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元“令和”也无法让日本走出战后时代
原创 潮思 [ 新潮沉思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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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 ** 矢澤左京大夫 **
今天，明仁天皇将皇位禅让予皇太子德仁，日本的30年“平成时代”正式结束了。新天皇的年号早在上月就已经公布，媒体们便迫不及待地宣布即将迎来“令和时代”。
虽然我们对于“昭和时代”、“平成时代”的提法早已司空见惯，但应当指出的是，以年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在汉字文化圈里只有日本一家。而即使是日本，用年号划分时代也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事情。如果说在二战前，用给人“实权派”印象的天皇的年号来划分时代，多多少少还有情可原，
**可是到今天，天皇不过是一个“空壳子”，又为何要固守这一“被创造的传统”呢？** 从这个层面上看，这“令和时代”多多少少带着一点“被令和”的意味。
网上流行的一种对比图：左昭和右平成，网友常用这样的对比图强调“两个时代”的不同。
** 何为“年号” **
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年号是即熟悉又陌生的——许多人对明清帝王的年号如数家珍，但要把年号纪年和公历纪年一一对应，恐怕就有些困难。就好像笔者第一次看老舍先生的《茶馆》的时候，第一幕上来唐铁嘴一句“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若不是后面紧跟着“戊戌”二字，还真不一定能反应过来这是1898年。而如今，汉字文化圈中唯一仍在坚持年号纪年的国家只剩下近邻日本，上月公布的新年号“令和”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和我们所说的“年号”不同，日语当中的“元号”有其独特意义。
中国发明的年号传到日本，95代天皇使用了247个年号。早年天皇改换年号的原因与我国类似，不外乎代始（君主继位）、灾异、革年（注：为防止变乱而在特定年份改元，主要有“三革”：甲子革令、戊辰革运、辛酉革命）和祥瑞。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很少再因祥瑞更改年号，革年也无非是几十年才遇到一次，因此以践祚与灾异战乱为多，其中也是灾异战乱占多数。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一世一元之诏”，规定“一世一元”，即天皇一生中只能有一个年号，这样更改年号的原因便仅存代始一种，以年号划分时代也开始成为可能。日语里把我们所说的“年号”称作“元号”，也是由此开始的：元，即“始”，强调纪年的开始和结束，即“始于此终于此”，有“归零”的意味。
大化改新以来使用的年号汉字一览，新年号“令和”的“令”字是第一次出现。
或许是出于这种“归零感”，自明治维新以来，年号常用来划分时代。正是在这种类似 “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的仪式感的影响下，日本由明治时代走向了大正、昭和、平成，再到今天的令和。 **也正是如此，年号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就好像我们看到明治，除了奶粉和大学，也许还会想起“当他们望着蓝天下的白云开始登坡时，唯一的目的就是向着云朵前进”（注：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那样向上的氛围；而听到昭和，便迫不及待地想要“维新”一样。但实际上，昭和也有“文化国家”和“经济大国”的一面，而明治时代的老百姓也会“在苛捐杂税下发出呻吟”。
然而，这种“时代印记”到了平成年间仿佛突然消失了——提起“平成”，便只能下一个“废物”的定语，至于平成三十年间发生了什么，仿佛无事发生过。
提起“平成时代”，首先想到的是这张照片，然而这张照片拍摄于平成时代的第一天。照片上的小渊惠三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凭借这张照片获得了“平成大叔”的称号。1998年出任首相，也担任过“大家一起来参拜靖国神社议员联盟”的会长。
** 不对称的历史进程 **
今天来看，说“平成人”是废物，话粗理不粗。但另一方面，“被废物的平成”实际上也很冤，仿佛1988年还是蒸蒸日上的国家，1998年就国将不国一样。人们对昭和时代情怀的渲染，使平成时代给人一种断崖式下跌的错觉，尽管这样以年号作为时代划分的依据并不十分合理，但这也不禁让人思考，藏在“明治”、“大正”、“昭和”和“平成”四个时代背后的“印记”到底是什么？
法国的中世纪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曾说过，“用时代划分历史，决不是单纯中立的行为。通过近现代对中世纪印象的变化就能看出，
