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会出现学历不值钱的说法？
原创 Allen Xu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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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线城市房价的持续走高，近期在网络上又开始了一波“逃离北上广”、“阶级固化论”和“房价与人生”的大讨论，在这波讨论中，名校毕业生这个群体开始发声，诸如《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这样的文章引起了名校毕业生中不小的共鸣。无论是通过高考还是其他渠道，能够进入名校的学生一定是同龄人中的翘楚，然而当他们带着名校毕业的光环进入工作岗位，面临诸如买不起房、学区搞不定等诸多问题时，自然会产生落差。所谓“不平则鸣“，这种言论是有其客观基础的——一线城市高企的房价，初高中教育质量分化严重，收入与生活成本严重脱节等等问题都是催生这类言论的诱因。
但是，除开客观现实，我更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在公共场域的讨论中，一种言论往往不单纯是描述一些实然性的问题，而是带着发声者的一份应然性的期待。所谓的落差，必然是先有期望而后才有同现实的比较。那么带着这种视角来探讨名校毕业生的发声，他们自身带有的这份应然性的期待就不言而喻了——作为名校毕业生，生活在一线城市不应当如此艰难。
这份期待是否合理，并不是我所关注的内容——这种话题过于宏大同时又过于主观，不可能有一个超然的立场来评判：对于有些人来说，自己也可能面临类似的问题，所以会更倾向名校毕业生一方，抨击房价乃至其他制度的不合理；而对于早早解决这类“生存问题”的人来说，无论是抱着减少竞争的态度还是冷眼相待的态度，保守一点至少不是最差的选择。我所感兴趣的是，究竟是哪些因素催生了这份期待，并最终造成了这种落差——是单纯的名校毕业生妄自尊大看不清现实，还是另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而事实上，这两种可能的因素又可以导向同一个路径：如果真的是名校毕业生自己妄自尊大看不清现实的话，为什么在这个优秀的群体里会出现普遍性的“错误认识“，显然是无法从微观角度来解释的；这种普遍性的认识，应当是来自于这群人成长环境中某些相通相似的结构——通俗一点说，”这是体制的问题“。
一个典型的高校毕业生的成长轨迹，应当是进入高校本科，学习到研究生毕业投入工作岗位，在职业生涯的前几年里发现“长安居大不易“，然后在网络上看到了处境相似的人的自白，反照自己，心有戚戚然。也就是说，从他进入大学，到步入工作岗位到达”会为了生活问题发声“的阶段，用了8-10年的时间（而如果是博士毕业生的话，这个时间仍然要增加）。
即使是现在，一个刚刚离开学校进入工作岗位的年轻人，都会有一些对身份、环境转变的不适应感，这份不适应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宽泛而论的）学校与社会在评价体系、晋升渠道上的差异；而进一步加剧这种不适应的，是教育体系在体系结构更新上相对较低的速度——教育体系更多的保留了非市场化的成分而这些成分降低的幅度要慢于其他领域。
十年前的2007年，高校招生还是以竞赛保送+高考为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高考才是进入名校最有效的手段；而如今占比越来越高的自主招生政策才刚刚开始试点，全面推广还要等到一年以后。相比起如今的多元化评比标准，2007年的入学标准是相对传统而单一的——考场见高下，成绩定输赢。当这些经过高考洗礼的学生进入大学，延续此前的成功路径，继续通过学习成绩寻求上升机会，读研乃至读博，成了一条十分常见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在教育领域内部，也是相对比较吃得开的。
在教育或者说高校内部，成绩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评比标准——它有客观测量手段（考试），有统一标准（起码在绝大多数理工科专业），可以轻易的量化（通过考试分数或者GPA）。而在高校内部的诸多资源分配（小如奖学金，大如保研等名额），即使不是完全按照成绩评定，也是要把成绩作为一个重要参考的。高GPA有着更大的几率拿到好的资源，对于在这种规则下学习、生活了少则4年，多则10年的名校学生们，即使没有把这条规则当作金科玉律，也是有着一定的思维惯性的。
但是，一个领域内的规则并不能轻易地挪用到另一个领域内，在象牙塔内成绩或许能提高你拿到优秀资源的概率，但是在离开象牙塔进入工作岗位后，却不一定如此。校园外的规则呈现两个层次的多元化——首先是能力发展的多元化。应试为主的考评体系对能力发展是有所侧重的，除开绝对天赋的存在，通过对执行力、自律性的培养，通过大量练习是可以获得一个较为优秀的成绩的。但是在校园外，对能力的要求则变得多元，宽泛的说，校园外会更偏向“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显然不等同于“获得好成绩的能力”。其次是资源分配规则的多元化，能力在资源分配中的占比相对下降。在校园内，固然也会有“关系户”之类的存在，但是大体而言能力强者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是一旦离开了校园，能力所占的因素就相对下降了。
