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所接受的反战教育是什么样的？
原创 Allen Xu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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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中日之间发生历史问题摩擦，总会有“热血青年”挺身而出请战，也总会有“亲善人士”呼吁冷静克制与和平；这两类人群如同双生子一般总是成对出现，让人不禁在想：我们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战争观教育”，可以培育出对立如此强烈的两种人。
当然，在网络上发声的音量往往与群体人数不成正比，那么在“盲目好战“和”一昧求和“之间，作为在此话题上沉默的大多数的我们，所接受的战争教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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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 **我们接受的是“统治者式“的教育**
之所以说我们接受的是”统治者式”的战争角度，是从看待战争的角度来说的。在很多省份的推荐阅读文言文著作《孙子兵法》的开头，就提出了“兵者，国之大事”的说法，将军事上升到国家重要决策的角度；而中学必备文言文《曹刿论战》中，也强调了“何以战”这个从宏观层面思考战争的角度。
在我们自小的学习中，本就习惯于背诵横渠四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富有担当与主人翁精神的词句，而这些涉及战争的文本的学习，也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了我们看待问题的宏大视角——相比较于龙应台式的从个体体验入手看待战争，我们更多的从国家、民族角度去思考战争。这种视角，固然有其带来“脑臀分离效应”的不足，但是也避免了眼界太小导致只见树叶不见森林的错误。
而“统治者式”的教育的另一个体现，则是不局限于专业视角，视军事为“政治的延续”。还是上文的两个例子，无论是”国之大事“，还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都没有将问题局限于战术上，而将重心放在了战争发生前的政治上——前者提出了战争对国家的重大影响，后者则指出了政治清明是可以投入战争的保障。一直接受这种思考方式熏陶的我们，得以同纯粹技术性的军事视角相区分，并避免走入”武器制胜论“的误区——比起使用什么武器，政治的性质更为重要。毕竟，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而武器只是手段之手段。
在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其他国家的类似教育。在一个在线收集外国各大高校为本科生提供书单的网站上，在所有推荐书目中《战争论》仅仅排在300多位。如果面向大学生的书单推荐里，《战争论》的优先级尚且如此之低，可以想见在更低水平的教育上，平均而言并不会有太多设计军事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或者这些内容，只会在贵族式的学校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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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 ** “反战”而非“厌战” **
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士兵与国家》中讨论过军事职业主义（military
professionalism）对待战争的态度：职业军人们以战争为职业，他们从不否定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基于对人性的悲观判断，这个可能性始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却从不会视战争为乐趣——相反，职业军人应当站在理智反对战争的一方。
我们的战争教育与此也很类似——我们反战，但从不宣传“厌恶战争”。曹刿论战里曹刿认为大义在我，有所依凭，主张作战；《公输》里墨子没有反复白费唇舌去说服楚王，而是通过“沙盘推演”让楚王认识到战胜宋国之不可能，达到“止战”的效果。
这种教育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义务教育阶段所灌输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有关系——如果能认识到事物发展有其客观性，那么就应当意识到战争的发生与否，固然有着人的主观意愿在其中起作用，但是更主要的是冲突演化的阶段与烈度，战争背后政治、经济结构发展的历程。以中国近代史为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了列强将努力试图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落后的国家实力和封建制度又注定了这种碰撞无法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当彼此之间的误解以及更重要的利益上的冲突之大无法弥合，那么冲突就成为了唯一的路径，而双方的实力对比又决定了屈辱的结局。
前文所提及的《士兵与国家》中提及了自由主义对待战争的态度——自由主义者反对作为概念的战争，却不排斥由道义驱动的具体的战争；这一点与军事职业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接受战争概念的长期存在，但是力图减少具体参与战争的几率。无独有偶，在太平洋岸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里也有着这种对待战争的双重态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发展的历史观，决定了战争中可能区分出正义与不义的双方，受压迫阶级反抗剥削者、被入侵一方反抗入侵者的战争是正义的，是应当为之奋斗的；而另一方面唯物主义世界观又承认了战争的客观性与现实性。这种混合的观念使得我们的战争教育显得特别审慎——一方面，我们要旗帜鲜明的反对战争；但是当我们作为正义的一方，而战争不可避免时，又不会害怕同敌人作战。这种态度，无疑与西方”白左“提倡的“make
love no war”的反对一切战争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
** **** **3** **｜** ** **尾声**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有些人不知道战争的残酷所以表现出“狂热好战”的一面；而也有些人过分强调战争对人的伤害而无条件的反对战争。但事实是这都不是我们所接受的战争教育。我们不将战争视作孤立的事物，可以简单的支持或反对，而是力图从更大的角度看待战争，思考战争背后的根源；我们强调战争的破坏性，但不局限于每个人的观感，不会因为战争之残酷而放弃战斗的权利；我们呼吁和平，但是不相信个人的意愿可以带来彻底的改变，推动事物发展的主因终究是客观规律而非主观意愿，战争也不例外。恰如那首脍炙人口的《我的祖国》所唱的，”朋友来了有好酒，要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
**最后，请读者们有空的话花几秒时间帮我们点下文章下面广告并迅速返回即可，为作者提供支持。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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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Allen Xu ** / **** 本号驻东海岸记者
P大本科，现在美帝留学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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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Allen Xu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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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中日之间发生历史问题摩擦，总会有“热血青年”挺身而出请战，也总会有“亲善人士”呼吁冷静克制与和平；这两类人群如同双生子一般总是成对出现，让人不禁在想：我们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战争观教育”，可以培育出对立如此强烈的两种人。
