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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罗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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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有个原则，那就是交朋友的时候，要看这个人爱不爱面子。
如果一个人只要里子不要面子，那一般我对他都敬而远之，但是如果一个人爱面子胜过了里子，不管这个人的脾气再怪，毛病再多，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可交的好朋友。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原则呢？
我给你讲个小故事，你就明白这里的道理了。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里说，公元前521年，宋国发生了内乱，保皇党和造反派打成了一团，有一个叫公子城的贵族，在战场上遇到了对方阵营里，有一个练过了葵花宝典的家伙，叫做华豹。
公子诚一想，自己的小鸡鸡还在下面晃悠着，万一被对方来个猴子偷桃，自己又无蛋可捏，那岂不是亏大了？
于是他装着没看见，驾着战车就想开溜。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华豹也是一个贵族，他可没有“欲要成功，必先自宫”过，那时候的人清高得很，只不过华豹的武艺出众，大体上相当于宋国的吕布，一般人没事是不招惹他的。
华豹看见公子城和他熟人见面，居然鼻孔朝天，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想开溜，于是大喝一声：“瓜货，去年你找我借了5元钱，从此你就人间蒸发，今天看见我也不晓得还，还想装闷兜嗖？”
当然，这还是我的杜撰，只有四川人见面才会这么调侃，华豹是贵族，如假包换的河南人，还是很有涵养的，只是喊了一声：“城也”。
然后公子城的脸一下子就涨得通红，再也挂不住了，立马调转战车就来迎战，为什么呢？
因为古人的名字是不能随便喊的，就像你今天不能见面就喊别人二大爷一样，公子城虽然知道打不过华豹，但问题是他的战车上，还有两个贵族，如果这事以后被传出去，那就只有社死了。
社死和性命哪个重要呢？
估计今天的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是古人很看重面子，更何况公子城还是一个贵族，那他就必须选择前者。
因此公子城虽然头皮发麻，也只能硬撑着和对方单挑了。
公子城哆哆嗦嗦地刚把弓拿出来，华豹嗖的一箭就射了过来，幸好这时候的战车减震不佳，一个颠簸，让箭从他和司机两个人的间隙中穿了过去。
公子城还没有来得及把箭从箭壶里拿出来，这时候他突然瞟见，华豹已经把弓拉满，马上又要射第二箭了。
公子城立刻就毛了，理直气壮地大喊了一声：“想耍赖嗦”。
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华豹居然脸红了，把弓放了下来，没有射第二箭，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等着公子城手忙脚乱地瞄准他射击。
我相信如果有一个现代人，穿越到了这一刻，可能直接就蒙了，脑袋里全是十万个为什么？
因为这是战“礼”里规定的，周代的贵族多少都有点亲戚关系，不是七舅，就是七舅他姥爷，所以彼此之间打仗的时候，必须要讲“礼”，你射我一箭，我射你一箭，讲的是公平竞赛，不带耍赖的。
周人在被周公教导了几百年之后，难免脑壳都稍微有点方。
所以华豹这个河南人，自然也是诚实得一塌糊涂，硬挺挺地站在那里，这时候两辆战车已经很近了，结果他就被公子城一箭射死了。
看到这里，大部分今天的读者，可能都有点目瞪口呆，古人的智商怎么这么堪忧？
其实他们都聪明得很，只是因为他们是贵族，所以他们视荣誉胜过生命。
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这个人太爱“装”了。
所以说到这里，你可能也猜到了，为什么我特别尊重爱面子的人，喜欢和他们交朋友？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贵族范。
和一个能矫情得像贵族一样的人相处，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不会出幺蛾子。
你看华豹一喊公子城，公子城就得乖乖的回来，公子城稍微敲打一下华豹，华豹立马就不敢出千。
和如此守规矩的人一起做事，那自然是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相反，如果我们和一个随时都能把脸当屁股的人一起混，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骗到缅甸，被人嘎了腰子。
因此后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们，总是有一种喜欢复古的倾向，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看多了盗墓小说，总想借尸还魂，他们真正欣赏的，是周代贵族之间，人与人那种诚实可靠的关系。
在他们看来，假如一个社会里，人人都充满了贵族精神，把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彼此都谦恭礼让，那这个社会，一定是完美无瑕的。
但可惜的是，这只是理想。
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
因为在真实的世界里，除非人人都有贵族精神，那贵族精神才有意义，否则谁装贵族谁傻逼。
后来的春秋五霸里，有一个被司马迁“水”出来的霸主宋襄公，就是一个在全是痞子的世界里，试图耍帅的人。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听过他的故事，和楚国这个蛮夷打仗的时候，他居然要玩君子风度。