**这种通过印象表现出来的基于特定含义对历史演变的评价，是一种集体的价值判断。** 这种对时代的印象也因此会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
的确，以年号，确切的说是以君主死亡这种偶然事件来划分时代，很难反映出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具体状况和趋势，因为政治和经济体制不会因为改元而发生变化。但是通过“明治精神”、“大正浪漫”、“昭和维新”之类的概念，能够想象出的当时特有的时代氛围，
**这是历史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并非个人独有，而是“集体的价值判断”。**
所谓“明治精神”，是夏目漱石在小说《心》中提出的一个自创概念。凭借这个概念，夏目漱石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成为了用年号概括时代精神、从而划分时代的第一人——毕竟在此之前我们没听说过什么“文禄精神”或是“大化精神”。
2009年推出的电视动画“青之文学系列”用两集篇幅首次把《心》动画化，其中“先生”一角由堺雅人配音。
夏目漱石受到乃木希典自杀殉主的影响，提出了“明治精神”。在文中，通过主人公“先生”自传性质的遗书，表现出强调独立、自由、自我的时代精神，这即是当初的“明治精神”。
在此之后，对于“明治精神”的解读便不断发生着变化：大正时代的人认为“明治精神”就像夏目漱石《我是猫》里猫主人苦沙弥所说的“没有一个人不挂在嘴上，但却没有一个人见过。谁都曾听说过，但却没有一个人遇到过”的那样，跟“天狗之类”的大和魂一样，是“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而在国粹主义盛行的昭和初期，“明治精神”则被解释成“像献身于维新圣业的‘叡虑’，护持‘神国日本’的‘草莽之士’那样悲壮的誓愿”
；到了战后，顺着美式民主自由的新风，成了“西进精神”的日本版——基于明治时代的北海道开拓运动，又提出了“受基督教影响的启蒙主义精神与合理主义”的内涵，并将“明治精神”比作当时札幌农学校的校训：诚实、勤勉、敬虔。
我们可以发现，夏目漱石无意中开创了用“年号”划分时代之先，而昭和初年中村草田男的名句“雪落而明治渐远”也是同理。
**这样，对年号的认识与对时代的认识便等同起来了。** 而且，这种集体的价值判断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赋予着新的内涵。
然而这种划分时代的方式，如前所述，会产生一种如同“1988年还是蒸蒸日上的国家，1998年就国将不国”的认知的偏差。不难看出，这种偏差的根源其实还是年号与西历（公历）的不对称性。
如今的日本是年号纪年与公历纪年并存的国家，但两者的相互关系在几十年间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80年代前后，记录日期往往是年号优先于公历，如“昭和45年（1970年）”，而在这之后一直到现在，则反了过来变成了公历优先于年号，如“2017年（平成29年）”。对这种年号逐渐让位于公历的现象，思想家柄谷行人在80年代末曾引出了一个“昭和30年代问题”：
“我们一说起明治文学或大正文学这种概念，心中就会产生一个印象。江户时代也是同样，元禄、文化、文政这样的年号也能让我们想到些什么，但对西历却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被困在这种奇妙的错觉中。要说那种印象对着西历简单想想就能想起来，也不尽然。…现在很流行‘昭和初年’或者‘昭和10年代’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到‘昭和30年代’也就到头了。很少听过‘昭和40年代’。因为‘昭和30年代’已经跟‘60年代’重合了，这之后也只听说过‘70年代’、‘80年代’。”
90年代末，社会学家大泽真幸将这种年号逐渐让位于西历的现象归结于70年代后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他认为生于昭和50年代（1975~1985）之后的一代人对日本的归属感十分匮乏。因而常用“1970年代或是1980年代”这样的表达方式，是表示自己“比起属于日本，首先是属于全球化的世界”。换句话说，比起年号这种“本土化”的感觉，西历更能表达“全球化”的含义。
能够印证这一观点的，是昭和时代日本参与的两次国际盛事——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世博会。早在1959年日本取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当时，报纸上便是铺天盖地的“1964年”，丝毫不见“昭和39年”的影子；而在标榜“人类的进步和协调”的大阪世博会上，更是移去了所谓“本土化”的因素——三波春夫演唱的会歌唱出的是“1970年的你好”而非“昭和45年的你好”，而会歌本身也非东京奥运时采用的传统“音头”形式，更加具有“现代感”——这里面当然藏着“全球化”的影子了。
三张报纸的对比：上面是1959年5月27日《读卖新闻》报道东京取得奥运会举办权的新闻，举办时间没有写“昭和39年而是“1964年”；而左下1964年6月9日《每日新闻》的版头使用的是“昭和39年（1964年）”，到右下的1979年的《每日新闻》，则换成了“1979年（昭和54年）”。