当然，在网络上发声的音量往往与群体人数不成正比，那么在“盲目好战“和”一昧求和“之间，作为在此话题上沉默的大多数的我们，所接受的战争教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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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 **我们接受的是“统治者式“的教育**
之所以说我们接受的是”统治者式”的战争角度，是从看待战争的角度来说的。在很多省份的推荐阅读文言文著作《孙子兵法》的开头，就提出了“兵者，国之大事”的说法，将军事上升到国家重要决策的角度；而中学必备文言文《曹刿论战》中，也强调了“何以战”这个从宏观层面思考战争的角度。
在我们自小的学习中，本就习惯于背诵横渠四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富有担当与主人翁精神的词句，而这些涉及战争的文本的学习，也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了我们看待问题的宏大视角——相比较于龙应台式的从个体体验入手看待战争，我们更多的从国家、民族角度去思考战争。这种视角，固然有其带来“脑臀分离效应”的不足，但是也避免了眼界太小导致只见树叶不见森林的错误。
而“统治者式”的教育的另一个体现，则是不局限于专业视角，视军事为“政治的延续”。还是上文的两个例子，无论是”国之大事“，还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都没有将问题局限于战术上，而将重心放在了战争发生前的政治上——前者提出了战争对国家的重大影响，后者则指出了政治清明是可以投入战争的保障。一直接受这种思考方式熏陶的我们，得以同纯粹技术性的军事视角相区分，并避免走入”武器制胜论“的误区——比起使用什么武器，政治的性质更为重要。毕竟，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而武器只是手段之手段。
在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其他国家的类似教育。在一个在线收集外国各大高校为本科生提供书单的网站上，在所有推荐书目中《战争论》仅仅排在300多位。如果面向大学生的书单推荐里，《战争论》的优先级尚且如此之低，可以想见在更低水平的教育上，平均而言并不会有太多设计军事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或者这些内容，只会在贵族式的学校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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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士兵与国家》中讨论过军事职业主义（military
professionalism）对待战争的态度：职业军人们以战争为职业，他们从不否定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基于对人性的悲观判断，这个可能性始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却从不会视战争为乐趣——相反，职业军人应当站在理智反对战争的一方。
我们的战争教育与此也很类似——我们反战，但从不宣传“厌恶战争”。曹刿论战里曹刿认为大义在我，有所依凭，主张作战；《公输》里墨子没有反复白费唇舌去说服楚王，而是通过“沙盘推演”让楚王认识到战胜宋国之不可能，达到“止战”的效果。
这种教育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义务教育阶段所灌输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有关系——如果能认识到事物发展有其客观性，那么就应当意识到战争的发生与否，固然有着人的主观意愿在其中起作用，但是更主要的是冲突演化的阶段与烈度，战争背后政治、经济结构发展的历程。以中国近代史为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了列强将努力试图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落后的国家实力和封建制度又注定了这种碰撞无法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当彼此之间的误解以及更重要的利益上的冲突之大无法弥合，那么冲突就成为了唯一的路径，而双方的实力对比又决定了屈辱的结局。
前文所提及的《士兵与国家》中提及了自由主义对待战争的态度——自由主义者反对作为概念的战争，却不排斥由道义驱动的具体的战争；这一点与军事职业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接受战争概念的长期存在，但是力图减少具体参与战争的几率。无独有偶，在太平洋岸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里也有着这种对待战争的双重态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发展的历史观，决定了战争中可能区分出正义与不义的双方，受压迫阶级反抗剥削者、被入侵一方反抗入侵者的战争是正义的，是应当为之奋斗的；而另一方面唯物主义世界观又承认了战争的客观性与现实性。这种混合的观念使得我们的战争教育显得特别审慎——一方面，我们要旗帜鲜明的反对战争；但是当我们作为正义的一方，而战争不可避免时，又不会害怕同敌人作战。这种态度，无疑与西方”白左“提倡的“make
love no war”的反对一切战争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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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 **尾声**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有些人不知道战争的残酷所以表现出“狂热好战”的一面；而也有些人过分强调战争对人的伤害而无条件的反对战争。但事实是这都不是我们所接受的战争教育。我们不将战争视作孤立的事物，可以简单的支持或反对，而是力图从更大的角度看待战争，思考战争背后的根源；我们强调战争的破坏性，但不局限于每个人的观感，不会因为战争之残酷而放弃战斗的权利；我们呼吁和平，但是不相信个人的意愿可以带来彻底的改变，推动事物发展的主因终究是客观规律而非主观意愿，战争也不例外。恰如那首脍炙人口的《我的祖国》所唱的，”朋友来了有好酒，要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
**最后，请读者们有空的话花几秒时间帮我们点下文章下面广告并迅速返回即可，为作者提供支持。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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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n Xu ** / **** 本号驻东海岸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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