楚军半渡的时候，他按兵不动，楚军上岸后混乱，他也舍不得进攻，总之他就是按一个贵族的风范来要求自己，宁肯脑袋上被敲出一串包，也绝不和痞子同伍的那种人。
因此作为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司马迁还是很同情他，觉得就凭他这份贵族气质，已经够得上一个霸主称号了。
由此可见，后人对贵族精神是多么的向往，而在真实的世界中，贵族精神又是多么的稀有。
那么周朝是怎么从一个人人都是谦谦君子的社会，变得礼崩乐坏了的呢？
因为周公的礼乐制度，是建立在大家都是“真”亲戚的基础上的。
周人在羌人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他们坚持同姓不婚，也就是男的非要找个外国老婆，女的必须嫁到国外去。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比方，更准确地说，是同一个母系始祖的，互相之间不能结婚，隔得再远也不行，否则就是非礼。
比如孔子就曾为这事，被别人羞辱过，有一次，他到陈国去推销他的政治思想，唠唠叨叨的让对方觉得遇到了唐僧，忍不住就将了他一军，问他说：“你们的鲁昭公懂礼吗？”
孔子作为一个死忠的保皇党，只能嘴比鸭子还硬，点头称是，但对方马上掀开了他的底裤，问他：“那他怎么娶了吴国的公主呢？”
按照周礼的规定，鲁昭公姓姬，吴国公主也姓姬，他俩是不能结婚的，所以孔子被当场打脸，只能尴尬地笑道：“我孔丘也是够倒霉的了，刚长了个小辫子，就被别人抓住了。”
因此按照周人的这个习俗，青梅竹马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周人和当时绝大多数的部落，都有联姻。
比如姜子牙就是周武王的老丈人，姜姓和姬姓部落，就是通过联姻结成的同盟，所以他们的关系才那么铁。
而跟着周武王去打商纣王的其他部落首领，也几乎全是他的叔伯甥侄，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不愧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一点和商人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商人也很喜欢外族的女人，但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闺女，轻易地嫁到其他部落去，偶尔嫁一个出去，也是选了又选的，所以他们和其他的部族之间，缺乏这种血缘的纽带。
因此纣王一旦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真是找不到同族的女同胞，帮他去吹枕头风。
所以周公能想到用亲情去管理整个国家，他的这个灵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周人独特的婚姻制度的产物。
但亲戚这种事，隔了几代就疏远了，甚至走路时鼻子都碰到了，眼睛还没认出对方。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找了一个女友，经常来参加我们圈子里的聚会。
酒喝了无数次，串串烫了无数回，小麻将打过了无数圈，除了没有一起看过歪录像，简直是熟的不得了，但我竟然不知道，她居然和我是亲戚。
直到有一次，我参加她女儿的婚礼，居然碰到了很多其他亲戚，一打听才知道，她居然是我三代之内的表妹，这让人情何以堪。
所以周公要想让亲情成为整个国家的纽带，那他就一定要防范这种事发生，那他该怎么办呢？
他想到了两个办法，一个当然就是修族谱了，另一个就是昭穆制度。
在三千年前，想出了修族谱，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让我们这个民族，从此成为了人类的大脑，为什么呢？
因为在此之前，对所有的民族来说，文字只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记录实用信息，比如自己有多少葱葱蒜苗之类，一个是和鬼神沟通，比如商人就把占卜的结果，全都刻在甲骨上，用于日后的“科研”工作。
但是周公为了防止日久亲疏，就想到了用它来记录大家的亲戚关系，搞清楚谁是他大爷，谁是他二大爷。
没想到这一下子点对了文明的技能树，因为既然把他大爷和他二大爷的名字都写上去了，那就顺便把他们这辈子是怎么虚度的，也一起做个总结吧。
可是如果要等到他们死后才来瞎编，难免会让他们在天之灵有所不安，所以最好平时就认真做日记，而做日记就需要专门的人，这个负责的人就变成了史官。
这么一来二去地，中国人从此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爱好，就是编撰史书。
纵观人类所有文明，只有中国人把他们知道的所有历史，清清楚楚，从不间断地记录了下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做到了这一点。
正因为有了历史，中华文明从此就有了记忆，而有了记忆，就有了生命，就有了凝聚力，所以不论是狂风暴雨，还是惊涛骇浪，再也没有人能挡住中华文明发展的脚步。
可是光有文字没有照片，要想准确地寻亲访友，依然充满了技术难度，特别是祭祀的时候，乌泱泱地来了一大堆人，眼巴巴地看着祭坛上的肉，都在那里流口水。
这时候大家的肚子都在咕咕响，巴不得两下排好队，唱完红歌跳完舞，赶紧填饱肚子，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一一辨认，谁是七舅，谁是七舅他姥爷。
于是周公又想出了一个办法，祭祀的时候，爷爷辈的和孙子辈的站在一边，爸爸和孙子的儿子站在一边。
也就是单数辈份的站一边，双数辈份的站在另一边，双数的叫“昭”，单数的叫“穆”，这样即便还是搞不清楚谁是谁，但是谁比谁辈份高，却是一目了然的。
《周礼·春官· 小余伯》和《礼记·祭统》，对此都有记载。
可是即便周公花了这么多脑筋，等到周人繁衍了五六百年之后，人数早就按指数翻了十几倍，这时候祭祀时再搞“尊尊”、“亲亲”，就会出现一个很诡异的场面：
