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私有化与审察制度
原创 双瞳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__ _ _ _ _
在网络键政人士的互相攻伐当中，最容易从所谓的“不同政见人士”（特别是水平异常低端的）嘴里听到的一件事就是对中文资料的不认可。“你要给出外文资料，中文资料不可信”，这类的句式是知识匮乏的他们最常用的诡辩技巧。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在乎中文资料的正确错误与否，而是陈述一个既定的逻辑：因为国内有媒体审查，所以一切中文资料都不可信。当然，笔者并不是准备否认国内的信息审查制度对信息传播有巨大影响的这一事实，因为官方新闻审查机构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这是否就能说明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对信息的控制，扭曲乃至于生产就不存在了呢？
实际上，在新自由主义为政治经济核心的国家里，特别是私有媒体大行其道且并不存在“明面上的审查机构”的国家里，成体系化的宣传系统运行的要远比以官僚为政治经济核心的国家成功。即使是有着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提到纽约时报之类的媒体，也总是将其当作金科玉律，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常年来占据思想领域绝对垄断地位的媒体公司，对自身映像的制造和把控是远远强于“战五渣”的某部的。他们通过时不时揭露企业和国内外政府的黑暗面，将自己打造成为公共谋福祉的自由斗士。这种极为成功的宣传，时至今日，都对整个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
1988年，Noam Chomsky和Edward S. Herman在其著作《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中首次提出了宣传模式（Propaganda
model），他们认为，在私有化媒体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最终出台的新闻或者文章，必然经受五种“过滤器”的过滤才最终被生产出来：媒体的所有权；媒体的资金收入；媒体对权力机构或者受其资助的权威人士的依赖；对媒体信息的抨击（flak）；反共或反恐的意识形态。两位作者认为，虽然这个理论是以美国的情况为蓝本，但是同样适用于其他一些国家。而笔者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越发的加深，该理论同样对当今中国的一些媒体现象适用。
媒体的所有权作为第一层过滤器，不仅广泛的存在于官方审查机构之中，也同样存在于私有媒体的“自我审查”当中。
笔者认为这张图最容易说明所有权在私有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扮演的作用。正如某“政治敏感”所说，仅仅一年之前，大量的媒体变着法子攻击马云，而当马云不断收购媒体公司的股份以提高自己的话语权之后，不仅现在很难看见对马云的公开批评，就连人民日报也开始为马云点赞了：“作为实体经济大省，浙江不遗余力扶持新实体经济。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实体经济正在迅速崛起：集团去年合计纳税238亿元，带动平台纳税至少2000亿元，相当于4000家大型商场的销售体量，创造了超过3000万个就业机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大报，在头版夸赞一个私营企业的情况是着实不多见的，而点赞的内容则更是强硬的直指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并不是虚拟经济（泡沫）而是提供里大量就业机会的实体经济在线平台。这种过滤不仅体现在对马云个人或者阿里巴巴本身上，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媒体网络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的每一个点都互相成为另一个点的掩护，颇有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样子。
相信绝大多数的国内社交媒体用户都为频繁出现的劣质广告所困扰以至于不得不购买会员或使用插件“去广告”。广告，作为所有私营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不仅困扰着用户而且不断地重复“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经济学原理。不论是劣质的页游手游广告，还是明显带有软色情营销的约炮软件，甚至是不实的医疗信息，这些内容都能吸引点击率或者制造噱头从而给媒体带来巨大收入。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让百度倍受诟病的竞价排名了。
在著名美剧纸牌屋第一季的故事中，由于党鞭下木给予佐伊的巨大帮助，原来的华盛顿先驱报的驻白宫首席记者被新人记者佐伊代替。这个很小的细节却反映了第三层过滤器的巨大作用。新闻，也就是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或者故事，总是随机性的出现在全世界的各种地方，而追踪这些新闻的成本是很高的，因此私营媒体公司总是需要有相对便宜，稳定且权威的新闻来源，那么与政府机构合作就是最好的方式。两会期间，新浪微博的全程跟进报道正是这一层过滤器在中国的完美体现。
