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有光的民国到底什么样的
刘梦龙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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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先生日前离世了，身后备极哀荣。关于周先生的争论一直都有，包括他的工作更多是他晚年的一些言论，表达了对已经灭亡的旧民国的怀念和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不满。周有光的一生常为人提及的有三项成绩。一是得享高寿，养生有道。二是参与了建国初汉字拼音化的制定和推广。三是据说和爱因斯坦有过交往。后两者恐怕都得益于活得长久。
55年汉字拼音化委员会计有13人，正副主任为吴玉章、胡愈之，委员以黎锦熙居首，王力列第五，周先生排名最末。爱因斯坦并非风清扬，30岁讲学，34岁扬名天下，到76岁逝世，一生从事社会活动，门生同事以万计，周先生自己回忆不过是恰好遇到作陪，聊过两次天，甚至晚年都不记得聊天的内容。
逝者已矣，周先生的评价日后自有公论，现在要注意的恐怕是那些借着他人之死，抄自己冷饭，为旧民国叫魂，混淆视听或者干脆就是头脑不清醒的一些人。这里我就再说说，那个民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旧民国存在了37年，或许有一些值得让人怀念的人或者事，但作为一个时代来说，肯定不值得怀念，更不值得向往。周先生所说的那个旧民国，从1912年到1949年，清政府灭亡到新中国建立的37年间，外敌频仍，内乱不息。不提超过了靖康之耻的九一八事变，造成2062万人死亡的37年到45年的全面抗战，就在民国所谓的黄金十年里，战乱就没有停止过。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民国所谓黄金十年，指的是1927年到1937年之间，国民政府统治相对稳定的十年。然而这十年间即使不考虑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大小军阀的烽火已经燃遍全中国。
1930年的中原大战，主战场遍及五省，军人伤亡到30万，平民不计其数。1934年宁夏青海的马氏军阀集团集中全力和东陵大盗孙殿英爆发了四马拒孙之战。四川军阀刘湘要到1933年才完成四川名义上的统一。地盘只有三个县的闽北小军阀卢兴邦持续维持到37年抗战，土皇帝别廷芳割据一县更持续到1940年。大小军阀为了扩充实力，横征暴敛是不可避免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四川当时的田税已经预征到了1990年。但这还不够惊人，29军所辖的北京，当时开征一项边防保障特别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为止已经征到了2035年，武汉税收博物馆甚至有一张民国年间预征到2012年的收据。
在战乱频发的同时，由于长期战乱导致各种基础设施失修，赈济体系趋于瘫痪，自然灾害也到了惊人的程度。民国37年间累积受灾县达到16698个，年平均451个，中国的县级区划在2000个左右，则当时每年有四分之一的县处于自然灾害中。这其中大型灾害最为触目惊心，还是在所谓的黄金十年，1931年长江大水，直接淹死14万人，370万人死于后续的疾病和灾患。1928年到1930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造成1300万死亡，扶风一县就饿死5.2万人，仅29年陕西一省就饿死25万人，出卖妇女30万人。就在抗战爆发的1937年，河南，四川同时大旱，河南灾民超过一千万，而应该作为全国大后方的四川却面临空前大旱，除成都外全省受灾，灾民高达3700万。
今天经常谈到的人口问题在民国年间是绝对不存在的，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增长趋于停滞，许多地方甚至是负增长。以江西为例，民国建立的1912年，江西人口有2416万，到了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居然只有1314万，直到1968年江西人口才恢复到清末的水平，达到2418万。而笔者所在的福建，是整个民国时期战争较少的省份，在1912年人口为1584万，到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居然只有1187万。按照民国时期内政部的全国统计人口，1912年全国人口是4.19亿，到了1948年仅增长到4.63亿，大概唯一能让现代男性高兴一点的是男女性别比。清末性别比是122，民国结束的时候，由于长年战乱，这个比例降低到109.52。而2015年中国这个数字是105.2，宅男们不要想太多了。
