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巅之城的外交与天命
原创 黄三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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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老话叫做人类从历史之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压根不会从历史之中学到任何东西，这句话在很多方面其实并不适用，但是在有一些方面，例如今天要谈一谈的美国外交政策这一点上，仍然非常有道理。
说到国际关系的话，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比较常见的误解，众所周知美国的大学系统一贯是左翼的温床，一向是只有更左没有最左，但是国际关系这个领域就属于一个少见的异类，按照比较笼统和不那么精确的定义，搞这个行当的大部分都是右派。
当然了，如果根据理论基础来进一步细分的话，这部分右派基本上都集中在现实主义范式的范畴内，与现实主义并行的自由主义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会不同程度的偏左一些；至于更下一级的范畴，诸如从政治文化、决策、认知心理学一类角度入手的理论，都属于大猫小猫两三只的非主流添头，在此略过不提。
另外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实主义虽然只是国际关系三大主流派系之一，但是无论从影响力还是数量来讲，都属于这个行当内的绝大多数，其影响也不仅仅限于派系内部，举例来说，在国内传播得很广的萨缪尔·亨廷顿和他的文明冲突论就属于现实主义的支系派生：一方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亨廷顿的这个理论不能归于现实主义反而应该归类到政治文化这一类里面去，但是另一方面，按照比较宽泛的定义，其理论内里的深层逻辑仍然是由现实主义范式脱胎而来。
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不同，美国的外交政策理论往往“比较”容易读懂，因为这些理论的提出属于非常典型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其目标读者往往不是其他的同行，而是政府官员；进一步的讲，在这个行当，做到顶尖的学者往往同时也具有官员的身份，布热津斯基、基辛格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和动手又快又狠，现实主义到爆炸的实际行动不同，美国自二战以来延续至今的外交政策宣传基调是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威尔逊主义，也即是如威尔逊当年在巴黎和会上所宣传的那一套听起来有点好得过头的论调。虽然没有否认威尔逊主义的意思——实际上威尔逊本人确实是一个道德上没什么污点的理想主义者——但若是细究起来，近代以来白宫的历任主人里只有小罗斯福和肯尼迪算得上这种威尔逊主义者，其他的几乎都是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者。
美国能够坚定不移发展有美利坚合众国特色的威尔逊主义，其基石有二：一是美国例外论，二是昭昭天命；和一般用法不同，在外交政策这个领域，这两个概念的通俗解释是，前者属于“我能定规矩所以我不需要守规矩”，后者则属于“没有为什么反正我就是可以管你”。在这个写作理想主义读作现实主义的环境之下，整个学界的普遍观点都是基于两个默认的前提之下提出的：
**美国在全球体系之中占据核心位置，同时对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占有军事上的优势。理解这一个现状，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变迁的重要前提。**
苏联解体至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的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主流思潮可以比较粗略的以莫里斯·曼德尔鲍姆的论点为典型例子，在《征服世界的理念》一书里，曼德尔鲍姆认为，自二战起再到如今的几十年是以威尔逊主义全面胜利的历史，也是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这三个威尔逊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全面胜利的历史；另一个国内读者可能更熟悉的例子则是福山和他的《历史终结与最后之人》。这个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理论发展的最终产物，则是Anne-
Marie Slaughter和G. John
Ikenberry合力推动的普林斯顿计划，在这两位新时期的乔治凯南合力推出的最终报告里，美国的核心地位再一次被强调：一方面，美国应当继续推行威尔逊主义所强调的三大核心价值，另一方面，美国也应当限制甚至废除联合国框架内其他国家对于美国行动的约束能力，进而可以通过包括预防性战争在内的各种手段来保障威尔逊主义的对外推广。
把时间线推倒2017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以美国核心论为基调的论点，唯一的区别是，在较近期的著作，例如《西方的复兴》、《无人主宰的世界》和《自由利维坦》里，作者们的理论也开始偏重于考虑美国国内的诸多问题，提倡对于美国内部矛盾的重视；而包括托马斯•巴尼特和布热津斯基在内的战略家们都提出，威尔逊主义的诸多原则，例如民主的传播是可以被(暂时)放弃的；对于一些规格外的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也是可以纳入体系之内的。但是，这一切细节上的变动都没有影响到最重要的一件事，也即是美国作为全球秩序核心和领袖而存在的这个核心前提，
**没有美国的绝对优势与统治地位，所有的其他细节都不值一提。**
最后是两学一作，每日一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作者简介
