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乡贤说起——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变化
原创 猫骑士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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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
前几天应朋友之约，就乡贤这个话题写一篇文章。其实大的框架之前就已经思考成熟了，也写了一篇框架性的短文，但因为太（tai）忙（lan），所以一直放着也没有充实。最近再次提起，在搜集材料完善思考的过程中，越发感觉到这是个很深刻也很厚重的问题。
中央重提乡贤，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基层治理的新方向，实际上隐藏着现代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变化的趋势。我计划从农村，城市和意识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个话题，这是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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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 ** 从历史上的乡贤说起——乡贤的本质 **
2014年9月，时任中宣部长的刘奇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正式提出了弘扬乡贤文化的理念，乡贤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美丽乡村。
“乡贤”作为一个官方的意识概念的提出，就是从刘部长的这次讲话作为开端的。从言简意赅内涵丰富的官方表述来看，这个乡贤，虽然强调一个新字，但内核还是很传统的，就其弘扬核心价值观、建设美丽乡村的定位来看，和中国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的乡贤，并无二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我们把视野回溯到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先贤，也许会发现很多容易被忽视但又至关重要的东西。
大体上讲，由于农业社会在生产力水平和信息传播上的局限，“皇权不下县”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是常态，事实上除了隋唐中国建立的比较早熟的体制，大多数地方还处于权力结构上的封建状态（黄仁宇两个帝国的划分很精到）。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社会的自治便有了很大空间。但从历史的过程来看，借用一下黄仁宇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的划分，基层的自治主体的内涵也有一个深刻变化的过程。
自西周以降确立的分封制度，确立了先秦时代华夏的整体权力结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组织，戎就是暴力，正是支撑权力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但周天子没有暴力给予组织支撑，最终的结果就是礼崩乐坏，也造就了华夏大地事实上的封建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基层的自治主体是各级封建贵族——国君、大夫，以及没有封土建邦权力的士。作为统治机器的触角，和现在这个“乡贤”有所相似的，也就是这个靠本事吃饭的士了。从先秦历史来看，士是依附贵族存在的，很难与真正的乡村基层管理发生关系，如苏秦张仪之流，乐毅管仲之属，如果没有在国君那里某到一官半职，士的生存状态也是比较窘迫的，《论语·乡党》里有这么一段，“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演，唯谨尔。”多少有点为尊者讳，替孔老夫子遮掩的意思，但我们也能理解，无钱无权无势，乡里乡亲的谁又听你教诲呢？倒是登天子堂“货与帝王家”的时候，能侃侃而谈，明辨事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诚哉斯言。
始皇统六合，车同轨书同文，意义重大，但在权力结构方面，也只能说是触及皮毛。汉高祖一统天下，还得跟韩彭英布们为了强化中央继续斗；曹操提出唯贤是举，已是青史留名，结果还得向九品中正妥协。秦汉第一帝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央权力和封建权力的对抗，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权力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只要还有组织，就会产生权力，只要没有新的可以承接权力的主体，权力总会回到旧的主体身上。回到这个问题本身，正因为基层管理的现实需求一直存在，而中央朝庭又缺乏新的主体去代替士族，所以这种拉锯便贯穿了隋唐之前一千多年的历史。
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产生，中央终于有了一个稳定高效的方式批量制造权力主体，而士族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又遭受了多次打击，新的时代终于来临了，而我们熟知的那个“乡贤”，也正式站上了历史舞台，当然，持续到今天中央与地方
官员的斗争也拉开了序幕，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科举制度的伟大无需赘述，而相对于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低资源搜集能力差的特点来说，没有庞大的基层触角，中央也很难发挥出管理上的力量，所以需要这么一个群体，来完成政府的管理实践，而科举制度通过知识作为标准，制造了数量巨大的基层知识分子来承担这个角色。
上文提到，组织和暴力，是政府的一体两面，具体到实践层面，一方面表现为公共服务，一方面表现为暴力镇压。而这些与本乡本土密不可分的知识分子阶层，必然也会表现出来提供公共服务与进行暴力镇压这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立宗祠，兴义学，为鳏寡孤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他们又组织基层的暴力团体（民团保甲），镇压那些敢于反抗体制的存在，维护扩张自身利益，甚至在王朝末期组织地主武装，代替国家军队的职能。
