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向海而生（上）
原创 卢克文 [ 卢克文工作室 ](javascript:void\(0\);)
__ _ _ _ _
** 壹 下南洋 ** ** **
2023 年 3 月 15 日，泉州，阳光明媚。
下午一点，我随着向导先去逛了一圈开元寺，随后步行，来到了涂门街一处叫做关帝庙的地方。
这座庙也叫关岳庙，既供关羽，也供岳飞，原本是一座水神庙，明初因朱元璋推崇关羽，下令在泉州城建七座关帝庙，大家没钱，就把水神庙改改，换个 IP
牌子，直接弄成了关帝庙。
关羽在民间地位拔高，主要源于元明清三朝对他的逐步神化，商人为了证明自己讲信用，可以跟他放心做买卖，也在商号供奉关羽，后来就莫名其妙混成了武财神。
据向导说，这是整个南洋关帝庙的祖庙，但庙宇其实较矮，里面横着几进房，也不大，相对全国其它我走过的地方，算是一座小庙。
关帝庙外上香的人
我在庙里走了一会，来到一间大殿，见到好些人跪在那里祈福，殿旁放着两个大筒，一个筒里装着巨大的竹签，约是普通竹签的四五倍，有人抱着筒晃一晃，摇乱竹签，再从中抽一根便走。
另一个直筒放着许多半月形的木牌，向导说这个叫“信牌”，有人不断过来，在筒里取走两块信牌，跪在大殿蒲团上，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忽然松开手，将信牌往地上一撒，信牌发出清脆的声音，摔落在地上，摔信牌的人，便凝神看地上信牌的正反面。
向导解释说，那个竹签跟全国一样，就是抽签问卦用的，就是大一点而已，这个摔信牌，则是在向神明问事情，如果两面都是正面，表示事情可行，一面正一面反，表示事情不好说，两面都是反面，说明事情办不成，不要办。
我站在原地，默默看了好一会儿，根据多年调研形成的逻辑思维，总觉得这鼎盛的香火、络绎不绝求签问卦的人，必定跟经济活动有关联，便问向导说：福建这边是不是自古以来，工作生活，就有一些高风险的事情发生？
向导说：出海打鱼风险大，下南洋，风险就更大。
是的，出海和下南洋，是福建人民一千多年来，风险最高的事情。
也是福建人对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一系列经济文化现象的最初来源。
南洋，是我们明清时对今天东南亚的称呼，每当出现人口大爆炸、战乱等情况时，就有大量的福建、广东人到东南亚地区寻找生存空间，因此称为“下南洋”，广东人也叫“过番”。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下去，近代史上三大人口迁徙。
雍正时广州知府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里，就写过“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
由于广东的生存空间略大于福建，福建人民下南洋的艰难往事，比广东更多更密。
我在福建这一路走过来，每到一座城市，都会请当地人，跟我讲一讲他们祖辈下南洋的故事。
我时常听到深夜时分，还在笔记本上，用潦草的快笔，记录他们几代人的艰苦。
下南海的华人，在鸦片战争时约 150 万，民国时到 1939 年又跑出去 500 万人，因此我听到的下南洋的故事，大都集中在清末到 1950
年之间。
之所以集中在这段时间，是因为欧洲殖民者，陆续控制了东南亚各国，并将他们纳入到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急需大量劳动力，广东福建的两地民众，能在东南亚找到活命的空间。
在 1893 年之前，私自下南洋不被允许的，有点相当于今天的叛国罪，对回国者严加处罚，出去基本就回不来了。
允许出国后，能回来的也极少，最好的情况，也是两三年回家探望一次。
下南洋一部分人是主动的，另一部分是被雇佣过去的。
清末时，如果被雇佣做华工出海，去给东南亚殖民者卖命，一般是通过德记洋行这样的中间商签订契约，洋行以三到十元雇一个人，转手卖给东南亚殖民者是一百元起步。
过海时会被封禁在船舱内，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房间，环境极其恶劣，因为船上吃饭不是每个人都有碗，就是一个大锅大家一起蹲着吃，就跟喂猪一样，所以华工们被叫做“猪仔”，一路上还会被猪仔头虐待，拿木棍打、拿木板夹，拿带刺的皮鞭抽，人死了就直接扔海里，死亡率高达
50% 。
下南洋的华人
因为死亡率太高，为了多赚钱，洋行会故意超载，一条船能载三百人，他就载六百人，死一半他也能完成运输任务。
跟当年黑奴三角贸易，细节几乎一模一样。
等到了东南亚，一般会因为水土不服，常常一场疫情下来，又被带走几十上百人，最先过来开荒的福建人或广东人，在霍乱、疟疾、腹泻、蛇蝎、巨蟒等夹击下顽强地活了下来。
由于读书不多，第一代福建人干的都是苦力活，他们有的在婆罗洲或缅北开矿、有的在马来半岛种香料、有的在爪哇岛种甘蔗，或者干一些搬运工、洗厕所、掏粪、背尸体、卖菜刀剪刀、剃头、算命、代书、洗衣的活计为生。
