的。但是，平时宣传上可以讳败为胜，谈判桌上涉及到实打实的利益的时候，戏就演不下去了。你说北洋政府懂治国理政，那么他们怎么就把青岛这么一座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给理到日本去了呢？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北洋政府不行。
其实，平心而论，以国际政治的逻辑，巴黎和会有其合理性。但凡这种战后分赃大会，利益的分配份额无非看两点：一是看对战争的胜利有多少贡献。二是看战后究竟有多少实力。中国只是个挂名的战胜国，青岛的德军是被日本打败的。战后中国的实力当然也不能和日本同日而语。
所以说，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假如你是法国的克里蒙梭、英国的劳合·乔治或者是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你能把青岛给中国吗？假如把青岛给中国，你让日本代表团回国怎么交代？难道大日本帝国牺牲了几千大正男儿，就是为了替中国夺回青岛的吗？事情没有这么办的。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这个道理。且不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不是卖国贼，即便谈判桌上坐的是现在的外交天团，照样是谈不下来的。
但是，中国人不愿意接受列强的政治安排。金一南把后来的中国革命称作是一把“地火”，这是非常形象的。当时的情境，依靠自上而下的修修补补，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旧政权的补锅匠，有谁能比李鸿章会补呢？最后补锅匠补成了背锅侠，山河却在一点点破碎。更何况，徐世昌之流能跟李鸿章相提并论吗？不行的。换句话说，只要还想着救亡图存，就应该看明白，沿着修修补补的老路走下去，无非是早死还是晚死，终归我们是要被解决的。
至于五四运动一起来，又将北洋政府的虚弱再次暴露无遗。一开始当局还想硬一把，倒是抓了32名学生，结果没过几天，迫于压力，就不得不放了出来，学生回到学校，竟然被敲锣打鼓迎接，当局的颜面荡然无存，只能搞了个“六三大逮捕”：第一天先抓了180个，结果更多学生上街，又抓了700个，牢房全部装满，只能把北大理科教学楼改成临时牢房，牢头不够用，居然得靠清华大学的学生去维持秩序（“北京学生被拘留在北大理法二科的约千人，而拘留期内两处的秩序全靠清华同学维持。”——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欧阳军喜：《论五四运动与清华》，见于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到了第三天，5000多学生带着牙刷、牙粉去上街，不怕你来抓，就怕你不来，尤其是考虑到那时候北大真的很小，不像现在，光是理科教学楼就修到了5号楼。于是，当局就怂了，没过几天，总统徐世昌带头辞职撂了挑子。
一个政权，可以反动，可以腐败，但绝对不可以无能。五四运动的发酵恰恰证明了当局的无能。你连提出问题的人都解决不了，还能指望你们去收拾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吗？还能指望你们去解决问题本身吗？果然，只过了7年，一群当年的学生挥师北伐，70万北洋军立即就土崩瓦解。
旧的政府无能，旧的体制无用，旧的办法不行，那便只能去找新的办法。由救亡开始，又必然要走向了启蒙。我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在东方至少做了2000多年的中央帝国，我们这个国民，没有人甘心受辱，多数人是要爱国的。
**但是，只要大家起来爱国了，就一定要走到进步、民主、科学那里去。**
所以，救亡与启蒙，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关联的。所谓启蒙，就意味着要掀开旧中国的盖子。前面已经说过，在辛亥革命以来创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样一个成就背后，也就是说，在“亚东开化中国早”的桌布底下，盖着的仍然是一个中央在演政治戏、地方在争权夺利、基层在鱼肉乡里这样一张破旧却沉重的桌子。
** 于是，由救亡走向了启蒙，由启蒙又走向了革命。 **
当人们看透了这样一张桌子的本质时，如果还想谈论什么爱国，就必须要起来掀掉旧中国这张桌子了。中国诞生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必然性就蕴藏在这里面。要推掉桌布上的几个玩偶，比如说，迫使徐世昌下台，只要几千个学生上街走两步，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做到了。因为这没有动到根本。但是，
**一旦触及了真正的既得利益集团时，所遇到的才是真正的艰难险阻，** 反动派真的是会杀人的，而且确实杀掉了好多人。
但是，桌子底下，藏着的是四万万不甘做牛做马的同胞，以及他们所压抑着的怒火。举个例子，据统计，解放前，上海的产业工人一天劳动时间竟然长达10小时以上，这哪里还是人过的日子呢？所以，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青年是要听党话、跟党走的。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民奋斗了30年，终于把旧中国这张桌子掀翻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入城仪式上，曾经的五四青年毛泽东专门下令，人民解放军从永定门入城过正阳门后向右转弯，踏过了东交民巷，中国，终于换了人间。
最后是学习强国时间：