前者如范仲淹，晚年设义庄，在家族范围内进行慈善救助，同时立文法，为基层管理制定标准。后者如曾国藩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卢象升练天雄军对抗满清入关。用当前的热门话语来说就是：“乡贤”是公共服务的那张脸，而“村霸”则是暴力镇压那张脸。谢若林说的好，“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
你告诉我哪一根是高尚的? 哪一根是龌龊的? ”政府既是高尚的，也是龌龊的，“乡贤”和“村霸”就是政府权力结构在农村基层的一体两面。
农村基层的权力主体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由封建贵族统治向平民知识分子统治转变的进步，这种转变同时也揭示了农业社会的物质背景下社会管理的特点，明确这一点，才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新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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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 ** ** **无法融资的创业型企业——前30年的中国农村**
53年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新中国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从现在看，在保证国土基本完整的前提下，我们算得上是完满完成了1840年以来历代仁人志士的历史目标，为社会发展开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但如果从社会的基本面来看，形势依然非常严峻。10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是个文盲率超过80%，人均寿命不足40岁的，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化基础建设的社会，政治权力分散，结构复杂，人口众多，生产水平无法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是个衰败内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新中国的建立，也只是解决了政治权力分散的问题，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距还在那里，不是几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新中国的农村基层管理，达到了历史上最严密恐怕也是最不自由的程度，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这实际上是用政府管理代替了基层自治，所以乡贤恶霸自然无从出头。而为什么在生产力水平几乎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采取如此严格的管理，正是下面要探讨的。
如果把新中国当成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无疑是这样的：一个只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光棍组成的创业型企业，要投资没投资，要技术没技术，还偏偏给自己的定位是全行业第一，除了几个创始人水平还可以，其他是一无是处。这种企业要发展，要扩大再生产，不缺热情，也不缺时间，最缺的就是钱，也就是资本，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搜集资本。这种情况下，能依靠也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是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疯狂加班，多干少拿，严格管理，鸡汤管够。写到这，我脑子里浮现了一大堆企业的名字，比如最近知乎最火的赶员工走的那个谁——或许伟大的企业都是这么过来的。如果说发达的工业化的高额利润支撑的美国是苹果，那么以农业为基础的新中国就更像fsk了，看看fsk的管理，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前三十年这种以农业为主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态，特别是农业产出作为一种实物税，要尽可能的搜集资本，只能通过这种极其严格的管理，简而言之，只有这样才有利可图。
通过对皇权——士大夫——农民三级权力结构的变革，新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而这种办法有个我们熟悉的表达：“向管理要效益”。而传统的农村基层统治阶级，由于政府组织水平的再进步，已经失去了农业社会中的价值，这也是前30年农村无乡贤的原因所在。
这种努力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按温铁军的估算，从49年到78年，全国农村贡献的资本总额在13000亿人民币左右，而这些资本，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的发家本钱。
从具体的管理实践来看，前30年的农村，以生产队-大队-
人民公社作为基本的行政体系，实际上是个综合了公共服务和军事化建设的体系，一方面，要组织社员进行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和修缮，比如50后60后耳熟能详的“挑田”“修水库”（习主席在老家几年都干这些事了），一方面，又有搞军事训练进行基层武装建设的责任，“民兵连”正式其直接体现。虽然管理方式变了，但政府职能不但没有弱化，反而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这样的生活毫无疑问是繁重辛苦的，匮乏的物质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是父辈们农村生活的共同记忆。事实上，在人口报复性增长但生产力几乎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建国之初整个社会的内卷化相比几十年前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从牙齿缝里抠出来工业化的本钱，实在是一项悲壮而又伟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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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 **被动退缩还是主动放弃？