一位福建华侨跟我说起他先辈的生活，说爷爷当时一餐只能吃半碗饭，靠做小摊小贩为生，三代辛苦，才在东南亚有了立足之地。
我们现在常常能听到关于东南亚华人巨富，比如马来西亚林梧桐、郭鹤年，印尼黄奕住、黄奕聪（不是两兄弟）、林绍良，泰国谢国民，新加坡陈嘉庚等等的传奇故事，这些人的传奇背后，是华人早先下南洋时近一半的死亡率，约有几百万华人的死亡，和早期潦倒流离的生存史，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个人奇迹，风险极大、生存机率极低，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并没有人愿意过这种生活。
在东南亚闯荡并苟活下来的华人，很快会将自己积累的一点积蓄寄回广东福建，就算没赚到钱，也会跟别人先借两块，寄信一封回家报平安，闽南语里批就是信的意思，往家里寄信寄钱，就叫“侨批”。
滔滔大海、万语千言，全在这一封信、这两块钱里了。
最早的侨批，由回福建的水客顺路带回，没有任何担保，而水客本来自己就忙，所以一封信几块钱，常常半年才能带回家。
水客如果真要私吞了侨批，大家也没办法，只能进行道德谴责，说雷公要轰死他。
不过这种拿命换来的钱，作为同乡的水客也知轻重，极少出现私吞现象，他们每年在粤闽到东南亚之间往返三次，充当两地之间的快递员，由于水客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多，需要系统化管理，便出现了侨批局，专门帮大家转钱转信，负责跑腿的快递员，就叫批脚。
而留在福建本地的家人，每日苦等亲人消息，半年才有只言片语，平时也不知生死，便只能上庙求香，问一问凶吉。
于是便有了福建各寺庙旺盛的香火，以及我在关帝庙里看到的竹签与信牌。
每一种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的背后，必定跟当地经济活动有关联。
那连绵不绝过来摔信牌的人，问的是几千里外家人的凶吉，求的是家人的平安，寺庙，便成了福建人的精神庇护所，成了对抗风险的灵魂缓冲剂。
** 贰 山与海 ** ** **
经历过第一代下南洋的华人苦耕，再通过亲友与各地会馆的传帮带，目前在东南亚一共有 2000 多万华人华侨。
其中印尼有 1000 万人、马来西亚和泰国约 700 万、新加坡 360 万，菲律宾 150 万，绝大部分已加入当地国籍。
苦耕百年，历经三四代，目前华人已经牢牢控制着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三地 70% 的财富，马来西亚前 10 的富豪里， 8 个是华人。
在整个东南亚，只有越南的华人，因为连续遭到法国殖民政府和越南政府的打压，企业和私人财产被不断剥夺，才没有掌控当地经济。
华人一般控制的是东南亚资源性产业，比如制糖、烟草、矿产等等，后陆续升级到银行、房地产、传媒、保险等暴利行业，但华人没有深入政治领域，一般会依附于当地权贵，一旦发生社会危机，阶层冲突严重，当地权贵就会将华人推出去当替罪羊，所以东南亚过去每隔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屠华事件。
在中国强大之前，华人在东南亚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像二战前犹太人在欧洲扮演的角色。
在东南亚华人，又以闽南人最多，在许多国家都是头牌，他们分别占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的 37% 、泰国华人的 7% （泰国是潮汕人的天下，占 56%
）、印尼华人的 47% 、新加坡华人的 40% 、缅甸华人的 26% 、菲律宾华人的 90% （晋江人为主），加起来一共约 1000
万人出头。
我在闽南游荡时，问起他们为什么去了东南亚，在经济上就变得这么强势时，一位老学者跟我说，因为华人会储蓄、更勤劳，相对当地人更会打点生意，这是一个优势，但其实最大的优势，是早期欧洲人需要华人在东南亚做代理人。
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控制当地的传统手段，就是以少制多，欧洲人害怕占人口多数的土著搞武装革命，如果只跟当地权贵合作，要是哪天某个权贵突然脑子一抽跟自己玩命，手这么一挥乡亲们冲啊，号召力也相当了得，只有找聪明能干、又缺少本地群众基础的华人做管家，才是最安全的。
华人管家们将欧洲人伺候得十分舒服，几乎大事小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欧洲人爽得不行，比他们管理美洲澳洲爽多了，于是给了华人更多经济上的权益。
欧洲人还用这套方法控制香港和上海，所以这两座城市过去老被人叫买办，就是这个原因。
二战结束后殖民者被赶回老家，这时本地权贵拎着枪接管了国家，成为了新的话事人，但本地权贵不会治理国家，打点生意更是一塌糊涂，他们也尝试过用本地人，发现没华人好使，就用着殖民者留下的旧系统，继续让闽南人、潮汕人给他们做白手套。
