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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3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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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3 16:00:00
# 卡夫卡的律师故事，犹太人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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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林一五精读 ，作者林一五
**林一五精读** . 情况比想象中复杂
** 文 | 林一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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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卡夫卡写了一篇非常短的故事，名字叫《新律师》。
上述主体是译林出版社的译本，我在其基础上对照英文做了一些修改。比如第二段开头的英文作“The
Bar”，学法律的人都知道bar的意思是什么，译林版中翻作“法庭”，我将其改成“律师公会”。又如最后一段的“亚历山大战役”在译林本中原为“伊苏斯战役”，而英文版作“Alexander’s
battles”。 我在牛津通识读本关于卡夫卡的那一本中读到这个故事，感觉只有五个字：哇，一头雾水。
幸好，书里有学者的解读。关于卡夫卡的这一本，作者是牛津大学卡夫卡中心的教授Ritchie Robertson（里奇·罗伯森）。 罗教授是这么解读的：
这又是一个变形故事，只不过布采法卢斯变化的方向与格列高尔（《变形记》）变化的方向相反。格列高尔从人蜕变成虫，布采法卢斯从战马进化演变成一个人，一名律师。……笑话之中隐含着一些严肃的问题，随着故事的笔调从啰嗦繁复的公文腔转为哀伤遗憾，问题都显露出来了。首先，这里的两个为难之事——1）想象不出布采法卢斯的样子和2）达尔文以来的无法根本区别人和动物因而无法给人下定义——程度相当。格列高尔也许从生物进化的阶梯上滑了下来，布采法卢斯也许攀升了：二者显示的都是没有任何界限将人和动物截然区别开来……
第二，布采法卢斯是从英雄辈出的历史中幸存下来的。在“当今社会秩序下”，没有让英雄存在的空间。只有英雄时代那些低级的或平凡的方面留存下来，像“用长矛刺中宴席对面的朋友的本事”——亚历山大对他的朋友柯莱特就是这么干的——以及逃离马其顿（亚历山大的王国所在，这里一半用了暗喻手法）的愿望。这样的历史悲观主义主题在卡夫卡的作品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第三，文中之所以怀念亚历山大大帝，是因为他个人的伟大虽然仍有瑕疵，但他至少在剑指印度大门时给现实指明了一个明确地方向。“印度的大门”是个暗喻用法，喻指我们所熟知的世界之外的另一种现实。如今，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从何处寻觅这种现实。在民主的时代里，很多人拼命扮演着亚历山大那样的领导人角色，剑有所指，但是剑该指向何方，他们达不成共识，只得漫无目的地乱舞一番，那光景眼睛都看不清楚——“目光努力跟上，却是满目茫然。”……
将布采法卢斯博士表现成不可表现的人，卡夫卡间接透露出他对言语能否表现世界，艺术能否表达真理的深深怀疑。
粗略一看，罗教授无愧于世界名牌大学教授的职称，把一篇晦涩难懂的故事解读得有声有色。他非常漂亮地把《新律师》跟卡夫卡的名作《变形记》联系在了一起。在他解读出的第一点中，我用省略号隐去的部分，他提到卡夫卡十六岁就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恩斯特·赫克尔的《宇宙之谜》，他还提到尼采，引用《道德系谱学》的话来升华卡夫卡所谓的“人与动物问题”：
（人和动物的区别）因为人病得更重、更不稳定、更加多变，不像其他任何一种动物那样特征分明，所以毫无疑问：他是唯一有病的动物。
罗教授也许提出了某种具有深度的解释，但是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他在这里给出的三种解读是彼此抵消的关系，一点用也没有。假设第一段真的如罗教授所说，讨论的是人和动物的关系，是所谓的人性本质，那么为什么第二段要开始批判“当今社会秩序”了呢？如果卡夫卡是想做一些批判的活计，那他为什么批判着批判着又去缅怀起亚历山大了呢？罗教授的解读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故事最后会以主人公躲进故纸堆中结尾，这一逃避主义的举动既不本质，也不批判。