——改开30年的农村**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从与世界交流的视角来看，这是我们做好准备之后，第一次主动迎接“三千年大变局”的举措。改革开放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方式重塑了中国的社会形态，历史上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首次被打破，并再也无法逆转，而这种改变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基层，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农村社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边缘化，也带来了农村基层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
改革开放产生了无数的财富的同时也让几代人产生了一种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的共识（或者说错觉？），鼓吹进步的宏大叙事占据了主流，但在这狂欢中，中国的广大农村缺变成了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历史的五对负重轮滚滚向前，而驾驶员也许是因为视野不好开的太快，没发现路中间还躺着一些熟悉的身影。
一切从农村基层公共职能的崩溃说起。随着80年代初包产到户政策的推行，传统的三级体制失去了它在合法性上的背书，其职能也就无从谈起了，最直接的体现是农村水利建设：
而随着80年代整个国际形势的好转，伴随着大裁军，农村民兵武装建设的工作也处于有名无实的状况。1984年，生产队正式解散（根据笔者的经验，在相当多的地方，生产队还存在了几年时间，笔者老家的生产队正式解散是在93年）。村镇两级政府的职能，也从过去农业生产组织和粮食统筹提留，变成了一胎制计划生育和提留，简而言之，责任没有了，只有权力，公共职能没有了，只剩下秩序维持。
轰轰烈烈的改开财富神话，毕竟只是属于少数人的，属于80年代的万元户，90年代的百万富翁乡镇企业家，新世纪的房地产商、IT精英和创业者们，大部分人只能是随波逐流被动应对。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信息是最闭塞的，他们的资源是最少的，他们从事的行业由于其特殊性，是社会经济的成本转嫁链条里最末尾的，所以，在这场狂欢中，他们也是最痛苦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改了个面目，又重新爬到了他们头上。
首先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残余的侵蚀。沸沸扬扬轰轰烈烈舞舞喧喧的80年代，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也出过很多事故。比如价格双轨制，对于官僚来讲，是用计划的体制占市场经济的便宜，而对于农村基层来讲，就是用市场经济的名分吃计划体制的亏，篇幅所限，就不展开说了。大家可以从农业税该折现的角度来了解一下这种侵蚀。
第二是农村基层管理的劣化。官僚体系的退化总是滞后于社会对它的需求的，失去了公共服务职能的官僚机器如同拖缰的野马。在国家层面的义务之外，属于村镇两级政府的“三提留”“五统筹”，让萎缩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而蛮横的计划生育行政工作，又制造了无数悲剧，“该流不流，扒房欠牛”，“迟检一天全家罚款，超生一个倾家荡产”，这些可笑可悲但真实存在的标语，反映的是农民弱势的地位，基层和政府紧张的社会关系。简而言之，责任消失了，但权力还在。有个非常相似的例子——中国足球，在市场化改革之前，足协还负担各地足球专业体校的运作和人才选拔，而之后，他们的职能就只剩下制定政策和利益团体抱团吸血了。而与之相对的，就是中国足球水平断崖式的下滑，在02年专业体校黄金一代的余晖消失之后，中国足球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15年前我们为世界杯上进不了球而懊恼，今天的中国球迷只能为打进12强赛而庆幸了。
第三是“村霸”阶层的再度崛起。只要组织还存在，权力就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基层政府不再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自然就有人来代替他们。只是方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样了。除了宣传机器大力鼓吹的乡镇企业华西村们，还有没怎么宣传带的“万元户带领大家致富”，但更多的是各种会道门在边远地区的兴起，网上那篇有名的建国后称帝的文章，里面的事件主要都发生在文革以后，更不要说西南省份毒品产业的再度复兴，农民在面对困难的现实生活时总是自发的寻找抱团的组织，这是发生过无数次的历史。当然更多是的负面的，直接的体现就是基层“村霸”们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以及宗族势力的死灰复燃——这些人往往和基层政府联系密切。
总的来说，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处于一个整体衰退内卷的状态，在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内地几个为数不多的城市灯塔的时候，黑暗中的农村，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夜。网上广为流传的江西丰城事件只是这种形势的缩影，唯一的意义在于，农民们慢慢地懂得通过了解体制去反抗体制。而李昌平那封著名的信，则把火山口上的农村推到了社会各界的视野之下，随之而来的是02年取消提留，05年免农业税，以及随后的农村社保和低保，算是把局面稳定了下来。今天来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大多数恐怕难以理解这句话背后惊心动魄的内涵。而我个人感到遗憾的是，90年代大下岗直到今天还能被舆论说关注，而八九十年代危险的农村和困苦的农村生活好像再也没有被提起了，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农业税作为一种实物税，在现代社会是不多见的，收税难，收实物税更难，难上加难，虽然在80年以后由实物改成了折现，但结合中国农业劳力密集性的特点，农业税依然是个性价比很低的税种。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财富的产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最直观的就是农业税占比的变化，从99年的4%，降低到03年的1%，考虑到收税所付出的成本，农业税和相关提留的的废止，只是顺理成章。