我在广东篇介绍过，潮汕人承认他们就是闽南人，所以实质上，东南亚经济主要还是掌握在闽南人手里。
闽南人的族群观念是如此强烈，分布如此广阔，经济又这么强势，甚至能勾连到东南亚诸国，从中央节制地方势力考虑，无论如何不能让闽南人单独成块，因此闽南人必须被分割到福建、广东两省，生生划出一个潮汕人来。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从东南亚收回来，回到福建本土，看一看福建人的生存环境，了解福建人向海而生的原动力是什么。
只要点开福建省地形图，福建人民的痛苦一目了然。
整个福建省，全是一整片一整片的大山，武夷山、玳瑁山、鹫峰山、戴云山、太姥山、博平岭几乎填满了福建，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比以多山闻名的广西还少。
我们平时一说起福建，就会想起它寺庙多、茶叶多，寺庙是对冲出海危机的心理医生，而茶叶是山脉太多，回报给福建人民的一点歉礼。
福建盛产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政和大白茶、福州岱毫、福鼎银针、武夷大红袍等等，我在福建旅行时，跟在潮汕一样，走到哪里就喝到哪里，可惜茶叶产业链能提供的就业太少，还是无法抚平山脉过多，对福建人民造成的伤害。
在福建西部群山之中，一点点山与山的缝隙里，见缝插针地布下南平、三明、龙岩三座城市，这三市地方太小，容纳不了太多人口，南平只有 267 万人、三明只有
248 万人、龙岩只有 273 万人，西部山区三市，加起来也不到 800 万人。
而东部的漳州有人口 505 万、厦门有 520 万、泉州有 880 万、莆田有 320 万、福州有 830 万、最少的宁德也有 310
万。
而且西部这 3300 多万人，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各市，而是全挤在沿海那一丁点漳州平原、泉州平原、兴化平原、福州平原。
福建全省耕地仅 1400 万亩，只有湖南的四分之一，广东的二分之一，很难养活 4200 万福建人民。
福建山区多得让人绝望，九山半水半分田，地理环境之差，让汉武帝征服闽越后，焚毁城池宫殿，把所有人口全部迁往长江淮河一带，直接放弃不要了，导致福建三百年人文断层，气得福建老乡们都调侃他们这是“兵家不争之地”。
福建水系也不好，全省也没有江西那种贯穿全境的江河，还都是在本省跑短途，急吼吼直接流入大海，短水系使福建在古代时交通基本是封闭状态，只有汀江外流到潮州，但汀江那么小，实在没什么卵用。
福建作为穷山苦水之地，一直被中原王朝嫌弃，根本就没几个人在这生活，唐以前全省人口常常几万到十几万人，一直到盛唐时，全省也只有 50
多万人，荒凉得毫无存在感，北宋时人口大量南迁，终于有了 200 多万人，南宋时才达到 300 多万。
三四百万人口，就已经是古代福建能容纳的极限，那时福建这边的薄田，一亩只产二三担谷，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肉，所以福建女人，尤其闽南女人勤劳贤惠，她们要照顾小孩、处理家务，还要纺纱织布挣一点零钱，常常织到三更半夜，这都是福建贫苦的环境逼出来的。
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变得博学贤惠、一身技能呢？大家都想做地主家快乐的傻儿子啊。
一直到清中期，因大力推广亩产千斤的红薯（今天红薯能亩产六千斤了，真是个救命的东西），“闽粤沿海栽植甚广，农民咸藉以为半岁粮”，使福建人口终于突破千万，咸丰时达到
2000 万，这时人口增长又突破了土地极限，红薯都不够吃了，福建人开始跑海外求生存，比如前面说的下南洋，中间加上战乱，到新中国建国时，福建已只有
1200 万人。
所以壶见人（没写错）打一开局，就有很多海外亲戚，直接影响到了今天福建的经济发展历程。
** 叁 格局 ** ** **
这次写福建篇，我有点厌倦了一座城市一座城市讲过去的方式，决定采用江苏篇那种，高度概括，只详细讲一两座城市的方法。
所以在重点展开福建人的发家史之前，我必须先将福建各区域形成史，大致讲一遍，以方便大家理解后面奇奇怪怪的传奇故事。
北方一轮又一轮的战乱，逼迫大量汉人南迁，加上唐朝后南方天气转好，已经适合人类居住，北方人口快速流入，迅速占领了福建各个可生存的地域。
最早的汉人从江浙地区迁入，是从福建最北部的南平浦城、崇安过来，再沿着闽江坐船到达福州，因此福州建设得比较早，这批人里有少数人继续向南边的沿海平原走，到达了莆田、泉州定居。（建议配合看上面的地形图和水系图，一看就很清晰）
唐朝时，有陆续不少军人为了镇压叛乱，进入漳州落脚，打完仗就在这里安居，繁衍后代。
后期又有汉人从江西南部穿过武夷山，进入福建长汀，再从这里到达泉州和漳州，这时基本人口规模定型，沿海土地也无法承载更多新人口。
出于这个原因，闽南语就一直保留着宋元时期的汉语古音。