这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武器的命名——这当然不会和全球化扯上关系，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在日本投降之前，各种武器如果是按照定型生产的年份命名，一般都采用年号纪年或神武纪年的方式，如三八式步枪就是明治三十八年、九七式坦克是皇历2597年。而战后，日本自主设计生产的武器则改为公历年份命名，如61式坦克。以战后日本的政治环境，恐怕也没办法取名叫“（昭和）39式坦克”。
** 昭和真的“昭和”吗？ **
通过电影体现的中日两国对“昭和”观念的区别：上图为1989年松竹富士电影《226》中由三浦友和扮演的兵变军官安藤辉三，这是我国网络上最常见的“昭和”印象之一；下图为2007年东宝电影《续·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剧照，这部电影的前作在日本卷起了“昭和怀旧”的浪潮。
在今天的语境下，如果说一个人“像昭和时代的人”、或者说什么物件有“昭和风”，那大概是强调“老”、“旧”、让人产生“怀旧感”。比如松田圣子风格的蓬松齐肩发（圣子头）、把固力果插到冰水里的吃法和蜻蜓眼镜+喇叭裤的“时髦”组合，还有各式各样的“粗点心”、路边店铺里的“青电话”和每周六晚上的音乐节目。微妙的是，这些意象全都是战后，特别是“昭和30年代”以后才出现并流行起来的。而在此之前的30年时间里，似乎没有什么能够触动到怀旧情怀的东西。
在“昭和风”或“昭和热”的语境下，昭和便与老、旧画上等号；而在“昭和维新”的语境下，昭和的意义便恰恰相反。至于这种对立的根源，笔者认为是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将“昭和时代”撕裂开来，从而在文化上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昭和”。而“昭和风”之所以不被称为“60年代风”，是因为这一语境下，年号所体现的传统性更能表达出怀旧的情绪。
那么问题就来了，从范围上讲，“昭和风”并不能概括整个昭和时代的社会风潮，充其量也只是个“战后昭和风”或“昭和中期风”，为什么要用简单而不准确的“昭和风”呢？这“昭和风”吹的可一点儿也不“昭和”。
** 这个问题将直接指向战后日本国民历史认识上的变化。 **
日本投降之后，GHQ废除了战前《皇室典范》，年号失去了法律根据，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废除年号的声音。1946年11月3日，在新宪法公布的当天，读卖新闻在头版发布社论，称：
我们的历史生活被“年号”给围了起来，使我们欠缺了与世界和现代的联系，陷入文化的失败而迎来战败…借新宪法公布的机会，应当将采用西历制定为国策。
从国民的角度看，废除年号的原因非常朴素，它建立在当时深入人心的“昭和=战前，战前=法西斯，法西斯=恶”，和与此相对的“战后=现在，现在=和平与民主主义，和平与民主主义=善”这串等式的基础上。能够佐证这一点的，是1955年岩波新书《昭和史》的大畅销。
1959年再版《昭和史》书影
1955年，在“战后10周年”之际，岩波书店希望出版一部能揭露战争实质、防止战争再起的面向大众的历史书，由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远山茂树、藤原彰和今井清一三人共著。这本书将“为何国民被卷入战争、随波逐流，为何未能凭借自身之力阻止这一切”作为主题，以日共与垄断资本和天皇制政治体制的对抗作为主线，叙述了1926年到1954年昭和时代的历史。《昭和史》划定的这一叙述范围十分值得玩味，以“一世一元”的标准来衡量，昭和天皇还没有去世，昭和时代就不算是已经结束，在这时编写昭和时代的历史，有把“昭和”与“战前”划等号的意味，这在此书的结尾也能得到印证：
“如果昭和的历史属于人民，我们就能坚信民众保卫和平的力量。”这个宣言（注：1955年日本母亲大会宣言）向我们指出，我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今日的历史。
“昭和的历史”与“今日的历史”，昭和的意味不言而喻。
《昭和史》上市后迅速成为畅销书，40天内卖出了11万本，登上当年畅销书榜第八位，次年跃升至第五位。激增的销量表示出社会对这本书的关注和认可，而质疑与争论也接踵而至。
1956年，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批评《昭和史》缺失“对人的描述”，进而质疑《昭和史》的阶级分析方法，昭和史论争由此开始。这场论争涉及文学与历史学的多方面内容，其中就包括关于昭和时代开端问题的论争。
《昭和史》的作者们把昭和时代同“战前”画上等号，但将“昭和史”的开端定在1926年昭和改元，这种“不科学”的时代划分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文艺评论家荒正人在座谈会上说：
我觉得（昭和史）从昭和改元开始不能说是学术的。在文学界，虽然也有“昭和文学史”的说法，但这是以一战后无产阶级文学与新感觉派的兴起作为标志的。而狭义的“昭和文学史”，也是从昭和2年（1927年）芥川龙之介去世以后开始算起。远山君把《昭和史》从昭和改元算起，有种机械的、年表式的感觉。
远山茂树对此回应道：
这本书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而对普通读者而言，诸如明治时代这样的时代划分虽然并不科学，但明治时代对于国民而言仍然存在一个印象。那并非是单纯的幻想，而是日本历史的特殊构造的体现。与之类似的昭和也是一样，不也有一个国民性的印象存在吗？…皇位轮换，昭和改元对当时的国民而言有种“新时代来了”的印象，但在历史学上，那种印象的含义仍需要发掘。