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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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设想一下西方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兜售的一套经典现代化理论。这套理论千条万绪，就其要旨而言，即是把世界列国的历史行程看作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阶梯式进阶轨迹，重点在于，坚持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对外开放这三项基本原则，就能从幼儿园逐渐向小学、中学、大学进阶，最终走向发达。
如果这套理论成立的话，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0多年过去了，世界各国应该都走向普遍繁荣，至少应该涌现出一批改头换面的优等生。然而，我们再看一看真实的世界。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无恶不作，这八个流氓国家是：英、美、法、德、俄、日、意、奥。100年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八大资本主义工业国搞了个八国集团，这八大工业国是：英、美、法、德、俄、日、意、加。
仅有的一点微小的变化，是奥匈帝国的解体与加拿大的独立，世界上的政治版图并没有质的变化。除了一点，那就是带着首都被列强占领的屈辱走进20世纪的东亚病夫，彻底改变了模样，崛起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很显然，中国崛起的秘密必然在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行程中有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同的特质，以后世的眼光回溯，这个分岔点，也就是历史转折关头，就在于100年前的五四运动。所以说，五四运动再怎么纪念都不为过。
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政府，倒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更加准确的说，不发达国家。我们审视一下，直至今日，在亚非拉地区的多数国家，基本上仍是这样一种状况：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只能控制首都及其周边非常有限的地区，至多再加上几座与外界通商的主要口岸城市。他们照着西方国家，往往就是过去殖民时期的宗主国，照方抓药，设置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以及各大部委，聘请了西方名牌大学学成归来的洋学生在其中办公，装出一副真的在治国理政的模样。
当车辆沿着离开首都的道路不用开出太远，当道路逐渐颠簸起来的时候，意味着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被地方实力派所真正掌控的世界。不同国家的实力派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依靠军权，有的依靠教权，有的依靠形式上的民主政治，有的兼而有之，总之，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地方政府基本不掌握在中央手里。这里加上“基本”，是因为中央政府往往是唯一一个能公开同列强交往的机构，他们从列强那里获得的一些援助使他们能够对地方施加极为有限的影响，同时也令列强能够对他们施加不那么有限的影响。
离开所谓的“省会”——多数时候并不会比我国的一个中心镇发达，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里物质匮乏、基础设施落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同时却有着一批横行乡里的恶霸。这里就是他们的基层了。
这三重压迫与三项基本原则倒是一种绝配。政治上的形式民主，成为基层乡贤抗衡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抗衡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经济上的市场经济，提供的是并非竞争的自由，而是剥削的自由；外交上的对外开放，使他们虽然获得名义独立，却仍然只是原宗主国各种意义上的附庸。
现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就是这样一种景象。100年前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中央在演政治戏，地方在争权夺利，基层在鱼肉乡里。而这三重压迫最终全部都要加诸于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身上。这是旧中国的基本结构。
无论是清末新政也好，辛亥革命也好，袁氏当国也好，当然也包括以后的蒋家王朝，旧中国的基本结构，是没有被触动的。即使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顶多就是把旧中国这张陈腐的桌子上陈列着的废物扫荡一番，桌子本身，是没有被掀掉的。