即使我们的读者很幸运能够躲过天灾人祸，侥幸活下来，那么也未必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整个民国教育，是很多人吹嘘的，好像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周有光先生最让人诟病的言论也在这里，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按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说法，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全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这个数字和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里的
“要从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口中扫除文盲”对应的。
到1949年，当时全国的大学生为11.7万人，48年这个数字略多一点是12.9万人，而中学生也好不到那里去，到1946年，不过40万人。这种情况下小学生已经是有文化的了，46年的数字共计是468万人，男女比例三比一，有四分之三是四年制小学。这里要指出，这个数字比起上一年提高了很多，是得益于了国军接收的东北和台湾两地的快速拉动。至于所谓出大师的留学生，整个民国公私留学生总数相加不超过五万人，而清末留学生仅留日的就有4.5万之数。
至于那些所谓的民国大师们，除了自费留学的豪门子弟，公费拿的更多的是大清的银子。比如鲁迅、李四光是清末留日生，胡适1910年拿的就是庚子赔款的官费生。正宗的民国留学生徐志摩是自费留学的土豪，他实际毕业的大学是美国的克拉克大学，这是一所短期大学，徐志摩的学业才一年而已，完全是拿钱砸出来的学历。至于徐志摩和剑桥，众所周知徐志摩在剑桥的时间是两年，正牌剑桥校友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1902入读，1906年毕业。徐志摩实际上是剑桥未正式注册的短期留学生，本人更住在离剑桥六英里之外，现在还有这种两年学制的短期留学，不过成色就很可议了。所以在民国要混上知识分子这碗饭，除了看看自己是出身，脑袋，还要看看自己的荷包。
整个民国教育，除了华罗庚这样真正自学成才的少数大师以外，如开拓了新中国导弹事业的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都是在外国完成自己的主要学业取得早期成绩后才回到祖国怀抱的。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当时贫弱的国力，只能依靠个人的天才进行理论上的研究，而真正需要大量资源的科研工作只能在国外完成。同时应该指出，在自然科学领域，民国确实存在一些有成绩的开拓者，而人文科学领域，在除了一些纯理论领域，例如数学，在其他领域很多人的工作恐怕还是启蒙性和介绍性的。比如著名哲学家金岳霖老师，在建国后就发现学生的水平很快就超过他了。如果说民国教育有叫人佩服，恐怕只剩下坚忍不拔，克服困难的精神，但是对国家来说这很难说是一桩好事吧。
民国吹嘘者和向往者讨论的当然不会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们要成为生活的主角。那么就算是那一小撮中上层市民，沉浸在夜上海的小资们又如何呢？
应该说，在20年末，30年代初，大城市的小白领和资本家们是有过一小段好日子的，这是建立在大部分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即使如此也不过沙上浮塔而已。1933年，作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上海计有26个国籍的营业医师613人，牙医112人，兽医17人，合共741人，这就是当时中国最大城市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人数。当时上海婴儿死亡率199．4‰，高出当时先进国家3～5倍；新生儿死亡原因中43％为脐带风，这还是有钱去医院生产的数字。
1927年是上海天花最流行的年份，发病率为116.8/10万，死亡率为38.2/10万。至于药物，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化西药厂要到1940年才正式诞生，三年后就因为人事纷争陷入停产，国产的第一架万能手术台要到1951年造出来。至于安全，按照国民政府遗留的档案，当时上海一个月平均发生64起抢案，最多的一个月有142起，35年一年的绑架案是300件。2014年上海全年涉及放火、爆炸、劫持、杀人、伤害、强奸、绑架、抢劫的八类案件总数2532件。这个数字看上去和现在接近，不过扣除当时租界掌握的案件数量和低下的报案率外，三十年代的上海人口只有300多万，而现在的这个数字是2430万。
即使是当时生活在最上层的民族资本家生活也好不到那里去。国民政府的鹰犬和走投无路的外国冒险家充斥着旧上海。