初版《昭和史》是这样写的：
天皇个人的死，对近代国家而言只是一个与历史运动没有本质联系的偶然事件，它没有定义时代的能力。从1921年大正天皇因“御脑力渐次”成为废人一样开始，皇太子确立了摄政的地位。因而，从大正到昭和的背后，是一战和米骚动以来日本资本主义走进了死胡同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混乱，这使得这个时期在巧合中被赋予了“历史的意义”。
在4年后的修订版中，关于“偶然性”的阐述被删去，取而代之的是新编写的第一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也就是说，“昭和时代”与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从“偶然”变成了“必然”。
** 战后和今天 **
如果一直按照前述“昭和=战前，战前=法西斯，法西斯=恶”，和与此相对的“战后=现在，现在=和平与民主主义，和平与民主主义=善”两等式，那今日的“昭和风”可能直接能够和“右翼”画上等号。“昭和怀旧”的出现，同样是历史意识发生变化的体现。但这里的等式就变成了“昭和=高度经济成长=经济奇迹=善”和与之相对的“战后=占领期=经济凋敝=恶”。
能体现上述等式价值观的例子有很多，除了“昭和怀旧”之外，比如80年代中曾根内阁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总决算”的目的便是在于摘掉“战败国”的帽子。这顶帽子之所以要摘下来，因为它是“战后”的帽子，而日本已然成为了经济大国，自然要摘掉它以便于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
早在1956年，日本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战后”的束缚。56年7月16日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年度经济报告）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就这样写道：
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的增长要靠近代化来支撑，而近代化的进步也由于迅速而稳定的增长始成为可能。
《每日新闻》对1956年《经济白皮书》的报道。这一年，日本经济回复到战前水平，同时也是在这一年，鸠山内阁与苏联签订《日苏共同宣言》，标志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日本也在这年年底加入了联合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
而最早提出“已不再是战后”的，则是评论家中野好夫。他在1956年2月号的《文艺春秋》发表同名文章，但他所说的“已不再是战后”，却是另一个意思：
仔细想想，所谓“战后”真是方便的至宝。战败引发的急剧的混乱现象，有了“战后”这把万能钥匙，即使不能消除责任，至少也是很方便的借口。比如战后发生的各种犯罪现象和颓废现象，凡是看过报纸杂志的人，都能脱口而出“战后派”、“战后派”
（注：战后派=アプレ，来自法语“après-
guerre”，指不为传统所束缚的战后一代人，并非文学史上的“战后派文学”）之类。可如果进行严密的分析，这是不是战后混乱导致的特殊现象仍然值得怀疑，却只简单地用个“战后派”就给打发了。
战后常把“三流国家”、“四流国家”挂在嘴边。那多半是自弃了，还带着自轻自贱的余音。而现在则不同了，应当更加冷静客观地让小国的现实变得更有意义。
中野好夫认为，“战后”=“战后派”，而“已不再是战后”就意味着“更加冷静客观地让小国的现实变得更有意义”。他认为，之前日本所追求的“一流国家”，只不过是多了侵略性的军事实力，
**而小国应当被赋予新的含义，“那才能抓住向着人类幸福的新理想”。**
但在《经济白皮书》里，“战后”的含义则完全不同，也难怪有人将接下来的高速发展时期称作“第2战后”。
对英国来说，“战后”到60年代就已经结束了——也许有人认为是80年代——但终究是已经结束了；而对美国而言，“战后”的意义不断发生变化——
**因为美国不停地发动战争，从朝鲜到越南，再到阿富汗和伊拉克，它总是把“战后”留给它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自身却鲜见“Post-war”的痕迹。**
日本则不同，虽然1956年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已不再是战后”，但70多年过去了，“明治”与“昭和”已经成为怀旧的对象，“令和时代”已然到来，将来或许也会有“平成风”或者“六丁目的夕阳”，但日本仍将处于“战后”——这不是换个年号进入一个新时代就能解决的——
