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扶贫实地调研报告
原创 卢克文 [ 卢克文工作室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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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杨慧琳 **
杨慧琳生于1994年，全家原住在贵州省遵义市务川自治区石朝乡杉坪村板垭坪组，仡佬族。
我问她仡佬族为什么是汉姓，她说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祖上一直姓杨。
在2007年 13 岁之前，来自深山里的仡佬族少女杨慧琳从来没有见过汽车。
杉坪村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深山小村，杉坪村所在的石朝乡，只有1.5万人，是贵州省 20 个极贫乡镇之一， 2014 年时， 30% 的居民是贫困户。
那个村从遵义市区开车过去，约要五小时，你到了深山，往前走，再往前走，走到你怀疑人生的时候，差不多就到了。
现在这里已通双车道水泥路，现在开车走那条路，往往护栏一侧是悬崖，另一侧是峭壁，方向盘打错车子就有坠落悬崖的危险，下雨时，还偶有落石从峭壁滚下。
杨慧琳全家在杉坪村务农，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按照村落里世世代代的剧本，她原本读完初中就会下地干活，将来跟其他村某个小伙子结婚生子，一起经营着几亩薄地，靠烤烟、玉米、养猪过活。
其实也是贵州山区过去大多数女性的人生剧本，千百年没怎么变过。
村子出去一直要靠步行，原只有几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车子进不来，杨慧琳说，13岁她去丰乐镇读初中时，才见到第一辆汽车。
甚至，她是第一次见到自行车。
那年已是2007年，北京奥运会将在第二年举办，中国 GDP 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只是三年后的事情。
而从深山里出来读书的杨慧琳，才知道汽车长什么样子。
中国底层贫困人口与发达地区人口，像被一把快刀切成了两个世界。
如果你没有生活在这个村子里，根本体会不到那种让人绝望的感受，也不会知道中国还有人承受着这样的痛苦。
2020年的杉坪村，民居已全部改造过了
49岁的杨光玉现在还生活在这里，我随杨慧琳回到杉坪村时，板垭坪组已只有二十多户在此生活，杨光玉坐在家门口前坪上，接受了我的采访，缓缓回忆起村子里这几十年的故事。
杨光玉说，2012年村子里通了一条毛路，但进不来汽车，一直到 2017
年才有了硬化路。他全家主要靠种烤烟讨生活，他们有好几个兄弟，分家时，他只分到一亩地，自己开荒了七八亩，现在村子里很多人再不回来，地都荒了，谁爱种就种，他一个人便经营着
20 亩地种烤烟。
杨光玉坐在家门口和我聊天
在2017年前，杨光玉地里的烤烟收获后，要用马和人将烤烟背出去，每次只能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运出 150 斤，通常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运烤烟，每次来回 4
小时，只要连跑两三次，“人和马累得站都站不稳，马都快压瘸了。”，因为这是家中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有时候发洪水了，还得想办法找渡船去镇里，只有那里，才有人收他们种植的烤烟。
那时烤烟差不多5元一斤，离村的人也不多，还没有荒弃的土地，杨光玉只有几亩地可以经营，一年的全部收入，只有 1 万元左右，他靠这笔钱养活一儿一女。
杉坪村村民在收拾烤烟，烤烟是经济作物里最辛苦的，比种辣椒、茶叶要辛苦得多
现在烤烟价格上涨到12元一斤， 20 亩地平均每亩一年有 3000 元左右的利润，杨光玉现在一年一个人能挣 5-6 万元。
杨光玉的儿子现在温州打工，女儿则刚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她女儿读大学期间，一年要花费3万元，杨光玉家不算贫困户，只在大学第一年收到过茅台集团一次性 5000
元的助学金，其它全是他靠烤烟辛苦支撑起来的。
作为贫困户的杨慧琳，全家则相对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杨慧琳与弟弟是在村里念的小学，中学时在丰乐镇读书，由于来回太远，每次要步行两到三个小时到镇上，再坐车回学校，他们平时住校，一周回家一次。
作为贫困户，他们读书、住宿每个月都有补助（初中时的数据她不记得了，高中时是每个月一两千块），基本免费，2015年杨慧琳考上了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费每年
7000 多元，同年她爸在建筑工地上受了伤，她觉得自己可能上不了大学了，但通过申请贫困生补助，杨慧琳每年减免了 4830 元，实际上只要交 2000
多元一年的学费和其他生活费，杨慧琳再申请了 7000 元一年的免息助学贷款，四年共贷了 2.8
万元，她今年已经参加工作，估计工作两年就能将助学贷款全部还清。
杨慧琳的弟弟现在也在贵阳商学院念本科，学费是7千一年左右，同样通过贫困生补助，每年只要交两千多的学费，再通过助学贷款，解决了学费、生活费问题。
也就是说， ** 出生贫困户家庭的杨慧琳姐弟两人读完本科，家里不用出一分钱。 **
我问她，那你们村同龄人现在读大学的人多吗？
杨慧琳说，大概有10%的年轻人读完了大学，大多数人念完了高中，但肯定全念完了初中。
当地扶贫干部后来告诉我， ** 一旦有一个后生没有念完初中，当地扶贫工作一票否决 **
，教育工作让他们紧张得要死，哪怕是这个后生自己不想念书，工作人员也会从省里一直追到村里，必须让后生回到课堂。
2017年，杨慧琳还在念大学时，他父亲电话过来，说他们将成为贫困搬迁户，问她愿意迁到务川县城，还是迁到遵义新蒲新区，杨慧琳选择了房间面积更小，但在市区的搬迁房。
还房小区，建得不高，内部没有电梯
这处小区叫遵义新浦新区新中街道六号还房小区，2017年开始入住，主要安置务川县石朝乡、桐梓县小水乡、仁怀市学孔镇这三个跨县区域的贫困人口， 95 户共
410 人来这居住，另有一些拆迁户和永乐镇、新舟镇、喇叭镇 227 户 973 人在这里定居。
从5小时车程外的大山里迁到这里居住的杨慧琳一家，四口人免费分到了两室一厅 68 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里有 5 口人，可以分到 93.4
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里超过５口人，则能免费分到一层两套 68 平方的房子。
我在现场用手机录下了杨慧琳家68平房子的内部模样：
** 这套房子交给杨慧琳家时，已经装修好，并配有电视机、抽油烟机、电磁炉、沙发、餐桌、床 ** ** 、衣柜等等，全部免费，真正拎包入住。 **
就是政府在城里免费给贫困搬迁户一套房，还全部装修好，连家具、电器都配齐。
简直壕无人性。
不仅如此，凡是搬迁到城里的贫困户，原房子将拆掉变成土地，每人还将领到3000元补助。
杨慧琳家旧址，已被填平还原成土地
到城里后，为了让村民顺利过渡到市民，政府还在社区设置了社区服务中心，从找工作到幼儿园读书，将贫困搬迁户生活全包圆了。
从杨慧琳一家的经历来看，扶贫工程几乎将她从读书到住房全部解决，出于好奇，我在还房小区随机走进了几户人家。
吴孝举
这位老人名叫吴孝举，70岁，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家里五口人，分到了 93.4 平三室一厅的房子，他患有冠心病、高血压，一年 250
元医疗保险，区政府替他交了 120 元，他自己只要交 130 元一年，每月买药要花费 700 元，实际报销后只需 200
元，现在报销采用一站式结算，如果是住院，出院前一次性报销完，不用东跑西跑办证明，在指定医院，还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不用担心没钱治病。
吴孝举的医保资料
吴孝举的孙子现在贵州大学科技学院读书，一年1.3万元的学费，同样申请了 4830 元一年的补助，他们全家是精准贫困户，每人每月还能领到 300
元的生活补助，一家五口就是 1500 元每月。
我又走访了其他几户人家，发现情况都差不多，几乎家家户户的教育、医疗、住房全部提供了保障，这些大山深处的贫困人家，全部搬到城里，在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情况下，逐渐适应新的生活。
贵州省迄今为止，一共完成了188万人的扶贫搬迁，杨慧琳家只是其中一户的代表。
光是新蒲新区，就有两处搬迁安置点，现在每个县都有安置小区，一般一个小区有两三千人，最多的有上万人，社区超过一千人，就会设置社区服务点，超过一万人，就会设办事处，什么婆婆妈妈的事都要管。
对杨慧琳、吴孝举等家庭的照顾，扶贫工程的细节工作，简直做到了令人发指的无微不至。
** 贰 李长勇 **
杨慧琳家属于特别困难的搬迁户，这些家庭并不是多数，多数人还和杨光玉一样，居住在深山里。
那这些人的生活现在是怎样的？
为此我去永乐镇永乐村拜访了近十户人家，上门咨询他们的生活情况。
这个村主要受困于交通，2013年前，从村到镇是烂泥路，从镇到县城是石子路，以前从这里出发到播州区要两天时间， 2014
年这个村开始施行精准扶贫，建档立卡， 2017 年８月 243 国道开通，才解决了交通问题，后来又从镇到村修了８公里的水泥路，村民们才方便出入。
我进村碰到的第一个人，叫景怀友。
他今年56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 28 岁，小儿子 26 岁，目前在深圳打工，因为家里有两个壮年劳力，又常年在外不归，因此评不上贫困户。
景怀友自己一直在绥阳靠卖菜为生，现在身体不好卖不动了，只好回到故土，家里的房子都荒废了，刚回到家时，他家的房子是这样的。