不仅如此，各大政府机构或者政府机关报的官方账号也是中国城市居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新浪微博通过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在自媒体时代的前十年，占据了领头羊的地位。
Flak，新闻批评。这个词其实用的非常有意思，flak的另一个解释是“高射炮”，用这个词来形容对媒体言论或节目发表的反面观点真是会让人会心一笑。与美国不同，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新闻批评在中国的表现形式更多的在于个人或者是一些有组织的小团体出于某种政治或者经济上上的因素来进行的批判。比如近日在某乎闹得沸沸扬扬的“共青团批判现代主义”事件。对此进行批判的自媒体，多数属于“文艺青年”或者是文艺工作者，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经济因素。而共青团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批评以及对其文章的批评的再批评，可以说是为了维护其政治上的权威性与其作为政府机构对新闻活动的领导性。这并非个例，在当代中国网民喜闻乐见的某个梗的来源视频中（真正的粉丝知道我在说什么），“怒斥”就非常符合Noam
Chomsky和Edward S. Herman在其著作中所举的例子：里根总统面对媒体对其的批评，立刻组织人对媒体进行反击。
最后一层过滤器在中国是以极为奇诡的形式出现的。在美国，反共这一理念根深蒂固。即便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作为苏联政治地位的实际继承者，也在如今继续承担着“邪恶共产帝国”的角色。在让人大跌眼镜的2016美国大选之后，与民主党关系颇为紧密的各大媒体，对川普的功绩采取了冷处理而不断报道“通俄门”事件。可见，即便在白左泛滥的北美，反共依然是头等大事，也依然是最容易拨弄美国人神经的事情。
而在中国，这一层过滤器就非常的特别了。很难想象，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媒体会不断宣传反共理论。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一些报纸和杂志，门户网站等等承担了宣传“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重任”，其文章无论是什么内容，其实都仅仅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载体进行“自由主义”宣传或者干脆是反共宣传。
比如近期引爆网络的“刺死辱母者”，该文章通过描述山东某企业家借高利贷无法偿还被侮辱性催债最终造成惨剧，分别暗含了对司法系统的攻击（笔者并不是说当前司法系统不存在不公正现象）以及对当前中央收紧金融管制政策的攻击。
判决书显示，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22时17分许（监控显示），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于秀荣回忆说。
而警方的说法是，他们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
“在山东冠县，不少企业热衷于向吴学占借款。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为了资金周转，部分企业宁愿铤而走险，互相担保向吴学占借高利贷。”
从报道技术角度分析这两段描写里能很容易的看出其中的倾向。比如“而警方的说法是”这句话，看似没有问题，可是细读就能发现这句话实际上就已经在暗示当地警方推卸责任或者说谎（我没有说当地警方肯定就没有推卸责任或者说慌）。而企业方相对详实的采访和看起来极为可疑的当地警方的一句话回应则更是加强了这方面的映像，从而引导读者对当前的司法系统进行自由主义式的质疑。
玄处在其“为什么要以人民的名义反腐”一文中讲，不要觉得经济影响不了政治，那是因为这些私营企业掌握控制的资源还不够多。这个说法，私以为是极为有道理的，看看大洋彼岸的美国，控制了整个美国舆论的媒体公司能轻易的制造共识，人民的心声被纽约时报之类的媒体的心声所替代。而在中国，仅仅是一部分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后的媒体，以及新兴的互联网社交传媒巨头们，就已经在今日展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如果真的私有化，“民主化”成功，作为普通民众，在传媒帝国面前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请读者们有空的话花几秒时间帮我们点下文章下面广告并迅速返回即可，为作者提供支持。感谢 。
作者简介
** 双瞳 ** / **** 传媒 ** ** ** **
** **
关注传媒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希望和沉思录读者一同进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
****
× 分析