而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农村作为一个人员众多几乎不产生利润的部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剥离的负资产，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大潮的到来，严酷的一胎制计划生育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由于农村提留的废止，村镇两级机构也失去了财权；公务员管理的正规化，也导致村镇两级机构失去了事实上的人事权，在这种情况，村镇两级机构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失去了作为政府管理机构存在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保留一个庞大的基层管理体系已经毫无必要，而农业税更变成了由中央给基层干部们背黑锅的存在——钱收的不多，人得罪的不少，事已至此，农业税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吗？
从另一方面讲，改开30年来，随着基建水平、信息化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广大的农村基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有钱、有影响力的群体，即使没有被认可的政治权力，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对乡土的影响力，看起来很熟悉，历史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随着刘部长拉开的帷幕，乡贤作为一个时兴而又政治正确的概念，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舞台。与以前不同的是，从被动妥协的产物变成了主动抛弃的产物。在农村从一个产生收益的正资产变成了需要反哺的负资产的时候，主动剥离，通过乡贤阶层进行自组织的管理已经成了必然的选择。而从中央“弘扬乡贤打击村霸”的情况看，希望乡贤们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的成分远多于秩序维持的成分，而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农村基层是维稳对象的属性。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乡贤”们不再是旧时代举足轻重的统治基础，而变成了社会权力结构中边缘化的补充。但我们同样要看到，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和资本力量的渗透，未来基层公共服务和最重要的土地的归宿的问题上，乡贤们和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恐怕还有很多的故事要讲。而乡贤们，必然要在新时代重新承担他们似曾相识的角色，与至上而下的权力重新构建一个暗流涌动的农村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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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猫骑士 ** / **** 独立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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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重提乡贤，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基层治理的新方向，实际上隐藏着现代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变化的趋势。我计划从农村，城市和意识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个话题，这是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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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时任中宣部长的刘奇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正式提出了弘扬乡贤文化的理念，乡贤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美丽乡村。
“乡贤”作为一个官方的意识概念的提出，就是从刘部长的这次讲话作为开端的。从言简意赅内涵丰富的官方表述来看，这个乡贤，虽然强调一个新字，但内核还是很传统的，就其弘扬核心价值观、建设美丽乡村的定位来看，和中国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的乡贤，并无二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我们把视野回溯到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先贤，也许会发现很多容易被忽视但又至关重要的东西。
大体上讲，由于农业社会在生产力水平和信息传播上的局限，“皇权不下县”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是常态，事实上除了隋唐中国建立的比较早熟的体制，大多数地方还处于权力结构上的封建状态（黄仁宇两个帝国的划分很精到）。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社会的自治便有了很大空间。但从历史的过程来看，借用一下黄仁宇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的划分，基层的自治主体的内涵也有一个深刻变化的过程。