最后就是我们讲的客家人主力大部队，他们来得晚一些，也从江西那边沿着赣江到达南部，从宁化石壁和长汀到达福建，一看最好的平原都被占完了，那些军人的后代看起来也不好惹，就留在山区里了，然后由福建山区进入广东山区，就是今天的梅州、河源市。
上面这些人口迁徙的过程，只要知道个大概就行，除非你要研究方言或者地方志，否则没必要了解得特别细，我们主要是理解一个地方，不是钻研一个地方。
因为特殊的人口汇聚的过程，加上古代出远门基本坐船，依赖水系交通，形成了福建今天五大民系，分别是讲闽东方言的福州、宁德人；讲莆仙方言的兴化人；讲闽南语的厦漳泉闽南人；建瓯一带讲闽北方言的闽北人；汀江流域和龙岩地区的客家人。
图源：看世界
福建各区方言的复杂性，跟广东有得一拼，特别是龙岩市刚好位于南部中间位置，莆田又紧挨着泉州，我一度怀疑这两地也是闽南人，过去一问才知道，龙岩这里以客家人为主，莆田人在全福建都自成一派，只有厦漳泉才叫闽南。
这些区域里，又以莆田最为独特，从而造成了莆田与福建其他区域的格格不入。
莆田是如此重要奇特，我放在后面再慢慢讲。
在改革开放前，福建人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地理压迫。
一是土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大量人口被迫外逃到东南亚、台湾岛、海南岛等地，二是我们需要收复台湾，福建随时会成为战时前线，因此福建在很长一段时间，压根没什么国家投资，可怜这么大的福建，以前只有一条
1958 年建成的出省铁路，叫鹰厦铁路，连接鹰潭和厦门，还只是通往同样不富裕的江西，跟富裕的浙江、广东完全连不上。
这条铁路还是单线铁路，太快容易发生列车脱轨及坠落，因此走得极慢，整个鹰厦线跑完，需要一天多的时间。
福建省内的铁路建设也极缓慢极缓慢， 1958 年准备投建省内第一条，从漳平到泉州的铁路，考虑到各种因素，这条铁路停停修修， 2600 多名工人用了
32 年时间，一直修到 1990 年代，才铺筑了漳平到安溪剑斗 40 多公里的钢轨，平均每年只前进了一公里多。
1998 年漳泉肖铁路才开始运行客运路线，从开修到客运，足足历经 40 年。
一位漳州老人跟我说，因为没有铁路， 2008 年时，他们坐龙江号大巴去福州，还需要 4.5 个小时，一路十分辛苦， 2011
年后才有了第一条通福州的铁路，免去了一路颠沛之苦。
正是因为福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随时准备战争”的地缘格局，福建全省 GDP
，在建国初期一直排在全国倒数第八名的位置，仅比西藏、宁夏、青海、新疆、贵州、甘肃、广西这些老少边穷地区高一点。
而到 2022 年，福建省以 5.3 万亿 GDP 排在全国顺数第八位。
这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数字。
福建 GDP 总量，将来很可能会超过排在第六位、总 GDP 为 5.67 万亿的四川，而福建只有 4188 万，四川有 8400
万人，比如福建 2022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4.3 万元，就高于排在前面的四川的 3.07 万元、河南的 2.82 万元、湖北的
3.29 万元。
但根据我实际走访所看到的，福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被严重低估的，在全国各省里头，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省的普通民众，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各省，站在中国各省的第一档。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福建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
我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强大，当地的老百姓就相对富裕许多，中国有许多地方 GDP
高，比如河南、河北的某些城市，但那都是大国企堆出来的数据，当地百姓并没有受到实惠，而民营经济的钱，通常直接进了当地人民的口袋，促进了当地就业。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详细来聊一聊，福建省是怎么打赢翻身仗，发展民营经济，成为全国逆袭榜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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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向海而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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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15 日，泉州，阳光明媚。