就好像胎教故事里，小兔去找好朋友小狼玩，在孩子的世界里，小兔和小狼当然可以成为朋友。但心虚的大人如果说，哲学层面小兔和小狼成为朋友，体现了对食物链和生态圈的反思、对人际关系形而上的思考——这就会显得异常可笑。
所以，很明显， 尽管罗教授的三个解释逼格很高，富有哲学意味，但它们彼此排斥，无法自圆其说，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罗教授这里的三条解读，把卡夫卡刻画成了一个蹩脚的三流作者，简直不会写东西，不仅主旨散乱，而且陷入了不知所云的感伤情绪。
那么，正确、或者可能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 在阅读了其他参考资料的基础上，我发现了两条有趣的信息。 首先是2001年Martin
Wasserman发表在《比较文学和美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的《卡夫卡的“新律师”：一首犹太式直面死亡方式的疗养诗（Kafka’s ‘The New Attorney’: A
Therapeutic Poem Offering a Jewish Way to Face Death）》一文中提到：
在卡夫卡生活和工作的布拉格，直到1848年，犹太人都不被允许从事法律工作
。文章还提到，《新律师》必定与卡夫卡的犹太人身份有关，因为当卡夫卡完成《新律师》以后，他把故事交给他的哲学家朋友Martin
Buber发表在Buber编辑的《犹太人》杂志上， 这份杂志上只刊登与犹太主义有关的文章 。
众所周知，卡夫卡的小说家身份只是一个业余职业，他的本职工作是处理保险事宜的法律职员。考虑到卡夫卡是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犹太人，如果
把《新律师》视作一篇种族主义寓言 ，是否说得通呢？ 把文学当作谜案，视读者为侦探，我们总是可以在文本中找到更多线索。
《新律师》几乎是一篇第三人称的作品，它仅有的两处“我”分别出现在文本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 我们这儿新来了一位律师，他是布采法卢斯博士。
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喧嚣，一页一页地翻读着我们古老的典籍。 显而易见，
相对布采法卢斯博士，存在着一群“我们”，而卡夫卡正是站在这群“我们”的视角来书写这个故事的 。
这样，小说里其他乍一看是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的部分，实际上都是第一人称的“我们”的观点。 这种观点是怎么样的呢？ 令人遗憾，它带有浓浓的种族歧视色彩。
在第一段中，“我们”承认了布采法卢斯博士和人差别不大，只有了解情况的人能发现一两处差别（这符合犹太人外观上的特色，我记得策兰表现集中营的名诗《死亡赋格》中有一句：“你的灰发的书拉密特。”灰发就是大多数犹太人外貌上的一样特色）。然而，布采法卢斯博士毕竟不是人，虽然他是一名博士，一名律师，但是连“很平凡”的门房都可以用看马一样的目光看他。他“高抬脚步拾级而上，脚踩得大理石台阶噔噔作响。”这种体面的步伐暗示了一种悲情，尽管门房拿“佩服”的眼神注视着他，但这种“佩服”不是对人的“佩服”，而是对“马”的佩服。
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第二段这种疏离感更加明显，且层次丰富起来。
“律师公会基本上同意接受布采法卢斯来做律师。人们以非凡的洞察力告诉自己：布采法卢斯在当今社会秩序下处境困难；因为这个原因，还因为他的历史价值，起码值得他们带着同情心接受他。”——“基本上”，说明有反对的声音，也有反对的理由，只不过一方意见恰巧压倒了另一方意见；“同情”，说明最终决定布采法卢斯命运的不是他的学识、不是他的专业技能、不是“我们”的认可，而是“同情”。我不知道卡夫卡有没有读过叔本华，在叔本华笔下，同情是一种低贱的感情，被同情的人同时也被别人轻视。然而即使对卡夫卡的“同情”做最普世的解释，排除叔本华笔下的同情——一种最极端化的解读——我们也可以看出布采法卢斯是被“我们”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承认为律师的，这种方式多少带有施舍的成分。
最后一段，“我们”认为，布采法卢斯找到了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一头钻进法典堆里”。“我们”觉得，“他自由自在，肋腹不再受骑士缰绳的控制，借着宁静的灯光，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喧嚣，一页一页地翻读着我们古老的典籍。”注意，最后一句如果写成“一页一页地翻读着古老的典籍”，一点问题也没有。卡夫卡在“我”这个字消失许久以后，在故事快要结束时，再一次把这个字搬出来，显然有他的匠心在。
这个“我们的”表明了，布采法卢斯读的不是“他的”典籍，而是“我们的”典籍，是“我们”让他读他才有的读的。
