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母”是怎么形成的？
acel rovsion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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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宁波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又引起了关于圣母病的讨论。本文稍作分析。
所谓的圣母在互联网语境下，一般分三种， 下面分类说说。
1， 第一种 是
为作恶者开脱是因为作恶者貌似“弱者”，而因为这一点，恰恰让某些人忽视了“受害者”也是弱者，近年很多社会事件都是例子。而弱者的倾向会有比较级，而比较级来源于形象定位，也就是一种直觉态，比如夏俊峰案之中，因为受害者“城管”这种形象定位，让很多人潜意识上忽视了其“弱者”本质。。故而“圣母”心态实质是种情绪化的直觉心态，而这种心态来源于经验认知和公众传播，具有选择性和情绪性，这也是为什么在受害者是明显弱者的时候，会因为某种“既定形象”选择性无视其弱者的身份，而去放大另一个。
自我预设一个“弱者”的立场，不分是非地去为“弱者一方”无脑地便捷，主观臆断的将“弱者”和“善良”毫无逻辑地等同在一起。
而这种现象主要源于这样几个方面：
（1）中华传统礼教文化中本身就有偏向“弱者”的文化审美。在古典文学创作中，“老农”，“穷书生”，“手艺人”等等弱者往往体现出“身穷志坚”，“一身正气”的基本设定，而“官家权贵”，“商人巨贾”很多时候都被设定成“仗势欺人”，“不学无术”之典型。事实上，草根阶级的古典文学创作者们，在权力高度集中，阶级流动性单一的封建社会下，出于不得志也好，看不惯也好，往往在创作中将弱势群体作为“善”的一方推出，也将自己的影子带入，留下一段“逆袭”的故事，表达自己从理想主义角度对利益现实的反抗，而“弱者皆善，肉食者鄙”的文化审美一直延续至今。
而事实上在严肃礼教里面，我国依然有此类传统，特别是儒家。“政”之在“仁”，“仁”之在“人”，“人”之为“民”，“民”必善可以“仁”待之。而在权力年岁的古代，基本上“民”即为广大的弱势群体，“仁政”的基点在于统治阶级本身，方式是“施仁”，但是这里其实隐藏了一个前提条件，“民为善”才“可教”故而弱势群体必须假定为足够“善”的“本性”，否则此理论不通。而且虽然此种传统意在维护统治阶级，但实质上从某种角度将设置成了“民善”的干涉者，故需“仁”。
（2）而事实上，我国作为无产阶级，工农联盟为主人翁立国的国家，建国史本身就是反抗权贵资产阶级的历史，“弱者为正且为证”的政治基调基本上就定下来了。而这种政治基调实际上是影响方方面面的，故而，“弱者为大”“同情弱者”“平凡劳动者最伟大”的调子我们常接触到，故而很多人有这种预设立场，我觉得不奇怪。
（3）从学术角度来说，人本来就容易同情弱者。
从理性主义的角度论，就涉及到道德起源的问题。
以叔本华的预设来说，真正的道德是非常稀有的，真正道德的人也是万中无一，而道德的基点之一，来自于同情。
就卢梭直觉认知论而言，人们不会对比自己幸福的人产生同感，而只会对比我们不幸的人感同身受。即我们的直接同感只局限于对他人的痛苦，而不是安逸。
从本体论来说，同情实质上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也就是将他人与自己视为一体，也就是所谓“弱者认知”下的自我代入。
理性主义伦理学基本原则定为：不伤害。而正是这种同情，才产生了一体两面的“公正”与“仁爱”。而基本道德的动机都出于利己、恶毒、同情这三者，也就是认为人，我其实本无差异。
而从本源论来说，看透他人和自我间的无差异性，这即是同情的基石，展开而去，就是认识到万物间的无差异性，而中国这些之中类似的思想就在于“齐物”。
而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于自然本为弱者，最初的自我认知就是弱者。而弱者如要生存就需要集体生活，集体工作，而最本初的集体活动就是“帮扶弱者”。