自西周以降确立的分封制度，确立了先秦时代华夏的整体权力结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组织，戎就是暴力，正是支撑权力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但周天子没有暴力给予组织支撑，最终的结果就是礼崩乐坏，也造就了华夏大地事实上的封建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基层的自治主体是各级封建贵族——国君、大夫，以及没有封土建邦权力的士。作为统治机器的触角，和现在这个“乡贤”有所相似的，也就是这个靠本事吃饭的士了。从先秦历史来看，士是依附贵族存在的，很难与真正的乡村基层管理发生关系，如苏秦张仪之流，乐毅管仲之属，如果没有在国君那里某到一官半职，士的生存状态也是比较窘迫的，《论语·乡党》里有这么一段，“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演，唯谨尔。”多少有点为尊者讳，替孔老夫子遮掩的意思，但我们也能理解，无钱无权无势，乡里乡亲的谁又听你教诲呢？倒是登天子堂“货与帝王家”的时候，能侃侃而谈，明辨事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诚哉斯言。
始皇统六合，车同轨书同文，意义重大，但在权力结构方面，也只能说是触及皮毛。汉高祖一统天下，还得跟韩彭英布们为了强化中央继续斗；曹操提出唯贤是举，已是青史留名，结果还得向九品中正妥协。秦汉第一帝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央权力和封建权力的对抗，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权力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只要还有组织，就会产生权力，只要没有新的可以承接权力的主体，权力总会回到旧的主体身上。回到这个问题本身，正因为基层管理的现实需求一直存在，而中央朝庭又缺乏新的主体去代替士族，所以这种拉锯便贯穿了隋唐之前一千多年的历史。
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产生，中央终于有了一个稳定高效的方式批量制造权力主体，而士族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又遭受了多次打击，新的时代终于来临了，而我们熟知的那个“乡贤”，也正式站上了历史舞台，当然，持续到今天中央与地方
官员的斗争也拉开了序幕，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科举制度的伟大无需赘述，而相对于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低资源搜集能力差的特点来说，没有庞大的基层触角，中央也很难发挥出管理上的力量，所以需要这么一个群体，来完成政府的管理实践，而科举制度通过知识作为标准，制造了数量巨大的基层知识分子来承担这个角色。
上文提到，组织和暴力，是政府的一体两面，具体到实践层面，一方面表现为公共服务，一方面表现为暴力镇压。而这些与本乡本土密不可分的知识分子阶层，必然也会表现出来提供公共服务与进行暴力镇压这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立宗祠，兴义学，为鳏寡孤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他们又组织基层的暴力团体（民团保甲），镇压那些敢于反抗体制的存在，维护扩张自身利益，甚至在王朝末期组织地主武装，代替国家军队的职能。
前者如范仲淹，晚年设义庄，在家族范围内进行慈善救助，同时立文法，为基层管理制定标准。后者如曾国藩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卢象升练天雄军对抗满清入关。用当前的热门话语来说就是：“乡贤”是公共服务的那张脸，而“村霸”则是暴力镇压那张脸。谢若林说的好，“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
你告诉我哪一根是高尚的? 哪一根是龌龊的? ”政府既是高尚的，也是龌龊的，“乡贤”和“村霸”就是政府权力结构在农村基层的一体两面。
农村基层的权力主体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由封建贵族统治向平民知识分子统治转变的进步，这种转变同时也揭示了农业社会的物质背景下社会管理的特点，明确这一点，才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新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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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年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新中国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从现在看，在保证国土基本完整的前提下，我们算得上是完满完成了1840年以来历代仁人志士的历史目标，为社会发展开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但如果从社会的基本面来看，形势依然非常严峻。10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是个文盲率超过80%，人均寿命不足40岁的，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化基础建设的社会，政治权力分散，结构复杂，人口众多，生产水平无法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是个衰败内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新中国的建立，也只是解决了政治权力分散的问题，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距还在那里，不是几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新中国的农村基层管理，达到了历史上最严密恐怕也是最不自由的程度，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这实际上是用政府管理代替了基层自治，所以乡贤恶霸自然无从出头。而为什么在生产力水平几乎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采取如此严格的管理，正是下面要探讨的。
