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瘾少年的疯癫，与磁暴步兵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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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疯癫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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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到监狱，从核心价值观到弟子规，从精神病院到网瘾中心，人们可以给各种各样的教化手段给予不同程度的道德化评价，却不能否认社会对人的规训并非什么隐蔽的阴谋。然而被规训的对象却并非毫无正面的价值。
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揭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意象，展示出的是这一时期人们在突破中世纪的禁锢时的某种自我暗示：“这些萦扰着整个文艺复兴早期想象力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那些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疯人乘客是去寻找自己的理性。”被城镇居民驱赶的愚人们被迫集体登上漂流的船舶，然而这在文艺复兴的作家与画家的笔下，这却更接近于寻找自身丢失的理性的朝圣之船。剧作家们也总是愿意借傻瓜之口，说出令正常人羞愧的道理。于是乎在特定的时刻，疯癫反而可以给人们带来某种启示。
在网络兴起阶段的叙事话语中，网络具备西方性和进步性两种特征。通过好莱坞和香港电影所塑造出的着西服打领带，在电脑面前敲击键盘的智力劳动者形象深入人心，这让90年代的家长们断难拒绝。然而随着网络的普及，这样的形象却轰然崩塌，现实世界中的一切污秽与杂质都在网络上有所映衬。更重要的是，孩子们总是比家长更容易对网络祛魅，并将电脑变成实际的使用工具，而不是像家长们那样将其变成一个展示家境盈实的花瓶。孩子们认识世界方式通过网络发生了变化，并确立了另一种非传统的自我认同和评价体系。在
90年代中期“为了孩子”而花掉一万块去买一台电脑的家长们突然发现，因为网络，自己已经跌落家庭权力的神坛。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的时候不应该感到有丝毫的诧异：被关入网瘾中心的少年们必须每天给父母洗脚以矫正对人际亲情的冷漠。一位少年只是因为叫父亲自己去拿西瓜而不把西瓜递给父亲，就被父亲举报，第二天被迫接受额外的电击治疗。在更多的报道中，网瘾少年常常被认为人情冷漠，不尊重长辈，尤其是父亲。
因此网瘾问题的产生并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如何分配时间，或者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的问题。青少年网瘾问题的产生更标志着权力的松动和转移。学校的权威，父辈的地位，上一代人对现实人际交往的依赖，都在网络面前的变得无足轻重。在世纪之交的某个阶段，“保守”的父母和主流媒体一边倒地批判网络的隐患，而北京一个网吧着火的悲剧首当其冲地被拔高到网络吃人的高度——尽管这和麻将馆棋牌室的着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而资本和权力的游戏却让网瘾问题变得更加微妙，也让保守的父母和媒体对网络的一边倒指责状况发生了逆转。资本的介入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在试图为网络娱乐产业获得某种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正在由一个个像这样的故事来讲述：前不久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就讲述了一个关于网络游戏的“神话故事”。演技浮夸的校花与校草在游戏内相识，在游戏外相恋。主角和他们的跟班们不仅在游戏世界吊打霸道富二代，还在现实世界打破卑鄙的传统游戏公司垄断，成功创立新的游戏公司，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玩家成了资本意图塑造的新英雄，玩网游成了主人公们的“启蒙运动”。然而中国城市中上阶层的多元的文化和发展路径，与下层及农村地区单调的社会文化、保守的道德评价产生了鲜明的对比。这样脱离底层认知的故事，不仅很难扭转后一群体对游戏的负面评价，反而会引发进一步的反感与焦虑。如果通过百度搜索网瘾治疗，出来的竞价排名结果总以三线城市以下的居多，著名的磁暴步兵杨医生也只是偏居临沂一隅。这意味着网瘾在过去还是少数弄潮儿的富贵“病”，如今已成了主流之外的中下层青年的安慰剂。对于很多送孩子去电击治疗的家长来说，电击只不过是把孩子送回少得可怜的上升渠道的救命稻草。
回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福柯的著作。正如疯癫有时候可以彰显某种睿智一样，网瘾也可以成为社会症候的指示器。它不经意间暴露了社会变动之下岌岌可危的父权，揭示了文化工业是如何侵蚀原本属于学校和家庭的教育领地，展示出掌握媒介资源的资本如何说服学生和白领阶层坦然接受曾被视为异端的生活方式，也向我们提示阶层的鸿沟是如何造就对于网络截然不同的评价。