1935年4月，发生轰动上海的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人称“面粉纱布大王”的荣德生被绑案，荣家花费50万美元才将荣赎出。经查，主犯是国民党军统局行动组组长袁崇杼、公署专员徐展等，绑架用的汽车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
37年8月，驻华美国士兵马莱与英侨却利将富商余盛孝骗往虹桥机场途中开枪杀害，劫得黄金50两后将余抛尸路边。和治安相比，国民政府官员的贪婪和短视更是惊人。自从1924年曾经年产二十万吨钢铁的汉阳钢铁厂倒闭，从1927年到1935年，关内的钢产量终于从3万吨增长到了5万吨，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展工业的决心。黄金十年，轻工业取得了一定增长，结果在1934年，利用经济危机，宋子文控制了五大银行的放贷渠道，试图逼迫荣家交出全部申新纱厂，发行公司债券，旧债以债券归还，并拟将银行借款利息率降低为年利5厘；人事安排方面，拟由中国银行总稽核担任申新总经理，各厂的生产经营业务由中国棉业公司总负责。看来在国有化上国民政府倒是不落人后。
至于抗战后，国民政府进行的大规模劫收，直接给经历了抗战打击的民族资本以决定性的一击。1945年，国府的接收大军刚刚回到上海，第三方面军兵站司令杨振民就派副官干净利落地抢劫了伪储备银行，抢走总值在五万两黄金以上的伪币。最臭名昭著的当数利用法币进行劫收，当时法币和伪币的兑换率约为1比50，而国民政府却强行宣布为1比200，导致沦陷区物价在抗战结束后飞涨，大批工商业者破产。
毫无疑问，无论从中国的哪个阶层来说，旧民国都是不值得怀念的存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现在有人要给他涂脂抹粉，摇旗呐喊。我还是那句话，鼓吹它的是别有用心的，相信它的是自欺欺人的。周先生已经逝世了，逝者已矣，那些哀嚎着民国和大师的家伙们也该看看他的冷饭是不是已经馊了，正散发出阵阵恶臭，还是不要见人的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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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梦龙 ** / **** 北朝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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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刘大师，宗教与社会观察者，多次元文化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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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先生日前离世了，身后备极哀荣。关于周先生的争论一直都有，包括他的工作更多是他晚年的一些言论，表达了对已经灭亡的旧民国的怀念和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不满。周有光的一生常为人提及的有三项成绩。一是得享高寿，养生有道。二是参与了建国初汉字拼音化的制定和推广。三是据说和爱因斯坦有过交往。后两者恐怕都得益于活得长久。
55年汉字拼音化委员会计有13人，正副主任为吴玉章、胡愈之，委员以黎锦熙居首，王力列第五，周先生排名最末。爱因斯坦并非风清扬，30岁讲学，34岁扬名天下，到76岁逝世，一生从事社会活动，门生同事以万计，周先生自己回忆不过是恰好遇到作陪，聊过两次天，甚至晚年都不记得聊天的内容。
逝者已矣，周先生的评价日后自有公论，现在要注意的恐怕是那些借着他人之死，抄自己冷饭，为旧民国叫魂，混淆视听或者干脆就是头脑不清醒的一些人。这里我就再说说，那个民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旧民国存在了37年，或许有一些值得让人怀念的人或者事，但作为一个时代来说，肯定不值得怀念，更不值得向往。周先生所说的那个旧民国，从1912年到1949年，清政府灭亡到新中国建立的37年间，外敌频仍，内乱不息。不提超过了靖康之耻的九一八事变，造成2062万人死亡的37年到45年的全面抗战，就在民国所谓的黄金十年里，战乱就没有停止过。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民国所谓黄金十年，指的是1927年到1937年之间，国民政府统治相对稳定的十年。然而这十年间即使不考虑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大小军阀的烽火已经燃遍全中国。