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对清末民初心心念，依靠堆砌历史的细枝末节，营造出一种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仿佛中国依靠满清贵族或者是袁世凯集团实干兴邦就很好，倒显得孙中山以来的仁人志士空谈误国的。但是，平时宣传上可以讳败为胜，谈判桌上涉及到实打实的利益的时候，戏就演不下去了。你说北洋政府懂治国理政，那么他们怎么就把青岛这么一座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给理到日本去了呢？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北洋政府不行。
其实，平心而论，以国际政治的逻辑，巴黎和会有其合理性。但凡这种战后分赃大会，利益的分配份额无非看两点：一是看对战争的胜利有多少贡献。二是看战后究竟有多少实力。中国只是个挂名的战胜国，青岛的德军是被日本打败的。战后中国的实力当然也不能和日本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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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人不愿意接受列强的政治安排。金一南把后来的中国革命称作是一把“地火”，这是非常形象的。当时的情境，依靠自上而下的修修补补，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旧政权的补锅匠，有谁能比李鸿章会补呢？最后补锅匠补成了背锅侠，山河却在一点点破碎。更何况，徐世昌之流能跟李鸿章相提并论吗？不行的。换句话说，只要还想着救亡图存，就应该看明白，沿着修修补补的老路走下去，无非是早死还是晚死，终归我们是要被解决的。
至于五四运动一起来，又将北洋政府的虚弱再次暴露无遗。一开始当局还想硬一把，倒是抓了32名学生，结果没过几天，迫于压力，就不得不放了出来，学生回到学校，竟然被敲锣打鼓迎接，当局的颜面荡然无存，只能搞了个“六三大逮捕”：第一天先抓了180个，结果更多学生上街，又抓了700个，牢房全部装满，只能把北大理科教学楼改成临时牢房，牢头不够用，居然得靠清华大学的学生去维持秩序（“北京学生被拘留在北大理法二科的约千人，而拘留期内两处的秩序全靠清华同学维持。”——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欧阳军喜：《论五四运动与清华》，见于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到了第三天，5000多学生带着牙刷、牙粉去上街，不怕你来抓，就怕你不来，尤其是考虑到那时候北大真的很小，不像现在，光是理科教学楼就修到了5号楼。于是，当局就怂了，没过几天，总统徐世昌带头辞职撂了挑子。
一个政权，可以反动，可以腐败，但绝对不可以无能。五四运动的发酵恰恰证明了当局的无能。你连提出问题的人都解决不了，还能指望你们去收拾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吗？还能指望你们去解决问题本身吗？果然，只过了7年，一群当年的学生挥师北伐，70万北洋军立即就土崩瓦解。
旧的政府无能，旧的体制无用，旧的办法不行，那便只能去找新的办法。由救亡开始，又必然要走向了启蒙。我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在东方至少做了2000多年的中央帝国，我们这个国民，没有人甘心受辱，多数人是要爱国的。
**但是，只要大家起来爱国了，就一定要走到进步、民主、科学那里去。**
所以，救亡与启蒙，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关联的。所谓启蒙，就意味着要掀开旧中国的盖子。前面已经说过，在辛亥革命以来创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样一个成就背后，也就是说，在“亚东开化中国早”的桌布底下，盖着的仍然是一个中央在演政治戏、地方在争权夺利、基层在鱼肉乡里这样一张破旧却沉重的桌子。
** 于是，由救亡走向了启蒙，由启蒙又走向了革命。 **
当人们看透了这样一张桌子的本质时，如果还想谈论什么爱国，就必须要起来掀掉旧中国这张桌子了。中国诞生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必然性就蕴藏在这里面。要推掉桌布上的几个玩偶，比如说，迫使徐世昌下台，只要几千个学生上街走两步，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做到了。因为这没有动到根本。但是，
**一旦触及了真正的既得利益集团时，所遇到的才是真正的艰难险阻，** 反动派真的是会杀人的，而且确实杀掉了好多人。
但是，桌子底下，藏着的是四万万不甘做牛做马的同胞，以及他们所压抑着的怒火。举个例子，据统计，解放前，上海的产业工人一天劳动时间竟然长达10小时以上，这哪里还是人过的日子呢？所以，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青年是要听党话、跟党走的。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民奋斗了30年，终于把旧中国这张桌子掀翻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入城仪式上，曾经的五四青年毛泽东专门下令，人民解放军从永定门入城过正阳门后向右转弯，踏过了东交民巷，中国，终于换了人间。
最后是学习强国时间：
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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