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什么原因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下】
原创 乐小鱼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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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发布了 [ 《是什么原因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U3MDI5Mw==&mid=2247486021&idx=1&sn=dd2049d04981c4b73645dcd6ac8a3f43&chksm=e8e45f5fdf93d649a660ccacd3d98b8c870bb6f99e4aa32efcb8ccebfb7798396ebf35a54cf0&scene=21#wechat_redirect)
的上半部分，今天继续推送下半部分。
**** ▽ ** **
** **5** **｜** ** ** ** **制度分析**
由于将兵法之实行，北宋末年河北守军“将骄兵惰，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为将者多为膏粱子弟，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有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惟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甚至“不知有战阵守御之事，惟是饮食宴乐，优游暇乐而已……以至城垒器械，凡所谓军中之职，不复讲修。相习宴安，久已成俗”[19]。
张舜民故而上奏请复更戍，曰：“近日朝廷将河北将兵遣戍陕西，甚得均劳之策。臣欲乞陛下特赐指挥，将河北将兵轮挪出戍河东、陕西，却将东、西京将兵专戍河北，以补河北将兵出戍之缺。仍比之他将，少促将期。所贵平时则知有道涂（途）往返之劳，缓急则知有出入战阵之事。”
[20]
从上列的史料至少可以看出，由于缺乏边境压力，故而在将兵法实行之后，河北方面军所谓“将骄兵惰，将不知兵，兵不知战”的情况愈加严重。
** 将兵法的[制度收益]显而易见。 **
由于将兵法之实行，西军对于西北特殊的作战环境及西夏军队的战役组织有了良好的适应，故而自神宗朝至徽宗朝，拓边西北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但其[制度成本]也极为明显。 **
河北方面军自将兵法实行之后“虽有出屯，不离本路”，长期不习战事，战斗力直线下降，军队腐败、阙额问题极其严重，竟“不知有战阵守御之事”，“凡所谓军中之职，不复讲修”。
尽管徽宗自宣和二年（1120）后依据张舜民之意见，“诏河北军马与陕西、河东更戍”[21]，欲恢复更戍制，但却为时已晚。当辽朝灭亡，金军率兵南下之时，河北方面军兵士毫无作战能力、将领缺乏指挥艺术，遇敌之时可谓溃不成军。
我们也许可以认定，宋徽宗在宣和年间出于边防考虑恢复了更戍制，但却因执行时间过于仓促而未能见效。
宋徽宗所恢复的更戍制沿用至南宋。然而自绍兴和议后，“和议既成，诸军移屯者渐归营矣，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之法，沿边备御亦倚重焉”[22]。
** 我们在构建的理性框架中曾提出：决策者“总体净收益”（当期净收益+长期净收益）的主观认知与对决策的主观判断之误，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 [23]
在将兵法改制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宋朝统治者未能认清在长期范围内北面沿边所可能发生的边患，进而放弃了更戍法，致使河北守军战斗力不断下降。在金军挥师南下之时，腐败的河北守军自然无力抵挡凶悍的金兵。当然，此处仅从作战能力这一点上来讨论问题，其余影响因素众多，在此便不一一细谈了。
▽
** **** **6** **｜** ** **** ** 何谓“将不知兵”？ **
《宋史》兵志曾载宋朝因更戍法导致议者以为“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而这一句话被史家奉为更戍法的最大弊病，甚至被引以为宋朝军事失败的原因，却未考察过宋朝人对于“将不知兵”之含义的理解。
《宋史》编纂者显然对于“将不知兵”四字望文而生义。此“兵”指【兵事】，而决非指【士兵】。我们不妨将宋人所上之劄子分为更戍法、将兵法两个阶段进行罗列：