** 就像卡罗·顾拉克说的那样，日本将“永远被包在一个没有尽头的圆环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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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矢澤左京大夫 ** / **** 知乎ID：矢澤探偵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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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明仁天皇将皇位禅让予皇太子德仁，日本的30年“平成时代”正式结束了。新天皇的年号早在上月就已经公布，媒体们便迫不及待地宣布即将迎来“令和时代”。
虽然我们对于“昭和时代”、“平成时代”的提法早已司空见惯，但应当指出的是，以年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在汉字文化圈里只有日本一家。而即使是日本，用年号划分时代也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事情。如果说在二战前，用给人“实权派”印象的天皇的年号来划分时代，多多少少还有情可原，
**可是到今天，天皇不过是一个“空壳子”，又为何要固守这一“被创造的传统”呢？** 从这个层面上看，这“令和时代”多多少少带着一点“被令和”的意味。
网上流行的一种对比图：左昭和右平成，网友常用这样的对比图强调“两个时代”的不同。
** 何为“年号” **
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年号是即熟悉又陌生的——许多人对明清帝王的年号如数家珍，但要把年号纪年和公历纪年一一对应，恐怕就有些困难。就好像笔者第一次看老舍先生的《茶馆》的时候，第一幕上来唐铁嘴一句“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若不是后面紧跟着“戊戌”二字，还真不一定能反应过来这是1898年。而如今，汉字文化圈中唯一仍在坚持年号纪年的国家只剩下近邻日本，上月公布的新年号“令和”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和我们所说的“年号”不同，日语当中的“元号”有其独特意义。
中国发明的年号传到日本，95代天皇使用了247个年号。早年天皇改换年号的原因与我国类似，不外乎代始（君主继位）、灾异、革年（注：为防止变乱而在特定年份改元，主要有“三革”：甲子革令、戊辰革运、辛酉革命）和祥瑞。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很少再因祥瑞更改年号，革年也无非是几十年才遇到一次，因此以践祚与灾异战乱为多，其中也是灾异战乱占多数。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一世一元之诏”，规定“一世一元”，即天皇一生中只能有一个年号，这样更改年号的原因便仅存代始一种，以年号划分时代也开始成为可能。日语里把我们所说的“年号”称作“元号”，也是由此开始的：元，即“始”，强调纪年的开始和结束，即“始于此终于此”，有“归零”的意味。
大化改新以来使用的年号汉字一览，新年号“令和”的“令”字是第一次出现。
或许是出于这种“归零感”，自明治维新以来，年号常用来划分时代。正是在这种类似 “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的仪式感的影响下，日本由明治时代走向了大正、昭和、平成，再到今天的令和。 **也正是如此，年号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就好像我们看到明治，除了奶粉和大学，也许还会想起“当他们望着蓝天下的白云开始登坡时，唯一的目的就是向着云朵前进”（注：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那样向上的氛围；而听到昭和，便迫不及待地想要“维新”一样。但实际上，昭和也有“文化国家”和“经济大国”的一面，而明治时代的老百姓也会“在苛捐杂税下发出呻吟”。
然而，这种“时代印记”到了平成年间仿佛突然消失了——提起“平成”，便只能下一个“废物”的定语，至于平成三十年间发生了什么，仿佛无事发生过。
提起“平成时代”，首先想到的是这张照片，然而这张照片拍摄于平成时代的第一天。照片上的小渊惠三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凭借这张照片获得了“平成大叔”的称号。1998年出任首相，也担任过“大家一起来参拜靖国神社议员联盟”的会长。
** 不对称的历史进程 **
今天来看，说“平成人”是废物，话粗理不粗。但另一方面，“被废物的平成”实际上也很冤，仿佛1988年还是蒸蒸日上的国家，1998年就国将不国一样。人们对昭和时代情怀的渲染，使平成时代给人一种断崖式下跌的错觉，尽管这样以年号作为时代划分的依据并不十分合理，但这也不禁让人思考，藏在“明治”、“大正”、“昭和”和“平成”四个时代背后的“印记”到底是什么？
法国的中世纪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曾说过，“用时代划分历史，决不是单纯中立的行为。通过近现代对中世纪印象的变化就能看出，
**这种通过印象表现出来的基于特定含义对历史演变的评价，是一种集体的价值判断。** 这种对时代的印象也因此会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
的确，以年号，确切的说是以君主死亡这种偶然事件来划分时代，很难反映出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具体状况和趋势，因为政治和经济体制不会因为改元而发生变化。但是通过“明治精神”、“大正浪漫”、“昭和维新”之类的概念，能够想象出的当时特有的时代氛围，