基 本就是栋废弃房了，门窗均已损坏，没有水电，旁边的猪圈连个顶都没有，根本没办法住人，景怀友也没钱整修。
村里看到人回来了，便主动花了三万块钱，用一个月的时间，给他的房子进行了修整，现在是这样的。
房子里面有了电和自来水，内部各个房间补上了门窗，旁边的猪圈改造成了洗手间，现在基本能住人了。
景怀友现在自己种点菜，靠儿子寄钱给他生活。
这是对一个非贫困户的照顾，那贫困户的生活现在是怎样的呢？
我拜访过的永乐村人家里，李长勇夫妇的生活数据最有代表性。
李长勇夫妇照
李长勇夫妇是典型的中国式农民，勤劳、朴实、热情，他们居住在深山里，过去的贫穷，主要是因为交通。
“以前全靠走路。”李长勇告诉我，“我们种好了辣椒、茶叶，要自己背出去，走一天的路到市集，人累得要死要活，背回来太累，住在镇上慢慢卖又有食宿成本，如果卖不掉就要低价清货。”
“我们家养的猪，也要卖得比别人便宜，因为太远，猪贩子走过来太辛苦，不便宜他们不肯收，一斤猪肉如果别人卖 10 块钱一斤，我们只能卖 6-8
块钱一斤。”
“最麻烦的是，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我们也只能背出去看医生，非常非常辛苦。”
现在他们家门口通了一条水泥马路，这条路不仅剪掉了他们身上背负的痛苦，还给他们全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问起李长勇现在的收入情况，他一点一点地将2019年家庭收入算给我听。
他们家种有4亩金银花，每亩能收一千斤； 5 亩辣椒，每亩能收八百斤； 4 亩玉米，每亩收一千斤； 3 亩水稻，每亩能收 1 千斤； 2
亩茶叶还没开始收获。再加上他家养了４头猪， 2019 年猪肉涨价，每头猪卖了 7000 块钱；两头牛，每头卖了 8000
多元（数据是他亲口口述，好像这个数字有点低）；还有 50 只鸡。
李长勇家的这些作物里，玉米和水稻是自己吃的，维持家里的基本盘，也卖不了几个钱，金银花、辣椒、茶叶是经济作物，赚钱用的，猪和牛主要拿来卖，鸡大部分自己家吃掉了。
我们粗略地算了一下，他种地加养殖，2019年的收入流水达到了８万元。
而且现在卖东西一点都不痛苦，只要打一个电话，就会有辣椒贩子、猪肉贩子、茶叶贩子开车上门收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再也不用背着竹篓爬山过河了。
因为这条路，李长勇家几年前就已经脱贫（为了防止返贫，各地实行脱贫不脱政策）。
如果没有这条路，李长勇家将一直陷入贫困。
李长勇的家
李长勇家的经济数据，使我深刻懂得了什么叫“要想富，先修路。”
贵州省现在不仅做到了村村通路，更是做到了组组通路，户户通路，我步行走到极深山的地方时，都见到每户门前都有水泥路。
据永乐村当地扶贫干部唐果果说，80%的村民都是这样朴实、勤奋，只要有公路，靠一双手日子就能过得不错。
后来我在花茂村调查时，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上图这位母先生，拥有一手家传陶艺好手法，特别是制作盬子鸡的陶具，十分受欢迎，花茂村的路没修好前，他们只能人工将陶具挑出去卖，还不能用马和骡子，因为牲口运输会将陶具颠坏。
花茂村2012年没有通水泥路前，母先生一年的收入只有 2-3
万元人民币，修好路后，母先生将自己的产品放在农村淘宝上卖，盬子鸡陶具销售最好，加上做陶艺馆教人制陶，现在一年的收入达到了 30 万元。
杨光玉、母先生、李长勇家的故事，昭显出 ** 扶贫的本质：就是大基建 \+ 基本生活保障。 **
随后我们走访的永乐村几户人家，大都确实有10几亩地，而且家家户户几乎都统一铺设了琉璃瓦，统一刷过外墙、大门、窗棂。
邓正华老奶奶家，收拾得一尘不染
大家仔细比较一下邓正华老奶奶家和李长勇家的门、窗、瓦，这些都是统一收拾过的，在贵州叫“人居工程”，除了将房子收拾得更好看，还拿出钱改善每一家的厨房、厕所、猪圈，厕所跟厨房要求一共9平方米以上，每家补助5000-10000元。
在原来的贫困永乐村，因为通了路，又有了基本的医疗和教育保障，其实村民们只要身体健康、不赌博、不吸毒，双手勤快，没有哪户人家说得上贫穷了。
那如果村民发生了意外，该怎么办？
32岁的杨天兵刚好在 2020 年 3 月 14 日发生了意外。
杨天兵在家门口
那天他在辣椒地使用旋耕机时，操纵不慎，割伤了双腿，显些酿成截肢，慌乱中先赶去了遵义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里花光了现金，还借了一笔钱，扶贫干部告诉他第二附属医院是贫困户指定医院，可以先诊疗，后付费，他又迁去第二附属医院直到治疗结束出院。
这次意外一共花费了17万元，杨天兵自己实际支出了 5.6 万元，报销了 11.4
万元，当地驻村第一书记唐果果帮他申请了民政局“救急难”两万元，杨天兵实际最后是花了 3.6 万元躲过了一场让家庭经济崩溃的灾难。
唐果果最近还在帮他申请另一笔扶贫基金，预计杨天兵将实际花费更少。
农村医保工作这几年应该是下了苦功夫，做得扎实，杨慧琳81岁的邻居杨光华在谈起医保时，说自己“如果没有医保，早就已经死了。”
81岁的杨光华
当然村里也有实在没法自己解决贫困问题的：有的是残疾人家庭，有的是老得走不动一身是病，基本上这部分人群的扶贫工作，只能是保证他们不要住在危房里，并给他们基本的生活补助。
刘永华家里有两人眼盲，无法工作
比如家里有两个盲人的刘永华家，每个月有 1349 元的低保， 150 元的残疾人补助， 148 元的养老金，加上 每年有农业直补 914
元，土地租金 1968 元 ，实际这户家庭每年什么都不干也能拿到 22325 元，在农村地区，足够全家生存下来。
各村也有极少部分人是实在扶不起来的，给他送羊仔回头就拿去做羊肉煲，给他送猪仔把猪饿得比狗都瘦，巴不得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等你每月给他几千块钱的补助，这些属于神仙难救，只能各安天命。
** 叁 阿妮基洛 **
由于在贵州地区投入了基建重金，我在当地看到的公路、桥梁、绿化，搞得比湖南、云南、湖北还要好。
甚至，我在贵州过去二十个极贫乡之一的石朝乡看到的房子，感觉比我在广东连州、云浮这些城市看到的乡下房子还要好。
我简直怀疑中国负责基建的各大公司是在贵州刷经验值，贵州这种地形都搞得定，全球应该没有中国公司搞不定的基建。
因此我在贵州结束调查后，决定乘飞机去往900公里外的四川大凉山看看。
大凉山，是中国最著名的贫困攻坚地之一。
我在大凉山主要走访了布拖、昭觉、金阳三县，最后的落脚点，是金阳县丙底乡打古洛村。
从西昌开车前往打古洛村，是当地扶贫干部丰国军前来接我，我们乘坐他那辆已经十分破旧的手动档赛欧，足足走了七个小时才到，这是我这一生到过的最偏远的山村，有一种让人绝望的远离繁华的感觉。
在这里我深深的感觉到，大凉山扶贫确实比贵州要艰难得多。
到村里后，彝族妇女阿妮基洛坐在她家的院子里，和我聊起了生活。
阿妮基洛和她两个女儿
阿妮基洛生于1985年，满面尘霜，生有三女一子四个孩子，他们原先住的是木板房，用的是旱厕，后来政府给予贫困户每家 5.6
万建房补助，他们才推倒旧房子，建起了现在的水泥小院，他丈夫现在外面工地做小工，一天能挣 250 元，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
他们家另养着两头牛、两口猪、七只鸡，还种着四亩苦荞，一年能收1200斤（ 1.8 元一斤），两亩土豆，一年能收 4000 斤（ 0.6
元一斤），如果不是丈夫在外面打工，一年平均只有 1.5 万元收入。
他们家有一辆摩托车用于出行，全家一个月生活费要1-2千元，以前只能吃土豆和苦荞活下来，现在也主要买大米吃。
他们家老三在读幼儿园，老大老二在读小学，读书全部免费，不用一分钱，这么偏僻的村子居然有幼儿园，我问丰国军幼儿园的来历，他说是2015年建好的，叫“一村一幼”工程，保证每个村的幼儿都有学可以上。
打古洛村幼儿园
我在世界各国调研久了，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定要问当地的教育、住房、医疗三件大事，想不到这门本事在国内也派上用场了，便忍不住追问阿妮基洛他们家医保的事，阿妮基洛平时说彝语，普通话也不错，但遇到不懂的词，还是要想一会，她在“医保”这个词面前逗留了好一会，转头用彝语询问丰国军，丰国军其实是本地彝族人，原名叫吉布，是驻村第一书记，当地人都叫他吉布书记，我听到阿妮基洛吉布吉布地叫他，丰国军答了两句，阿妮基洛才弄懂什么意思，说他们贫困户一年医保
250 元，全部免了，平时看病吃药，能报销 95% 。
我刚从贵州过来，那边贫困区域医保报销一般是80%，以前因为贫困户报销比例在 90% ，增加了财政负担而被要求整改过，大凉山地区 95%
的报销让我有点惊诧，我又反复问了几遍，丰国军确认是 95% 。
可能是因为大凉山更穷困的原因吧。
不管是大凉山还是贵州，贫困户都是从2014年才开始拥有到扶贫的种种福利， 2016
年两个地方的贫困户福利体系基本建成，其实两边贫困人家都在这个系统里才待了几年，但贵州那边看到的景象明显要好一些，大凉山彝族有自己的特殊性，看起来更困苦一些。
我问阿妮基洛还打算生第五胎吗？她说不想生了，真的不想生了。
吉布书记在一旁补充说打古洛村这边一般会生三个，生四到五个的不多了。
我这一路过来，就是随便看看，都能看出大凉山彝族很多问题，比如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都很脏，如果是为了参加劳动方便，那也不可能随时随地见到任何人衣服上都布满污渍，何况这些衣服又不破，只是脏。还有就是他们总是三三两两坐在马路旁边，汽车飞速穿过也不顾危险，甚至有很多小孩都坐在路边，我问起吉布是什么原因，他说是因为以前这里太荒凉，没有车路过，大家习惯了在路边等生人经过，也好看到一点热闹。
以前彝族都是人畜混居，不仅是那种一层猪圈二层住人这种混居，还有人和猪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混居，是吉布他们过来扶贫后一点点改过来的，以前彝族也经常不洗澡，可能一生只洗十几次，主要还是因为很多人住在高山上缺水，又缺少燃料将水烧开，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太阳能，又通了自来水，彝族老乡们才慢慢将生活习惯改了过来。（此段信息来自对当地人的咨询）