** 【实行更戍法之时】 **
宋仁宗景祐五年，时臣上奏曰：“（禁军）冒没宠利，优防太平，轻肥相夸，坐受姑息……其肯委易得之富庶，冒难死之锋刃乎？故将不知兵，主不择将，无功厚赐，无劳厚禄，皆法所忌者也。向者朝廷念将帅之材难，是以择缙绅之能者。然其所得，率多善奔走人事，以为宠利之路而已。”[24]
又如上所列张亢言：“此皆将不知兵之弊也。”
** 范仲淹所言：“国家太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习战，而致不利也。非中国事力不敌四夷，非今之军士不逮古者，盖太平忘战之弊尔。” **
** 【实行将兵法之时】 **
宋哲宗元祐初，蔡州教授秦观上言：“（李）继迁之党……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复问，宝元、庆历之间，天下承平日久，边防之备大率皆弛。将不知兵，而兵不习战。”[25]
宋徽宗即位之初，南郑县丞李新上奏：“刍粟不继如筋不胜，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如骨不胜。今边鄙之臣，或虚张战多、或擅弃所得，茍目前之防而不设久虑。”[26]
侍御史孙觌上言：“承平日久，将不知兵，士不知战，民不知劳。若骤用之，必有防师蹶将之忧。兵连民疲，必有盗贼意外之患。”[27]
** 又如上列张舜民所言：“凡言河北军事者，必曰将骄卒惰，将不知兵，兵不知战。此上下所同知也。” **
若论成书之先后，《宋史》晚于诸臣之奏议。而上列奏议所言，显然将“将不知兵”与“兵不知（习）战”二者并列而言，将与兵相对、兵与战相对，此“兵”所指当然是“兵事”，而绝非“士兵”。故而，【“将不知兵”的真实含义，实为“将不知兵事”，而非“将不知士兵”。】那么至此时，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宋史》所言实为望文生义之结论？
**
其次可得“将不知兵”常与“承平日久”、“兵不知（习）战”此类用语相接。如果概括而言，宋人对于军事失败之后果的认识，为【承平日久，将不知兵事，兵不知战事。】
**
与此为证的是，在实行更戍法之时，“将不知兵”的言论集中发生于1043年前后北宋对西北用兵失败后的总结；而实行将兵法之时，“将不知兵”的言论则集中于海上之盟订立、辽朝覆灭前后。凡此二者，都是在面临一定军事压力之下为宋朝诸臣所提出的、对于“强化边境防备”的政治诉求，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北宋和辽朝末年，北境军事压力增大，宋徽宗于宣和二年（1120）恢复更戍法，其目的便是为提高全军作战能力，然而为时已晚。
南宋依然沿用更戍制度，“践更之期，近者三月，远者三年”，这是因为金朝对南宋造成的军事压力而执行的。然而自宋高宗绍兴和议后，南宋朝廷军事压力骤减，“诸军移屯者渐归营矣，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之法……乾道、淳熙、绍熙之际，一遵其制”，边备再度废弛。至宋宁宗开禧年间，南宋朝廷筹划北伐，“驻扎诸兵始复移屯”。然而和议再成之时，“边地一二要郡虽循旧贯，其诸驻扎更戍之法不讲，而常屯之兵益多”[28]，更戍法名存实亡。
▽
** **
** **
** **** **7** **｜** ** **** 结论
对于上文我们不妨再作一番总结。
**
[更戍法]可以通过轮番更戍来保持全军的战斗力、促使兵将适应各种作战环境，却又使得兵将对于特殊作战环境、特殊作战方式的定向适应削弱；[将兵法]虽然得以强化方面军对于特殊作战环境与作战方式的定向适应能力，但却又在其后造成了河北方面军在缺乏战争压力的情况下，作战能力直线下降的结果。
**
更戍法与将兵法孰优孰劣笔者难下定论，其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时代约束与政治诉求。若只以结果而论，宋朝对于西北方向早期用兵的军事失败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于更戍法，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此前宋军从未面临如此大规模的党项边患，更别提适应其作战方式了；然而将兵法的弊病却极为明显，自将兵法出台后河北方面军成为了膏粱子弟逃避战场之处，进而造成“将不知兵，兵不习战”，边境防备极端松散。至金军南下之时，腐败且毫无战斗力可言的河北方面军如何抵挡如狼似虎的金军？
此外，部分宋史学者引《宋史·兵志》中“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一句，认为这是更戍法最大的缺陷，殊不知此为编撰者望文生义之故，进而将原本“承平日久，将不知兵事，兵不知战事”之意，错认为是“行更戍法以来，将领不认识士兵，士兵亦不认识将领”之意，