能力与获得资源的关系中，必要条件的成分提高而充分条件的成分下降，家庭因素、人脉资源等因素也参与到了资源分配中来。当然，这一趋势与不同行业特点有关，如销售业这种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人际交往、人脉与家庭等因素扮演的角色就更为重要一些；而如码农这种技术门槛相对较高、能力高低相对可量化的行业，则更多地延续了校园内的规则——能力为主的分配体系。
以上只是这种角色转换中的不适应感的第一层次，另一个加剧不适应的因素则是教育领域在政策调整生效上的长周期性。
正如前文所说，十年前自主招生政策才刚刚开启，而绝大多数学生仍然要通过高考这一途径进入大学。选拔制度上的发展带来的最直观的后果就是大学生源构成上的变化。应试教育加上分省招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公平，使得经济条件不够好但个人素质不错的学生也有不小的几率进入校园。相比而言，自主招生政策则更加侧重于城市中产家庭背景的学生。
正如布尔迪厄对法国教育体系所做的分析，如果将选拔权交给老师而非客观的成绩，那么老师个人的价值倾向就会被内化进选拔标准中——在法国，这体现为对哲学、思辨、文法、审美的培养与重视，而这些方面都与工人阶级相距甚远，而需要学生的家庭有较多的文化资本。简而言之，老师个人的价值倾向也是其个人所处的群体的产物，而与这一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更为接近的，显然是城市中产家庭而非经济条件更差的家庭。（对于在经济资本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家庭来说，通过经济资本就已经可以达到权力斗争的优势，这是文化资本所占的比例反而有所下降。）
但是，教育是一个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培养一个本科生需要四年时间，而培养一个博士生的时间更是需要十年甚至更多。这种较长的生产周期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对生源结构的影响，其最终结果恐怕需要至少一个周期的时间才能完全体现。做一个简单粗暴的数学计算，如果把学生简单地划分成穷与富两类，而一所学校每年招收的100名学生中有50人来自穷人阶层、50人来自富人阶层，而我们现在将招生比例改为1：3，那么调整比例的第一年，穷学生和富学生的比例只不过是175：225，仍然不算太低；需要等到四年后，学生的比例才会真正同招生比例一致。当然，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么粗暴的阶级划分和招生结构，但是总体而言，在招生政策上对家庭文化资本的侧重需要较长的时间才会体现出效果，也就是显示出了一定的滞后性。
那么回到现实中来，现在迷茫乃至发声的这批高校毕业生，刚好在政策调整前后进入校园，他们进入校园的氛围仍然是更为侧重成绩、学生家庭背景也相对多元化；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学生更多在同年级间活动，那么这种氛围与学生结构会在他的大学生涯中相对固定；这样，这批学生所处的校园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脱节是相对固定的，他在这个环境中浸淫得越久，进入新环境时的不适应感恐怕就会更强烈。
之前在知乎看到过的一句玩笑是：现在人们喜欢说“考上了top2都买不起学区房”，但是这个说法是因果倒置的，按照现有趋势发展我们或许会在将来说“买不起学区房你怎么考得起top2”。不讨论这句话是否真的会实现，假设它实现的话，按照大学里面学生结构的更新速度，我们也不可能马上完成学生结构的转变；更可能的情况恐怕是随着时间推移，发出类似本文所讨论的这种声音的毕业生数量不断减少，而最终消失才对。
即使本文所提到的身份认知偏差问题确实存在，这些毕业生们也确实存在着高估自己的问题——在资本密集的北上广，“安居乐业”的成本不亚于移民，显然不是一个高校文凭就可以实现的。但是能听到这种声音本身就仍在传达着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听到类似的声音，而是习惯于“买得起学区房才考得起top2“、“没钱就不要在北上广浪费青春”的说法，恐怕才是更令人失望的社会吧。