1930年的中原大战，主战场遍及五省，军人伤亡到30万，平民不计其数。1934年宁夏青海的马氏军阀集团集中全力和东陵大盗孙殿英爆发了四马拒孙之战。四川军阀刘湘要到1933年才完成四川名义上的统一。地盘只有三个县的闽北小军阀卢兴邦持续维持到37年抗战，土皇帝别廷芳割据一县更持续到1940年。大小军阀为了扩充实力，横征暴敛是不可避免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四川当时的田税已经预征到了1990年。但这还不够惊人，29军所辖的北京，当时开征一项边防保障特别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为止已经征到了2035年，武汉税收博物馆甚至有一张民国年间预征到2012年的收据。
在战乱频发的同时，由于长期战乱导致各种基础设施失修，赈济体系趋于瘫痪，自然灾害也到了惊人的程度。民国37年间累积受灾县达到16698个，年平均451个，中国的县级区划在2000个左右，则当时每年有四分之一的县处于自然灾害中。这其中大型灾害最为触目惊心，还是在所谓的黄金十年，1931年长江大水，直接淹死14万人，370万人死于后续的疾病和灾患。1928年到1930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造成1300万死亡，扶风一县就饿死5.2万人，仅29年陕西一省就饿死25万人，出卖妇女30万人。就在抗战爆发的1937年，河南，四川同时大旱，河南灾民超过一千万，而应该作为全国大后方的四川却面临空前大旱，除成都外全省受灾，灾民高达3700万。
今天经常谈到的人口问题在民国年间是绝对不存在的，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增长趋于停滞，许多地方甚至是负增长。以江西为例，民国建立的1912年，江西人口有2416万，到了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居然只有1314万，直到1968年江西人口才恢复到清末的水平，达到2418万。而笔者所在的福建，是整个民国时期战争较少的省份，在1912年人口为1584万，到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居然只有1187万。按照民国时期内政部的全国统计人口，1912年全国人口是4.19亿，到了1948年仅增长到4.63亿，大概唯一能让现代男性高兴一点的是男女性别比。清末性别比是122，民国结束的时候，由于长年战乱，这个比例降低到109.52。而2015年中国这个数字是105.2，宅男们不要想太多了。
即使我们的读者很幸运能够躲过天灾人祸，侥幸活下来，那么也未必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整个民国教育，是很多人吹嘘的，好像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周有光先生最让人诟病的言论也在这里，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按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说法，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全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这个数字和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里的
“要从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口中扫除文盲”对应的。
到1949年，当时全国的大学生为11.7万人，48年这个数字略多一点是12.9万人，而中学生也好不到那里去，到1946年，不过40万人。这种情况下小学生已经是有文化的了，46年的数字共计是468万人，男女比例三比一，有四分之三是四年制小学。这里要指出，这个数字比起上一年提高了很多，是得益于了国军接收的东北和台湾两地的快速拉动。至于所谓出大师的留学生，整个民国公私留学生总数相加不超过五万人，而清末留学生仅留日的就有4.5万之数。
至于那些所谓的民国大师们，除了自费留学的豪门子弟，公费拿的更多的是大清的银子。比如鲁迅、李四光是清末留日生，胡适1910年拿的就是庚子赔款的官费生。正宗的民国留学生徐志摩是自费留学的土豪，他实际毕业的大学是美国的克拉克大学，这是一所短期大学，徐志摩的学业才一年而已，完全是拿钱砸出来的学历。至于徐志摩和剑桥，众所周知徐志摩在剑桥的时间是两年，正牌剑桥校友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1902入读，1906年毕业。徐志摩实际上是剑桥未正式注册的短期留学生，本人更住在离剑桥六英里之外，现在还有这种两年学制的短期留学，不过成色就很可议了。所以在民国要混上知识分子这碗饭，除了看看自己是出身，脑袋，还要看看自己的荷包。