**此乃《宋史》编撰者之误，非宋史学者之误。**
从上列事实可以看出，军事压力促使南宋朝廷执行更戍法以保持全军的作战能力，而这与神宗实行将兵法之前的情况大致吻合。两宋三百余年，唯1072—1120年之时在名义上执行将兵法，而这又导致河北方面军作战能力之下降。或许我们可以托借“河北承平已久”之借口，但是保持全军作战能力不正是更戍法首要的政治诉求吗？
【附录】：
笔者曾分析过此三战之败因，现虽还未正式出版，但其原因可列于下：
【三川口之战】：金明寨藩将李士彬中计被俘，金明寨藩部人马尽数叛降于元昊，而陕西路守军太少，根本无法抵御李元昊十万大军。
【好水川之战】：李元昊以十万精兵设伏，而范仲淹恐西夏趁边防空挡侵入关中，于是未出鄜延路之兵与韩琦合兵主将任福贪功冒进，不按主帅韩琦之计行事，兵分两路、最终中伏败北。
【定川寨之战】：葛怀敏同样贪功冒进、刚愎自用。赵珣说劝言：“贼远来，利速战，其众数倍，锐甚。为今之计，且以奇制之，宜依马栏城布栅，扼贼归路，固守镇戎以便饷道，俟其衰击之，可必胜。不然，必为贼所屠。”然而葛怀敏坚持分兵四路，定川寨随即被李元昊大军包围。元昊大军一面围寨打援，一面加紧对于定川寨之攻伐，最终宋军败北。
** 若以此三战而论，张亢所奏“皆将不识兵（事）之弊”，似乎很难成立。 **
** 相关阅读： **
[ 是什么原因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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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
** [19][20]：《宋朝诸臣奏议下》，张舜民《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上海古籍出版社，P1586。 **
** [21][22] [28]：《宋史》志149，兵十。
**
** [23]：参《框架：战略之决策机制》一文。 **
** [24]：《历代名臣奏议》卷30。 **
** [25]：《历代名臣奏议》卷40。 **
** [26]：《历代名臣奏议》卷348。 **
** [27]：《历代名臣奏议》卷384。 **
作者简介
** 乐小鱼 ** / **** 热爱历史的经济狗
指文图书作者
代表作《党项人的西夏立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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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将兵法之实行，北宋末年河北守军“将骄兵惰，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为将者多为膏粱子弟，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有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惟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甚至“不知有战阵守御之事，惟是饮食宴乐，优游暇乐而已……以至城垒器械，凡所谓军中之职，不复讲修。相习宴安，久已成俗”[19]。
张舜民故而上奏请复更戍，曰：“近日朝廷将河北将兵遣戍陕西，甚得均劳之策。臣欲乞陛下特赐指挥，将河北将兵轮挪出戍河东、陕西，却将东、西京将兵专戍河北，以补河北将兵出戍之缺。仍比之他将，少促将期。所贵平时则知有道涂（途）往返之劳，缓急则知有出入战阵之事。”
[20]
从上列的史料至少可以看出，由于缺乏边境压力，故而在将兵法实行之后，河北方面军所谓“将骄兵惰，将不知兵，兵不知战”的情况愈加严重。
** 将兵法的[制度收益]显而易见。 **
由于将兵法之实行，西军对于西北特殊的作战环境及西夏军队的战役组织有了良好的适应，故而自神宗朝至徽宗朝，拓边西北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但其[制度成本]也极为明显。 **
河北方面军自将兵法实行之后“虽有出屯，不离本路”，长期不习战事，战斗力直线下降，军队腐败、阙额问题极其严重，竟“不知有战阵守御之事”，“凡所谓军中之职，不复讲修”。
尽管徽宗自宣和二年（1120）后依据张舜民之意见，“诏河北军马与陕西、河东更戍”[21]，欲恢复更戍制，但却为时已晚。当辽朝灭亡，金军率兵南下之时，河北方面军兵士毫无作战能力、将领缺乏指挥艺术，遇敌之时可谓溃不成军。
我们也许可以认定，宋徽宗在宣和年间出于边防考虑恢复了更戍制，但却因执行时间过于仓促而未能见效。
宋徽宗所恢复的更戍制沿用至南宋。然而自绍兴和议后，“和议既成，诸军移屯者渐归营矣，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之法，沿边备御亦倚重焉”[22]。