下午一点，我随着向导先去逛了一圈开元寺，随后步行，来到了涂门街一处叫做关帝庙的地方。
这座庙也叫关岳庙，既供关羽，也供岳飞，原本是一座水神庙，明初因朱元璋推崇关羽，下令在泉州城建七座关帝庙，大家没钱，就把水神庙改改，换个 IP
牌子，直接弄成了关帝庙。
关羽在民间地位拔高，主要源于元明清三朝对他的逐步神化，商人为了证明自己讲信用，可以跟他放心做买卖，也在商号供奉关羽，后来就莫名其妙混成了武财神。
据向导说，这是整个南洋关帝庙的祖庙，但庙宇其实较矮，里面横着几进房，也不大，相对全国其它我走过的地方，算是一座小庙。
关帝庙外上香的人
我在庙里走了一会，来到一间大殿，见到好些人跪在那里祈福，殿旁放着两个大筒，一个筒里装着巨大的竹签，约是普通竹签的四五倍，有人抱着筒晃一晃，摇乱竹签，再从中抽一根便走。
另一个直筒放着许多半月形的木牌，向导说这个叫“信牌”，有人不断过来，在筒里取走两块信牌，跪在大殿蒲团上，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忽然松开手，将信牌往地上一撒，信牌发出清脆的声音，摔落在地上，摔信牌的人，便凝神看地上信牌的正反面。
向导解释说，那个竹签跟全国一样，就是抽签问卦用的，就是大一点而已，这个摔信牌，则是在向神明问事情，如果两面都是正面，表示事情可行，一面正一面反，表示事情不好说，两面都是反面，说明事情办不成，不要办。
我站在原地，默默看了好一会儿，根据多年调研形成的逻辑思维，总觉得这鼎盛的香火、络绎不绝求签问卦的人，必定跟经济活动有关联，便问向导说：福建这边是不是自古以来，工作生活，就有一些高风险的事情发生？
向导说：出海打鱼风险大，下南洋，风险就更大。
是的，出海和下南洋，是福建人民一千多年来，风险最高的事情。
也是福建人对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一系列经济文化现象的最初来源。
南洋，是我们明清时对今天东南亚的称呼，每当出现人口大爆炸、战乱等情况时，就有大量的福建、广东人到东南亚地区寻找生存空间，因此称为“下南洋”，广东人也叫“过番”。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下去，近代史上三大人口迁徙。
雍正时广州知府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里，就写过“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
由于广东的生存空间略大于福建，福建人民下南洋的艰难往事，比广东更多更密。
我在福建这一路走过来，每到一座城市，都会请当地人，跟我讲一讲他们祖辈下南洋的故事。
我时常听到深夜时分，还在笔记本上，用潦草的快笔，记录他们几代人的艰苦。
下南海的华人，在鸦片战争时约 150 万，民国时到 1939 年又跑出去 500 万人，因此我听到的下南洋的故事，大都集中在清末到 1950
年之间。
之所以集中在这段时间，是因为欧洲殖民者，陆续控制了东南亚各国，并将他们纳入到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急需大量劳动力，广东福建的两地民众，能在东南亚找到活命的空间。
在 1893 年之前，私自下南洋不被允许的，有点相当于今天的叛国罪，对回国者严加处罚，出去基本就回不来了。
允许出国后，能回来的也极少，最好的情况，也是两三年回家探望一次。
下南洋一部分人是主动的，另一部分是被雇佣过去的。
清末时，如果被雇佣做华工出海，去给东南亚殖民者卖命，一般是通过德记洋行这样的中间商签订契约，洋行以三到十元雇一个人，转手卖给东南亚殖民者是一百元起步。
过海时会被封禁在船舱内，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房间，环境极其恶劣，因为船上吃饭不是每个人都有碗，就是一个大锅大家一起蹲着吃，就跟喂猪一样，所以华工们被叫做“猪仔”，一路上还会被猪仔头虐待，拿木棍打、拿木板夹，拿带刺的皮鞭抽，人死了就直接扔海里，死亡率高达
50% 。
下南洋的华人
因为死亡率太高，为了多赚钱，洋行会故意超载，一条船能载三百人，他就载六百人，死一半他也能完成运输任务。
跟当年黑奴三角贸易，细节几乎一模一样。
等到了东南亚，一般会因为水土不服，常常一场疫情下来，又被带走几十上百人，最先过来开荒的福建人或广东人，在霍乱、疟疾、腹泻、蛇蝎、巨蟒等夹击下顽强地活了下来。
由于读书不多，第一代福建人干的都是苦力活，他们有的在婆罗洲或缅北开矿、有的在马来半岛种香料、有的在爪哇岛种甘蔗，或者干一些搬运工、洗厕所、掏粪、背尸体、卖菜刀剪刀、剃头、算命、代书、洗衣的活计为生。