这些情况都比贵州的问题要困难得多，但还不是最困难的。
大凉山彝族另外两个大问题，就是毒品和艾滋，大凉山因为地理原因，是金三角毒品经云南入内地的必经之地，因此毒品问题非常严重，加上共用针头，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
我这一路走来，逢到饭店老板、出租车司机，就会首先问起他们毒品的事情，这些人所说一致，2016年是大凉山地区毒品问题的分界线，经过当地政府一阵狂风暴雨地扫荡，凡是吸毒的都进了戒毒所，贩毒的都被打得脸都不敢露，现在毒品在大凉山基本绝迹，有传说毒品曾经泛滥的布拖县，毒贩们将毒品埋在地下，调头就跑了，到现在都不敢挖出来。
据说现在这波人主要跑到广东、山东一带，以深圳居多。
因为毒品问题得到控制，艾滋病传播不再以共用针头的方式，而是以性传播为主，但是艾滋病不能一顿猛药就能消绝，是一个缓慢控制的过程。
我问起吉布是不是确有此事，吉布说确实毒品已经在大凉山暂时消失，成都北站的一个天桥上面，毒品曾经像卖白菜一样随便交易，贩毒的大部分是大凉山彝族，曾经毒品最严重的是昭觉、布托、金阳、普格、越西、美姑几个县，后来公安机关选派专职缉毒警察到各地任缉毒副书记，对各地的扶贫政绩，除了像贵州一样教育问题一票否决，毒品问题同样一票否则，因此各地政府都是下了狠功夫打击毒品，现在本地吸毒几乎为零。
因为过去当地人十分贫穷，生的孩子又多，靠种地几乎毫无出路，因此铤而走险，有毒贩被抓时曾说：“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但我没有办法。”缉毒警问他将来如果出来，还会不会干这个，毒贩说：
“还会，没什么出路，没办法。”
大凉山当地彝族同胞的着装
要彻底根除毒品问题，首先还是要解决贫困问题，扶贫的意义就在这里。
** 贫穷才是万恶之源。 **
为了帮助打古洛村扶贫，我在村里还见到一排排崭新的新居，这些是广东省佛山市花了一千万，帮助住在高山上的彝族同胞搬下山兴建的安迁房，也就是说，还有比打古洛村更偏远很多的彝族人家，可见他们生活有多艰难。
每一户的屋顶上，还都有四川省政府捐献的太阳能热水器，保证了每户人家有热水洗澡。
我临走前，又问起阿妮基洛关于彝族在外工作的问题，她说他们大多数去工地和电子厂，或者修铁路、采棉花，不过一般优先选择去工地，那里小工250元一天，有技术的
300-400 一天，比进电子厂挣钱，大家宁肯吃苦，也要多赚一点。
我想起在网上看到大量说大凉山彝族懒惰的信息，自己也见过不少彝族青壮年坐在路边打牌，也问起这件事，她说确实有，但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多劳动多挣钱，大多数彝族人还是希望子女多受点教育。
在布拖县城路边打牌的彝族青年，这一路看到很多这种现象
想想她说得也对，懒惰的人在一个群体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过一点正常的好日子的。
从2014年至今，大凉山普通彝族百姓慢慢解决了住房问题，孩子上学不要一分钱，医疗也有了保障，每个村也通了公路（比贵州做到的户户通路稍差一点），每家有了水源，也有了太阳能热水器，由于大凉山彝族相对起点较低，要改变他们的精神世界还需要很长时间，下一步，主要是要让大家都挣到钱。
说到挣钱，我们就必须得谈一谈合作社了。
** 肆 合作社 **
贵州遵义地区的农民，主要靠种植烤烟、辣椒、茶叶、玉米、水稻、金银花讨生活，也有小部分人从事养殖，杨慧琳老家的杉坪村唯一一个30多岁还在村里居住的年青人，就是在村里养了近百头猪。
顺便说一句，在杉坪村这样的村落，我见到的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青人是绝不愿留在这里的，这样的村庄一定会自然消亡，不过它们会有新的历史使命，要么做山居旅游，要么就做养殖基地，这里非常适合养殖，有公路方便运输，不会对人居环境造成污染，又安宁详静。
一般贵州遵义深山的老百姓都有十到十几亩地，像李长勇家那样，种点吃的，再种点经济作物，家庭收入还不错，从我现在的咨询来看，大多数家庭年收入在5-8万元左右，再配合有人外出打工，家里的经济基本盘就稳了。
贵州的经济作物里，平均亩产值是金银花>烤烟 > 茶叶＝辣椒 > 水稻 > 玉米，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种玉米。
那有人说我全改成金银花和烤烟不就行吗？这种想法太简单粗暴，玉米和水稻卖不起高价，但是收成稳定，保证不会饿死人，而金银花和烤烟种植需要技术和时间，烤烟还非常辛苦，杨慧琳说他们家种过烤烟，“收获时全家累瘫”，不是一般劳动力承受得起的。
现在贵州都在很小心地收缩玉米的种植量，改成不需要重劳力的辣椒。
社会的进步往往是这样很小心地向前挪动脚步的，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
**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去田间做调查的原因，很多事情你到了现场才知道水有多深，一直坐在书房里做学问，一定会有认知偏差。 **
四川大凉山地区因为海拔高，能种的东西不多，主要是土豆、苦荞、脐橙等，另外大多数人家会养牛羊，海拔低一点的养绵羊，高一点的养黑山羊，布吉书记说种粮食和养牛羊，加上打零工三样，一般家庭年收４万块左右。
在贵州永乐村、花茂村，大凉山打古洛村，我都见到了合作社。
有成功案例，也有失败案例。
合作社就是将村民的土地租过来，600块钱一亩，村里再想办法大面积种植农作物或者经济作物，赚到的钱分给大家。
大凉山打古洛村是吉布书记牵头，由县农业农村局免费提供种苗、化肥、技术，在村里筹集了150亩地，一起种西兰花。
村民们背着西兰花从地里回来
为什么这件事要合作社牵头，而不能让村民们分开种植西兰花呢？一是必须有了规模才能跟蔬菜贩子谈供应，要不别人东跑一家西跑一家，效率太低，收购成本太高，二是大面积种植需要各种技术，普通彝族同胞吃不消。
为了活下去，这个村原本是种土豆为主，但土豆太便宜，西兰花的单亩产值是土豆的2.5倍。
吉布帮我算了一笔账，这些西兰花卖出去后，一年能给村里每户分到2000元左右，另外收西兰花时，需要 3000 人次劳动力，每人每天给 80
元，能带动周边就业，来务工的人员，两个月能挣到 4-5 千元。
差不多能给部分村民一年增收6千元左右。
晒得黝黑的吉布指给我大红袍花椒的种植区域
这笔钱还是不多，吉布现在正在村里布局种植大红袍花椒，这个生花椒的收购价格是20元一斤，比破土豆那几毛钱一斤值钱得多，单亩产值是土豆的５倍，但是种植期太长，
2019 年种下第一批 50 亩大红袍花椒，要到 2022 年收获，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先在村里种西兰花，等到大红袍花椒 2022
年收获后，村民们赚到钱见到效果了，再开始缓缓在全村推进大红袍花椒的种植。
我在贵州花茂村也见到了搞得热火朝天的农村合作社，负责人何万明理事长晒得跟个非洲人一样黑，十指指缝里全是泥渍，忙得停不下来，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时，我们还以为是当地寻常老农。
别人后来说这是何理事长，这里的话事人，吓我们一跳。
何万明今年50多岁，原是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现调来负责这边的农村合作社，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过来上班，晚上八点下班，一年只休三天，带着村民们将合作社搞了起来。
据他介绍，合作社必须是以80%农民为主体的单位，他们在这种了 750 亩地，地是向花茂村当地百姓租来的， 800
块钱一亩（比大凉山略贵），平均一亩现在能做到 1.5 万产值，一年总产值 1000 万多一点，毛利只有 10%-15% ，人工成本占到了总成本的
65% ，一年解决了 70-80 人的就业问题，平均每人一个月能挣到三千元左右。
这里种好的蔬菜瓜果主要发往重庆地区，每天一车一车地往重庆送货。
在温室大棚里，我还尝了下味道清甜的小西红杮，比我在广东吃到的味道要好许多，现在这种精心培育的小西红杮在大棚里能做到亩产1.5万斤。
无论是打古洛村的西兰花和花椒，还是花茂村的西红杮、黄瓜，都是在摸索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如何更有效地带动当地农民的收入？尽量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赚到更多钱。
** 通过租地，让专业人士将农田当公司操作，再返聘当地农民过来干活给工资，无形中提高了土地产出，又增加了就业，算是另一种对农民的补贴。 **
不过以中国农产品现在的价格，将土地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能给予的最高价值，也就是给当地提供几十到上百个月薪三千的农业产业工人的岗位，从事这些工作的往往还是当地中老年人，年青人还是会跑到外地打工挣钱。
有一些进步，总比没有进步要好得多，而且这种模式，也可以适用在大量抛荒的土地上，比如我老家邵阳乡下，我就见到过有大量农田开始被荒弃了（我家的地就二十年没人管了），急需这种模式将土地激活。
但并不是所有合作社项目都成功了，还有一些没经营好的类似合作社的项目，比如在永乐村，2017年种下 500 亩猕猴桃和 500
亩封糖李，这些产业都交给了农业公司承包，当时农业公司的人说猕猴桃能卖到几十块钱一斤到国外，结果三年后挂果一斤才 5
元钱批发价，现在一亩地产两三千斤，产值并不高，加上收益分配比例是农业公司拿 30% ，贫困户拿 40% ，村政府拿 20% ，土地租户拿
10% ，农业公司见没什么油水，现在也爱管不管了。
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打理，这件事也就烂尾了，猕猴桃园里现在长满了杂草。
长满杂草的猕猴桃园
** 伍 干部与财政 **
要办成一件事情，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样是钱，一样是人。
我们先聊聊这些深入扶贫一线的当地干部。