**最后，请读者们有空的话花几秒时间帮我们点下文章下面广告并迅速返回即可，为作者提供支持。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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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Allen Xu ** / **** 本号驻东海岸记者
P大本科，现在美帝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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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线城市房价的持续走高，近期在网络上又开始了一波“逃离北上广”、“阶级固化论”和“房价与人生”的大讨论，在这波讨论中，名校毕业生这个群体开始发声，诸如《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这样的文章引起了名校毕业生中不小的共鸣。无论是通过高考还是其他渠道，能够进入名校的学生一定是同龄人中的翘楚，然而当他们带着名校毕业的光环进入工作岗位，面临诸如买不起房、学区搞不定等诸多问题时，自然会产生落差。所谓“不平则鸣“，这种言论是有其客观基础的——一线城市高企的房价，初高中教育质量分化严重，收入与生活成本严重脱节等等问题都是催生这类言论的诱因。
但是，除开客观现实，我更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在公共场域的讨论中，一种言论往往不单纯是描述一些实然性的问题，而是带着发声者的一份应然性的期待。所谓的落差，必然是先有期望而后才有同现实的比较。那么带着这种视角来探讨名校毕业生的发声，他们自身带有的这份应然性的期待就不言而喻了——作为名校毕业生，生活在一线城市不应当如此艰难。
这份期待是否合理，并不是我所关注的内容——这种话题过于宏大同时又过于主观，不可能有一个超然的立场来评判：对于有些人来说，自己也可能面临类似的问题，所以会更倾向名校毕业生一方，抨击房价乃至其他制度的不合理；而对于早早解决这类“生存问题”的人来说，无论是抱着减少竞争的态度还是冷眼相待的态度，保守一点至少不是最差的选择。我所感兴趣的是，究竟是哪些因素催生了这份期待，并最终造成了这种落差——是单纯的名校毕业生妄自尊大看不清现实，还是另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而事实上，这两种可能的因素又可以导向同一个路径：如果真的是名校毕业生自己妄自尊大看不清现实的话，为什么在这个优秀的群体里会出现普遍性的“错误认识“，显然是无法从微观角度来解释的；这种普遍性的认识，应当是来自于这群人成长环境中某些相通相似的结构——通俗一点说，”这是体制的问题“。
一个典型的高校毕业生的成长轨迹，应当是进入高校本科，学习到研究生毕业投入工作岗位，在职业生涯的前几年里发现“长安居大不易“，然后在网络上看到了处境相似的人的自白，反照自己，心有戚戚然。也就是说，从他进入大学，到步入工作岗位到达”会为了生活问题发声“的阶段，用了8-10年的时间（而如果是博士毕业生的话，这个时间仍然要增加）。
即使是现在，一个刚刚离开学校进入工作岗位的年轻人，都会有一些对身份、环境转变的不适应感，这份不适应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宽泛而论的）学校与社会在评价体系、晋升渠道上的差异；而进一步加剧这种不适应的，是教育体系在体系结构更新上相对较低的速度——教育体系更多的保留了非市场化的成分而这些成分降低的幅度要慢于其他领域。
十年前的2007年，高校招生还是以竞赛保送+高考为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高考才是进入名校最有效的手段；而如今占比越来越高的自主招生政策才刚刚开始试点，全面推广还要等到一年以后。相比起如今的多元化评比标准，2007年的入学标准是相对传统而单一的——考场见高下，成绩定输赢。当这些经过高考洗礼的学生进入大学，延续此前的成功路径，继续通过学习成绩寻求上升机会，读研乃至读博，成了一条十分常见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在教育领域内部，也是相对比较吃得开的。
在教育或者说高校内部，成绩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评比标准——它有客观测量手段（考试），有统一标准（起码在绝大多数理工科专业），可以轻易的量化（通过考试分数或者GPA）。而在高校内部的诸多资源分配（小如奖学金，大如保研等名额），即使不是完全按照成绩评定，也是要把成绩作为一个重要参考的。高GPA有着更大的几率拿到好的资源，对于在这种规则下学习、生活了少则4年，多则10年的名校学生们，即使没有把这条规则当作金科玉律，也是有着一定的思维惯性的。
但是，一个领域内的规则并不能轻易地挪用到另一个领域内，在象牙塔内成绩或许能提高你拿到优秀资源的概率，但是在离开象牙塔进入工作岗位后，却不一定如此。校园外的规则呈现两个层次的多元化——首先是能力发展的多元化。应试为主的考评体系对能力发展是有所侧重的，除开绝对天赋的存在，通过对执行力、自律性的培养，通过大量练习是可以获得一个较为优秀的成绩的。但是在校园外，对能力的要求则变得多元，宽泛的说，校园外会更偏向“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显然不等同于“获得好成绩的能力”。其次是资源分配规则的多元化，能力在资源分配中的占比相对下降。在校园内，固然也会有“关系户”之类的存在，但是大体而言能力强者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是一旦离开了校园，能力所占的因素就相对下降了。