几百甚至上千号人挤在一起，人群里几乎全是陌生面孔，一个你从没见过，穿着开裆裤，鼻龙口水的小屁孩，很可能是你的祖爷爷辈的，另一个满脸横肉，一嘴的家乡口音，让你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人，据说是你的同辈兄弟。
这个场景，实在是无法让你对那个小屁孩“尊尊”，更无法对那个横肉男“亲亲”，再加上周朝的地盘越来越大，大家串个门也越来越难，即便是亲戚见面，和路人也没什么区别了。
既然亲戚变成了路人，那大家还讲什么“礼”呢？
一旦没了约束，所有的人自然就直奔底线，所以从春秋开始，哪怕就是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大家也毫不犹豫地拿起凶器，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自然也就礼崩乐坏了。
所以周公虽然找到了人间“正道”，但是他想到的政策落地办法，却只适合小国寡民，人烟稀少的部落时代。
周朝初年，整个中国大概也只有500万人，姬姓的贵族只有53人，其他的联盟部落首领，大概也就200人左右，其余级别的贵族，加起来估计也不超过2000人。
所以周初一共封了71个诸侯，除开周王室之外，其他的诸侯，每个人的手下，大概也就几十百把个贵族，属于一个熟人社会，完全可以用亲情来沟通，用长幼亲疏来管理。
可是周朝经过了五六百年的发展，到了春秋时代，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了2,000万左右，到处都是千乘之国。
一辆战车上就需要三个贵族，一个千乘之国，少说也是3000个贵族，这时候一个诸侯，要想靠传统的亲情，来维持和这3000个贵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属于痴人说梦。
这是儒家思想遇到的第一次危机，它的核心问题，是以前运用于熟人社会的政治规矩，到了大家都是陌生人的时代，就行不通了。
因此如何在两个素不相识的路人之间，重新找一个纽带，建立真正的亲情关系，就变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毕竟其他文明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难题，对他们来说，一个神不灵了，那就另外再虚构一个神，他们的政治基础，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是唯心主义的。
但中华文明的底子，是无神论的，是唯物主义的。
儒家思想，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践，这不是编个瞎话就行的，不仅仅要理论自洽，而且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那此后的儒家知识分子们，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如果觉得本文有点意思，请别忘了分享和点赞，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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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公子城的脸一下子就涨得通红，再也挂不住了，立马调转战车就来迎战，为什么呢？
因为古人的名字是不能随便喊的，就像你今天不能见面就喊别人二大爷一样，公子城虽然知道打不过华豹，但问题是他的战车上，还有两个贵族，如果这事以后被传出去，那就只有社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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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城立刻就毛了，理直气壮地大喊了一声：“想耍赖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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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战“礼”里规定的，周代的贵族多少都有点亲戚关系，不是七舅，就是七舅他姥爷，所以彼此之间打仗的时候，必须要讲“礼”，你射我一箭，我射你一箭，讲的是公平竞赛，不带耍赖的。
周人在被周公教导了几百年之后，难免脑壳都稍微有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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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周公的礼乐制度，是建立在大家都是“真”亲戚的基础上的。
周人在羌人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他们坚持同姓不婚，也就是男的非要找个外国老婆，女的必须嫁到国外去。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比方，更准确地说，是同一个母系始祖的，互相之间不能结婚，隔得再远也不行，否则就是非礼。
比如孔子就曾为这事，被别人羞辱过，有一次，他到陈国去推销他的政治思想，唠唠叨叨的让对方觉得遇到了唐僧，忍不住就将了他一军，问他说：“你们的鲁昭公懂礼吗？”
孔子作为一个死忠的保皇党，只能嘴比鸭子还硬，点头称是，但对方马上掀开了他的底裤，问他：“那他怎么娶了吴国的公主呢？”
按照周礼的规定，鲁昭公姓姬，吴国公主也姓姬，他俩是不能结婚的，所以孔子被当场打脸，只能尴尬地笑道：“我孔丘也是够倒霉的了，刚长了个小辫子，就被别人抓住了。”