可以说，这些年，各村扶贫干部，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我见到吉布时，他的女儿刚出生一个多月，他跟我回到打古洛村后，要两个月后才能回家。
我说那下次见到你女儿时，你女儿都三个月了。
他说没有办法，扶贫地点离家太远，工作又太繁忙，他也想看着女儿长大，但现实不允许。
在最忙最忙的2018年，吉布通常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永乐村的唐果果也一样，他长期住在村委会，睁开眼就要忙到深夜，扶贫验收的时候，几个月没有放过假。
这两个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停地在接电话，村民们吵架了找他们，医疗报销找他们，找不到工作了也找他们，开个车都电话不断。
而前文中花茂村合作社的何万明，也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基本没有假期。
扶贫工作从2014年在各省展开，这些人大多是从 2016
年扎根基层，主要负责当地的人居改造、贫困户对接、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社开展、帮扶单位对接、村民教育、医疗、住房的具体执行，以及各种检查、反馈等等。
有时还得亲自给贫困户盖房子。
丰国军等扶贫干部在帮彝族贫困户盖房子中
这些干部差不多大都四千多一点的底薪，再加上一部分公积金、生活补助、绩效等，在贫困地区，工资比一般人要好一点。
他们工作量也非常大，如果不好一点，估计基层干部们统统都会流失。
平时吃得很是一般，我在扶贫村和一线扶贫干部们吃了几餐，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以永乐村举例，该村十个村干部一年的总开支是12万元，这些钱还包含买办公文具的费用，村委便请了一个当地的大姐来做饭，每人每餐按十块钱支付，省出来的钱就是大姐的工资，大姐为了多赚钱，就只能在伙食成本上下功夫，这样村干部们也不太可能吃得太好。
如果想打打牙祭，就自己掏钱找村民买几只本村走地鸡做辣子鸡，嗯，永乐村的辣子鸡确实很好吃。
有意思的是，房价居然也对扶贫干部造成了极大冲击，我在遵义地区看到的村第一书记唐果果，开着一辆用了八年的手动档福克斯，还在市区买了商品房，而大凉山地区的吉布，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二手赛欧，只能买市区的集资房。
唐果果
两人收入差不多，造成两个人物质上差别的原因，是唐果果买房时，遵义房价才4000一平，而西昌地区的房价，已经是一万左右了。
普通中国人现在的生活质量，和当地房价成反比。
中国扶贫工作的展开，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基层扶贫干部，用微弱的光亮，点亮了贫困户的人生之路。
接着，我们来算一算，扶贫工作的巨大财政投入。
我是一个很喜欢算账的人，每次一算账，我就要兴奋得搓一搓手，到了贫困村，自然要把他们的投入开支算清楚。
我粗略地看过永乐村和打古洛村的投入对比，发现在扶贫财政上，贵州省各村的投入确实要大许多。
贵州永乐村这边，2017-2019年人居环境改造 370 户，大约花费 400 万元， 600 户厨房厕所改造，大约花费 300
万元，铺代家沟村民组的电线、变压器，花费 70 万元，修 8 公里的从村到镇的水泥路，花费 500 万元，其它路面硬化 50 公里，花费
700 万元，危房改造 30 户，花费 20 万元，1000亩猕猴桃与封糖李种植园花费 450 万元，种植园相关基建 150
万元，黑山羊产业投入150万，520亩茶业产业投入260万，仅仅以上这些数据，就高达 3000 万元。（数据可能有误差）
在大量的财政投入下，到2019年时，光是遵义市的农村公路总里程，就达到了 2.8 万公里，接近赤道周长的四分之三！
这只是一个市的农村公路，不是一个省。
大凉山打古洛村这边，花钱最多的是2018年，集中安置点建设 1140 万（包含住房、基础设施、村支部活动室、村民俗活动坝子），分散安置 304
万，总共在 1160 万左右， 2019 年就只投入了 396.2
万，主要是建庭院、建入户路、建化粪池，改厨房、改猪圈、改厕所、改饮用水源，每户 1.6 万元和每人代缴医保 250 元。（大凉山是医保全免，贵州是交
130 元）
可能也考虑到了大凉山的投入不如贵州，大凉山的扶贫难度也更大，每个村还有专门对应的帮扶部门，打古洛村的对应部门是凉山军分区，军分区会提供人力财力物力，帮助禁绝毒品，提供扶贫基金，村里凡是能读得上书的，扶贫干部还和凉山军分区设了个教育基金，考上本科的奖励2000元一年，考上专科的奖励
1500 元一年，考上中专的奖励 1000 元一年。
我二十多岁时，也总把“军队不参与国内事务”奉为红线，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中国军队在抗洪、救灾、打击毒品、扶贫上一直默默出力，我不去现场调查，也不知道军队有这么多付出。
那贵州和大凉山这么大的扶贫开销，钱从哪里来的呢？
以下两张图，分别是2018年、 2019 年中国各省财政转移支付表：
排第一名的一直是四川省，贵州排在5-6名，那为什么贵州各村的投入好像还要高一点呢？
因为四川省人口远多于贵州省，四川常住人口是8375万，贵州常住人口是 3622 万，四川要帮扶的人太多，才会显得各村的帮扶比贵州要少。
我在贵州遇到一个来做自愿者的苗族小姑娘，23岁，叫王治丽，刚从贵州工程职业学院毕业，家是雷山县人，他们家也是贫困户，大学时一年 7800
元的学费，减免了 3500 元，每年寒暑假，她再去广东东莞的东坑、长安两镇打临时工，省吃俭用，两个月能存 6-7
千元，这些钱够她交完一年学费，剩下的够自己生活费，顺顺利利念完了书。
王治丽这种经济状况，跟西部各省的财政来源是一个意思，其实就是中国东部已经全面工业化的各个省，拿着钱去支援西部贫困地区，给了西部贫困人民活命的机会，反正也是中西部的人民给东部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也是一种相互补偿。
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能自己灯红酒绿，看着邻居吃糠咽菜，要不还算什么共同富裕？
其实基本盘还是工业化，是工业化拯救了中华民族。
文章的最后，我还是想讲一讲大凉山的彝族。
和其它地区的彝族同胞不同，大凉山极其贫困，现在还能种土豆吃饱肚子，可土豆是万历年间才从南美洲传入中国的，大量普及种植估计还要更晚，大凉山海拔高，2000-3500米左右，我七月上去，感觉明显要比珠三角冷许多，紫外线又无比强烈，晒得我都黑了两圈，就只能种苦荞什么的，但苦荞是粗粮，不好消化，产量还非常低，当地人这样饿肚子不知道饿了几百年，阿妮基洛他们现在有现金还是吃大米的。
加上这个地方偏僻得让人绝望，大凉山彝族其实一直活在一种普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贫穷当中，我们种种看到的不可思议的现象，比如他们过去不洗澡、衣服脏、毒品泛滥等等，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太低下造成的。
现在他们见到了现代文明，大部分人还是很乐愿过上好日子的，真的宁肯吃苦干重体力活，也不愿去电子厂做轻松的工作，就想着多挣钱让后代接受好一点的教育，不要再过他们这一代的苦日子了。
** 人都是一样的，生活的好坏，都只是生产力的折射。 **
大凉山彝族的普通百姓，还是很渴望过上好生活，他们跟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们离现代文明更远一点，所以追赶上来，要更吃力一点，也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追得上现代文明。
我在大凉山深处的打古洛村待到晚上八时，大雾弥漫，整个村子忽然什么都看不清，整个人好像与世隔绝，这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远离现代文明的焦虑感，想想最近的城市在七小时车程之外，一阵悲凉直上心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贫穷与你如影随行，那种绝望感是不可想像的。
那些前来扶贫的人，就是他们大雾里的明灯，这也是躺在沙发上用WIFI看这篇文章的你，一时难以理解的。
** 陆 不息 **
中国波澜壮阔的扶贫工作，到2020年，已经基本完成，按照最新年收入 3747
元的贫困标准，根据我的现场调查，很多贫困户，其实什么都不做，光是补贴都已经超过这个数据。
其实只要大基建一落地，贫困人口就会自动减少一大半了。
中国扶贫的硬件工程基本结束，后面应当是软件工程的系统性维护，保证后期原贫困户们不要返贫，也保证扶贫政策能一直落地。
我估计各地的扶贫干部，也有部分人将要调离岗位，去接受新的挑战。
扶贫其实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扶贫使穷人们的孩子们有机会读完大学，使他们的生计有了着落，使他们生病了不至于等死，想想十年前，这些我们还做不到啊。
2020年 7 月 17
日的深夜，我从中国扶贫前线调查回来后，在书房里写下了这一篇文章，那一户户深山人家的面孔，任劳任怨的扶贫工作人员，以及大凉山那让人绝望的大雾，仿佛还如在眼前。
能摆脱贫穷，就是剪掉了人生最大的痛苦，那几千百万曾陷入贫困的人，才看得到人生的曙光。
2000年时，我们还有贫困人口9422万，20年后，我们确实已基本消灭贫困。
这一路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是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来之不易。