如果把新中国当成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无疑是这样的：一个只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光棍组成的创业型企业，要投资没投资，要技术没技术，还偏偏给自己的定位是全行业第一，除了几个创始人水平还可以，其他是一无是处。这种企业要发展，要扩大再生产，不缺热情，也不缺时间，最缺的就是钱，也就是资本，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搜集资本。这种情况下，能依靠也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是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疯狂加班，多干少拿，严格管理，鸡汤管够。写到这，我脑子里浮现了一大堆企业的名字，比如最近知乎最火的赶员工走的那个谁——或许伟大的企业都是这么过来的。如果说发达的工业化的高额利润支撑的美国是苹果，那么以农业为基础的新中国就更像fsk了，看看fsk的管理，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前三十年这种以农业为主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态，特别是农业产出作为一种实物税，要尽可能的搜集资本，只能通过这种极其严格的管理，简而言之，只有这样才有利可图。
通过对皇权——士大夫——农民三级权力结构的变革，新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而这种办法有个我们熟悉的表达：“向管理要效益”。而传统的农村基层统治阶级，由于政府组织水平的再进步，已经失去了农业社会中的价值，这也是前30年农村无乡贤的原因所在。
这种努力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按温铁军的估算，从49年到78年，全国农村贡献的资本总额在13000亿人民币左右，而这些资本，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的发家本钱。
从具体的管理实践来看，前30年的农村，以生产队-大队-
人民公社作为基本的行政体系，实际上是个综合了公共服务和军事化建设的体系，一方面，要组织社员进行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和修缮，比如50后60后耳熟能详的“挑田”“修水库”（习主席在老家几年都干这些事了），一方面，又有搞军事训练进行基层武装建设的责任，“民兵连”正式其直接体现。虽然管理方式变了，但政府职能不但没有弱化，反而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这样的生活毫无疑问是繁重辛苦的，匮乏的物质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是父辈们农村生活的共同记忆。事实上，在人口报复性增长但生产力几乎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建国之初整个社会的内卷化相比几十年前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从牙齿缝里抠出来工业化的本钱，实在是一项悲壮而又伟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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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从与世界交流的视角来看，这是我们做好准备之后，第一次主动迎接“三千年大变局”的举措。改革开放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方式重塑了中国的社会形态，历史上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首次被打破，并再也无法逆转，而这种改变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基层，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农村社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边缘化，也带来了农村基层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
改革开放产生了无数的财富的同时也让几代人产生了一种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的共识（或者说错觉？），鼓吹进步的宏大叙事占据了主流，但在这狂欢中，中国的广大农村缺变成了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历史的五对负重轮滚滚向前，而驾驶员也许是因为视野不好开的太快，没发现路中间还躺着一些熟悉的身影。
一切从农村基层公共职能的崩溃说起。随着80年代初包产到户政策的推行，传统的三级体制失去了它在合法性上的背书，其职能也就无从谈起了，最直接的体现是农村水利建设：
而随着80年代整个国际形势的好转，伴随着大裁军，农村民兵武装建设的工作也处于有名无实的状况。1984年，生产队正式解散（根据笔者的经验，在相当多的地方，生产队还存在了几年时间，笔者老家的生产队正式解散是在93年）。村镇两级政府的职能，也从过去农业生产组织和粮食统筹提留，变成了一胎制计划生育和提留，简而言之，责任没有了，只有权力，公共职能没有了，只剩下秩序维持。
轰轰烈烈的改开财富神话，毕竟只是属于少数人的，属于80年代的万元户，90年代的百万富翁乡镇企业家，新世纪的房地产商、IT精英和创业者们，大部分人只能是随波逐流被动应对。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信息是最闭塞的，他们的资源是最少的，他们从事的行业由于其特殊性，是社会经济的成本转嫁链条里最末尾的，所以，在这场狂欢中，他们也是最痛苦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改了个面目，又重新爬到了他们头上。
首先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残余的侵蚀。沸沸扬扬轰轰烈烈舞舞喧喧的80年代，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也出过很多事故。比如价格双轨制，对于官僚来讲，是用计划的体制占市场经济的便宜，而对于农村基层来讲，就是用市场经济的名分吃计划体制的亏，篇幅所限，就不展开说了。大家可以从农业税该折现的角度来了解一下这种侵蚀。