因此按照周人的这个习俗，青梅竹马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周人和当时绝大多数的部落，都有联姻。
比如姜子牙就是周武王的老丈人，姜姓和姬姓部落，就是通过联姻结成的同盟，所以他们的关系才那么铁。
而跟着周武王去打商纣王的其他部落首领，也几乎全是他的叔伯甥侄，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不愧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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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次，我参加她女儿的婚礼，居然碰到了很多其他亲戚，一打听才知道，她居然是我三代之内的表妹，这让人情何以堪。
所以周公要想让亲情成为整个国家的纽带，那他就一定要防范这种事发生，那他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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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要等到他们死后才来瞎编，难免会让他们在天之灵有所不安，所以最好平时就认真做日记，而做日记就需要专门的人，这个负责的人就变成了史官。
这么一来二去地，中国人从此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爱好，就是编撰史书。
纵观人类所有文明，只有中国人把他们知道的所有历史，清清楚楚，从不间断地记录了下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做到了这一点。
正因为有了历史，中华文明从此就有了记忆，而有了记忆，就有了生命，就有了凝聚力，所以不论是狂风暴雨，还是惊涛骇浪，再也没有人能挡住中华文明发展的脚步。
可是光有文字没有照片，要想准确地寻亲访友，依然充满了技术难度，特别是祭祀的时候，乌泱泱地来了一大堆人，眼巴巴地看着祭坛上的肉，都在那里流口水。
这时候大家的肚子都在咕咕响，巴不得两下排好队，唱完红歌跳完舞，赶紧填饱肚子，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一一辨认，谁是七舅，谁是七舅他姥爷。
于是周公又想出了一个办法，祭祀的时候，爷爷辈的和孙子辈的站在一边，爸爸和孙子的儿子站在一边。
也就是单数辈份的站一边，双数辈份的站在另一边，双数的叫“昭”，单数的叫“穆”，这样即便还是搞不清楚谁是谁，但是谁比谁辈份高，却是一目了然的。
《周礼·春官· 小余伯》和《礼记·祭统》，对此都有记载。
可是即便周公花了这么多脑筋，等到周人繁衍了五六百年之后，人数早就按指数翻了十几倍，这时候祭祀时再搞“尊尊”、“亲亲”，就会出现一个很诡异的场面：
几百甚至上千号人挤在一起，人群里几乎全是陌生面孔，一个你从没见过，穿着开裆裤，鼻龙口水的小屁孩，很可能是你的祖爷爷辈的，另一个满脸横肉，一嘴的家乡口音，让你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人，据说是你的同辈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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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亲戚变成了路人，那大家还讲什么“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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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周公虽然找到了人间“正道”，但是他想到的政策落地办法，却只适合小国寡民，人烟稀少的部落时代。
周朝初年，整个中国大概也只有500万人，姬姓的贵族只有53人，其他的联盟部落首领，大概也就200人左右，其余级别的贵族，加起来估计也不超过2000人。
所以周初一共封了71个诸侯，除开周王室之外，其他的诸侯，每个人的手下，大概也就几十百把个贵族，属于一个熟人社会，完全可以用亲情来沟通，用长幼亲疏来管理。
可是周朝经过了五六百年的发展，到了春秋时代，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了2,000万左右，到处都是千乘之国。
一辆战车上就需要三个贵族，一个千乘之国，少说也是3000个贵族，这时候一个诸侯，要想靠传统的亲情，来维持和这3000个贵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属于痴人说梦。
这是儒家思想遇到的第一次危机，它的核心问题，是以前运用于熟人社会的政治规矩，到了大家都是陌生人的时代，就行不通了。
因此如何在两个素不相识的路人之间，重新找一个纽带，建立真正的亲情关系，就变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毕竟其他文明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难题，对他们来说，一个神不灵了，那就另外再虚构一个神，他们的政治基础，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是唯心主义的。
但中华文明的底子，是无神论的，是唯物主义的。
儒家思想，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践，这不是编个瞎话就行的，不仅仅要理论自洽，而且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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