整个民国教育，除了华罗庚这样真正自学成才的少数大师以外，如开拓了新中国导弹事业的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都是在外国完成自己的主要学业取得早期成绩后才回到祖国怀抱的。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当时贫弱的国力，只能依靠个人的天才进行理论上的研究，而真正需要大量资源的科研工作只能在国外完成。同时应该指出，在自然科学领域，民国确实存在一些有成绩的开拓者，而人文科学领域，在除了一些纯理论领域，例如数学，在其他领域很多人的工作恐怕还是启蒙性和介绍性的。比如著名哲学家金岳霖老师，在建国后就发现学生的水平很快就超过他了。如果说民国教育有叫人佩服，恐怕只剩下坚忍不拔，克服困难的精神，但是对国家来说这很难说是一桩好事吧。
民国吹嘘者和向往者讨论的当然不会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们要成为生活的主角。那么就算是那一小撮中上层市民，沉浸在夜上海的小资们又如何呢？
应该说，在20年末，30年代初，大城市的小白领和资本家们是有过一小段好日子的，这是建立在大部分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即使如此也不过沙上浮塔而已。1933年，作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上海计有26个国籍的营业医师613人，牙医112人，兽医17人，合共741人，这就是当时中国最大城市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人数。当时上海婴儿死亡率199．4‰，高出当时先进国家3～5倍；新生儿死亡原因中43％为脐带风，这还是有钱去医院生产的数字。
1927年是上海天花最流行的年份，发病率为116.8/10万，死亡率为38.2/10万。至于药物，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化西药厂要到1940年才正式诞生，三年后就因为人事纷争陷入停产，国产的第一架万能手术台要到1951年造出来。至于安全，按照国民政府遗留的档案，当时上海一个月平均发生64起抢案，最多的一个月有142起，35年一年的绑架案是300件。2014年上海全年涉及放火、爆炸、劫持、杀人、伤害、强奸、绑架、抢劫的八类案件总数2532件。这个数字看上去和现在接近，不过扣除当时租界掌握的案件数量和低下的报案率外，三十年代的上海人口只有300多万，而现在的这个数字是2430万。
即使是当时生活在最上层的民族资本家生活也好不到那里去。国民政府的鹰犬和走投无路的外国冒险家充斥着旧上海。
1935年4月，发生轰动上海的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人称“面粉纱布大王”的荣德生被绑案，荣家花费50万美元才将荣赎出。经查，主犯是国民党军统局行动组组长袁崇杼、公署专员徐展等，绑架用的汽车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
37年8月，驻华美国士兵马莱与英侨却利将富商余盛孝骗往虹桥机场途中开枪杀害，劫得黄金50两后将余抛尸路边。和治安相比，国民政府官员的贪婪和短视更是惊人。自从1924年曾经年产二十万吨钢铁的汉阳钢铁厂倒闭，从1927年到1935年，关内的钢产量终于从3万吨增长到了5万吨，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展工业的决心。黄金十年，轻工业取得了一定增长，结果在1934年，利用经济危机，宋子文控制了五大银行的放贷渠道，试图逼迫荣家交出全部申新纱厂，发行公司债券，旧债以债券归还，并拟将银行借款利息率降低为年利5厘；人事安排方面，拟由中国银行总稽核担任申新总经理，各厂的生产经营业务由中国棉业公司总负责。看来在国有化上国民政府倒是不落人后。
至于抗战后，国民政府进行的大规模劫收，直接给经历了抗战打击的民族资本以决定性的一击。1945年，国府的接收大军刚刚回到上海，第三方面军兵站司令杨振民就派副官干净利落地抢劫了伪储备银行，抢走总值在五万两黄金以上的伪币。最臭名昭著的当数利用法币进行劫收，当时法币和伪币的兑换率约为1比50，而国民政府却强行宣布为1比200，导致沦陷区物价在抗战结束后飞涨，大批工商业者破产。
毫无疑问，无论从中国的哪个阶层来说，旧民国都是不值得怀念的存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现在有人要给他涂脂抹粉，摇旗呐喊。我还是那句话，鼓吹它的是别有用心的，相信它的是自欺欺人的。周先生已经逝世了，逝者已矣，那些哀嚎着民国和大师的家伙们也该看看他的冷饭是不是已经馊了，正散发出阵阵恶臭，还是不要见人的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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