愿中华民族继续奋勇向前，百折不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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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扶贫实地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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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杨慧琳 **
杨慧琳生于1994年，全家原住在贵州省遵义市务川自治区石朝乡杉坪村板垭坪组，仡佬族。
我问她仡佬族为什么是汉姓，她说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祖上一直姓杨。
在2007年 13 岁之前，来自深山里的仡佬族少女杨慧琳从来没有见过汽车。
杉坪村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深山小村，杉坪村所在的石朝乡，只有1.5万人，是贵州省 20 个极贫乡镇之一， 2014 年时， 30% 的居民是贫困户。
那个村从遵义市区开车过去，约要五小时，你到了深山，往前走，再往前走，走到你怀疑人生的时候，差不多就到了。
现在这里已通双车道水泥路，现在开车走那条路，往往护栏一侧是悬崖，另一侧是峭壁，方向盘打错车子就有坠落悬崖的危险，下雨时，还偶有落石从峭壁滚下。
杨慧琳全家在杉坪村务农，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按照村落里世世代代的剧本，她原本读完初中就会下地干活，将来跟其他村某个小伙子结婚生子，一起经营着几亩薄地，靠烤烟、玉米、养猪过活。
其实也是贵州山区过去大多数女性的人生剧本，千百年没怎么变过。
村子出去一直要靠步行，原只有几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车子进不来，杨慧琳说，13岁她去丰乐镇读初中时，才见到第一辆汽车。
甚至，她是第一次见到自行车。
那年已是2007年，北京奥运会将在第二年举办，中国 GDP 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只是三年后的事情。
而从深山里出来读书的杨慧琳，才知道汽车长什么样子。
中国底层贫困人口与发达地区人口，像被一把快刀切成了两个世界。
如果你没有生活在这个村子里，根本体会不到那种让人绝望的感受，也不会知道中国还有人承受着这样的痛苦。
2020年的杉坪村，民居已全部改造过了
49岁的杨光玉现在还生活在这里，我随杨慧琳回到杉坪村时，板垭坪组已只有二十多户在此生活，杨光玉坐在家门口前坪上，接受了我的采访，缓缓回忆起村子里这几十年的故事。
杨光玉说，2012年村子里通了一条毛路，但进不来汽车，一直到 2017
年才有了硬化路。他全家主要靠种烤烟讨生活，他们有好几个兄弟，分家时，他只分到一亩地，自己开荒了七八亩，现在村子里很多人再不回来，地都荒了，谁爱种就种，他一个人便经营着
20 亩地种烤烟。
杨光玉坐在家门口和我聊天
在2017年前，杨光玉地里的烤烟收获后，要用马和人将烤烟背出去，每次只能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运出 150 斤，通常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运烤烟，每次来回 4
小时，只要连跑两三次，“人和马累得站都站不稳，马都快压瘸了。”，因为这是家中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有时候发洪水了，还得想办法找渡船去镇里，只有那里，才有人收他们种植的烤烟。
那时烤烟差不多5元一斤，离村的人也不多，还没有荒弃的土地，杨光玉只有几亩地可以经营，一年的全部收入，只有 1 万元左右，他靠这笔钱养活一儿一女。
杉坪村村民在收拾烤烟，烤烟是经济作物里最辛苦的，比种辣椒、茶叶要辛苦得多
现在烤烟价格上涨到12元一斤， 20 亩地平均每亩一年有 3000 元左右的利润，杨光玉现在一年一个人能挣 5-6 万元。
杨光玉的儿子现在温州打工，女儿则刚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她女儿读大学期间，一年要花费3万元，杨光玉家不算贫困户，只在大学第一年收到过茅台集团一次性 5000
元的助学金，其它全是他靠烤烟辛苦支撑起来的。
作为贫困户的杨慧琳，全家则相对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杨慧琳与弟弟是在村里念的小学，中学时在丰乐镇读书，由于来回太远，每次要步行两到三个小时到镇上，再坐车回学校，他们平时住校，一周回家一次。
作为贫困户，他们读书、住宿每个月都有补助（初中时的数据她不记得了，高中时是每个月一两千块），基本免费，2015年杨慧琳考上了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费每年
7000 多元，同年她爸在建筑工地上受了伤，她觉得自己可能上不了大学了，但通过申请贫困生补助，杨慧琳每年减免了 4830 元，实际上只要交 2000
多元一年的学费和其他生活费，杨慧琳再申请了 7000 元一年的免息助学贷款，四年共贷了 2.8
万元，她今年已经参加工作，估计工作两年就能将助学贷款全部还清。
杨慧琳的弟弟现在也在贵阳商学院念本科，学费是7千一年左右，同样通过贫困生补助，每年只要交两千多的学费，再通过助学贷款，解决了学费、生活费问题。
也就是说， ** 出生贫困户家庭的杨慧琳姐弟两人读完本科，家里不用出一分钱。 **
我问她，那你们村同龄人现在读大学的人多吗？
杨慧琳说，大概有10%的年轻人读完了大学，大多数人念完了高中，但肯定全念完了初中。
当地扶贫干部后来告诉我， ** 一旦有一个后生没有念完初中，当地扶贫工作一票否决 **
，教育工作让他们紧张得要死，哪怕是这个后生自己不想念书，工作人员也会从省里一直追到村里，必须让后生回到课堂。
2017年，杨慧琳还在念大学时，他父亲电话过来，说他们将成为贫困搬迁户，问她愿意迁到务川县城，还是迁到遵义新蒲新区，杨慧琳选择了房间面积更小，但在市区的搬迁房。
还房小区，建得不高，内部没有电梯
这处小区叫遵义新浦新区新中街道六号还房小区，2017年开始入住，主要安置务川县石朝乡、桐梓县小水乡、仁怀市学孔镇这三个跨县区域的贫困人口， 95 户共
410 人来这居住，另有一些拆迁户和永乐镇、新舟镇、喇叭镇 227 户 973 人在这里定居。
从5小时车程外的大山里迁到这里居住的杨慧琳一家，四口人免费分到了两室一厅 68 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里有 5 口人，可以分到 93.4
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里超过５口人，则能免费分到一层两套 68 平方的房子。
我在现场用手机录下了杨慧琳家68平房子的内部模样：
** 这套房子交给杨慧琳家时，已经装修好，并配有电视机、抽油烟机、电磁炉、沙发、餐桌、床 ** ** 、衣柜等等，全部免费，真正拎包入住。 **
就是政府在城里免费给贫困搬迁户一套房，还全部装修好，连家具、电器都配齐。
简直壕无人性。
不仅如此，凡是搬迁到城里的贫困户，原房子将拆掉变成土地，每人还将领到3000元补助。
杨慧琳家旧址，已被填平还原成土地
到城里后，为了让村民顺利过渡到市民，政府还在社区设置了社区服务中心，从找工作到幼儿园读书，将贫困搬迁户生活全包圆了。
从杨慧琳一家的经历来看，扶贫工程几乎将她从读书到住房全部解决，出于好奇，我在还房小区随机走进了几户人家。
吴孝举
这位老人名叫吴孝举，70岁，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家里五口人，分到了 93.4 平三室一厅的房子，他患有冠心病、高血压，一年 250
元医疗保险，区政府替他交了 120 元，他自己只要交 130 元一年，每月买药要花费 700 元，实际报销后只需 200
元，现在报销采用一站式结算，如果是住院，出院前一次性报销完，不用东跑西跑办证明，在指定医院，还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不用担心没钱治病。
吴孝举的医保资料
吴孝举的孙子现在贵州大学科技学院读书，一年1.3万元的学费，同样申请了 4830 元一年的补助，他们全家是精准贫困户，每人每月还能领到 300
元的生活补助，一家五口就是 1500 元每月。
我又走访了其他几户人家，发现情况都差不多，几乎家家户户的教育、医疗、住房全部提供了保障，这些大山深处的贫困人家，全部搬到城里，在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情况下，逐渐适应新的生活。
贵州省迄今为止，一共完成了188万人的扶贫搬迁，杨慧琳家只是其中一户的代表。
光是新蒲新区，就有两处搬迁安置点，现在每个县都有安置小区，一般一个小区有两三千人，最多的有上万人，社区超过一千人，就会设置社区服务点，超过一万人，就会设办事处，什么婆婆妈妈的事都要管。
对杨慧琳、吴孝举等家庭的照顾，扶贫工程的细节工作，简直做到了令人发指的无微不至。
** 贰 李长勇 **
杨慧琳家属于特别困难的搬迁户，这些家庭并不是多数，多数人还和杨光玉一样，居住在深山里。
那这些人的生活现在是怎样的？
为此我去永乐镇永乐村拜访了近十户人家，上门咨询他们的生活情况。
这个村主要受困于交通，2013年前，从村到镇是烂泥路，从镇到县城是石子路，以前从这里出发到播州区要两天时间， 2014
年这个村开始施行精准扶贫，建档立卡， 2017 年８月 243 国道开通，才解决了交通问题，后来又从镇到村修了８公里的水泥路，村民们才方便出入。
我进村碰到的第一个人，叫景怀友。
他今年56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 28 岁，小儿子 26 岁，目前在深圳打工，因为家里有两个壮年劳力，又常年在外不归，因此评不上贫困户。
景怀友自己一直在绥阳靠卖菜为生，现在身体不好卖不动了，只好回到故土，家里的房子都荒废了，刚回到家时，他家的房子是这样的。