磁暴步兵们的“不懈努力”与家长们的“殚精竭虑”正是以上正在酝酿着的矛盾的必然产物。太阳底下并没有什么新鲜事，每当面目可疑的新事物在中国的城市高歌猛进时，保守的幽魂就会在舆论探照灯的暗面不断徘徊。而后者不在沉默中灭亡，便会在沉默中爆发。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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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产业（纸媒）从业人员。政治思想史和文学理论爱好者。关注社会思潮变迁和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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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疯癫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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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到监狱，从核心价值观到弟子规，从精神病院到网瘾中心，人们可以给各种各样的教化手段给予不同程度的道德化评价，却不能否认社会对人的规训并非什么隐蔽的阴谋。然而被规训的对象却并非毫无正面的价值。
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揭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意象，展示出的是这一时期人们在突破中世纪的禁锢时的某种自我暗示：“这些萦扰着整个文艺复兴早期想象力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那些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疯人乘客是去寻找自己的理性。”被城镇居民驱赶的愚人们被迫集体登上漂流的船舶，然而这在文艺复兴的作家与画家的笔下，这却更接近于寻找自身丢失的理性的朝圣之船。剧作家们也总是愿意借傻瓜之口，说出令正常人羞愧的道理。于是乎在特定的时刻，疯癫反而可以给人们带来某种启示。
在网络兴起阶段的叙事话语中，网络具备西方性和进步性两种特征。通过好莱坞和香港电影所塑造出的着西服打领带，在电脑面前敲击键盘的智力劳动者形象深入人心，这让90年代的家长们断难拒绝。然而随着网络的普及，这样的形象却轰然崩塌，现实世界中的一切污秽与杂质都在网络上有所映衬。更重要的是，孩子们总是比家长更容易对网络祛魅，并将电脑变成实际的使用工具，而不是像家长们那样将其变成一个展示家境盈实的花瓶。孩子们认识世界方式通过网络发生了变化，并确立了另一种非传统的自我认同和评价体系。在
90年代中期“为了孩子”而花掉一万块去买一台电脑的家长们突然发现，因为网络，自己已经跌落家庭权力的神坛。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的时候不应该感到有丝毫的诧异：被关入网瘾中心的少年们必须每天给父母洗脚以矫正对人际亲情的冷漠。一位少年只是因为叫父亲自己去拿西瓜而不把西瓜递给父亲，就被父亲举报，第二天被迫接受额外的电击治疗。在更多的报道中，网瘾少年常常被认为人情冷漠，不尊重长辈，尤其是父亲。
因此网瘾问题的产生并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如何分配时间，或者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的问题。青少年网瘾问题的产生更标志着权力的松动和转移。学校的权威，父辈的地位，上一代人对现实人际交往的依赖，都在网络面前的变得无足轻重。在世纪之交的某个阶段，“保守”的父母和主流媒体一边倒地批判网络的隐患，而北京一个网吧着火的悲剧首当其冲地被拔高到网络吃人的高度——尽管这和麻将馆棋牌室的着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而资本和权力的游戏却让网瘾问题变得更加微妙，也让保守的父母和媒体对网络的一边倒指责状况发生了逆转。资本的介入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在试图为网络娱乐产业获得某种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正在由一个个像这样的故事来讲述：前不久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就讲述了一个关于网络游戏的“神话故事”。演技浮夸的校花与校草在游戏内相识，在游戏外相恋。主角和他们的跟班们不仅在游戏世界吊打霸道富二代，还在现实世界打破卑鄙的传统游戏公司垄断，成功创立新的游戏公司，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玩家成了资本意图塑造的新英雄，玩网游成了主人公们的“启蒙运动”。然而中国城市中上阶层的多元的文化和发展路径，与下层及农村地区单调的社会文化、保守的道德评价产生了鲜明的对比。这样脱离底层认知的故事，不仅很难扭转后一群体对游戏的负面评价，反而会引发进一步的反感与焦虑。如果通过百度搜索网瘾治疗，出来的竞价排名结果总以三线城市以下的居多，著名的磁暴步兵杨医生也只是偏居临沂一隅。这意味着网瘾在过去还是少数弄潮儿的富贵“病”，如今已成了主流之外的中下层青年的安慰剂。对于很多送孩子去电击治疗的家长来说，电击只不过是把孩子送回少得可怜的上升渠道的救命稻草。
回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福柯的著作。正如疯癫有时候可以彰显某种睿智一样，网瘾也可以成为社会症候的指示器。它不经意间暴露了社会变动之下岌岌可危的父权，揭示了文化工业是如何侵蚀原本属于学校和家庭的教育领地，展示出掌握媒介资源的资本如何说服学生和白领阶层坦然接受曾被视为异端的生活方式，也向我们提示阶层的鸿沟是如何造就对于网络截然不同的评价。
磁暴步兵们的“不懈努力”与家长们的“殚精竭虑”正是以上正在酝酿着的矛盾的必然产物。太阳底下并没有什么新鲜事，每当面目可疑的新事物在中国的城市高歌猛进时，保守的幽魂就会在舆论探照灯的暗面不断徘徊。而后者不在沉默中灭亡，便会在沉默中爆发。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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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产业（纸媒）从业人员。政治思想史和文学理论爱好者。关注社会思潮变迁和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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