**这是历史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并非个人独有，而是“集体的价值判断”。**
所谓“明治精神”，是夏目漱石在小说《心》中提出的一个自创概念。凭借这个概念，夏目漱石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成为了用年号概括时代精神、从而划分时代的第一人——毕竟在此之前我们没听说过什么“文禄精神”或是“大化精神”。
2009年推出的电视动画“青之文学系列”用两集篇幅首次把《心》动画化，其中“先生”一角由堺雅人配音。
夏目漱石受到乃木希典自杀殉主的影响，提出了“明治精神”。在文中，通过主人公“先生”自传性质的遗书，表现出强调独立、自由、自我的时代精神，这即是当初的“明治精神”。
在此之后，对于“明治精神”的解读便不断发生着变化：大正时代的人认为“明治精神”就像夏目漱石《我是猫》里猫主人苦沙弥所说的“没有一个人不挂在嘴上，但却没有一个人见过。谁都曾听说过，但却没有一个人遇到过”的那样，跟“天狗之类”的大和魂一样，是“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而在国粹主义盛行的昭和初期，“明治精神”则被解释成“像献身于维新圣业的‘叡虑’，护持‘神国日本’的‘草莽之士’那样悲壮的誓愿”
；到了战后，顺着美式民主自由的新风，成了“西进精神”的日本版——基于明治时代的北海道开拓运动，又提出了“受基督教影响的启蒙主义精神与合理主义”的内涵，并将“明治精神”比作当时札幌农学校的校训：诚实、勤勉、敬虔。
我们可以发现，夏目漱石无意中开创了用“年号”划分时代之先，而昭和初年中村草田男的名句“雪落而明治渐远”也是同理。
**这样，对年号的认识与对时代的认识便等同起来了。** 而且，这种集体的价值判断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赋予着新的内涵。
然而这种划分时代的方式，如前所述，会产生一种如同“1988年还是蒸蒸日上的国家，1998年就国将不国”的认知的偏差。不难看出，这种偏差的根源其实还是年号与西历（公历）的不对称性。
如今的日本是年号纪年与公历纪年并存的国家，但两者的相互关系在几十年间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80年代前后，记录日期往往是年号优先于公历，如“昭和45年（1970年）”，而在这之后一直到现在，则反了过来变成了公历优先于年号，如“2017年（平成29年）”。对这种年号逐渐让位于公历的现象，思想家柄谷行人在80年代末曾引出了一个“昭和30年代问题”：
“我们一说起明治文学或大正文学这种概念，心中就会产生一个印象。江户时代也是同样，元禄、文化、文政这样的年号也能让我们想到些什么，但对西历却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被困在这种奇妙的错觉中。要说那种印象对着西历简单想想就能想起来，也不尽然。…现在很流行‘昭和初年’或者‘昭和10年代’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到‘昭和30年代’也就到头了。很少听过‘昭和40年代’。因为‘昭和30年代’已经跟‘60年代’重合了，这之后也只听说过‘70年代’、‘80年代’。”
90年代末，社会学家大泽真幸将这种年号逐渐让位于西历的现象归结于70年代后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他认为生于昭和50年代（1975~1985）之后的一代人对日本的归属感十分匮乏。因而常用“1970年代或是1980年代”这样的表达方式，是表示自己“比起属于日本，首先是属于全球化的世界”。换句话说，比起年号这种“本土化”的感觉，西历更能表达“全球化”的含义。
能够印证这一观点的，是昭和时代日本参与的两次国际盛事——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世博会。早在1959年日本取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当时，报纸上便是铺天盖地的“1964年”，丝毫不见“昭和39年”的影子；而在标榜“人类的进步和协调”的大阪世博会上，更是移去了所谓“本土化”的因素——三波春夫演唱的会歌唱出的是“1970年的你好”而非“昭和45年的你好”，而会歌本身也非东京奥运时采用的传统“音头”形式，更加具有“现代感”——这里面当然藏着“全球化”的影子了。
三张报纸的对比：上面是1959年5月27日《读卖新闻》报道东京取得奥运会举办权的新闻，举办时间没有写“昭和39年而是“1964年”；而左下1964年6月9日《每日新闻》的版头使用的是“昭和39年（1964年）”，到右下的1979年的《每日新闻》，则换成了“1979年（昭和54年）”。
这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武器的命名——这当然不会和全球化扯上关系，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在日本投降之前，各种武器如果是按照定型生产的年份命名，一般都采用年号纪年或神武纪年的方式，如三八式步枪就是明治三十八年、九七式坦克是皇历2597年。而战后，日本自主设计生产的武器则改为公历年份命名，如61式坦克。以战后日本的政治环境，恐怕也没办法取名叫“（昭和）39式坦克”。