基 本就是栋废弃房了，门窗均已损坏，没有水电，旁边的猪圈连个顶都没有，根本没办法住人，景怀友也没钱整修。
村里看到人回来了，便主动花了三万块钱，用一个月的时间，给他的房子进行了修整，现在是这样的。
房子里面有了电和自来水，内部各个房间补上了门窗，旁边的猪圈改造成了洗手间，现在基本能住人了。
景怀友现在自己种点菜，靠儿子寄钱给他生活。
这是对一个非贫困户的照顾，那贫困户的生活现在是怎样的呢？
我拜访过的永乐村人家里，李长勇夫妇的生活数据最有代表性。
李长勇夫妇照
李长勇夫妇是典型的中国式农民，勤劳、朴实、热情，他们居住在深山里，过去的贫穷，主要是因为交通。
“以前全靠走路。”李长勇告诉我，“我们种好了辣椒、茶叶，要自己背出去，走一天的路到市集，人累得要死要活，背回来太累，住在镇上慢慢卖又有食宿成本，如果卖不掉就要低价清货。”
“我们家养的猪，也要卖得比别人便宜，因为太远，猪贩子走过来太辛苦，不便宜他们不肯收，一斤猪肉如果别人卖 10 块钱一斤，我们只能卖 6-8
块钱一斤。”
“最麻烦的是，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我们也只能背出去看医生，非常非常辛苦。”
现在他们家门口通了一条水泥马路，这条路不仅剪掉了他们身上背负的痛苦，还给他们全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问起李长勇现在的收入情况，他一点一点地将2019年家庭收入算给我听。
他们家种有4亩金银花，每亩能收一千斤； 5 亩辣椒，每亩能收八百斤； 4 亩玉米，每亩收一千斤； 3 亩水稻，每亩能收 1 千斤； 2
亩茶叶还没开始收获。再加上他家养了４头猪， 2019 年猪肉涨价，每头猪卖了 7000 块钱；两头牛，每头卖了 8000
多元（数据是他亲口口述，好像这个数字有点低）；还有 50 只鸡。
李长勇家的这些作物里，玉米和水稻是自己吃的，维持家里的基本盘，也卖不了几个钱，金银花、辣椒、茶叶是经济作物，赚钱用的，猪和牛主要拿来卖，鸡大部分自己家吃掉了。
我们粗略地算了一下，他种地加养殖，2019年的收入流水达到了８万元。
而且现在卖东西一点都不痛苦，只要打一个电话，就会有辣椒贩子、猪肉贩子、茶叶贩子开车上门收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再也不用背着竹篓爬山过河了。
因为这条路，李长勇家几年前就已经脱贫（为了防止返贫，各地实行脱贫不脱政策）。
如果没有这条路，李长勇家将一直陷入贫困。
李长勇的家
李长勇家的经济数据，使我深刻懂得了什么叫“要想富，先修路。”
贵州省现在不仅做到了村村通路，更是做到了组组通路，户户通路，我步行走到极深山的地方时，都见到每户门前都有水泥路。
据永乐村当地扶贫干部唐果果说，80%的村民都是这样朴实、勤奋，只要有公路，靠一双手日子就能过得不错。
后来我在花茂村调查时，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上图这位母先生，拥有一手家传陶艺好手法，特别是制作盬子鸡的陶具，十分受欢迎，花茂村的路没修好前，他们只能人工将陶具挑出去卖，还不能用马和骡子，因为牲口运输会将陶具颠坏。
花茂村2012年没有通水泥路前，母先生一年的收入只有 2-3
万元人民币，修好路后，母先生将自己的产品放在农村淘宝上卖，盬子鸡陶具销售最好，加上做陶艺馆教人制陶，现在一年的收入达到了 30 万元。
杨光玉、母先生、李长勇家的故事，昭显出 ** 扶贫的本质：就是大基建 \+ 基本生活保障。 **
随后我们走访的永乐村几户人家，大都确实有10几亩地，而且家家户户几乎都统一铺设了琉璃瓦，统一刷过外墙、大门、窗棂。
邓正华老奶奶家，收拾得一尘不染
大家仔细比较一下邓正华老奶奶家和李长勇家的门、窗、瓦，这些都是统一收拾过的，在贵州叫“人居工程”，除了将房子收拾得更好看，还拿出钱改善每一家的厨房、厕所、猪圈，厕所跟厨房要求一共9平方米以上，每家补助5000-10000元。
在原来的贫困永乐村，因为通了路，又有了基本的医疗和教育保障，其实村民们只要身体健康、不赌博、不吸毒，双手勤快，没有哪户人家说得上贫穷了。
那如果村民发生了意外，该怎么办？
32岁的杨天兵刚好在 2020 年 3 月 14 日发生了意外。
杨天兵在家门口
那天他在辣椒地使用旋耕机时，操纵不慎，割伤了双腿，显些酿成截肢，慌乱中先赶去了遵义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里花光了现金，还借了一笔钱，扶贫干部告诉他第二附属医院是贫困户指定医院，可以先诊疗，后付费，他又迁去第二附属医院直到治疗结束出院。
这次意外一共花费了17万元，杨天兵自己实际支出了 5.6 万元，报销了 11.4
万元，当地驻村第一书记唐果果帮他申请了民政局“救急难”两万元，杨天兵实际最后是花了 3.6 万元躲过了一场让家庭经济崩溃的灾难。
唐果果最近还在帮他申请另一笔扶贫基金，预计杨天兵将实际花费更少。
农村医保工作这几年应该是下了苦功夫，做得扎实，杨慧琳81岁的邻居杨光华在谈起医保时，说自己“如果没有医保，早就已经死了。”
81岁的杨光华
当然村里也有实在没法自己解决贫困问题的：有的是残疾人家庭，有的是老得走不动一身是病，基本上这部分人群的扶贫工作，只能是保证他们不要住在危房里，并给他们基本的生活补助。
刘永华家里有两人眼盲，无法工作
比如家里有两个盲人的刘永华家，每个月有 1349 元的低保， 150 元的残疾人补助， 148 元的养老金，加上 每年有农业直补 914
元，土地租金 1968 元 ，实际这户家庭每年什么都不干也能拿到 22325 元，在农村地区，足够全家生存下来。
各村也有极少部分人是实在扶不起来的，给他送羊仔回头就拿去做羊肉煲，给他送猪仔把猪饿得比狗都瘦，巴不得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等你每月给他几千块钱的补助，这些属于神仙难救，只能各安天命。
** 叁 阿妮基洛 **
由于在贵州地区投入了基建重金，我在当地看到的公路、桥梁、绿化，搞得比湖南、云南、湖北还要好。
甚至，我在贵州过去二十个极贫乡之一的石朝乡看到的房子，感觉比我在广东连州、云浮这些城市看到的乡下房子还要好。
我简直怀疑中国负责基建的各大公司是在贵州刷经验值，贵州这种地形都搞得定，全球应该没有中国公司搞不定的基建。
因此我在贵州结束调查后，决定乘飞机去往900公里外的四川大凉山看看。
大凉山，是中国最著名的贫困攻坚地之一。
我在大凉山主要走访了布拖、昭觉、金阳三县，最后的落脚点，是金阳县丙底乡打古洛村。
从西昌开车前往打古洛村，是当地扶贫干部丰国军前来接我，我们乘坐他那辆已经十分破旧的手动档赛欧，足足走了七个小时才到，这是我这一生到过的最偏远的山村，有一种让人绝望的远离繁华的感觉。
在这里我深深的感觉到，大凉山扶贫确实比贵州要艰难得多。
到村里后，彝族妇女阿妮基洛坐在她家的院子里，和我聊起了生活。
阿妮基洛和她两个女儿
阿妮基洛生于1985年，满面尘霜，生有三女一子四个孩子，他们原先住的是木板房，用的是旱厕，后来政府给予贫困户每家 5.6
万建房补助，他们才推倒旧房子，建起了现在的水泥小院，他丈夫现在外面工地做小工，一天能挣 250 元，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
他们家另养着两头牛、两口猪、七只鸡，还种着四亩苦荞，一年能收1200斤（ 1.8 元一斤），两亩土豆，一年能收 4000 斤（ 0.6
元一斤），如果不是丈夫在外面打工，一年平均只有 1.5 万元收入。
他们家有一辆摩托车用于出行，全家一个月生活费要1-2千元，以前只能吃土豆和苦荞活下来，现在也主要买大米吃。
他们家老三在读幼儿园，老大老二在读小学，读书全部免费，不用一分钱，这么偏僻的村子居然有幼儿园，我问丰国军幼儿园的来历，他说是2015年建好的，叫“一村一幼”工程，保证每个村的幼儿都有学可以上。
打古洛村幼儿园
我在世界各国调研久了，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定要问当地的教育、住房、医疗三件大事，想不到这门本事在国内也派上用场了，便忍不住追问阿妮基洛他们家医保的事，阿妮基洛平时说彝语，普通话也不错，但遇到不懂的词，还是要想一会，她在“医保”这个词面前逗留了好一会，转头用彝语询问丰国军，丰国军其实是本地彝族人，原名叫吉布，是驻村第一书记，当地人都叫他吉布书记，我听到阿妮基洛吉布吉布地叫他，丰国军答了两句，阿妮基洛才弄懂什么意思，说他们贫困户一年医保
250 元，全部免了，平时看病吃药，能报销 95% 。
我刚从贵州过来，那边贫困区域医保报销一般是80%，以前因为贫困户报销比例在 90% ，增加了财政负担而被要求整改过，大凉山地区 95%
的报销让我有点惊诧，我又反复问了几遍，丰国军确认是 95% 。
可能是因为大凉山更穷困的原因吧。
不管是大凉山还是贵州，贫困户都是从2014年才开始拥有到扶贫的种种福利， 2016
年两个地方的贫困户福利体系基本建成，其实两边贫困人家都在这个系统里才待了几年，但贵州那边看到的景象明显要好一些，大凉山彝族有自己的特殊性，看起来更困苦一些。
我问阿妮基洛还打算生第五胎吗？她说不想生了，真的不想生了。
吉布书记在一旁补充说打古洛村这边一般会生三个，生四到五个的不多了。
我这一路过来，就是随便看看，都能看出大凉山彝族很多问题，比如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都很脏，如果是为了参加劳动方便，那也不可能随时随地见到任何人衣服上都布满污渍，何况这些衣服又不破，只是脏。还有就是他们总是三三两两坐在马路旁边，汽车飞速穿过也不顾危险，甚至有很多小孩都坐在路边，我问起吉布是什么原因，他说是因为以前这里太荒凉，没有车路过，大家习惯了在路边等生人经过，也好看到一点热闹。
以前彝族都是人畜混居，不仅是那种一层猪圈二层住人这种混居，还有人和猪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混居，是吉布他们过来扶贫后一点点改过来的，以前彝族也经常不洗澡，可能一生只洗十几次，主要还是因为很多人住在高山上缺水，又缺少燃料将水烧开，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太阳能，又通了自来水，彝族老乡们才慢慢将生活习惯改了过来。（此段信息来自对当地人的咨询）