收藏
原创 双瞳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__ _ _ _ _
在网络键政人士的互相攻伐当中，最容易从所谓的“不同政见人士”（特别是水平异常低端的）嘴里听到的一件事就是对中文资料的不认可。“你要给出外文资料，中文资料不可信”，这类的句式是知识匮乏的他们最常用的诡辩技巧。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在乎中文资料的正确错误与否，而是陈述一个既定的逻辑：因为国内有媒体审查，所以一切中文资料都不可信。当然，笔者并不是准备否认国内的信息审查制度对信息传播有巨大影响的这一事实，因为官方新闻审查机构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这是否就能说明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对信息的控制，扭曲乃至于生产就不存在了呢？
实际上，在新自由主义为政治经济核心的国家里，特别是私有媒体大行其道且并不存在“明面上的审查机构”的国家里，成体系化的宣传系统运行的要远比以官僚为政治经济核心的国家成功。即使是有着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提到纽约时报之类的媒体，也总是将其当作金科玉律，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常年来占据思想领域绝对垄断地位的媒体公司，对自身映像的制造和把控是远远强于“战五渣”的某部的。他们通过时不时揭露企业和国内外政府的黑暗面，将自己打造成为公共谋福祉的自由斗士。这种极为成功的宣传，时至今日，都对整个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
1988年，Noam Chomsky和Edward S. Herman在其著作《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中首次提出了宣传模式（Propaganda
model），他们认为，在私有化媒体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最终出台的新闻或者文章，必然经受五种“过滤器”的过滤才最终被生产出来：媒体的所有权；媒体的资金收入；媒体对权力机构或者受其资助的权威人士的依赖；对媒体信息的抨击（flak）；反共或反恐的意识形态。两位作者认为，虽然这个理论是以美国的情况为蓝本，但是同样适用于其他一些国家。而笔者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越发的加深，该理论同样对当今中国的一些媒体现象适用。
媒体的所有权作为第一层过滤器，不仅广泛的存在于官方审查机构之中，也同样存在于私有媒体的“自我审查”当中。
笔者认为这张图最容易说明所有权在私有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扮演的作用。正如某“政治敏感”所说，仅仅一年之前，大量的媒体变着法子攻击马云，而当马云不断收购媒体公司的股份以提高自己的话语权之后，不仅现在很难看见对马云的公开批评，就连人民日报也开始为马云点赞了：“作为实体经济大省，浙江不遗余力扶持新实体经济。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实体经济正在迅速崛起：集团去年合计纳税238亿元，带动平台纳税至少2000亿元，相当于4000家大型商场的销售体量，创造了超过3000万个就业机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大报，在头版夸赞一个私营企业的情况是着实不多见的，而点赞的内容则更是强硬的直指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并不是虚拟经济（泡沫）而是提供里大量就业机会的实体经济在线平台。这种过滤不仅体现在对马云个人或者阿里巴巴本身上，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媒体网络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的每一个点都互相成为另一个点的掩护，颇有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样子。
相信绝大多数的国内社交媒体用户都为频繁出现的劣质广告所困扰以至于不得不购买会员或使用插件“去广告”。广告，作为所有私营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不仅困扰着用户而且不断地重复“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经济学原理。不论是劣质的页游手游广告，还是明显带有软色情营销的约炮软件，甚至是不实的医疗信息，这些内容都能吸引点击率或者制造噱头从而给媒体带来巨大收入。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让百度倍受诟病的竞价排名了。
在著名美剧纸牌屋第一季的故事中，由于党鞭下木给予佐伊的巨大帮助，原来的华盛顿先驱报的驻白宫首席记者被新人记者佐伊代替。这个很小的细节却反映了第三层过滤器的巨大作用。新闻，也就是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或者故事，总是随机性的出现在全世界的各种地方，而追踪这些新闻的成本是很高的，因此私营媒体公司总是需要有相对便宜，稳定且权威的新闻来源，那么与政府机构合作就是最好的方式。两会期间，新浪微博的全程跟进报道正是这一层过滤器在中国的完美体现。