一位福建华侨跟我说起他先辈的生活，说爷爷当时一餐只能吃半碗饭，靠做小摊小贩为生，三代辛苦，才在东南亚有了立足之地。
我们现在常常能听到关于东南亚华人巨富，比如马来西亚林梧桐、郭鹤年，印尼黄奕住、黄奕聪（不是两兄弟）、林绍良，泰国谢国民，新加坡陈嘉庚等等的传奇故事，这些人的传奇背后，是华人早先下南洋时近一半的死亡率，约有几百万华人的死亡，和早期潦倒流离的生存史，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个人奇迹，风险极大、生存机率极低，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并没有人愿意过这种生活。
在东南亚闯荡并苟活下来的华人，很快会将自己积累的一点积蓄寄回广东福建，就算没赚到钱，也会跟别人先借两块，寄信一封回家报平安，闽南语里批就是信的意思，往家里寄信寄钱，就叫“侨批”。
滔滔大海、万语千言，全在这一封信、这两块钱里了。
最早的侨批，由回福建的水客顺路带回，没有任何担保，而水客本来自己就忙，所以一封信几块钱，常常半年才能带回家。
水客如果真要私吞了侨批，大家也没办法，只能进行道德谴责，说雷公要轰死他。
不过这种拿命换来的钱，作为同乡的水客也知轻重，极少出现私吞现象，他们每年在粤闽到东南亚之间往返三次，充当两地之间的快递员，由于水客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多，需要系统化管理，便出现了侨批局，专门帮大家转钱转信，负责跑腿的快递员，就叫批脚。
而留在福建本地的家人，每日苦等亲人消息，半年才有只言片语，平时也不知生死，便只能上庙求香，问一问凶吉。
于是便有了福建各寺庙旺盛的香火，以及我在关帝庙里看到的竹签与信牌。
每一种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的背后，必定跟当地经济活动有关联。
那连绵不绝过来摔信牌的人，问的是几千里外家人的凶吉，求的是家人的平安，寺庙，便成了福建人的精神庇护所，成了对抗风险的灵魂缓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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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第一代下南洋的华人苦耕，再通过亲友与各地会馆的传帮带，目前在东南亚一共有 2000 多万华人华侨。
其中印尼有 1000 万人、马来西亚和泰国约 700 万、新加坡 360 万，菲律宾 150 万，绝大部分已加入当地国籍。
苦耕百年，历经三四代，目前华人已经牢牢控制着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三地 70% 的财富，马来西亚前 10 的富豪里， 8 个是华人。
在整个东南亚，只有越南的华人，因为连续遭到法国殖民政府和越南政府的打压，企业和私人财产被不断剥夺，才没有掌控当地经济。
华人一般控制的是东南亚资源性产业，比如制糖、烟草、矿产等等，后陆续升级到银行、房地产、传媒、保险等暴利行业，但华人没有深入政治领域，一般会依附于当地权贵，一旦发生社会危机，阶层冲突严重，当地权贵就会将华人推出去当替罪羊，所以东南亚过去每隔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屠华事件。
在中国强大之前，华人在东南亚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像二战前犹太人在欧洲扮演的角色。
在东南亚华人，又以闽南人最多，在许多国家都是头牌，他们分别占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的 37% 、泰国华人的 7% （泰国是潮汕人的天下，占 56%
）、印尼华人的 47% 、新加坡华人的 40% 、缅甸华人的 26% 、菲律宾华人的 90% （晋江人为主），加起来一共约 1000
万人出头。
我在闽南游荡时，问起他们为什么去了东南亚，在经济上就变得这么强势时，一位老学者跟我说，因为华人会储蓄、更勤劳，相对当地人更会打点生意，这是一个优势，但其实最大的优势，是早期欧洲人需要华人在东南亚做代理人。
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控制当地的传统手段，就是以少制多，欧洲人害怕占人口多数的土著搞武装革命，如果只跟当地权贵合作，要是哪天某个权贵突然脑子一抽跟自己玩命，手这么一挥乡亲们冲啊，号召力也相当了得，只有找聪明能干、又缺少本地群众基础的华人做管家，才是最安全的。
华人管家们将欧洲人伺候得十分舒服，几乎大事小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欧洲人爽得不行，比他们管理美洲澳洲爽多了，于是给了华人更多经济上的权益。
欧洲人还用这套方法控制香港和上海，所以这两座城市过去老被人叫买办，就是这个原因。