用种族主义解释以上的部分都比较顺利，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故事第二段里关于亚历山大、关于印度大门的语句是什么意思，我们能不能在种族主义的语境下为它们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答案是可以。卡夫卡其实已经给足了暗示。他是这么写的：“还因为他的历史价值，起码值得他们带着同情心接受他。”注意，“历史”，卡夫卡特意提到了历史。布采法卢斯被同情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历史价值。这里的“历史”和“历史价值”是什么呢？
如果说罗教授的解读里有什么地方没错，那就是当他说人们在怀念过去时，亚历山大虽然不完美，但他毕竟指明了方向，现今社会下许多手持宝剑挥舞的人，却乱指挥一气。联系卡夫卡写下《新律师》的历史背景：1917年一战进入第三阶段，属于同盟国的奥匈帝国已呈现败迹。我想，把“我们”对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缅怀理解成当时奥匈帝国的主流社会对当时政治局面的不满的话，似乎是说得通的。
嫌马其顿太狭小——奥匈帝国整个十九世纪都在追求领土扩张。 用长矛刺中对面的朋友——可以理解成对政治人物勾心斗角、同盟国之间勾心斗角的讽刺。
乱挥剑锋——对当时奥匈帝国统治者混乱领导的写照。
不要忘记，卡夫卡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来叙述整个故事的（律师公会的“他们”无疑是“我们”的一部分，一个子集）。在《新律师》的文本里，“我们”指的是马其顿王国的后裔，是希腊人。在现实世界，“希腊人”影射的是奥匈帝国的非犹太主流社会。
作为曾经的世界强国，奥匈帝国的主流人群有理由缅怀他们过去的辉煌，以及曾经缔造辉煌的领袖。事实上，一战之后奥匈帝国很快就解体了。所以，在1917年，他们有理由不安、不满。他们把犹太人看作“战马”，一方面是承认对于帝国往西的荣光，犹太人也曾做过贡献，另一方面，强调的依旧是犹太人的角色只相当于被骑的战马，而不具备作为“人”的资格。
Martin
Buber在他的论文中认为《新律师》代表了卡夫卡重述犹太传统的愿望，代表了他的死亡观念。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从各种间接资料中寻找证据，试图建立它们和《新律师》文本之间的联系。可能他是对的。不过，就我而言，我更愿意守着文本，不走那么远。我更愿意相信，《新律师》是卡夫卡的一幅自画像。这是一篇卡夫卡站在自己以外审视自身的作品，是在主流社会的偏见中寻找自身定位的尝试。新律师布采法卢斯博士不仅是犹太人这一集合概念，也是卡夫卡自己。他描绘的是他心目中其他人对他的看法，抬高的腿，噔噔的响声，以及在故纸堆中获取自由的方式，都是他眼中别人看待他的视角。当他写道，“也许的确是最好的办法”，这只是“我们”的看法，而不是卡夫卡本人的看法。如果说《新律师》带有任何的感伤主义色调，这才是它真正令人感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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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主体是译林出版社的译本，我在其基础上对照英文做了一些修改。比如第二段开头的英文作“The
Bar”，学法律的人都知道bar的意思是什么，译林版中翻作“法庭”，我将其改成“律师公会”。又如最后一段的“亚历山大战役”在译林本中原为“伊苏斯战役”，而英文版作“Alexa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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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书里有学者的解读。关于卡夫卡的这一本，作者是牛津大学卡夫卡中心的教授Ritchie Robertson（里奇·罗伯森）。 罗教授是这么解读的：
这又是一个变形故事，只不过布采法卢斯变化的方向与格列高尔（《变形记》）变化的方向相反。格列高尔从人蜕变成虫，布采法卢斯从战马进化演变成一个人，一名律师。……笑话之中隐含着一些严肃的问题，随着故事的笔调从啰嗦繁复的公文腔转为哀伤遗憾，问题都显露出来了。首先，这里的两个为难之事——1）想象不出布采法卢斯的样子和2）达尔文以来的无法根本区别人和动物因而无法给人下定义——程度相当。格列高尔也许从生物进化的阶梯上滑了下来，布采法卢斯也许攀升了：二者显示的都是没有任何界限将人和动物截然区别开来……