故而这种认知在社会性上的显性表达，就是预设“弱者为善”的立场，而这种立场的直接结局就是，跳脱基本理性判断。
2，另一类圣母在于，自我寄托一种崇高感，或者自命一种崇高感。
这种是一种感性观念，而其真正问题也在于就是感性过剩，认知不足。
比如关于环保这个问题，科学家提出环保是有认知性的。
从认识上说，环保的基本基点是保护生态，从而保护人类。
从方法来说，环保是合理，可持续发展人类的产业，延缓人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人类基数太大，完全消退不可能）
这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观念，而很多人将这件事情过分崇高化，神圣化，感性化。
何祚庥当年就批判过一篇中学的入选课文叫《敬畏自然》，实际上这篇文章的观点立场没有大错，但是她的论述就充斥着这种圣母心态，神马（以下为个人转述，非原文“自然母亲法力无边，人类智慧全是个屁，人类文明发展就是智障孩子在母亲面前恶作剧，啊，我们要敬畏自然，否则我们要集体遭天谴”……这都什么玩意儿……完全就是宗教，完全是教徒的说辞，比德鲁伊教还玩得极端……
环保里面有种“非人类中心理论”，其基本原则在于人类看待自然的角度要整体看待，不能只顾自己。
但是很多人就玩极端了，搞成了“人类即是罪恶”，“为人类考虑就等于贪婪”，完全搞成反人类了，而此种偏差的原因就在于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心态。
3，追求一种自我道德满足感，实际上其未必懂道德，对内塑造一种道德情结来自我认同，对外以一种“圣人标准”，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攻击别人。这也是一种。
这个不需要举例了吧，知乎上，微博上到处都是吧，神马“反对我的即反人类，反对我的即人渣，反对我的即冷血”这类说辞。
目前，各种社会事件中的圣母病，多表现为这几种原因的结合体。对宁波老虎事件中主角的同情，比起那些对医闹凶手，杀人凶手，各种违法事件中的主角施以同情和试图洗白的行为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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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种 是
为作恶者开脱是因为作恶者貌似“弱者”，而因为这一点，恰恰让某些人忽视了“受害者”也是弱者，近年很多社会事件都是例子。而弱者的倾向会有比较级，而比较级来源于形象定位，也就是一种直觉态，比如夏俊峰案之中，因为受害者“城管”这种形象定位，让很多人潜意识上忽视了其“弱者”本质。。故而“圣母”心态实质是种情绪化的直觉心态，而这种心态来源于经验认知和公众传播，具有选择性和情绪性，这也是为什么在受害者是明显弱者的时候，会因为某种“既定形象”选择性无视其弱者的身份，而去放大另一个。
自我预设一个“弱者”的立场，不分是非地去为“弱者一方”无脑地便捷，主观臆断的将“弱者”和“善良”毫无逻辑地等同在一起。
而这种现象主要源于这样几个方面：
（1）中华传统礼教文化中本身就有偏向“弱者”的文化审美。在古典文学创作中，“老农”，“穷书生”，“手艺人”等等弱者往往体现出“身穷志坚”，“一身正气”的基本设定，而“官家权贵”，“商人巨贾”很多时候都被设定成“仗势欺人”，“不学无术”之典型。事实上，草根阶级的古典文学创作者们，在权力高度集中，阶级流动性单一的封建社会下，出于不得志也好，看不惯也好，往往在创作中将弱势群体作为“善”的一方推出，也将自己的影子带入，留下一段“逆袭”的故事，表达自己从理想主义角度对利益现实的反抗，而“弱者皆善，肉食者鄙”的文化审美一直延续至今。
而事实上在严肃礼教里面，我国依然有此类传统，特别是儒家。“政”之在“仁”，“仁”之在“人”，“人”之为“民”，“民”必善可以“仁”待之。而在权力年岁的古代，基本上“民”即为广大的弱势群体，“仁政”的基点在于统治阶级本身，方式是“施仁”，但是这里其实隐藏了一个前提条件，“民为善”才“可教”故而弱势群体必须假定为足够“善”的“本性”，否则此理论不通。而且虽然此种传统意在维护统治阶级，但实质上从某种角度将设置成了“民善”的干涉者，故需“仁”。