二战结束后殖民者被赶回老家，这时本地权贵拎着枪接管了国家，成为了新的话事人，但本地权贵不会治理国家，打点生意更是一塌糊涂，他们也尝试过用本地人，发现没华人好使，就用着殖民者留下的旧系统，继续让闽南人、潮汕人给他们做白手套。
我在广东篇介绍过，潮汕人承认他们就是闽南人，所以实质上，东南亚经济主要还是掌握在闽南人手里。
闽南人的族群观念是如此强烈，分布如此广阔，经济又这么强势，甚至能勾连到东南亚诸国，从中央节制地方势力考虑，无论如何不能让闽南人单独成块，因此闽南人必须被分割到福建、广东两省，生生划出一个潮汕人来。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从东南亚收回来，回到福建本土，看一看福建人的生存环境，了解福建人向海而生的原动力是什么。
只要点开福建省地形图，福建人民的痛苦一目了然。
整个福建省，全是一整片一整片的大山，武夷山、玳瑁山、鹫峰山、戴云山、太姥山、博平岭几乎填满了福建，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比以多山闻名的广西还少。
我们平时一说起福建，就会想起它寺庙多、茶叶多，寺庙是对冲出海危机的心理医生，而茶叶是山脉太多，回报给福建人民的一点歉礼。
福建盛产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政和大白茶、福州岱毫、福鼎银针、武夷大红袍等等，我在福建旅行时，跟在潮汕一样，走到哪里就喝到哪里，可惜茶叶产业链能提供的就业太少，还是无法抚平山脉过多，对福建人民造成的伤害。
在福建西部群山之中，一点点山与山的缝隙里，见缝插针地布下南平、三明、龙岩三座城市，这三市地方太小，容纳不了太多人口，南平只有 267 万人、三明只有
248 万人、龙岩只有 273 万人，西部山区三市，加起来也不到 800 万人。
而东部的漳州有人口 505 万、厦门有 520 万、泉州有 880 万、莆田有 320 万、福州有 830 万、最少的宁德也有 310
万。
而且西部这 3300 多万人，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各市，而是全挤在沿海那一丁点漳州平原、泉州平原、兴化平原、福州平原。
福建全省耕地仅 1400 万亩，只有湖南的四分之一，广东的二分之一，很难养活 4200 万福建人民。
福建山区多得让人绝望，九山半水半分田，地理环境之差，让汉武帝征服闽越后，焚毁城池宫殿，把所有人口全部迁往长江淮河一带，直接放弃不要了，导致福建三百年人文断层，气得福建老乡们都调侃他们这是“兵家不争之地”。
福建水系也不好，全省也没有江西那种贯穿全境的江河，还都是在本省跑短途，急吼吼直接流入大海，短水系使福建在古代时交通基本是封闭状态，只有汀江外流到潮州，但汀江那么小，实在没什么卵用。
福建作为穷山苦水之地，一直被中原王朝嫌弃，根本就没几个人在这生活，唐以前全省人口常常几万到十几万人，一直到盛唐时，全省也只有 50
多万人，荒凉得毫无存在感，北宋时人口大量南迁，终于有了 200 多万人，南宋时才达到 300 多万。
三四百万人口，就已经是古代福建能容纳的极限，那时福建这边的薄田，一亩只产二三担谷，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肉，所以福建女人，尤其闽南女人勤劳贤惠，她们要照顾小孩、处理家务，还要纺纱织布挣一点零钱，常常织到三更半夜，这都是福建贫苦的环境逼出来的。
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变得博学贤惠、一身技能呢？大家都想做地主家快乐的傻儿子啊。
一直到清中期，因大力推广亩产千斤的红薯（今天红薯能亩产六千斤了，真是个救命的东西），“闽粤沿海栽植甚广，农民咸藉以为半岁粮”，使福建人口终于突破千万，咸丰时达到
2000 万，这时人口增长又突破了土地极限，红薯都不够吃了，福建人开始跑海外求生存，比如前面说的下南洋，中间加上战乱，到新中国建国时，福建已只有
1200 万人。
所以壶见人（没写错）打一开局，就有很多海外亲戚，直接影响到了今天福建的经济发展历程。
** 叁 格局 ** ** **
这次写福建篇，我有点厌倦了一座城市一座城市讲过去的方式，决定采用江苏篇那种，高度概括，只详细讲一两座城市的方法。
所以在重点展开福建人的发家史之前，我必须先将福建各区域形成史，大致讲一遍，以方便大家理解后面奇奇怪怪的传奇故事。
北方一轮又一轮的战乱，逼迫大量汉人南迁，加上唐朝后南方天气转好，已经适合人类居住，北方人口快速流入，迅速占领了福建各个可生存的地域。
最早的汉人从江浙地区迁入，是从福建最北部的南平浦城、崇安过来，再沿着闽江坐船到达福州，因此福州建设得比较早，这批人里有少数人继续向南边的沿海平原走，到达了莆田、泉州定居。（建议配合看上面的地形图和水系图，一看就很清晰）
唐朝时，有陆续不少军人为了镇压叛乱，进入漳州落脚，打完仗就在这里安居，繁衍后代。