第二，布采法卢斯是从英雄辈出的历史中幸存下来的。在“当今社会秩序下”，没有让英雄存在的空间。只有英雄时代那些低级的或平凡的方面留存下来，像“用长矛刺中宴席对面的朋友的本事”——亚历山大对他的朋友柯莱特就是这么干的——以及逃离马其顿（亚历山大的王国所在，这里一半用了暗喻手法）的愿望。这样的历史悲观主义主题在卡夫卡的作品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第三，文中之所以怀念亚历山大大帝，是因为他个人的伟大虽然仍有瑕疵，但他至少在剑指印度大门时给现实指明了一个明确地方向。“印度的大门”是个暗喻用法，喻指我们所熟知的世界之外的另一种现实。如今，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从何处寻觅这种现实。在民主的时代里，很多人拼命扮演着亚历山大那样的领导人角色，剑有所指，但是剑该指向何方，他们达不成共识，只得漫无目的地乱舞一番，那光景眼睛都看不清楚——“目光努力跟上，却是满目茫然。”……
将布采法卢斯博士表现成不可表现的人，卡夫卡间接透露出他对言语能否表现世界，艺术能否表达真理的深深怀疑。
粗略一看，罗教授无愧于世界名牌大学教授的职称，把一篇晦涩难懂的故事解读得有声有色。他非常漂亮地把《新律师》跟卡夫卡的名作《变形记》联系在了一起。在他解读出的第一点中，我用省略号隐去的部分，他提到卡夫卡十六岁就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恩斯特·赫克尔的《宇宙之谜》，他还提到尼采，引用《道德系谱学》的话来升华卡夫卡所谓的“人与动物问题”：
（人和动物的区别）因为人病得更重、更不稳定、更加多变，不像其他任何一种动物那样特征分明，所以毫无疑问：他是唯一有病的动物。
罗教授也许提出了某种具有深度的解释，但是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他在这里给出的三种解读是彼此抵消的关系，一点用也没有。假设第一段真的如罗教授所说，讨论的是人和动物的关系，是所谓的人性本质，那么为什么第二段要开始批判“当今社会秩序”了呢？如果卡夫卡是想做一些批判的活计，那他为什么批判着批判着又去缅怀起亚历山大了呢？罗教授的解读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故事最后会以主人公躲进故纸堆中结尾，这一逃避主义的举动既不本质，也不批判。
就好像胎教故事里，小兔去找好朋友小狼玩，在孩子的世界里，小兔和小狼当然可以成为朋友。但心虚的大人如果说，哲学层面小兔和小狼成为朋友，体现了对食物链和生态圈的反思、对人际关系形而上的思考——这就会显得异常可笑。
所以，很明显， 尽管罗教授的三个解释逼格很高，富有哲学意味，但它们彼此排斥，无法自圆其说，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罗教授这里的三条解读，把卡夫卡刻画成了一个蹩脚的三流作者，简直不会写东西，不仅主旨散乱，而且陷入了不知所云的感伤情绪。
那么，正确、或者可能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 在阅读了其他参考资料的基础上，我发现了两条有趣的信息。 首先是2001年Martin
Wasserman发表在《比较文学和美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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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夫卡生活和工作的布拉格，直到1848年，犹太人都不被允许从事法律工作
。文章还提到，《新律师》必定与卡夫卡的犹太人身份有关，因为当卡夫卡完成《新律师》以后，他把故事交给他的哲学家朋友Martin
Buber发表在Buber编辑的《犹太人》杂志上， 这份杂志上只刊登与犹太主义有关的文章 。
众所周知，卡夫卡的小说家身份只是一个业余职业，他的本职工作是处理保险事宜的法律职员。考虑到卡夫卡是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犹太人，如果
把《新律师》视作一篇种族主义寓言 ，是否说得通呢？ 把文学当作谜案，视读者为侦探，我们总是可以在文本中找到更多线索。
《新律师》几乎是一篇第三人称的作品，它仅有的两处“我”分别出现在文本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 我们这儿新来了一位律师，他是布采法卢斯博士。
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喧嚣，一页一页地翻读着我们古老的典籍。 显而易见，
相对布采法卢斯博士，存在着一群“我们”，而卡夫卡正是站在这群“我们”的视角来书写这个故事的 。
这样，小说里其他乍一看是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的部分，实际上都是第一人称的“我们”的观点。 这种观点是怎么样的呢？ 令人遗憾，它带有浓浓的种族歧视色彩。
在第一段中，“我们”承认了布采法卢斯博士和人差别不大，只有了解情况的人能发现一两处差别（这符合犹太人外观上的特色，我记得策兰表现集中营的名诗《死亡赋格》中有一句：“你的灰发的书拉密特。”灰发就是大多数犹太人外貌上的一样特色）。然而，布采法卢斯博士毕竟不是人，虽然他是一名博士，一名律师，但是连“很平凡”的门房都可以用看马一样的目光看他。他“高抬脚步拾级而上，脚踩得大理石台阶噔噔作响。”这种体面的步伐暗示了一种悲情，尽管门房拿“佩服”的眼神注视着他，但这种“佩服”不是对人的“佩服”，而是对“马”的佩服。