** 昭和真的“昭和”吗？ **
通过电影体现的中日两国对“昭和”观念的区别：上图为1989年松竹富士电影《226》中由三浦友和扮演的兵变军官安藤辉三，这是我国网络上最常见的“昭和”印象之一；下图为2007年东宝电影《续·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剧照，这部电影的前作在日本卷起了“昭和怀旧”的浪潮。
在今天的语境下，如果说一个人“像昭和时代的人”、或者说什么物件有“昭和风”，那大概是强调“老”、“旧”、让人产生“怀旧感”。比如松田圣子风格的蓬松齐肩发（圣子头）、把固力果插到冰水里的吃法和蜻蜓眼镜+喇叭裤的“时髦”组合，还有各式各样的“粗点心”、路边店铺里的“青电话”和每周六晚上的音乐节目。微妙的是，这些意象全都是战后，特别是“昭和30年代”以后才出现并流行起来的。而在此之前的30年时间里，似乎没有什么能够触动到怀旧情怀的东西。
在“昭和风”或“昭和热”的语境下，昭和便与老、旧画上等号；而在“昭和维新”的语境下，昭和的意义便恰恰相反。至于这种对立的根源，笔者认为是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将“昭和时代”撕裂开来，从而在文化上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昭和”。而“昭和风”之所以不被称为“60年代风”，是因为这一语境下，年号所体现的传统性更能表达出怀旧的情绪。
那么问题就来了，从范围上讲，“昭和风”并不能概括整个昭和时代的社会风潮，充其量也只是个“战后昭和风”或“昭和中期风”，为什么要用简单而不准确的“昭和风”呢？这“昭和风”吹的可一点儿也不“昭和”。
** 这个问题将直接指向战后日本国民历史认识上的变化。 **
日本投降之后，GHQ废除了战前《皇室典范》，年号失去了法律根据，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废除年号的声音。1946年11月3日，在新宪法公布的当天，读卖新闻在头版发布社论，称：
我们的历史生活被“年号”给围了起来，使我们欠缺了与世界和现代的联系，陷入文化的失败而迎来战败…借新宪法公布的机会，应当将采用西历制定为国策。
从国民的角度看，废除年号的原因非常朴素，它建立在当时深入人心的“昭和=战前，战前=法西斯，法西斯=恶”，和与此相对的“战后=现在，现在=和平与民主主义，和平与民主主义=善”这串等式的基础上。能够佐证这一点的，是1955年岩波新书《昭和史》的大畅销。
1959年再版《昭和史》书影
1955年，在“战后10周年”之际，岩波书店希望出版一部能揭露战争实质、防止战争再起的面向大众的历史书，由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远山茂树、藤原彰和今井清一三人共著。这本书将“为何国民被卷入战争、随波逐流，为何未能凭借自身之力阻止这一切”作为主题，以日共与垄断资本和天皇制政治体制的对抗作为主线，叙述了1926年到1954年昭和时代的历史。《昭和史》划定的这一叙述范围十分值得玩味，以“一世一元”的标准来衡量，昭和天皇还没有去世，昭和时代就不算是已经结束，在这时编写昭和时代的历史，有把“昭和”与“战前”划等号的意味，这在此书的结尾也能得到印证：
“如果昭和的历史属于人民，我们就能坚信民众保卫和平的力量。”这个宣言（注：1955年日本母亲大会宣言）向我们指出，我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今日的历史。
“昭和的历史”与“今日的历史”，昭和的意味不言而喻。
《昭和史》上市后迅速成为畅销书，40天内卖出了11万本，登上当年畅销书榜第八位，次年跃升至第五位。激增的销量表示出社会对这本书的关注和认可，而质疑与争论也接踵而至。
1956年，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批评《昭和史》缺失“对人的描述”，进而质疑《昭和史》的阶级分析方法，昭和史论争由此开始。这场论争涉及文学与历史学的多方面内容，其中就包括关于昭和时代开端问题的论争。
《昭和史》的作者们把昭和时代同“战前”画上等号，但将“昭和史”的开端定在1926年昭和改元，这种“不科学”的时代划分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文艺评论家荒正人在座谈会上说：
我觉得（昭和史）从昭和改元开始不能说是学术的。在文学界，虽然也有“昭和文学史”的说法，但这是以一战后无产阶级文学与新感觉派的兴起作为标志的。而狭义的“昭和文学史”，也是从昭和2年（1927年）芥川龙之介去世以后开始算起。远山君把《昭和史》从昭和改元算起，有种机械的、年表式的感觉。
远山茂树对此回应道：
这本书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而对普通读者而言，诸如明治时代这样的时代划分虽然并不科学，但明治时代对于国民而言仍然存在一个印象。那并非是单纯的幻想，而是日本历史的特殊构造的体现。与之类似的昭和也是一样，不也有一个国民性的印象存在吗？…皇位轮换，昭和改元对当时的国民而言有种“新时代来了”的印象，但在历史学上，那种印象的含义仍需要发掘。
初版《昭和史》是这样写的：