后期又有汉人从江西南部穿过武夷山，进入福建长汀，再从这里到达泉州和漳州，这时基本人口规模定型，沿海土地也无法承载更多新人口。
出于这个原因，闽南语就一直保留着宋元时期的汉语古音。
最后就是我们讲的客家人主力大部队，他们来得晚一些，也从江西那边沿着赣江到达南部，从宁化石壁和长汀到达福建，一看最好的平原都被占完了，那些军人的后代看起来也不好惹，就留在山区里了，然后由福建山区进入广东山区，就是今天的梅州、河源市。
上面这些人口迁徙的过程，只要知道个大概就行，除非你要研究方言或者地方志，否则没必要了解得特别细，我们主要是理解一个地方，不是钻研一个地方。
因为特殊的人口汇聚的过程，加上古代出远门基本坐船，依赖水系交通，形成了福建今天五大民系，分别是讲闽东方言的福州、宁德人；讲莆仙方言的兴化人；讲闽南语的厦漳泉闽南人；建瓯一带讲闽北方言的闽北人；汀江流域和龙岩地区的客家人。
图源：看世界
福建各区方言的复杂性，跟广东有得一拼，特别是龙岩市刚好位于南部中间位置，莆田又紧挨着泉州，我一度怀疑这两地也是闽南人，过去一问才知道，龙岩这里以客家人为主，莆田人在全福建都自成一派，只有厦漳泉才叫闽南。
这些区域里，又以莆田最为独特，从而造成了莆田与福建其他区域的格格不入。
莆田是如此重要奇特，我放在后面再慢慢讲。
在改革开放前，福建人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地理压迫。
一是土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大量人口被迫外逃到东南亚、台湾岛、海南岛等地，二是我们需要收复台湾，福建随时会成为战时前线，因此福建在很长一段时间，压根没什么国家投资，可怜这么大的福建，以前只有一条
1958 年建成的出省铁路，叫鹰厦铁路，连接鹰潭和厦门，还只是通往同样不富裕的江西，跟富裕的浙江、广东完全连不上。
这条铁路还是单线铁路，太快容易发生列车脱轨及坠落，因此走得极慢，整个鹰厦线跑完，需要一天多的时间。
福建省内的铁路建设也极缓慢极缓慢， 1958 年准备投建省内第一条，从漳平到泉州的铁路，考虑到各种因素，这条铁路停停修修， 2600 多名工人用了
32 年时间，一直修到 1990 年代，才铺筑了漳平到安溪剑斗 40 多公里的钢轨，平均每年只前进了一公里多。
1998 年漳泉肖铁路才开始运行客运路线，从开修到客运，足足历经 40 年。
一位漳州老人跟我说，因为没有铁路， 2008 年时，他们坐龙江号大巴去福州，还需要 4.5 个小时，一路十分辛苦， 2011
年后才有了第一条通福州的铁路，免去了一路颠沛之苦。
正是因为福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随时准备战争”的地缘格局，福建全省 GDP
，在建国初期一直排在全国倒数第八名的位置，仅比西藏、宁夏、青海、新疆、贵州、甘肃、广西这些老少边穷地区高一点。
而到 2022 年，福建省以 5.3 万亿 GDP 排在全国顺数第八位。
这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数字。
福建 GDP 总量，将来很可能会超过排在第六位、总 GDP 为 5.67 万亿的四川，而福建只有 4188 万，四川有 8400
万人，比如福建 2022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4.3 万元，就高于排在前面的四川的 3.07 万元、河南的 2.82 万元、湖北的
3.29 万元。
但根据我实际走访所看到的，福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被严重低估的，在全国各省里头，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省的普通民众，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各省，站在中国各省的第一档。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福建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
我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强大，当地的老百姓就相对富裕许多，中国有许多地方 GDP
高，比如河南、河北的某些城市，但那都是大国企堆出来的数据，当地百姓并没有受到实惠，而民营经济的钱，通常直接进了当地人民的口袋，促进了当地就业。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详细来聊一聊，福建省是怎么打赢翻身仗，发展民营经济，成为全国逆袭榜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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