这些情况都比贵州的问题要困难得多，但还不是最困难的。
大凉山彝族另外两个大问题，就是毒品和艾滋，大凉山因为地理原因，是金三角毒品经云南入内地的必经之地，因此毒品问题非常严重，加上共用针头，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
我这一路走来，逢到饭店老板、出租车司机，就会首先问起他们毒品的事情，这些人所说一致，2016年是大凉山地区毒品问题的分界线，经过当地政府一阵狂风暴雨地扫荡，凡是吸毒的都进了戒毒所，贩毒的都被打得脸都不敢露，现在毒品在大凉山基本绝迹，有传说毒品曾经泛滥的布拖县，毒贩们将毒品埋在地下，调头就跑了，到现在都不敢挖出来。
据说现在这波人主要跑到广东、山东一带，以深圳居多。
因为毒品问题得到控制，艾滋病传播不再以共用针头的方式，而是以性传播为主，但是艾滋病不能一顿猛药就能消绝，是一个缓慢控制的过程。
我问起吉布是不是确有此事，吉布说确实毒品已经在大凉山暂时消失，成都北站的一个天桥上面，毒品曾经像卖白菜一样随便交易，贩毒的大部分是大凉山彝族，曾经毒品最严重的是昭觉、布托、金阳、普格、越西、美姑几个县，后来公安机关选派专职缉毒警察到各地任缉毒副书记，对各地的扶贫政绩，除了像贵州一样教育问题一票否决，毒品问题同样一票否则，因此各地政府都是下了狠功夫打击毒品，现在本地吸毒几乎为零。
因为过去当地人十分贫穷，生的孩子又多，靠种地几乎毫无出路，因此铤而走险，有毒贩被抓时曾说：“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但我没有办法。”缉毒警问他将来如果出来，还会不会干这个，毒贩说：
“还会，没什么出路，没办法。”
大凉山当地彝族同胞的着装
要彻底根除毒品问题，首先还是要解决贫困问题，扶贫的意义就在这里。
** 贫穷才是万恶之源。 **
为了帮助打古洛村扶贫，我在村里还见到一排排崭新的新居，这些是广东省佛山市花了一千万，帮助住在高山上的彝族同胞搬下山兴建的安迁房，也就是说，还有比打古洛村更偏远很多的彝族人家，可见他们生活有多艰难。
每一户的屋顶上，还都有四川省政府捐献的太阳能热水器，保证了每户人家有热水洗澡。
我临走前，又问起阿妮基洛关于彝族在外工作的问题，她说他们大多数去工地和电子厂，或者修铁路、采棉花，不过一般优先选择去工地，那里小工250元一天，有技术的
300-400 一天，比进电子厂挣钱，大家宁肯吃苦，也要多赚一点。
我想起在网上看到大量说大凉山彝族懒惰的信息，自己也见过不少彝族青壮年坐在路边打牌，也问起这件事，她说确实有，但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多劳动多挣钱，大多数彝族人还是希望子女多受点教育。
在布拖县城路边打牌的彝族青年，这一路看到很多这种现象
想想她说得也对，懒惰的人在一个群体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过一点正常的好日子的。
从2014年至今，大凉山普通彝族百姓慢慢解决了住房问题，孩子上学不要一分钱，医疗也有了保障，每个村也通了公路（比贵州做到的户户通路稍差一点），每家有了水源，也有了太阳能热水器，由于大凉山彝族相对起点较低，要改变他们的精神世界还需要很长时间，下一步，主要是要让大家都挣到钱。
说到挣钱，我们就必须得谈一谈合作社了。
** 肆 合作社 **
贵州遵义地区的农民，主要靠种植烤烟、辣椒、茶叶、玉米、水稻、金银花讨生活，也有小部分人从事养殖，杨慧琳老家的杉坪村唯一一个30多岁还在村里居住的年青人，就是在村里养了近百头猪。
顺便说一句，在杉坪村这样的村落，我见到的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青人是绝不愿留在这里的，这样的村庄一定会自然消亡，不过它们会有新的历史使命，要么做山居旅游，要么就做养殖基地，这里非常适合养殖，有公路方便运输，不会对人居环境造成污染，又安宁详静。
一般贵州遵义深山的老百姓都有十到十几亩地，像李长勇家那样，种点吃的，再种点经济作物，家庭收入还不错，从我现在的咨询来看，大多数家庭年收入在5-8万元左右，再配合有人外出打工，家里的经济基本盘就稳了。
贵州的经济作物里，平均亩产值是金银花>烤烟 > 茶叶＝辣椒 > 水稻 > 玉米，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种玉米。
那有人说我全改成金银花和烤烟不就行吗？这种想法太简单粗暴，玉米和水稻卖不起高价，但是收成稳定，保证不会饿死人，而金银花和烤烟种植需要技术和时间，烤烟还非常辛苦，杨慧琳说他们家种过烤烟，“收获时全家累瘫”，不是一般劳动力承受得起的。
现在贵州都在很小心地收缩玉米的种植量，改成不需要重劳力的辣椒。
社会的进步往往是这样很小心地向前挪动脚步的，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
**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去田间做调查的原因，很多事情你到了现场才知道水有多深，一直坐在书房里做学问，一定会有认知偏差。 **
四川大凉山地区因为海拔高，能种的东西不多，主要是土豆、苦荞、脐橙等，另外大多数人家会养牛羊，海拔低一点的养绵羊，高一点的养黑山羊，布吉书记说种粮食和养牛羊，加上打零工三样，一般家庭年收４万块左右。
在贵州永乐村、花茂村，大凉山打古洛村，我都见到了合作社。
有成功案例，也有失败案例。
合作社就是将村民的土地租过来，600块钱一亩，村里再想办法大面积种植农作物或者经济作物，赚到的钱分给大家。
大凉山打古洛村是吉布书记牵头，由县农业农村局免费提供种苗、化肥、技术，在村里筹集了150亩地，一起种西兰花。
村民们背着西兰花从地里回来
为什么这件事要合作社牵头，而不能让村民们分开种植西兰花呢？一是必须有了规模才能跟蔬菜贩子谈供应，要不别人东跑一家西跑一家，效率太低，收购成本太高，二是大面积种植需要各种技术，普通彝族同胞吃不消。
为了活下去，这个村原本是种土豆为主，但土豆太便宜，西兰花的单亩产值是土豆的2.5倍。
吉布帮我算了一笔账，这些西兰花卖出去后，一年能给村里每户分到2000元左右，另外收西兰花时，需要 3000 人次劳动力，每人每天给 80
元，能带动周边就业，来务工的人员，两个月能挣到 4-5 千元。
差不多能给部分村民一年增收6千元左右。
晒得黝黑的吉布指给我大红袍花椒的种植区域
这笔钱还是不多，吉布现在正在村里布局种植大红袍花椒，这个生花椒的收购价格是20元一斤，比破土豆那几毛钱一斤值钱得多，单亩产值是土豆的５倍，但是种植期太长，
2019 年种下第一批 50 亩大红袍花椒，要到 2022 年收获，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先在村里种西兰花，等到大红袍花椒 2022
年收获后，村民们赚到钱见到效果了，再开始缓缓在全村推进大红袍花椒的种植。
我在贵州花茂村也见到了搞得热火朝天的农村合作社，负责人何万明理事长晒得跟个非洲人一样黑，十指指缝里全是泥渍，忙得停不下来，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时，我们还以为是当地寻常老农。
别人后来说这是何理事长，这里的话事人，吓我们一跳。
何万明今年50多岁，原是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现调来负责这边的农村合作社，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过来上班，晚上八点下班，一年只休三天，带着村民们将合作社搞了起来。
据他介绍，合作社必须是以80%农民为主体的单位，他们在这种了 750 亩地，地是向花茂村当地百姓租来的， 800
块钱一亩（比大凉山略贵），平均一亩现在能做到 1.5 万产值，一年总产值 1000 万多一点，毛利只有 10%-15% ，人工成本占到了总成本的
65% ，一年解决了 70-80 人的就业问题，平均每人一个月能挣到三千元左右。
这里种好的蔬菜瓜果主要发往重庆地区，每天一车一车地往重庆送货。
在温室大棚里，我还尝了下味道清甜的小西红杮，比我在广东吃到的味道要好许多，现在这种精心培育的小西红杮在大棚里能做到亩产1.5万斤。
无论是打古洛村的西兰花和花椒，还是花茂村的西红杮、黄瓜，都是在摸索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如何更有效地带动当地农民的收入？尽量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赚到更多钱。
** 通过租地，让专业人士将农田当公司操作，再返聘当地农民过来干活给工资，无形中提高了土地产出，又增加了就业，算是另一种对农民的补贴。 **
不过以中国农产品现在的价格，将土地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能给予的最高价值，也就是给当地提供几十到上百个月薪三千的农业产业工人的岗位，从事这些工作的往往还是当地中老年人，年青人还是会跑到外地打工挣钱。
有一些进步，总比没有进步要好得多，而且这种模式，也可以适用在大量抛荒的土地上，比如我老家邵阳乡下，我就见到过有大量农田开始被荒弃了（我家的地就二十年没人管了），急需这种模式将土地激活。
但并不是所有合作社项目都成功了，还有一些没经营好的类似合作社的项目，比如在永乐村，2017年种下 500 亩猕猴桃和 500
亩封糖李，这些产业都交给了农业公司承包，当时农业公司的人说猕猴桃能卖到几十块钱一斤到国外，结果三年后挂果一斤才 5
元钱批发价，现在一亩地产两三千斤，产值并不高，加上收益分配比例是农业公司拿 30% ，贫困户拿 40% ，村政府拿 20% ，土地租户拿
10% ，农业公司见没什么油水，现在也爱管不管了。
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打理，这件事也就烂尾了，猕猴桃园里现在长满了杂草。
长满杂草的猕猴桃园
** 伍 干部与财政 **
要办成一件事情，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样是钱，一样是人。
我们先聊聊这些深入扶贫一线的当地干部。