不仅如此，各大政府机构或者政府机关报的官方账号也是中国城市居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新浪微博通过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在自媒体时代的前十年，占据了领头羊的地位。
Flak，新闻批评。这个词其实用的非常有意思，flak的另一个解释是“高射炮”，用这个词来形容对媒体言论或节目发表的反面观点真是会让人会心一笑。与美国不同，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新闻批评在中国的表现形式更多的在于个人或者是一些有组织的小团体出于某种政治或者经济上上的因素来进行的批判。比如近日在某乎闹得沸沸扬扬的“共青团批判现代主义”事件。对此进行批判的自媒体，多数属于“文艺青年”或者是文艺工作者，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经济因素。而共青团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批评以及对其文章的批评的再批评，可以说是为了维护其政治上的权威性与其作为政府机构对新闻活动的领导性。这并非个例，在当代中国网民喜闻乐见的某个梗的来源视频中（真正的粉丝知道我在说什么），“怒斥”就非常符合Noam
Chomsky和Edward S. Herman在其著作中所举的例子：里根总统面对媒体对其的批评，立刻组织人对媒体进行反击。
最后一层过滤器在中国是以极为奇诡的形式出现的。在美国，反共这一理念根深蒂固。即便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作为苏联政治地位的实际继承者，也在如今继续承担着“邪恶共产帝国”的角色。在让人大跌眼镜的2016美国大选之后，与民主党关系颇为紧密的各大媒体，对川普的功绩采取了冷处理而不断报道“通俄门”事件。可见，即便在白左泛滥的北美，反共依然是头等大事，也依然是最容易拨弄美国人神经的事情。
而在中国，这一层过滤器就非常的特别了。很难想象，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媒体会不断宣传反共理论。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一些报纸和杂志，门户网站等等承担了宣传“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重任”，其文章无论是什么内容，其实都仅仅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载体进行“自由主义”宣传或者干脆是反共宣传。
比如近期引爆网络的“刺死辱母者”，该文章通过描述山东某企业家借高利贷无法偿还被侮辱性催债最终造成惨剧，分别暗含了对司法系统的攻击（笔者并不是说当前司法系统不存在不公正现象）以及对当前中央收紧金融管制政策的攻击。
判决书显示，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22时17分许（监控显示），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于秀荣回忆说。
而警方的说法是，他们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
“在山东冠县，不少企业热衷于向吴学占借款。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为了资金周转，部分企业宁愿铤而走险，互相担保向吴学占借高利贷。”
从报道技术角度分析这两段描写里能很容易的看出其中的倾向。比如“而警方的说法是”这句话，看似没有问题，可是细读就能发现这句话实际上就已经在暗示当地警方推卸责任或者说谎（我没有说当地警方肯定就没有推卸责任或者说慌）。而企业方相对详实的采访和看起来极为可疑的当地警方的一句话回应则更是加强了这方面的映像，从而引导读者对当前的司法系统进行自由主义式的质疑。
玄处在其“为什么要以人民的名义反腐”一文中讲，不要觉得经济影响不了政治，那是因为这些私营企业掌握控制的资源还不够多。这个说法，私以为是极为有道理的，看看大洋彼岸的美国，控制了整个美国舆论的媒体公司能轻易的制造共识，人民的心声被纽约时报之类的媒体的心声所替代。而在中国，仅仅是一部分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后的媒体，以及新兴的互联网社交传媒巨头们，就已经在今日展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如果真的私有化，“民主化”成功，作为普通民众，在传媒帝国面前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请读者们有空的话花几秒时间帮我们点下文章下面广告并迅速返回即可，为作者提供支持。感谢 。
作者简介
** 双瞳 ** / **** 传媒 ** ** ** **
** **
关注传媒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希望和沉思录读者一同进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
****
× 分析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