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第二段这种疏离感更加明显，且层次丰富起来。
“律师公会基本上同意接受布采法卢斯来做律师。人们以非凡的洞察力告诉自己：布采法卢斯在当今社会秩序下处境困难；因为这个原因，还因为他的历史价值，起码值得他们带着同情心接受他。”——“基本上”，说明有反对的声音，也有反对的理由，只不过一方意见恰巧压倒了另一方意见；“同情”，说明最终决定布采法卢斯命运的不是他的学识、不是他的专业技能、不是“我们”的认可，而是“同情”。我不知道卡夫卡有没有读过叔本华，在叔本华笔下，同情是一种低贱的感情，被同情的人同时也被别人轻视。然而即使对卡夫卡的“同情”做最普世的解释，排除叔本华笔下的同情——一种最极端化的解读——我们也可以看出布采法卢斯是被“我们”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承认为律师的，这种方式多少带有施舍的成分。
最后一段，“我们”认为，布采法卢斯找到了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一头钻进法典堆里”。“我们”觉得，“他自由自在，肋腹不再受骑士缰绳的控制，借着宁静的灯光，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喧嚣，一页一页地翻读着我们古老的典籍。”注意，最后一句如果写成“一页一页地翻读着古老的典籍”，一点问题也没有。卡夫卡在“我”这个字消失许久以后，在故事快要结束时，再一次把这个字搬出来，显然有他的匠心在。
这个“我们的”表明了，布采法卢斯读的不是“他的”典籍，而是“我们的”典籍，是“我们”让他读他才有的读的。
用种族主义解释以上的部分都比较顺利，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故事第二段里关于亚历山大、关于印度大门的语句是什么意思，我们能不能在种族主义的语境下为它们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答案是可以。卡夫卡其实已经给足了暗示。他是这么写的：“还因为他的历史价值，起码值得他们带着同情心接受他。”注意，“历史”，卡夫卡特意提到了历史。布采法卢斯被同情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历史价值。这里的“历史”和“历史价值”是什么呢？
如果说罗教授的解读里有什么地方没错，那就是当他说人们在怀念过去时，亚历山大虽然不完美，但他毕竟指明了方向，现今社会下许多手持宝剑挥舞的人，却乱指挥一气。联系卡夫卡写下《新律师》的历史背景：1917年一战进入第三阶段，属于同盟国的奥匈帝国已呈现败迹。我想，把“我们”对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缅怀理解成当时奥匈帝国的主流社会对当时政治局面的不满的话，似乎是说得通的。
嫌马其顿太狭小——奥匈帝国整个十九世纪都在追求领土扩张。 用长矛刺中对面的朋友——可以理解成对政治人物勾心斗角、同盟国之间勾心斗角的讽刺。
乱挥剑锋——对当时奥匈帝国统治者混乱领导的写照。
不要忘记，卡夫卡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来叙述整个故事的（律师公会的“他们”无疑是“我们”的一部分，一个子集）。在《新律师》的文本里，“我们”指的是马其顿王国的后裔，是希腊人。在现实世界，“希腊人”影射的是奥匈帝国的非犹太主流社会。
作为曾经的世界强国，奥匈帝国的主流人群有理由缅怀他们过去的辉煌，以及曾经缔造辉煌的领袖。事实上，一战之后奥匈帝国很快就解体了。所以，在1917年，他们有理由不安、不满。他们把犹太人看作“战马”，一方面是承认对于帝国往西的荣光，犹太人也曾做过贡献，另一方面，强调的依旧是犹太人的角色只相当于被骑的战马，而不具备作为“人”的资格。
Martin
Buber在他的论文中认为《新律师》代表了卡夫卡重述犹太传统的愿望，代表了他的死亡观念。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从各种间接资料中寻找证据，试图建立它们和《新律师》文本之间的联系。可能他是对的。不过，就我而言，我更愿意守着文本，不走那么远。我更愿意相信，《新律师》是卡夫卡的一幅自画像。这是一篇卡夫卡站在自己以外审视自身的作品，是在主流社会的偏见中寻找自身定位的尝试。新律师布采法卢斯博士不仅是犹太人这一集合概念，也是卡夫卡自己。他描绘的是他心目中其他人对他的看法，抬高的腿，噔噔的响声，以及在故纸堆中获取自由的方式，都是他眼中别人看待他的视角。当他写道，“也许的确是最好的办法”，这只是“我们”的看法，而不是卡夫卡本人的看法。如果说《新律师》带有任何的感伤主义色调，这才是它真正令人感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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