可以说，这些年，各村扶贫干部，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我见到吉布时，他的女儿刚出生一个多月，他跟我回到打古洛村后，要两个月后才能回家。
我说那下次见到你女儿时，你女儿都三个月了。
他说没有办法，扶贫地点离家太远，工作又太繁忙，他也想看着女儿长大，但现实不允许。
在最忙最忙的2018年，吉布通常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永乐村的唐果果也一样，他长期住在村委会，睁开眼就要忙到深夜，扶贫验收的时候，几个月没有放过假。
这两个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停地在接电话，村民们吵架了找他们，医疗报销找他们，找不到工作了也找他们，开个车都电话不断。
而前文中花茂村合作社的何万明，也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基本没有假期。
扶贫工作从2014年在各省展开，这些人大多是从 2016
年扎根基层，主要负责当地的人居改造、贫困户对接、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社开展、帮扶单位对接、村民教育、医疗、住房的具体执行，以及各种检查、反馈等等。
有时还得亲自给贫困户盖房子。
丰国军等扶贫干部在帮彝族贫困户盖房子中
这些干部差不多大都四千多一点的底薪，再加上一部分公积金、生活补助、绩效等，在贫困地区，工资比一般人要好一点。
他们工作量也非常大，如果不好一点，估计基层干部们统统都会流失。
平时吃得很是一般，我在扶贫村和一线扶贫干部们吃了几餐，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以永乐村举例，该村十个村干部一年的总开支是12万元，这些钱还包含买办公文具的费用，村委便请了一个当地的大姐来做饭，每人每餐按十块钱支付，省出来的钱就是大姐的工资，大姐为了多赚钱，就只能在伙食成本上下功夫，这样村干部们也不太可能吃得太好。
如果想打打牙祭，就自己掏钱找村民买几只本村走地鸡做辣子鸡，嗯，永乐村的辣子鸡确实很好吃。
有意思的是，房价居然也对扶贫干部造成了极大冲击，我在遵义地区看到的村第一书记唐果果，开着一辆用了八年的手动档福克斯，还在市区买了商品房，而大凉山地区的吉布，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二手赛欧，只能买市区的集资房。
唐果果
两人收入差不多，造成两个人物质上差别的原因，是唐果果买房时，遵义房价才4000一平，而西昌地区的房价，已经是一万左右了。
普通中国人现在的生活质量，和当地房价成反比。
中国扶贫工作的展开，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基层扶贫干部，用微弱的光亮，点亮了贫困户的人生之路。
接着，我们来算一算，扶贫工作的巨大财政投入。
我是一个很喜欢算账的人，每次一算账，我就要兴奋得搓一搓手，到了贫困村，自然要把他们的投入开支算清楚。
我粗略地看过永乐村和打古洛村的投入对比，发现在扶贫财政上，贵州省各村的投入确实要大许多。
贵州永乐村这边，2017-2019年人居环境改造 370 户，大约花费 400 万元， 600 户厨房厕所改造，大约花费 300
万元，铺代家沟村民组的电线、变压器，花费 70 万元，修 8 公里的从村到镇的水泥路，花费 500 万元，其它路面硬化 50 公里，花费
700 万元，危房改造 30 户，花费 20 万元，1000亩猕猴桃与封糖李种植园花费 450 万元，种植园相关基建 150
万元，黑山羊产业投入150万，520亩茶业产业投入260万，仅仅以上这些数据，就高达 3000 万元。（数据可能有误差）
在大量的财政投入下，到2019年时，光是遵义市的农村公路总里程，就达到了 2.8 万公里，接近赤道周长的四分之三！
这只是一个市的农村公路，不是一个省。
大凉山打古洛村这边，花钱最多的是2018年，集中安置点建设 1140 万（包含住房、基础设施、村支部活动室、村民俗活动坝子），分散安置 304
万，总共在 1160 万左右， 2019 年就只投入了 396.2
万，主要是建庭院、建入户路、建化粪池，改厨房、改猪圈、改厕所、改饮用水源，每户 1.6 万元和每人代缴医保 250 元。（大凉山是医保全免，贵州是交
130 元）
可能也考虑到了大凉山的投入不如贵州，大凉山的扶贫难度也更大，每个村还有专门对应的帮扶部门，打古洛村的对应部门是凉山军分区，军分区会提供人力财力物力，帮助禁绝毒品，提供扶贫基金，村里凡是能读得上书的，扶贫干部还和凉山军分区设了个教育基金，考上本科的奖励2000元一年，考上专科的奖励
1500 元一年，考上中专的奖励 1000 元一年。
我二十多岁时，也总把“军队不参与国内事务”奉为红线，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中国军队在抗洪、救灾、打击毒品、扶贫上一直默默出力，我不去现场调查，也不知道军队有这么多付出。
那贵州和大凉山这么大的扶贫开销，钱从哪里来的呢？
以下两张图，分别是2018年、 2019 年中国各省财政转移支付表：
排第一名的一直是四川省，贵州排在5-6名，那为什么贵州各村的投入好像还要高一点呢？
因为四川省人口远多于贵州省，四川常住人口是8375万，贵州常住人口是 3622 万，四川要帮扶的人太多，才会显得各村的帮扶比贵州要少。
我在贵州遇到一个来做自愿者的苗族小姑娘，23岁，叫王治丽，刚从贵州工程职业学院毕业，家是雷山县人，他们家也是贫困户，大学时一年 7800
元的学费，减免了 3500 元，每年寒暑假，她再去广东东莞的东坑、长安两镇打临时工，省吃俭用，两个月能存 6-7
千元，这些钱够她交完一年学费，剩下的够自己生活费，顺顺利利念完了书。
王治丽这种经济状况，跟西部各省的财政来源是一个意思，其实就是中国东部已经全面工业化的各个省，拿着钱去支援西部贫困地区，给了西部贫困人民活命的机会，反正也是中西部的人民给东部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也是一种相互补偿。
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能自己灯红酒绿，看着邻居吃糠咽菜，要不还算什么共同富裕？
其实基本盘还是工业化，是工业化拯救了中华民族。
文章的最后，我还是想讲一讲大凉山的彝族。
和其它地区的彝族同胞不同，大凉山极其贫困，现在还能种土豆吃饱肚子，可土豆是万历年间才从南美洲传入中国的，大量普及种植估计还要更晚，大凉山海拔高，2000-3500米左右，我七月上去，感觉明显要比珠三角冷许多，紫外线又无比强烈，晒得我都黑了两圈，就只能种苦荞什么的，但苦荞是粗粮，不好消化，产量还非常低，当地人这样饿肚子不知道饿了几百年，阿妮基洛他们现在有现金还是吃大米的。
加上这个地方偏僻得让人绝望，大凉山彝族其实一直活在一种普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贫穷当中，我们种种看到的不可思议的现象，比如他们过去不洗澡、衣服脏、毒品泛滥等等，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太低下造成的。
现在他们见到了现代文明，大部分人还是很乐愿过上好日子的，真的宁肯吃苦干重体力活，也不愿去电子厂做轻松的工作，就想着多挣钱让后代接受好一点的教育，不要再过他们这一代的苦日子了。
** 人都是一样的，生活的好坏，都只是生产力的折射。 **
大凉山彝族的普通百姓，还是很渴望过上好生活，他们跟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们离现代文明更远一点，所以追赶上来，要更吃力一点，也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追得上现代文明。
我在大凉山深处的打古洛村待到晚上八时，大雾弥漫，整个村子忽然什么都看不清，整个人好像与世隔绝，这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远离现代文明的焦虑感，想想最近的城市在七小时车程之外，一阵悲凉直上心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贫穷与你如影随行，那种绝望感是不可想像的。
那些前来扶贫的人，就是他们大雾里的明灯，这也是躺在沙发上用WIFI看这篇文章的你，一时难以理解的。
** 陆 不息 **
中国波澜壮阔的扶贫工作，到2020年，已经基本完成，按照最新年收入 3747
元的贫困标准，根据我的现场调查，很多贫困户，其实什么都不做，光是补贴都已经超过这个数据。
其实只要大基建一落地，贫困人口就会自动减少一大半了。
中国扶贫的硬件工程基本结束，后面应当是软件工程的系统性维护，保证后期原贫困户们不要返贫，也保证扶贫政策能一直落地。
我估计各地的扶贫干部，也有部分人将要调离岗位，去接受新的挑战。
扶贫其实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扶贫使穷人们的孩子们有机会读完大学，使他们的生计有了着落，使他们生病了不至于等死，想想十年前，这些我们还做不到啊。
2020年 7 月 17
日的深夜，我从中国扶贫前线调查回来后，在书房里写下了这一篇文章，那一户户深山人家的面孔，任劳任怨的扶贫工作人员，以及大凉山那让人绝望的大雾，仿佛还如在眼前。
能摆脱贫穷，就是剪掉了人生最大的痛苦，那几千百万曾陷入贫困的人，才看得到人生的曙光。
2000年时，我们还有贫困人口9422万，20年后，我们确实已基本消灭贫困。
这一路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是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来之不易。
愿中华民族继续奋勇向前，百折不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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