（2）而事实上，我国作为无产阶级，工农联盟为主人翁立国的国家，建国史本身就是反抗权贵资产阶级的历史，“弱者为正且为证”的政治基调基本上就定下来了。而这种政治基调实际上是影响方方面面的，故而，“弱者为大”“同情弱者”“平凡劳动者最伟大”的调子我们常接触到，故而很多人有这种预设立场，我觉得不奇怪。
（3）从学术角度来说，人本来就容易同情弱者。
从理性主义的角度论，就涉及到道德起源的问题。
以叔本华的预设来说，真正的道德是非常稀有的，真正道德的人也是万中无一，而道德的基点之一，来自于同情。
就卢梭直觉认知论而言，人们不会对比自己幸福的人产生同感，而只会对比我们不幸的人感同身受。即我们的直接同感只局限于对他人的痛苦，而不是安逸。
从本体论来说，同情实质上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也就是将他人与自己视为一体，也就是所谓“弱者认知”下的自我代入。
理性主义伦理学基本原则定为：不伤害。而正是这种同情，才产生了一体两面的“公正”与“仁爱”。而基本道德的动机都出于利己、恶毒、同情这三者，也就是认为人，我其实本无差异。
而从本源论来说，看透他人和自我间的无差异性，这即是同情的基石，展开而去，就是认识到万物间的无差异性，而中国这些之中类似的思想就在于“齐物”。
而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于自然本为弱者，最初的自我认知就是弱者。而弱者如要生存就需要集体生活，集体工作，而最本初的集体活动就是“帮扶弱者”。
故而这种认知在社会性上的显性表达，就是预设“弱者为善”的立场，而这种立场的直接结局就是，跳脱基本理性判断。
2，另一类圣母在于，自我寄托一种崇高感，或者自命一种崇高感。
这种是一种感性观念，而其真正问题也在于就是感性过剩，认知不足。
比如关于环保这个问题，科学家提出环保是有认知性的。
从认识上说，环保的基本基点是保护生态，从而保护人类。
从方法来说，环保是合理，可持续发展人类的产业，延缓人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人类基数太大，完全消退不可能）
这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观念，而很多人将这件事情过分崇高化，神圣化，感性化。
何祚庥当年就批判过一篇中学的入选课文叫《敬畏自然》，实际上这篇文章的观点立场没有大错，但是她的论述就充斥着这种圣母心态，神马（以下为个人转述，非原文“自然母亲法力无边，人类智慧全是个屁，人类文明发展就是智障孩子在母亲面前恶作剧，啊，我们要敬畏自然，否则我们要集体遭天谴”……这都什么玩意儿……完全就是宗教，完全是教徒的说辞，比德鲁伊教还玩得极端……
环保里面有种“非人类中心理论”，其基本原则在于人类看待自然的角度要整体看待，不能只顾自己。
但是很多人就玩极端了，搞成了“人类即是罪恶”，“为人类考虑就等于贪婪”，完全搞成反人类了，而此种偏差的原因就在于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心态。
3，追求一种自我道德满足感，实际上其未必懂道德，对内塑造一种道德情结来自我认同，对外以一种“圣人标准”，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攻击别人。这也是一种。
这个不需要举例了吧，知乎上，微博上到处都是吧，神马“反对我的即反人类，反对我的即人渣，反对我的即冷血”这类说辞。
目前，各种社会事件中的圣母病，多表现为这几种原因的结合体。对宁波老虎事件中主角的同情，比起那些对医闹凶手，杀人凶手，各种违法事件中的主角施以同情和试图洗白的行为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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