天皇个人的死，对近代国家而言只是一个与历史运动没有本质联系的偶然事件，它没有定义时代的能力。从1921年大正天皇因“御脑力渐次”成为废人一样开始，皇太子确立了摄政的地位。因而，从大正到昭和的背后，是一战和米骚动以来日本资本主义走进了死胡同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混乱，这使得这个时期在巧合中被赋予了“历史的意义”。
在4年后的修订版中，关于“偶然性”的阐述被删去，取而代之的是新编写的第一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也就是说，“昭和时代”与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从“偶然”变成了“必然”。
** 战后和今天 **
如果一直按照前述“昭和=战前，战前=法西斯，法西斯=恶”，和与此相对的“战后=现在，现在=和平与民主主义，和平与民主主义=善”两等式，那今日的“昭和风”可能直接能够和“右翼”画上等号。“昭和怀旧”的出现，同样是历史意识发生变化的体现。但这里的等式就变成了“昭和=高度经济成长=经济奇迹=善”和与之相对的“战后=占领期=经济凋敝=恶”。
能体现上述等式价值观的例子有很多，除了“昭和怀旧”之外，比如80年代中曾根内阁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总决算”的目的便是在于摘掉“战败国”的帽子。这顶帽子之所以要摘下来，因为它是“战后”的帽子，而日本已然成为了经济大国，自然要摘掉它以便于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
早在1956年，日本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战后”的束缚。56年7月16日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年度经济报告）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就这样写道：
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的增长要靠近代化来支撑，而近代化的进步也由于迅速而稳定的增长始成为可能。
《每日新闻》对1956年《经济白皮书》的报道。这一年，日本经济回复到战前水平，同时也是在这一年，鸠山内阁与苏联签订《日苏共同宣言》，标志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日本也在这年年底加入了联合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
而最早提出“已不再是战后”的，则是评论家中野好夫。他在1956年2月号的《文艺春秋》发表同名文章，但他所说的“已不再是战后”，却是另一个意思：
仔细想想，所谓“战后”真是方便的至宝。战败引发的急剧的混乱现象，有了“战后”这把万能钥匙，即使不能消除责任，至少也是很方便的借口。比如战后发生的各种犯罪现象和颓废现象，凡是看过报纸杂志的人，都能脱口而出“战后派”、“战后派”
（注：战后派=アプレ，来自法语“après-
guerre”，指不为传统所束缚的战后一代人，并非文学史上的“战后派文学”）之类。可如果进行严密的分析，这是不是战后混乱导致的特殊现象仍然值得怀疑，却只简单地用个“战后派”就给打发了。
战后常把“三流国家”、“四流国家”挂在嘴边。那多半是自弃了，还带着自轻自贱的余音。而现在则不同了，应当更加冷静客观地让小国的现实变得更有意义。
中野好夫认为，“战后”=“战后派”，而“已不再是战后”就意味着“更加冷静客观地让小国的现实变得更有意义”。他认为，之前日本所追求的“一流国家”，只不过是多了侵略性的军事实力，
**而小国应当被赋予新的含义，“那才能抓住向着人类幸福的新理想”。**
但在《经济白皮书》里，“战后”的含义则完全不同，也难怪有人将接下来的高速发展时期称作“第2战后”。
对英国来说，“战后”到60年代就已经结束了——也许有人认为是80年代——但终究是已经结束了；而对美国而言，“战后”的意义不断发生变化——
**因为美国不停地发动战争，从朝鲜到越南，再到阿富汗和伊拉克，它总是把“战后”留给它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自身却鲜见“Post-war”的痕迹。**
日本则不同，虽然1956年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已不再是战后”，但70多年过去了，“明治”与“昭和”已经成为怀旧的对象，“令和时代”已然到来，将来或许也会有“平成风”或者“六丁目的夕阳”，但日本仍将处于“战后”——这不是换个年号进入一个新时代就能解决的——
** 就像卡罗·顾拉克说的那样，日本将“永远被包在一个没有尽头的圆环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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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矢澤左京大夫 ** / **** 知乎ID：矢澤探偵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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