** 黄三思 ** / **** 一个趣味低级的人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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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黄三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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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老话叫做人类从历史之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压根不会从历史之中学到任何东西，这句话在很多方面其实并不适用，但是在有一些方面，例如今天要谈一谈的美国外交政策这一点上，仍然非常有道理。
说到国际关系的话，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比较常见的误解，众所周知美国的大学系统一贯是左翼的温床，一向是只有更左没有最左，但是国际关系这个领域就属于一个少见的异类，按照比较笼统和不那么精确的定义，搞这个行当的大部分都是右派。
当然了，如果根据理论基础来进一步细分的话，这部分右派基本上都集中在现实主义范式的范畴内，与现实主义并行的自由主义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会不同程度的偏左一些；至于更下一级的范畴，诸如从政治文化、决策、认知心理学一类角度入手的理论，都属于大猫小猫两三只的非主流添头，在此略过不提。
另外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实主义虽然只是国际关系三大主流派系之一，但是无论从影响力还是数量来讲，都属于这个行当内的绝大多数，其影响也不仅仅限于派系内部，举例来说，在国内传播得很广的萨缪尔·亨廷顿和他的文明冲突论就属于现实主义的支系派生：一方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亨廷顿的这个理论不能归于现实主义反而应该归类到政治文化这一类里面去，但是另一方面，按照比较宽泛的定义，其理论内里的深层逻辑仍然是由现实主义范式脱胎而来。
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不同，美国的外交政策理论往往“比较”容易读懂，因为这些理论的提出属于非常典型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其目标读者往往不是其他的同行，而是政府官员；进一步的讲，在这个行当，做到顶尖的学者往往同时也具有官员的身份，布热津斯基、基辛格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和动手又快又狠，现实主义到爆炸的实际行动不同，美国自二战以来延续至今的外交政策宣传基调是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威尔逊主义，也即是如威尔逊当年在巴黎和会上所宣传的那一套听起来有点好得过头的论调。虽然没有否认威尔逊主义的意思——实际上威尔逊本人确实是一个道德上没什么污点的理想主义者——但若是细究起来，近代以来白宫的历任主人里只有小罗斯福和肯尼迪算得上这种威尔逊主义者，其他的几乎都是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者。
美国能够坚定不移发展有美利坚合众国特色的威尔逊主义，其基石有二：一是美国例外论，二是昭昭天命；和一般用法不同，在外交政策这个领域，这两个概念的通俗解释是，前者属于“我能定规矩所以我不需要守规矩”，后者则属于“没有为什么反正我就是可以管你”。在这个写作理想主义读作现实主义的环境之下，整个学界的普遍观点都是基于两个默认的前提之下提出的：
**美国在全球体系之中占据核心位置，同时对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占有军事上的优势。理解这一个现状，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变迁的重要前提。**
苏联解体至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的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主流思潮可以比较粗略的以莫里斯·曼德尔鲍姆的论点为典型例子，在《征服世界的理念》一书里，曼德尔鲍姆认为，自二战起再到如今的几十年是以威尔逊主义全面胜利的历史，也是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这三个威尔逊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全面胜利的历史；另一个国内读者可能更熟悉的例子则是福山和他的《历史终结与最后之人》。这个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理论发展的最终产物，则是Anne-
Marie Slaughter和G. John
Ikenberry合力推动的普林斯顿计划，在这两位新时期的乔治凯南合力推出的最终报告里，美国的核心地位再一次被强调：一方面，美国应当继续推行威尔逊主义所强调的三大核心价值，另一方面，美国也应当限制甚至废除联合国框架内其他国家对于美国行动的约束能力，进而可以通过包括预防性战争在内的各种手段来保障威尔逊主义的对外推广。
把时间线推倒2017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以美国核心论为基调的论点，唯一的区别是，在较近期的著作，例如《西方的复兴》、《无人主宰的世界》和《自由利维坦》里，作者们的理论也开始偏重于考虑美国国内的诸多问题，提倡对于美国内部矛盾的重视；而包括托马斯•巴尼特和布热津斯基在内的战略家们都提出，威尔逊主义的诸多原则，例如民主的传播是可以被(暂时)放弃的；对于一些规格外的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也是可以纳入体系之内的。但是，这一切细节上的变动都没有影响到最重要的一件事，也即是美国作为全球秩序核心和领袖而存在的这个核心前提，
**没有美国的绝对优势与统治地位，所有的其他细节都不值一提。**
最后是两学一作，每日一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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