** 我们在构建的理性框架中曾提出：决策者“总体净收益”（当期净收益+长期净收益）的主观认知与对决策的主观判断之误，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 [23]
在将兵法改制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宋朝统治者未能认清在长期范围内北面沿边所可能发生的边患，进而放弃了更戍法，致使河北守军战斗力不断下降。在金军挥师南下之时，腐败的河北守军自然无力抵挡凶悍的金兵。当然，此处仅从作战能力这一点上来讨论问题，其余影响因素众多，在此便不一一细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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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兵志曾载宋朝因更戍法导致议者以为“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而这一句话被史家奉为更戍法的最大弊病，甚至被引以为宋朝军事失败的原因，却未考察过宋朝人对于“将不知兵”之含义的理解。
《宋史》编纂者显然对于“将不知兵”四字望文而生义。此“兵”指【兵事】，而决非指【士兵】。我们不妨将宋人所上之劄子分为更戍法、将兵法两个阶段进行罗列：
** 【实行更戍法之时】 **
宋仁宗景祐五年，时臣上奏曰：“（禁军）冒没宠利，优防太平，轻肥相夸，坐受姑息……其肯委易得之富庶，冒难死之锋刃乎？故将不知兵，主不择将，无功厚赐，无劳厚禄，皆法所忌者也。向者朝廷念将帅之材难，是以择缙绅之能者。然其所得，率多善奔走人事，以为宠利之路而已。”[24]
又如上所列张亢言：“此皆将不知兵之弊也。”
** 范仲淹所言：“国家太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习战，而致不利也。非中国事力不敌四夷，非今之军士不逮古者，盖太平忘战之弊尔。” **
** 【实行将兵法之时】 **
宋哲宗元祐初，蔡州教授秦观上言：“（李）继迁之党……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复问，宝元、庆历之间，天下承平日久，边防之备大率皆弛。将不知兵，而兵不习战。”[25]
宋徽宗即位之初，南郑县丞李新上奏：“刍粟不继如筋不胜，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如骨不胜。今边鄙之臣，或虚张战多、或擅弃所得，茍目前之防而不设久虑。”[26]
侍御史孙觌上言：“承平日久，将不知兵，士不知战，民不知劳。若骤用之，必有防师蹶将之忧。兵连民疲，必有盗贼意外之患。”[27]
** 又如上列张舜民所言：“凡言河北军事者，必曰将骄卒惰，将不知兵，兵不知战。此上下所同知也。” **
若论成书之先后，《宋史》晚于诸臣之奏议。而上列奏议所言，显然将“将不知兵”与“兵不知（习）战”二者并列而言，将与兵相对、兵与战相对，此“兵”所指当然是“兵事”，而绝非“士兵”。故而，【“将不知兵”的真实含义，实为“将不知兵事”，而非“将不知士兵”。】那么至此时，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宋史》所言实为望文生义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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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可得“将不知兵”常与“承平日久”、“兵不知（习）战”此类用语相接。如果概括而言，宋人对于军事失败之后果的认识，为【承平日久，将不知兵事，兵不知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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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为证的是，在实行更戍法之时，“将不知兵”的言论集中发生于1043年前后北宋对西北用兵失败后的总结；而实行将兵法之时，“将不知兵”的言论则集中于海上之盟订立、辽朝覆灭前后。凡此二者，都是在面临一定军事压力之下为宋朝诸臣所提出的、对于“强化边境防备”的政治诉求，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北宋和辽朝末年，北境军事压力增大，宋徽宗于宣和二年（1120）恢复更戍法，其目的便是为提高全军作战能力，然而为时已晚。