能力与获得资源的关系中，必要条件的成分提高而充分条件的成分下降，家庭因素、人脉资源等因素也参与到了资源分配中来。当然，这一趋势与不同行业特点有关，如销售业这种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人际交往、人脉与家庭等因素扮演的角色就更为重要一些；而如码农这种技术门槛相对较高、能力高低相对可量化的行业，则更多地延续了校园内的规则——能力为主的分配体系。
以上只是这种角色转换中的不适应感的第一层次，另一个加剧不适应的因素则是教育领域在政策调整生效上的长周期性。
正如前文所说，十年前自主招生政策才刚刚开启，而绝大多数学生仍然要通过高考这一途径进入大学。选拔制度上的发展带来的最直观的后果就是大学生源构成上的变化。应试教育加上分省招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公平，使得经济条件不够好但个人素质不错的学生也有不小的几率进入校园。相比而言，自主招生政策则更加侧重于城市中产家庭背景的学生。
正如布尔迪厄对法国教育体系所做的分析，如果将选拔权交给老师而非客观的成绩，那么老师个人的价值倾向就会被内化进选拔标准中——在法国，这体现为对哲学、思辨、文法、审美的培养与重视，而这些方面都与工人阶级相距甚远，而需要学生的家庭有较多的文化资本。简而言之，老师个人的价值倾向也是其个人所处的群体的产物，而与这一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更为接近的，显然是城市中产家庭而非经济条件更差的家庭。（对于在经济资本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家庭来说，通过经济资本就已经可以达到权力斗争的优势，这是文化资本所占的比例反而有所下降。）
但是，教育是一个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培养一个本科生需要四年时间，而培养一个博士生的时间更是需要十年甚至更多。这种较长的生产周期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对生源结构的影响，其最终结果恐怕需要至少一个周期的时间才能完全体现。做一个简单粗暴的数学计算，如果把学生简单地划分成穷与富两类，而一所学校每年招收的100名学生中有50人来自穷人阶层、50人来自富人阶层，而我们现在将招生比例改为1：3，那么调整比例的第一年，穷学生和富学生的比例只不过是175：225，仍然不算太低；需要等到四年后，学生的比例才会真正同招生比例一致。当然，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么粗暴的阶级划分和招生结构，但是总体而言，在招生政策上对家庭文化资本的侧重需要较长的时间才会体现出效果，也就是显示出了一定的滞后性。
那么回到现实中来，现在迷茫乃至发声的这批高校毕业生，刚好在政策调整前后进入校园，他们进入校园的氛围仍然是更为侧重成绩、学生家庭背景也相对多元化；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学生更多在同年级间活动，那么这种氛围与学生结构会在他的大学生涯中相对固定；这样，这批学生所处的校园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脱节是相对固定的，他在这个环境中浸淫得越久，进入新环境时的不适应感恐怕就会更强烈。
之前在知乎看到过的一句玩笑是：现在人们喜欢说“考上了top2都买不起学区房”，但是这个说法是因果倒置的，按照现有趋势发展我们或许会在将来说“买不起学区房你怎么考得起top2”。不讨论这句话是否真的会实现，假设它实现的话，按照大学里面学生结构的更新速度，我们也不可能马上完成学生结构的转变；更可能的情况恐怕是随着时间推移，发出类似本文所讨论的这种声音的毕业生数量不断减少，而最终消失才对。
即使本文所提到的身份认知偏差问题确实存在，这些毕业生们也确实存在着高估自己的问题——在资本密集的北上广，“安居乐业”的成本不亚于移民，显然不是一个高校文凭就可以实现的。但是能听到这种声音本身就仍在传达着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听到类似的声音，而是习惯于“买得起学区房才考得起top2“、“没钱就不要在北上广浪费青春”的说法，恐怕才是更令人失望的社会吧。
**最后，请读者们有空的话花几秒时间帮我们点下文章下面广告并迅速返回即可，为作者提供支持。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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