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国民待遇可以休矣
原创 刘梦龙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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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有一则新闻可能大家还有印象,一位在昆明的荷兰游客丢失了一支录音笔,结果云南警方动员省厅交通总队用三天时间排查了数百辆过往车辆,终于找到了这支录音笔。可能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丢失了手机一类的小件只能自认倒霉。当代中国几乎已经形成了普通物品丢失不报案或者报案完全不指望而自认倒霉的习惯,与如此兴师动众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情形显然是由长期基层警力匮乏造成的,中国每万人中警察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很相当低的水平,每万人大约是13人,而早在九十年代美国的警民比例已经是这个数字的三倍(大约占人口比例大约是1:335)。考虑到中国相对良好的治安状况,有限的警力主要集中在恶性案件的查处是一个必然选择。当然这里不是要讨论中国的警力不足,而是在说这种待遇确实是现阶段普通中国人不可能享受到的,毫无疑问这是所谓的超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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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超国民待遇寻找理由的时候一般使用两个。一个是传统的好客,所谓内外有别,自然要对客人好些。还有一块神主牌就是外交无小事。但仔细分析,这两个理由其实都不太站得住脚。
好客固然是中国人优良传统,但好客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牺牲自己,幸福他人就很值得商榷了。历史上这种极端表现的例子恐怕无过于隋炀帝。这位以好大喜功著称的皇帝为了显示天下太平,万国来朝,不但以无数丝绸装饰长安的树木,还下令酒肆商铺招待外国人时不收费用。每当有外国人问起,店铺主人便回答中国富庶,历来不收酒食之费。这样豪奢当然吓唬了不少人,不过老于贸易的西域胡商很快就看透了这样的小把戏,沦为笑话。隋炀帝式的奢华自然极端,但中国朝贡体系下长期运行的厚往薄来的模式却历史悠久。明朝开国初以日本刀品质甚佳,为朝贡贸易的上等货,需求量颇大。而日本人以此为突破口,不但超过了朝贡规定的货物数量,甚至大量使用劣质品,乃至直接购买中国的钢铁转手加工,再以上等品的价格销售。而明廷在很长时间里也照常收购,以维持天朝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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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种好客与其说是好客,还不如说是摆阔。从1840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弱势的一方,这种心态要淡了许多,但这种克己奉人的心态,确实普遍存在于中国人的性格中。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许多人可能还会记得难得吃得上的肉的时候,难得的开荤一般就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在外国人还十分稀少时,固然可以当做难得的相会而予以理解。然而到了当代,这种局面显然不存在在了。当代中国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信息交流的便捷,外国人对中国来说已然是寻常事物。一个客人如果一个月见一次自然可以吃些好东西,如果三天两头见面,那么家里吃粥给他盛一碗也就是了。若是一家人天天饿着肚子,就等着给三天两头来的邻居吃上炖肉,那这户人家脑子恐怕就有贵恙了。
至于先总理留下的外交无小事的教训,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和近一步务实,实际上这些年来讨论的不少。这个原则确实应该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环境去讨论。它来自新中国建立之初艰难的外交开拓阶段,实际上应该更多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宏观领域。而对于大量外国人进入中国,甚至长期工作生活在这里,这种当年完全没有预见的情况,这个指导原则显然是机械式的硬套。甚至具体到前三十年,更具体到当时有限的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其实是处于一种限制状态。比如传统的涉外宾馆,实际上是隐含着指定居住的意思。少数外国人居住区也处于外松内紧的状态,并非可以任意的在中国各处自由通行。所以,应该是说这个情况在当时是确实不存在的。甚至从前三十年的指导思想来看,其主要考虑也是立足在我,而以此基础上才尽量照顾外国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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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从中国人民族性格来说,对客人客气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种客气应该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过去我们很喜欢说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地球村时代降临了。现在看这种地球村还是指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空前密切,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国民确实进入了一个便于交流的时代,但其遍及范围也仅仅是局限有原有的主要工业国家和中国这样极少数后进者。
必须说整个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好好的补上了一堂市场经济的课,而中国对于对外交流的课程还有不少要补习的。面对自信心日益增长的国民,面对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我们的许多官员思想上还没有转变过来,还没有适应这种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定位。这种超国民待遇除了给自己的国民带来不满之外可以说已经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一两个对中国心怀感激的普通外国人又能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什么。今天的中国早已经不是那种亟待被外界接纳的孤独者,相反它是一个世界无法拒绝的香饽饽,中国应该具备这样的自信,毕竟中国立足的根本不在于印象绝佳的国际友人而在于勤劳勇敢并对祖国心怀认同的国民。如果顾此失彼,没有了国民的信任,那才是国家真正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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