南宋依然沿用更戍制度，“践更之期，近者三月，远者三年”，这是因为金朝对南宋造成的军事压力而执行的。然而自宋高宗绍兴和议后，南宋朝廷军事压力骤减，“诸军移屯者渐归营矣，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之法……乾道、淳熙、绍熙之际，一遵其制”，边备再度废弛。至宋宁宗开禧年间，南宋朝廷筹划北伐，“驻扎诸兵始复移屯”。然而和议再成之时，“边地一二要郡虽循旧贯，其诸驻扎更戍之法不讲，而常屯之兵益多”[28]，更戍法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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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戍法与将兵法孰优孰劣笔者难下定论，其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时代约束与政治诉求。若只以结果而论，宋朝对于西北方向早期用兵的军事失败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于更戍法，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此前宋军从未面临如此大规模的党项边患，更别提适应其作战方式了；然而将兵法的弊病却极为明显，自将兵法出台后河北方面军成为了膏粱子弟逃避战场之处，进而造成“将不知兵，兵不习战”，边境防备极端松散。至金军南下之时，腐败且毫无战斗力可言的河北方面军如何抵挡如狼似虎的金军？
此外，部分宋史学者引《宋史·兵志》中“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一句，认为这是更戍法最大的缺陷，殊不知此为编撰者望文生义之故，进而将原本“承平日久，将不知兵事，兵不知战事”之意，错认为是“行更戍法以来，将领不认识士兵，士兵亦不认识将领”之意，
**此乃《宋史》编撰者之误，非宋史学者之误。**
从上列事实可以看出，军事压力促使南宋朝廷执行更戍法以保持全军的作战能力，而这与神宗实行将兵法之前的情况大致吻合。两宋三百余年，唯1072—1120年之时在名义上执行将兵法，而这又导致河北方面军作战能力之下降。或许我们可以托借“河北承平已久”之借口，但是保持全军作战能力不正是更戍法首要的政治诉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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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分析过此三战之败因，现虽还未正式出版，但其原因可列于下：
【三川口之战】：金明寨藩将李士彬中计被俘，金明寨藩部人马尽数叛降于元昊，而陕西路守军太少，根本无法抵御李元昊十万大军。
【好水川之战】：李元昊以十万精兵设伏，而范仲淹恐西夏趁边防空挡侵入关中，于是未出鄜延路之兵与韩琦合兵主将任福贪功冒进，不按主帅韩琦之计行事，兵分两路、最终中伏败北。
【定川寨之战】：葛怀敏同样贪功冒进、刚愎自用。赵珣说劝言：“贼远来，利速战，其众数倍，锐甚。为今之计，且以奇制之，宜依马栏城布栅，扼贼归路，固守镇戎以便饷道，俟其衰击之，可必胜。不然，必为贼所屠。”然而葛怀敏坚持分兵四路，定川寨随即被李元昊大军包围。元昊大军一面围寨打援，一面加紧对于定川寨之攻伐，最终宋军败北。
** 若以此三战而论，张亢所奏“皆将不识兵（事）之弊”，似乎很难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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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宋朝诸臣奏议下》，张舜民《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上海古籍出版社，P1586。 **
** [21][22] [28]：《宋史》志149，兵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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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参《框架：战略之决策机制》一文。 **
** [24]：《历代名臣奏议》卷30。 **
** [25]：《历代名臣奏议》卷40。 **
** [26]：《历代名臣奏议》卷348。 **
** [27]：《历代名臣奏议》卷384。 **
作者简介
** 乐小鱼 ** / **** 热爱历史的经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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