第二是农村基层管理的劣化。官僚体系的退化总是滞后于社会对它的需求的，失去了公共服务职能的官僚机器如同拖缰的野马。在国家层面的义务之外，属于村镇两级政府的“三提留”“五统筹”，让萎缩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而蛮横的计划生育行政工作，又制造了无数悲剧，“该流不流，扒房欠牛”，“迟检一天全家罚款，超生一个倾家荡产”，这些可笑可悲但真实存在的标语，反映的是农民弱势的地位，基层和政府紧张的社会关系。简而言之，责任消失了，但权力还在。有个非常相似的例子——中国足球，在市场化改革之前，足协还负担各地足球专业体校的运作和人才选拔，而之后，他们的职能就只剩下制定政策和利益团体抱团吸血了。而与之相对的，就是中国足球水平断崖式的下滑，在02年专业体校黄金一代的余晖消失之后，中国足球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15年前我们为世界杯上进不了球而懊恼，今天的中国球迷只能为打进12强赛而庆幸了。
第三是“村霸”阶层的再度崛起。只要组织还存在，权力就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基层政府不再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自然就有人来代替他们。只是方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样了。除了宣传机器大力鼓吹的乡镇企业华西村们，还有没怎么宣传带的“万元户带领大家致富”，但更多的是各种会道门在边远地区的兴起，网上那篇有名的建国后称帝的文章，里面的事件主要都发生在文革以后，更不要说西南省份毒品产业的再度复兴，农民在面对困难的现实生活时总是自发的寻找抱团的组织，这是发生过无数次的历史。当然更多是的负面的，直接的体现就是基层“村霸”们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以及宗族势力的死灰复燃——这些人往往和基层政府联系密切。
总的来说，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处于一个整体衰退内卷的状态，在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内地几个为数不多的城市灯塔的时候，黑暗中的农村，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夜。网上广为流传的江西丰城事件只是这种形势的缩影，唯一的意义在于，农民们慢慢地懂得通过了解体制去反抗体制。而李昌平那封著名的信，则把火山口上的农村推到了社会各界的视野之下，随之而来的是02年取消提留，05年免农业税，以及随后的农村社保和低保，算是把局面稳定了下来。今天来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大多数恐怕难以理解这句话背后惊心动魄的内涵。而我个人感到遗憾的是，90年代大下岗直到今天还能被舆论说关注，而八九十年代危险的农村和困苦的农村生活好像再也没有被提起了，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农业税作为一种实物税，在现代社会是不多见的，收税难，收实物税更难，难上加难，虽然在80年以后由实物改成了折现，但结合中国农业劳力密集性的特点，农业税依然是个性价比很低的税种。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财富的产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最直观的就是农业税占比的变化，从99年的4%，降低到03年的1%，考虑到收税所付出的成本，农业税和相关提留的的废止，只是顺理成章。
而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农村作为一个人员众多几乎不产生利润的部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剥离的负资产，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大潮的到来，严酷的一胎制计划生育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由于农村提留的废止，村镇两级机构也失去了财权；公务员管理的正规化，也导致村镇两级机构失去了事实上的人事权，在这种情况，村镇两级机构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失去了作为政府管理机构存在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保留一个庞大的基层管理体系已经毫无必要，而农业税更变成了由中央给基层干部们背黑锅的存在——钱收的不多，人得罪的不少，事已至此，农业税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吗？
从另一方面讲，改开30年来，随着基建水平、信息化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广大的农村基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有钱、有影响力的群体，即使没有被认可的政治权力，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对乡土的影响力，看起来很熟悉，历史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随着刘部长拉开的帷幕，乡贤作为一个时兴而又政治正确的概念，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舞台。与以前不同的是，从被动妥协的产物变成了主动抛弃的产物。在农村从一个产生收益的正资产变成了需要反哺的负资产的时候，主动剥离，通过乡贤阶层进行自组织的管理已经成了必然的选择。而从中央“弘扬乡贤打击村霸”的情况看，希望乡贤们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的成分远多于秩序维持的成分，而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农村基层是维稳对象的属性。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乡贤”们不再是旧时代举足轻重的统治基础，而变成了社会权力结构中边缘化的补充。但我们同样要看到，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和资本力量的渗透，未来基层公共服务和最重要的土地的归宿的问题上，乡贤们和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恐怕还有很多的故事要讲。而乡贤们，必然要在新时代重新承担他们似曾相识的角色，与至上而下的权力重新构建一个暗流涌动的农村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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